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陶渊明研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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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行霈 文章来源：《陶渊明研究》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13
有的作家主要是以他的作品吸引读者，作家的为人和事迹并不为一般读者所重视。而有的作家，除了作品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也同样为读者津津乐道。陶渊明就属于后一类。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一百多篇，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只看这些作品，我们的兴趣会比现在差了许多。我们熟悉他的许多故事，如：取头上葛巾漉酒的故事，抚弄无弦琴以寄意的故事，任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种秫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故事，王弘为之造履的故事，颜延之留钱二万悉送酒家的故事，檀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的故事，以及他力耕的生活情形，还有酒醉后说的那句话：“我醉欲眠，卿可去！”这些故事和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眼前，正是这个人连同他的作品深沉地感染了我们。
我对陶渊明的兴趣正是从他这个人开始的，小时候先听到他的故事，才找他的诗来读。后来当我将陶渊明当作研究对象时，便很自然地兼顾人和作品两方面：既重视其作品，也重视其人品；既重视其作品的评论，也重视其生平的考证；不仅将他作为一位诗人来研究，还将他作为一位哲人来研究；不仅研究他本人还研究他所处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和文艺潮流；力图将陶渊明放到一个中心点上，纵横交叉地绘出一幅真实的陶渊明的影像。我感到，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用在陶渊明身上特别合适。
关于陶渊明生平的考证，需要特别作一点说明。我一向是相信《宋书》所载享年六十三岁这个说法的，在过去我所写的文章和教科书里也毫无保留地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当我深入阅读陶渊明的作品，特别是试着加以注释的时候，便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说法存在着许多无法弥补的缺陷。有些句子明明有一种恰当的解释，但为了牵就六十三岁说，不得不勉强另作解释；有些文字各种善本明明是作某某的，但为了牵就六十三岁说不得不加以改动。《宋书》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记载难道就不可怀疑吗？为此我对《宋书》做了一番考察，发现其中关于人物享年的记载有多处错误，有的前人已经发现并加以更正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拘守其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说法，而曲解或改动陶集来牵就它呢？于是，我对陶渊明的享年及其生平重新做了考证。在做这件工作之前，我先确定了五条原则，要求自己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从资料出发，抛弃任何先入之见，以求得出比较圆通的结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经过各种排比，一向最不被人重视的七十六岁说竟是最佳的选择。虽然连我本人都不敢相信陶渊明能活到七十六岁，但是我不能不在这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面前低头。收在这本书中的《陶渊明年谱汇考》以及《陶渊明享年考辨》记录了我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摸索的结果。
如果对陶渊明享年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宋书》的说法相差只有几岁，也许无关乎陶渊明研究的大局。现在相差了十三岁，牵扯的问题就太多了，对陶渊明的生平事迹便就有了不同于六十三岁说的许多新的叙述；与此相关，对陶渊明的作品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陶渊明是一个太老太老的研究课题，我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意大可不必再写文章。有了新意，能否站得住，还要接受长期的检验，实在缺乏自信。有许多学术问题不是一时能够作出结论的，我不敢嘲笑或菲薄别人的方法，也不希望自己的说法立即被人接受。我只希望对我所提出的原则以及运用的方法予以注意，如果认为可取，一起切磋讨论就方便多了；如果认为它们具有普遍意义，能够采纳并用于其他的考证上，那就更好了。考证工作中的随意性，往往使考证这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陷入无谓的争执。而考证中的众多分歧，都与运用方法的不够自觉或欠缺规范有关。现在到了建立考证工作规范的时候了！从这个角度看来，陶渊明活了七十六岁还是六十三岁，或者五十六岁、五十二岁等等，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我常嘲笑自己读陶集太求甚解了，陶公在九泉之下也许不乐意我这样做。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泛览”“流观”不同，基本事实还是马虎不得，只是不要因此妨碍了对陶诗的欣赏就好。
本书所收论文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这次结集出版又作了少许修改，其中一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已经可以呈献给读者了。回想我对陶渊明的注意已有四十年，本书中最早的论文从发表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在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我曾向研究生多次讲授过陶渊明研究的专题课。这么长的时间才拿出这么一点成果来，实在有愧。陶渊明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这人。和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越是熟悉他就越是觉得他有意思，也越觉得和他亲近。当然，他也有局限和缺点，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我研究他的过程就是和他交朋友的过程，常常觉得是在听他谈心；研究他的过程也是用前贤的智慧滋润自己心灵的过程。苏东坡得到东林寺大字本陶集，每体中不佳辄读一篇，常恐读尽后无以自遣，我研究陶渊明，潜意识里也许有类似的想法。这本书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完成的。
感谢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多年来支持我从事《陶渊明集编年笺注》的工作。我是将笺注和研究放到一起来作的，没有深入的研究，编年就没有可靠的基础，笺注也势必流于一般化。这本书可以算是那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成果，只是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常常觉得无法交代并深感内疚。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本书。我的老朋友乔默先生曾不止一次为我的书做责任编辑，这本书的出版又靠他促成，而且他容忍我在清样上一再涂改。傅刚博士通读了此书的校样，认真地帮我校正了其中的错字，核对了引文，编制了索引，并摘出其中引用的书目，编成参考书目初稿，均感谢不尽。本书中有两篇论文曾经收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完整些，斟酌再三还是又收进来了，这是需要向读者交代一句的。
