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病爆发 生活在武汉你有多少幸福感

2010年10月09日07:13中国青年报我要评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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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楚导读：“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而生活在武汉你有多少幸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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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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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了全城拥堵。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人口问题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交通问题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资源与环境问题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支招政府：治疗“城市病”需找准城市灵魂]
城市为谁而建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 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两个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个县考察，当地一家企业直接将污水排入河中，当地政府明知这样不对也不管。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县里的GDP增长就靠这家企业。
徐宗威觉得，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如今地球每天有10万架飞机起飞，耗费的能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10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对能源的消耗、对大气的影响会是怎样?”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按照汪玉凯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这些弯路。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10月6日至7日，围绕“区域协同与城乡和谐”、“住房政策与宜居生活”、“城市治理与社区参与”、“社会保障与和谐城市”等分主题，近800名与会代表在杭州展开了精彩、激烈的讨论。专家在现场把脉城市病，针对城市病中的交通问题，他们建议建架空平台，实现人车全面分离。
尴尬现实：北上广，想留留不下，想逃没处逃
在中国，能够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并不多
听听“逃离者”的讲述：大城市，我回来了
*谁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家里啥都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公平，一片混乱，回去干啥，还不如这里，靠自己还有口饭吃，回家，天天送礼才能保住饭碗，回去干啥啊。
*“你相信吗?在老家，我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房子是便宜，但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张军曾离开北京一年，在老家开了一家超市，但最终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对比于家乡，“还是北京好活人”。
*“在上海，毕竟机会更多。”有几个月，曹洪涛确实想过在县城发展，在当地，他进了一家上市企业，一度做得很投入，但那里慢节奏与低效率，让他有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
*“离开北京?哪儿那么容易?”梁乐开过公司，经营最好的时候，他看上京北一套高档住宅，当时要1万多元一平方米，梁乐不肯贷款，就想奋斗一两年在买，出乎意料的是，以后几年一直不顺利，房价一天天在涨，在北京扎下根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如今，他已从老板变成了营业员。“我怎么会离开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学怎么办?没有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再来北京打工?”
现代人的城市病
我的城市病
在城市生活久了，我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城市病。
症状一：买任何东西都得去超市，几乎每天都要进超市，仿佛超市是自家仓库。哪一次去也不可能空手而归，哪怕是路过，哪怕是陪朋友进去一逛。
症状二：什么事都求助网络，没有网络就没有办法保证正常的工作，没有网络就没有办法联络朋友，没有网络就没有办法消遣，没有网络就寸步难行。
症状三：再也离不开手机，即使已经下楼，发现没有带手机，也要再次爬楼带上手机，否则心神恍惚。手机不响，不自在，听见手机铃响，更不自在。
症状四：周末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天天向上》、《我爱记歌词》、《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当时哈哈一乐，过后茫茫然。
症状五：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心急，心烦，心虚;失眠，失意，失魂。
我是怎样知道自己得了城市病的呢?最近一两年，每次回农村老家，住不够两天就想返回城市，也想不出究竟有什么吸引力。这可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为何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农村老家没有变，还是小院，菜园，庄稼和土地，是我变了，是我病了。
如何防治“城市病”?朋友给我开了一个药方：常回家看看、常四处转转、偶尔生活不插电，师从大自然、学会心放宽、节奏适当慢。
遵照药方，践行大半年，城市病也祛除大半，在逐步治愈中……(来源：湖南日报)
【知识点】
什么是城市病?
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如今不仅仅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就连一般的、10万人左右的小县城也频频出现堵车、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并且“病”得越来越广、越来越重。
多年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人口向城市集中”，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住房越来越紧张，房价越来越高，而农民的宅基地越来越闲置，于是一些地方又提出“整村搬迁”，把几个村子的人、房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小集镇，就这样，农民告别了自己的家园，成为“城市人”，农民也告别了自己的“四合院”，住进了商品楼。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却向往能住进“四合院”，过上清闲自在的田园生活，甚至能成为真正的农民，你看这几年“农家乐”的大量兴起，不就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吗?
“城市病”更像是“围城”，大城市后悔城市做大了，小城市则希望城市越做越大，“住在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造成“城市病”爆发的原因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时能解决的。我看首先要适度宣传、全面宣传，不要把城市化说得天花乱坠，不仅要宣传城市化的益处，更要宣传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同时各地还要因地制宜，不要所有地方都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这一个理念，在城市化的问题上不能“全国一盘棋”。
我们不要以“消灭”农民为荣，不要以城市化率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沾沾自喜，而是要实实在在关注农民、城市居民的生活意愿、幸福指数、生活质量。一些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已经知道“城市病”就要大爆发了，就不能再不顾一切地盲目发展了。我们不仅要学习大城市的成功经验，更要吸取大城市的惨痛教训，“亡羊补牢”现在还不迟。(来源：瞭望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