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危险来了(触目惊心,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安全进入危险期（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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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2006-12-8
韩德强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2006年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郑永年：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
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从理论层面上，至少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确，看看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涵盖各个方面。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免、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简单地说，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央权力要不流失，要不日益被瓜分。中央权力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脱节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权力结构，即有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但社会则流于无政府状态，如苏哈多强人政治以后的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部委成决策部门
中央的权力是如何被消耗和瓜分的？在众多分享和瓜分中央权力的角色中，最主要的有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今天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央各部委，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官僚体制”或者功能部门，应当说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央决策，各部门严格执行。而这些官僚部门应当说是政治中立的，它们必须讲求政策执行的效率。日常人们所说的政府效率，指的是官僚部门政策执行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中央各部委实际上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部门利益主导了部委的决策，部门利益取代了政府的总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更进一步的是，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拥有者，或者后台老板，或者代理人。这些特殊利益有些是国内的，而有些还是属于国外的。
地方政府在瓜分中央权力过程中也不遗余力。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大规模的分权导致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制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在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但如果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地抵制。
无论是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控制着人事任免权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任免部委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陈良宇案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中央权力。但如果把免除陈良宇那样的地方大员的能力看成是中央权力的强势，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只能表明中央权力处于一个弱势状态。中央政府所能任免的地方大员来来往往，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只相当于一个大学里的访问学者，而地方利益就如这个大学里的终生教授。这次的陈良宇案，还有早些时候的福建远华案，中央政府都派了一百多人的纪检队伍进驻地方，不计成本，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每处理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做，那么这种管治会是不可持续的。
特殊利益集团最难对付
特殊利益集团较之地方政府更难对付，这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结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和特殊利益对峙的案例中，往往是中央权力节节败退，特殊利益占据优势地位。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房地产商能够赢得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当然，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是因为他们（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朋好友）和商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今天，特殊利益集团似乎是势不可当。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每当有新的改革动议，改革还未实施，就有新的利益集团产生。他们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更是要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央政策的各个环节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但在很多地方，很快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掠夺农民的一次新机会。
无论是部委利益、地方利益还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谴责，但不可根除。只要有人，就有人的利益；只要有机构，就有机构的利益。并且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益既可以导向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也可以演变成公害(public bads)。决定利益取向的则是制度设计。
中央权力正在日渐瓜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这种趋势很难得到纠正。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很多利益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但就中央本身的权力体制来说，尽管也有些变化，总体说来还是过分依赖于传统体制。要通过完善和改进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应付新形势已经远远不够，制度创新势在必行。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这些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都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制度供应不足是导致中央权力流失、被瓜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设计和提供有效充分的制度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当是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博弈与斗争
博弈（game）
博弈首先需要规则，而规则应当是由博弈各方共同参与制定或协商同意的。如果规则是由一方完全制定，或者虽然形式上经过各方“民主协商”但最终却由一方“集中”炮制的话，那么就不存在博弈，而是制定规则的一方垄断独霸，赢者通吃，输家全输。
输家的参与不是无意义的，输家的参与是注解这场游戏：“瞧，这是一场公平的游戏。”输家输掉的不仅是游戏、资源，更是其最后的资本——人格。既输钱又输人，成了一个“赔钱的托儿”。他们输了，他们只能输，但他们却不能离开游戏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想离开游戏场。这是一场赢者通吃，输家全输的游戏。对于赢者来说，稳操胜券，无往而不利，因为他们掌握着一切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垄断着规则和制定规则的权力以及维护权力的暴力。对于输家来说，从头到尾都是骗局，入局但是他们，“一局输赢料未真，香销茶尽尚逡巡”给输家留个念想，“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但“味”能填饱肚子吗？
不过，输家虽然输了游戏，但他仍然活着，而活着就需要生存资源，于是就不再按赢者确定的规则游戏，而是回归到最原始、最直接、最简单的规则和方式——斗争。博弈是一种斗争，斗争也是一种博弈。只不过博弈是一种公平的、平和的、常规状态下的斗争，即所谓Fair Play。而斗争则是赤裸裸的力量（往往是暴力）对抗。只有公平，才会有博弈。如果没有公平，则没有博弈、只有斗争。而公平的基础和关键则是规则的公平，如果没有公平的规则，那么就应当像鲁迅先生说到那样：“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近年来，一首《从头再来》成为慰安输家的主旋律。是的，输家已经一无所有，山穷水尽，但绝望何尝不是一种希望？他们确确实实需要从头再来，但不是按照主旋律的步调，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基调、他们自己的生存法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天津财经学院教授 李炜光