陶渊明有两句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管研究的成果如何，研究陶渊明的过程已经给我许多喜悦。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这种心情，享受研究工作的乐趣。
有的作家主要是以他的作品吸引读者，作家的为人和事迹并不为一般读者所重视。而有的作家，除了作品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也同样为读者津津乐道。陶渊明就属于后一类。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一百多篇，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只看这些作品，我们的兴趣会比现在差了许多。我们熟悉他的许多故事，如：取头上葛巾漉酒的故事，抚弄无弦琴以寄意的故事，任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种秫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故事，王弘为之造履的故事，颜延之留钱二万悉送酒家的故事，檀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的故事，以及他力耕的生活情形，还有酒醉后说的那句话：“我醉欲眠，卿可去！”这些故事和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眼前，正是这个人连同他的作品深沉地感染了我们。
我对陶渊明的兴趣正是从他这个人开始的，小时候先听到他的故事，才找他的诗来读。后来当我将陶渊明当作研究对象时，便很自然地兼顾人和作品两方面：既重视其作品，也重视其人品；既重视其作品的评论，也重视其生平的考证；不仅将他作为一位诗人来研究，还将他作为一位哲人来研究；不仅研究他本人还研究他所处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和文艺潮流；力图将陶渊明放到一个中心点上，纵横交叉地绘出一幅真实的陶渊明的影像。我感到，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用在陶渊明身上特别合适。
关于陶渊明生平的考证，需要特别作一点说明。我一向是相信《宋书》所载享年六十三岁这个说法的，在过去我所写的文章和教科书里也毫无保留地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当我深入阅读陶渊明的作品，特别是试着加以注释的时候，便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说法存在着许多无法弥补的缺陷。有些句子明明有一种恰当的解释，但为了牵就六十三岁说，不得不勉强另作解释；有些文字各种善本明明是作某某的，但为了牵就六十三岁说不得不加以改动。《宋书》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记载难道就不可怀疑吗？为此我对《宋书》做了一番考察，发现其中关于人物享年的记载有多处错误，有的前人已经发现并加以更正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拘守其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说法，而曲解或改动陶集来牵就它呢？于是，我对陶渊明的享年及其生平重新做了考证。在做这件工作之前，我先确定了五条原则，要求自己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从资料出发，抛弃任何先入之见，以求得出比较圆通的结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经过各种排比，一向最不被人重视的七十六岁说竟是最佳的选择。虽然连我本人都不敢相信陶渊明能活到七十六岁，但是我不能不在这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面前低头。收在这本书中的《陶渊明年谱汇考》以及《陶渊明享年考辨》记录了我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摸索的结果。
如果对陶渊明享年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宋书》的说法相差只有几岁，也许无关乎陶渊明研究的大局。现在相差了十三岁，牵扯的问题就太多了，对陶渊明的生平事迹便就有了不同于六十三岁说的许多新的叙述；与此相关，对陶渊明的作品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陶渊明是一个太老太老的研究课题，我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意大可不必再写文章。有了新意，能否站得住，还要接受长期的检验，实在缺乏自信。有许多学术问题不是一时能够作出结论的，我不敢嘲笑或菲薄别人的方法，也不希望自己的说法立即被人接受。我只希望对我所提出的原则以及运用的方法予以注意，如果认为可取，一起切磋讨论就方便多了；如果认为它们具有普遍意义，能够采纳并用于其他的考证上，那就更好了。考证工作中的随意性，往往使考证这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陷入无谓的争执。而考证中的众多分歧，都与运用方法的不够自觉或欠缺规范有关。现在到了建立考证工作规范的时候了！从这个角度看来，陶渊明活了七十六岁还是六十三岁，或者五十六岁、五十二岁等等，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我常嘲笑自己读陶集太求甚解了，陶公在九泉之下也许不乐意我这样做。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泛览”“流观”不同，基本事实还是马虎不得，只是不要因此妨碍了对陶诗的欣赏就好。
本书所收论文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这次结集出版又作了少许修改，其中一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已经可以呈献给读者了。回想我对陶渊明的注意已有四十年，本书中最早的论文从发表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在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我曾向研究生多次讲授过陶渊明研究的专题课。这么长的时间才拿出这么一点成果来，实在有愧。陶渊明是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这人。和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越是熟悉他就越是觉得他有意思，也越觉得和他亲近。当然，他也有局限和缺点，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我研究他的过程就是和他交朋友的过程，常常觉得是在听他谈心；研究他的过程也是用前贤的智慧滋润自己心灵的过程。苏东坡得到东林寺大字本陶集，每体中不佳辄读一篇，常恐读尽后无以自遣，我研究陶渊明，潜意识里也许有类似的想法。这本书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完成的。
感谢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多年来支持我从事《陶渊明集编年笺注》的工作。我是将笺注和研究放到一起来作的，没有深入的研究，编年就没有可靠的基础，笺注也势必流于一般化。这本书可以算是那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成果，只是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常常觉得无法交代并深感内疚。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本书。我的老朋友乔默先生曾不止一次为我的书做责任编辑，这本书的出版又靠他促成，而且他容忍我在清样上一再涂改。傅刚博士通读了此书的校样，认真地帮我校正了其中的错字，核对了引文，编制了索引，并摘出其中引用的书目，编成参考书目初稿，均感谢不尽。本书中有两篇论文曾经收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完整些，斟酌再三还是又收进来了，这是需要向读者交代一句的。
陶渊明有两句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管研究的成果如何，研究陶渊明的过程已经给我许多喜悦。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这种心情，享受研究工作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