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遗产

林达：重新审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遗产
独立前夕的印度社会为何充满暴戾
甘地当时能风靡全球，其历史背景是：包含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的反暴力的哲人格言，展现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一个有着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与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时，包藏着怎样的隐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违背了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作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7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性的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发生警察开枪事件，全国死亡超过900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有英国本身的惊人变化——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实际上，英国的政治和制度也在进步。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需要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英国人曾经多次警告，他们过早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上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激化，印度已经像个火药桶。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40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总共将近8000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100万人。最后，甘地以他的“圣雄”声望，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我想，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圆满的句点。
此后，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40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还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永远的道德高位并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某个做法不满意，进行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的抗议表达，这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要进行大规模、无休无止、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
发生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已是不可变更的历史事实。可是，事后如果我们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及“非暴力”的概念，显然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