仇富与原罪:中国社会的富翁们真的都该死么?

“百富” 杨斌让我蒙羞
王千马：看了你此前写的几本书，有一个很一致的特色――那就是描述的对象都是“首富”。从2009年4月出版后一版再版的《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到2009年11月出版的《首富隆起――揭底中国顶尖财智阶层的生存怪圈》，再到2010年6月出版的《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说起首富，中国人的心理肯定是别有滋味――一方面肯定有艳羡的成分，对他们的积累的巨额财富颇为心动；另一方面肯定也有嫉妒和仇恨的成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仇富”。毕竟在当下中国，很多财富的积累都是充满着“原罪”――这也是你在解析黄光裕时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另外，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更让富人被放在批判的火炉里受着炙烤――何况还是首富。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来关注首富这样一个群体？！你对这样一个群体，又抱有何种心理？！
张小平：在从事专业的财经图书写作之前，我曾在国内两家著名的财经媒体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长期跟踪采访、报道富豪排行榜上的一些财富人物。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隆起”了一批首富，他们中有“网络新贵”丁磊、“网游传奇”陈天桥、“能源巨头”施正荣、“家电教父”黄光裕、“造纸女皇”张茵、也有“超级地主”杨国强……
作为财经记者，我采访到的第一位富豪，就是当时刚刚荣登“胡润百富榜”第二名的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他请我们参观如欧洲皇宫般的公司总部、他派人领我们“考察”成片的高科技农业试验田、他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高亢激昂的演讲、他把我们送进欧亚村成片的别墅之一体验居住……初入此道的我无力拒绝、无法分辨，被其表象所迷惑，回来后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扬稿，把他誉之为“农业报国的新生代华商”。
不料，这却成为一篇让我“蒙羞”的报道。半年后，即将走马上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因为涉嫌“虚假出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经济犯罪活动被正式逮捕。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那些像我一样热衷追逐的商业财经记者和被追逐的富豪们开始意识到：各种富豪榜充满了陷阱，也因此有了“杀猪榜”的别称。通过此次教训，我对排行榜上的富豪们开始换上了审视、质疑的目光。
此后长达数年的商业记者生涯，我接着采访了很多排行榜上的富豪，也见证了诸多重大商业财经事件，其中既有马云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有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黄光裕在原罪的泥潭中拼死的挣扎……
在几年财经记者生涯之中，我虽然做了大量的中国富豪的报道，但总觉得有一种遗憾――因为那些报道都是碎片似的，不能反应这个群体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于是有了写书的冲动。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日益彰显。在我做财经记者的十年中，中国的商界简直快变成一座“流星花园”了。略加梳理，便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问题企业家”名单――杨斌、仰融、李经纬、万平、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魏东、黄光裕……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国企业家们也在转型，很多人物、很多事情都还在灰色、边缘地带衔枚激行。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家，大多只能称之为“月光富豪”，天生原罪的烙印让他们心理阴影丛生、还没做好见阳光的准备。
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仇富情绪弥漫的年代，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尤其需要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通过类似黄光裕一样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我们看到，其实有罪的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富豪本身，我觉得，更大的是社会的罪、体制的罪。在那些野蛮生长的年代，体制不完善、法律有欠缺，这导致了很多企业家都患上了原罪。但社会必须要进步和发展，“月光富豪”迟早都必须走到阳光中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敢保证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没有一点原罪问题，但相对而言，他们的企业这是比较健康稳健发展的。在看到过多的问题富豪后，我们更需要树立和鼓励一些正面的富豪形象，让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步挣脱原罪的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不管是之前出版的《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还是最近的《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我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就是大时代、大背景、大社会中的“小人物”、小细节、小情感。无论是黄光裕，还是刘永行兄弟，如果把他们从那个大的时代和大的社会背景中脱离出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只有把他们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去，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的标志性意义所在。不以人论人、不以事论事，喜欢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抒写小人物的命运，这恐怕是我写企业家传记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对这些带有原罪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我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恨交加”――明其是，则能知创业者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察其非，则可有覆辙勿蹈、以警后人之鉴。
“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黄光裕的预言