几天来收集了一些官方或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字，分析比照的结果，本该欢欣鼓舞的我，却陷入了某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先看财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这个财政收入的相对数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
再看财政支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78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这以后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怎么也在30%以上。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以年份和G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我的“困惑”之处正在这里。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 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 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三十年来，公民无权的政治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人大仍然无法行使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
这些问题尽管看上去很严重，但更严重的在于，现有的体制究竟是抑制这些问题的因素，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能不能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终得到解决，还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跟那个传统的旧体制作殊死拼搏，其实它早已完整无损地移存于另外一个体制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我们培育的是一个与市场体制不相干的、被官僚体系熟练操纵的体制。仿佛于不经意间，这个 “新”的老体制已悄然形成，并且日益变得不可撼动了。
从前些年 “趟地雷阵”的精简行政机构尝试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统治者，对这个业已成熟的体制亦存无力和无奈感。如今数年时间又过去了，政治权力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经济资源已经“瓜分”完毕，“新”体制巍然屹立，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从今往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新老交融的体制都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继续改造我们的国家，也同时改造着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这条路的尽头，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主义社会，数千年来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就会是什么结果。
中国的改革“改”到了这个份儿上，让我看，倒是可以宣布结束了。以后再谈改革，应该是对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的改革，而跟早先的那个“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以跟它说“拜拜”了。转载)
国民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童大焕　　2007-12-18 星期二
最近有几则消息看得人亦喜亦悲。一是中国政府2007年税收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比去年多出1.2万亿元，换算一下，增幅超过30％。二是12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称，央企利润“增长的势头压不住”，“预计到今年底，153家央企的利润将接近1万亿元。”（12月10日《京华时报》）去年央企的利润为7200亿元，实际增长幅度达到39%！
这还不是政府和国企收入的全部。各级政府都有隶属不同的国企在与民争利，这个姑且不论。只论政府的非税收入。“费大于税”在中国不仅是百姓的直观感觉，也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支撑：资料显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中，中国政府收入中，费都远远大于税。到本世纪初，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为49.2％。也就是说，非税收入，即各种费收，仍占到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引自高培勇编《中国税费改革问题研究——财政部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题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这几年全国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各种费也在大幅度增长（如土地出让金井喷式增长，全国各地屡屡出现 “面粉贵过面包”、楼面地价贵于房价的现象），费负仍然相当沉重。2006年，中国的养路费收入保守的数字是900多亿元（交通部门低报养路费是常事）；土地出让金，政府的统计数据是7000多亿元。但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调研的结果是，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证券时报》7月12日）。除此之外，还有审批制导致的大量腐败负担；在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外，还有其他以政府名义、运用政府行政权力获取但并没有纳入预算也没有纳入政府预算外的收入，如工商、公安、税务、卫生防疫等部门的变相罚款、收费收入，很多在各单位小金库坐收坐支花掉，根本无法统计；价格管制收入，利用价格等政府控制杠杆与民间进行不平等交换所得的财富，不计入财政收入，无法统计；官员支出直接向企业转嫁负担的，无法统计。实际上，民间估算每年9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消费，真正在财政预算盘子中有据可查的少得可怜，财政公布的只有1000多亿。
这样算来，5万亿元的税，5万亿元左右的其他非税的可支配收入（含土地出让金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正规入财政账就“体外循环”掉了），外加央企一年利润1万亿元。2007年一年估计有11万亿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2006年我国的GDP为21万亿元，按照增长11.6%的预计，今年我国的GDP将达到23万亿元。将近一半被政府“尽在掌握”。若按10亿就业人口估计（含七十岁仍在下地的农民），平均每个劳动人口贡献了11000元；按13亿人口计，平均每人贡献了8461元。
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今年的薪资涨幅有望达到8%，约为12700元。2006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87元（不到城市居民的1/3，如果扣除统计水分、实物收入以及第二年投入再生产等的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恐怕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1/5），若也按同样涨幅，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873元。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到现在为止，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5.7亿人。那么，按城市人口5.7亿、农村人口7.3亿计，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仅7743元。而且这个统计数字严重高估了城市人口数量，因为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城市人口”事实上户籍还在农村，统计收入时只能按农村人口计。但即便这个全国人均平均收入被高估了许多，仍然只有区区7743元。
也就是说，国民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都到了政府、垄断国企、腐败利益集团还有企业腰包里。而政府收入多少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呢？中国新闻网2007年10月5日消息说：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52%提高到2006年的11.5%。那是去年财政税收3.9万亿的11.5%，合计4485亿元，平均每个国人可享受345元。贡献8461元，享受345元。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财税官员还一再强调中国的税负水平不高，而且出台各种税收政策时易如反掌；垄断国企则一再以种种手段胁迫涨价。垄断国企在自身以每年相当于一个中石油的速度“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博弈能力，甚至是“绑架政府”的能力，不仅一再要求涨价，而且年年巨额赢利状态下向政府要50到100亿元“亏损补贴”，理由是其所属的炼油企业亏损，也就是其要求每一个项目都要赚钱还不满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向12月10日于北京开幕的《财经》杂志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提交的文章中说：“下一步中国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基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及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改革带来的好处，将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12月11日中国新闻网）这的确已经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但只有公民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平等，才有可能为社会福利和经济利益的平等创造可能。
