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死（续二）

当自由独立的性格、肃清万里的志向、执着坚定的信念、浪荡不羁的情怀和革新思想的情节充满一个人的心灵时，还有多少空间可供他周转于政治的尔虞我诈中？
一九四二年，战争冲淡人们的目光，少有人还有心情抬起头来在炮火的余光中遥望无际的苍穹，当然也没有人发现那颗巨星滑落天际时的绚烂和落寞。
没有人能够知晓陈独秀在弥留之刻究竟在想些什么，是少年的特立独行，还是青年的叱咤风云，抑或老年的落寞不堪？是对那场轰动全国的思想革命的怀念，还是对那场成也败也的政治革命的反思，抑或是对民主自由的重新思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僚，还是尘世中的红粉知己，抑或是与自己对视的灵魂？迷糊之间，眼前一片虚无，心灵随之升腾在时间的卷轴之中。不堪又不得不顾的往日紧紧地系在他的身上，让心灵感到少许的温暖，但灵魂却感到难以忍受的窒息。
如果将胡适的“容忍”、鲁迅的“刻薄”等鲜明的性格特征与陈独秀相比，“愤青”也许是对陈独秀最好的写照。虽然少时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温和的文人姿态永远不会出现在陈独秀的身上；相反，在他身上只存在由对文化传统的敌意所蔓延出的反叛。起初是一个人凭借满腔热情与庞大的帝国体制搏斗，而后当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那种激进的心态便全然的激荡出来，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打开浪漫主义的闸门。
他用传统的儒家思维来进行反传统的斗争，犹如一位永不知疲倦的斗士，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不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给他宁静思考的余暇，也没有给他乐观或悲观的借口。不是历史选择了他，而是他让历史选择了他。如新青年，如新文化运动，如共产党，如托派第四国际；如国民党的镣铐舞，如王明的汉奸论；如少年的火热，如老年的寂寥；如数十年之后他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你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冶总会寻着你的”，陈独秀的这句话似乎是向所有新青年的同仁们说的。那场思想运动一开始就与政治牵连，没有基于理性的、纯理论的设想和探讨，一开始就是盛气凌人的气势中夹杂着革命的理想，因此这场运动向五四和社会主义的转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与胡适的分手——与留学欧美知识分子的不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是道义上的不合，而是路径的不同，使得新青年同仁走往不同的方向，但每一个方向都难脱离政治的漩涡。不言政治的胡适不是也无奈地开办政论周刊，甚至最终入阁国民政府，激情与理想融为一体的陈独秀又何以避免？
右倾，多少人因为这个帽子失去人身的自由和学术上的进步。陈独秀有幸成为戴这个高帽的第一人。在上，有共产国际的不切实际的指导；在下，有共产党同志对事业起步的期盼；周边，军阀环视，虎视眈眈。陈独秀不仅要负责在犹如知识荒野般的中国进行理论的创建，更要面对政治的波诡云谲。不屑于组建私党的他怎能让自己孤傲的品性屈尊于权谋之下呢？
当中共中央开辟新的道路时，陈独秀走向了通往同一目的地的不同道路，成了孤立的反对派，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直到这时，他依旧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在为这个理想奔波不息。而他所没意识到的是，摆脱了共产国际悬在头顶的棍子，又不得不面对托派国际的指挥，思想的不同一性使反对派在内讧中失去了稍微存留的希望。中国的革命，岂能假借他人之手？带着这样的思考，陈独秀迈进国民党的监狱。
五年的时间，多少壮士失去豪情壮志，多少英雄磨去了锋芒，多少豪杰失去了希望，多少学者改变了信仰，而陈独秀却在监狱的宁静中、在思维的沉淀中思考着新的道路。因日本对南京的轰炸，加上罪名的不确然性，以及朋友士人的声张，一九三七年国民党顺水推舟地打算释放陈独秀，但还需要一个简单的附加条件，即陈独秀必须交上悔过书。但对于陈独秀来说，莫须有的罪名需要幡然悔悟吗？他或许不会忘记当年罪名是如何加之于身的：正统的国民党称其对国民党的反对即是对国家的反对，遂有“叛国”之名；而当时的苏维埃也称其叛党之后，投降到资产阶级作走狗，所以又加上了“反共”的罪名。两党在当时达到难得的一致，均欲除之而后快。然而，时至今日党国又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名义将陈释放，这怎能不令陈独秀气愤；后来，共产党以同样的理由对陈进行招安，将承认错误并且有所反省作为返党的条件。“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这便是陈独秀铿锵坚定的答复。