王千马：身为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的黄光裕，是我很想深入了解的一个人。你甚至给他扣上了一顶帽子――中国目前最“”富豪。我没想到这样风光无限的人，到最后身陷大牢。当然，我也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很悲惨的过去――我知道他的发家是没有后台也没有背景的，但是看到这样的描述――黄光裕出生于贫困家庭，他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黄光裕的妹妹因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黄家请人吃饭常常临时借米赊菜――我就更感慨万千，如果他没有那样一种结局，他的“成功”在当下实在很励志，对经常叫苦叫累叫迷惘的年轻人是个榜样。在你眼里，他的“成功”能否再被复制么？！
张小平：他可以复制的是他的刻苦耐劳和奋斗精神，而不可复制的是在灰色地段游走的侥幸心理。
“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一个16岁的潮汕乡下穷小子，不仅在硕大繁华的京城立住了脚跟，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8年后成为财富“金榜”上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传奇，引来了天下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和效仿。
也许，每一个人看到的都只是一个侧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嘴里，黄光裕呈现出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一面。当然，这些不一样的性格特点，都在黄光裕身上并行不悖地存在，都是真实的他。
肯定有很多人会追问一个问题：黄光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笔者更愿意讨论这样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黄光裕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在1987年之前，黄光裕是纯白色的。在南方那个偏僻的小乡村，他艰辛却努力地生活着。他聪明、敏感、自强、友爱、倔强。在黄光裕眼里，世界是一张大大的白纸，他渴望着早一点把它涂抹成自己心目中斑斓的五彩。
在1998年之前，黄光裕是嫩青色的。在硕大的京城里，二十几岁的黄光裕渺小如粟。他勤奋、大胆、坚韧、上进、机灵、羞涩。即使冷漠寒冷的北京，也阻拦不了他青涩的爱情萌芽，阻止不了他青涩的事业抽枝。
在2004年之前，黄光裕是火红色的。仅仅17年时间，黄光裕变得无比强大，曾经硕大的京城都无法盛下他的野心和梦想。他火红色的热情，迅猛地向全国扩散流溢。他狂热、执著、坚强、蛮横、自信。在商业领域他开疆拓土，速度快过成吉思汗，热情高过拿破仑。
在2006年之前，黄光裕是金黄色的。因为2004年国美的借壳上市，他让自己的身价变魔术般一夜狂增，达到了上百亿元的天文数字。他惊喜、慷慨、自妄、放纵、虚荣。这个曾经的穷小子终于让自己的名字散发出黄金般的光泽，成为财富梦最完美的阐述者。
在2008年之前，黄光裕是深灰色的。在2006年底，黄光裕与其兄长陷入“调查门”的旋涡之中，虽然后来涉险过关，但从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他焦虑、不安、固执、偏激、侥幸。他走得太快，没有想着停一停疾行的脚步，让灵魂和理智也跟上来。
在2008年底，黄光裕变成了墨黑色。因为被拘查，关于他的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涉嫌操纵股价、涉嫌官商勾结、涉嫌非法洗钱、涉嫌违规贷款、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涉嫌豪赌……“黑社会老大”这顶大帽子，在他满怀忿懑地抵触了数年后，终于像紧箍咒一样套牢在他头上。他沮丧吗？后悔吗？自责吗？怨恨吗？清醒吗？一切不得而知。
而网上有一位网民的眼光很独特，他看待黄光裕既不是崇拜也不是仇视：“黄光裕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在我心中，一直觉得他有些可怜。16岁初中毕业随着大哥来北京做生意，中间经历了多少白眼和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虽然成了中国的首富，但是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并没有消失。当时（2005年9月）黄光裕还不像现在那么出名，媒体也才刚刚习惯他的存在，他似乎是一下子就出名了。当时的他，已经有些江湖大哥的样子了，剃了一个大光头，一上台就双手抱拳：‘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大哥。’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还是有些害羞，说话非常谨慎，像是刚刚出道的明星，坐在椅子上的姿态，则有些刻意地做出大哥模样。那时得知，黄光裕的办公室有400平方米那么大，平时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很少和下属沟通，非常孤独，也非常用功，因为事必公开亲，曾经累得眼睛出血……”这个网民写的是一个五色杂陈的黄光裕，看了也自然让人心中五味杂陈。
国美电器一位原高管，也描述了他眼中的黄光裕：某年公司的年会，在开了总经理大会之后，举行了宴会。在表演了节目后，大家强烈要求黄光裕上去发言。当晚，黄光裕喝了不少酒，脸红通通地就就上去讲话：“你们今天在这里玩得都很开心，我也算开心。但是你们有谁想过我的负担有多重，压力有多大？你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从国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黄光裕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结局。现今，他果然身陷囹圄之中难以自拔。
“如果没有发生在今天的被查事件，黄光裕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佳代言人。”《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名为《黄光裕，一个中国梦的破灭》的文章中，如此叹惜道。
“权贵资本主义”及“官父商子”
王千马：不过，黄光裕的倒下，除了他在原罪的丛林里越走越远――比如以前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后来的违规贷款、政商勾结――还有被权贵资本主义给抛弃的原因。你在文章中以暗示的笔调写道：“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每当巨大的政治风云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弊履――我从中读出了，黄光裕也是被政治牺牲掉的。不知道你认可么？！
张小平：有人说，黄光裕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符合事实。
正所谓的无风不起浪。如果媒体所指责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捏造的，恐怕黄光裕也不会深陷其中。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光裕的确在“自杀”――数年前，当黄光裕选择了政商勾结并悍然进入中关村股份时，就意味着他同时选择了“慢性自杀”。这迟早会断送他的一切。
但黄光裕案所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却似乎超乎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黄光裕不仅自吞苦果，而且被挟持其间难以自控。
一些企业家犯下原罪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在社会福音派神学中，认为原罪不仅通过生物学上的繁衍，而且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中，通过文化、组织等形式一代代相传。社会的不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胜于个人的罪性。因为社会性罪恶一经产生便迅速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中，而且它还擅长借政治势力和文化传统来自我掩饰。充满罪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乃是孳生和孕育个人罪性的温床。个人罪性贪婪和残忍在一种不义的社会中则会演化成对穷人和弱者的残酷压榨。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少数官员利用来进行“权力寻租”。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自然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还有形形色色的与其勾结的“红顶商人”，而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则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而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但笔者认为，“权”与“贵”相提并重，并非那么贴近问题的本质。学者吴思提出的“官家主义”也许更贴切。
中国社会的政商领域，现在存在着一种现象，既“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儿辈的经商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那无疑是缺乏公平与公正的；另外，很多富豪常常“认官做父”，大肆进行权力寻租，依靠“官父”权力的庇护横行无忌。
“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每当巨大的政治风雷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敝屣。
王小东在其《中国精英的衰败与重生》一文中指为，在这30年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是所有精英阶层中表现得最好的，中国这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他们和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创造的。但作者随即指出，他们一旦超出了经营企业的范围，其表现就显得十分粗陋了。“在阶级关系中，他们还远远没有学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的那种成熟，表现出对于其他阶层利益的冷漠甚至无视，甚至毫无必要地激化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媒体为了获利而对他们的追捧，使得他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过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领域伸出手来，声称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应该接受他们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将遭致对自己的损害。”
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为什么他们能长寿？
王千马：不管如何，黄光裕的“堕落”也许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基业长青，最好能做到百年企业，或者是千年企业――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近年来，包括江浙在内的民营企业，富一代已年岁渐大，慢慢要退隐江湖，然而让他们头疼的是，富二代的接班又成为问题。这不能不给企业的后续发展设置了难题。希望集团发展了三十年就被你称上“首富长青”了，这看上去像是个称赞，但我咂摸出更多的却是无奈。因为有更多的富人，一夜暴富之后，又一夜落马，或者消失――不要说三十年，十年都挺不住。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从顾雏军到黄光裕……你觉得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富豪的“可持续发展”？而刘永行、刘永好的“首富长青”，其价值又在哪里？！
张小平：失望与希望、悲观与乐观、跌倒与爬起、毁灭与重生，一直是人类社会永远吼叫不休的命运主题曲。
历史不应该仅仅有成功者的欢呼声，更应该有失败者的喟然长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企业史就是一部失败的历史。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略加梳理，便会列出一份长长的“失败者”的名单――步鑫生、禹作敏、储时健、牟其中、仰融、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
此中，有些人也许会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有些人却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争议和评语；有些人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约，但在10年、20年或30年后，又有了新的解读方式。总结他们的失败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碰撞了政治的禁忌；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当然，还有些人的失败是混杂了以上诸多因素。
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有效约束，但每部法律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当年的投机倒把罪，现在已经早不见踪影了。而当年，很多企业家对当时法律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却在无意中拓展了法律的边限和商业的空间。
而对市场规律的挑战，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游戏――挑战成功了，会被赞誉为颠覆性的市场创新；挑战失败了，又会被鄙视为违背常规的盲动。
一位财经作家说得比较客观：“他们的失败，是一件让人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自古以来，开疆拓土的创业者都希望自己的基业能够永继长青，这也是优秀企业家们的美好梦想。
从1993年刘永好登上这片政治舞台开始，整整17年过去了；从1982年刘永行兄弟开始创业算起，整整29年过去了。而如今，那些和他曾经比肩的企业家，很多人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消失无踪了，为什么刘永行兄弟却一直能屹立不倒？