出狱之后，向何处去？这是陈独秀不得不面对并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没有人像称呼胡适那样来称呼“我的朋友陈仲甫”，但这并不代表陈独秀没有朋友。陈独秀容不得朋友的过失，也不能有城府地去接纳每一个人。口无遮拦的他这时依然是新旧一代的偶像，国民党不敢小觑，共产党更不敢轻视。人们通常对于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不是拉拢过来，便是除之而后快。
生活处于尴尬状态的陈独秀也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是接受国民党的职位从此走向阳关大道，还是顺从共产党的要求从此不再惹事，或是听从胡适的建议到国外逃避政治的干扰，或是回到托派重张旗鼓建立反对性的政党，还是不问世事闭关自守沉浸在心灵的方舟中？这些选择像藤蔓般交相盘杂在陈独秀的心中，一根牵着一根，却没有一根能指向心灵的深处。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拒绝了国民的邀请。然而，共产党的条件则令他难以接受，况且党内可以信赖的同志都不再人士了，孤身一人深入险地有什么好处，共产党伸出的手也被他推开了。而胡适的邀请，虽然可以摆脱烦忧，但国难当头，岂不异于临阵脱逃，于是他关上了通往美国的大门；但是托派的信仰无上论又置民族大义而不顾，他也只有毫不犹豫的放弃。所有可行的道路一旦放弃，留给他的就是清贫而不自屈的生活，同时让自己的思维处在自由的状态。
文人的自尊已使辗转到江津的陈独秀困窘不已，加之只想给予不尚征求的性格，陈独秀不能忍受自己给朋友及其家人带来的为难，更不能听任朋友的无私帮助。但在乱世中，况且一介文人，一介被政府盯牢被主流排斥的文人，普天之下实在没有可以让其不屈尊而谋生之所。而倔强的性格又使《小学识字课本》的稿件一拖再拖，以致小偷光顾席卷而走。生活的困窘只能暂时地困住陈独秀，而思想上的思索却让陈独秀陷入对往日的反思之中。在寂寞的乡间，不复往日激情的陈独秀却得到细细思考的机会——关于无产阶级，关于民主，关于共产党，关于斯大林，关于中国的未来。
1941年末，陈独秀经过细密的思考之后写出《我的根本意见》，至此他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再容于各个党派。他将独立于政治的混乱之外，但他还是难以脱离混乱的政治。尤其对于苦难重重并且文化特异的中国，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只会用新混乱代替旧混乱，只会用新独裁代替旧独裁。这位老愤青没有固守自己的观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反思自己的思想。仍旧不忘反对不同意的见解。这位“终身反对派”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真理而反对，虽然真理在他面前是不断变化的。
生命的最后一件事似乎做完了，他也了解自己的健康早已不复往日，加之亲人逝世对沧桑的心灵所进行的打击，最后一步路无可避免地要踏上。这条路不是他少年奔往考场白卷而归的意气风发之路，也不是投身革命前途未卜的艰难之路，更不是一直的反思之中的反对之路，更不是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之路。这条路，任是何人都无法避免，任是何人都得认真面对。身前事，身后名，拂过他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虚无。他忽而感到全身冰凉，忽然又感到炽热难耐，他想睁开眼望望身前哭泣的身影，他还想抚摸那双患难与共的双手，但是昏厥犹如幽灵一般困住他的精神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他的所有的一切，死亡的脚步慢慢的迈进了门槛。他努力睁开眼，最后一次凝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毫无表情地、无声地垂下手臂，陪伴他的是苍凉的夜色、昏黄的灯光和千里之外的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