面对这样的问题，刘永好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出席一些国内企业家的活动。到了90年代出席这些活动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再出席企业家们的活动，变化就非常大了。是什么呢？原来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到哪里去了呢？有很多原因，有的不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闭了、有的被抓了。做企业，就好像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在中国，企业家属于稀缺资源。从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年，能够一直挺立潮头的企业家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他们为什么能够长寿？对像刘永行兄弟这样硕果仅存的企业家进行样本分析，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秘诀：政治敏感度高，持续创新能力，坚忍不拔的毅力，善于挖掘人才，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敢为人先的闯劲，规范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也许，这一切还不够，还得加上几分天命与运气。
断根、赎罪、养晦、舍得
王千马：回到仇富这个话题上来。可以说，现在中国富豪的形象是很妖魔化的。一方面，赵晓说，在“不违法，就别想发财；要发财，就要不择手段、铤而走险”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的回馈依旧热心不够，给人一种“无富不仁”的印象……那天我看北京电视台的《五星夜话》，有一期嘉宾分别为马未都和成龙的节目，其中谈到身后事的时候，成龙大哥就说，自己希望走去的那天，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是零――所有的钱要及早地用掉、捐掉。不久，我又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悼念吴冠中老师的文章，这位优秀的“身价”很高的画家，却从来不靠自己的画作来牟利，宁愿将它们捐给各地的美术馆，让普通人都能看到，而不是被藏在收藏家和银行仓库的保险里，等着升值被倒卖。至于他本人，就住在北京方庄芳古园一套房子里，基本没作什么装修。另外，他本人的生活也极其简陋，和老伴的衣服都是在方庄超市里买的，一日三餐也很简单，有时午饭只是青菜和粥，这让吴老都不好意思留人吃饭――我曾经在方庄也住过两年多的时间，可惜未曾和吴老碰见，即使碰见，这样一个不吸引人的老头，肯定也被我错过。有时我就想，在这样一个追求物质财富，个个都想成富豪的年代，像吴老这样生活，像成龙大哥这样想的人还真是少见了。不得不说，仇富和想当富人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下社会一个很荒谬的图景。也许只有到那一天，富豪与民众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大家既要把成为富豪当成一种追求，也要视为承担一种责任……这个社会的戾气和匪气会消低很多，富人的安全感也会又回来。不知道小平兄你怎么看？！
张小平：杨绛写过一本叫《洗澡》的小说，描绘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洗澡当然指的不是到澡堂里去舒舒服服地“洗涮涮”，而是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对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进行彻底的解剖和清洗。“洗澡”在当时也叫做“割尾巴”。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一直有“洗大澡”的传统，在每隔3、5年的宏观调控或整肃运动中，他们都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改造和打击的对象。为什么要“洗大澡”？除了他们的某些行为与当时的政策与法律有抵触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天生多了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叫“原罪”。
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已经呈现出“恶性社会”的征兆――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在“恶性社会”里，因果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渐成死敌。
我们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太多的难题，让人理不清、剪不断。但这个时代需要继续轻装前行，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或事来承担历史的重负、沉疴和积怨。不幸的是，民营企业家正是那个“比较软的柿子”。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民营企业家，需要的是一次主动的、彻底的、全面的“洗澡”来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负面形象，以避免成为恶性情绪的发泄对象与牺牲品。
笔者曾提出了“断根、赎罪、养晦、舍得”的八字方针――
断根，就是斩断过去的种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因为某些部门对权利的垄断，生存空间狭窄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与某些官员进行“权力寻租”。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极端恶劣的经济环境，养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家投机取巧甚至违法乱纪的恶习。而在法律与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他们仍然有钻法律漏洞的习惯与冲动。不断根，被逮住只是迟早的问题。
赎罪，就是为过去的不规范行为“埋单”了事。利益，是激发社会矛盾永远的动力；利益，也是浇灭人类怒火永远的甘泉。你捐款也好、你提高职工福利也好、你提高产品质量也好、你改善生态环境也好，每一次的“额外付出”，都让你的原罪减轻一分。当然，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同时也是最擅长的“赎罪”行为，就是“消灭”穷人和闲人――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靠企业家们来化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多一个穷人，对于富人而言，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如此告诫：“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养晦，也就是埋头做事、少发狂言。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与恶性情绪飞扬的时代，一个张牙舞爪的商人只会被淹没在唾沫之中。
舍得，也就是用舍换得。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用金钱换平安。当矛盾激化，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时候，让出若干股权和现金又何妨？这个道理连普通人都能想清楚，但偏有很多固执的企业家迎着锋刃而上，结果常常是人财两空，这真是让人欷不已。
汶川大地震成为弥合贫富阶层之间裂缝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突然觉悟和有所作为，这值得称赞。在这个经济精英阶层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与其他阶层分享利益的必要性，并有一定作为，反映了自身成熟度的一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