地方权力体制：中国经济奇迹的发动机
《文化纵横》：改革30年来，中国无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体制，这个依然处于不断变动中的体制，其奥秘重要一端无疑来自中国地方政治特有的活力。中国GDP增长的发动力源于县际竞争，中国最庞大人群与日常政治的接触点在县市一级。针对改革中形成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民众也往往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您在研究中，也将中国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归于这个改革之中形成的地方政治体制。
黄宗智：确实如此，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环境下，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推动了改革和经济发展。也必须看到，地方“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视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革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这是改革中形成的特殊的国家体制。地方政治的活力和弊病，都源于这同一个体制。
《文化纵横》：也就是说，您认为，地方政府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所在，从改革历史的角度，您能否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黄宗智：这首先需要回顾中国60年来的历史实践。在毛时代的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在那样的经济体制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因此，1978年面对“改革”的历史任务，需要重新发现企业家，需要激发潜在的企业家创业。当时，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但是，中国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比较具体地体现于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改革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
《文化纵横》：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功要诀在于，地方政府成为改革动力的真正担纲者。地方政府有效地利用旧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并转嫁了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黄宗智：是的，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地方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地方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才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守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2.5亿“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通过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在这样的地方政治下实行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某些经济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文化纵横》：因此，与一些市场论者对权力渗透经济简单的抨击不同，您是否认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点，不能忽略地方干部的功劳，必须充分考虑到地方政治权力的变量？
黄宗智：当然如此，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才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所以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地方政治的权力架构类似于美国的“联邦主义”，只是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他们运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认识大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但是，简单的观察也应注意到一些常识，由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同时，由中央的组织部来委任各州州长也同样不可思议，“联邦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地方分权体制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文化纵横》：那么，您为何又认为地方政府体制同时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渊薮？
黄宗智：我认为，这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割开来认识的现象。中国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因为，在全力发展经济的权力逻辑下，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
改革以来，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着重把稀缺资源配置于优先发展基础建设（公路、铁路、供能等方面）。结果，譬如，环境保护就只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现实里，地方环保部门往往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偏重GDP发展和相对忽略环境保护，其实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文化纵横》：因此，近年来频发的地方群体性事件，就不能简单从表面的官民冲突考察，而需要深入到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分析。
黄宗智：是的。必须看到，资本和地方政府正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维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各地方监督部门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它们很难构成对恶性治理的有效制约。一般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这样，抗议者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
事实是，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
地方分权与集权：
中国政治架构的特殊性
《文化纵横》：但是，显然中国地方政治的分权仍然是相对意义上的，无论是中央党政系统或是行政系统，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集权能力。这从各地县委书记集中进京轮训一事就可窥一斑。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虽被赋予极大的经济政治能动性，但是中央党政权力依然有效地将其触角遍布在地方权力的肌体上。
黄宗智：是的，我即将在《开放时代》刊发的文章中引用强世功的新作指出，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固然是个分权的体系，而各级政府在官僚体制内的关系则是垂直集权的状态，但中国共产党则与两者都不同。它首先是个高度集权的组织，充分体现于其干部任命和纪律检查的制度。但是，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分权传统，其来源是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两个积极性”原则：要求统一集权，但同时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地方积极性。这是毛泽东批评苏联集中的官僚制度的一个要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才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的精神：在运作之中，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要求上级广泛与下级“商量办事”。邓小平用“分权让利”来推动改革，正来自那样的传统。这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好思路，也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引用美国“联邦主义”来理解中国的改革体制。
《文化纵横》：那么，您能否为我们再详细描述一下中国政治架构的这种特殊性？
黄宗智：不妨以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的新作中的概念——分权的威权体制——来描述改革中的中国国家体制。他指出，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分权度最高的国家——2002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将近70%。这是一个悖论的事实，因为一般威权国家的财政要比民主国家集中，前者的地方政府支出在1972～2000年中平均只达到全财政支出的约1/6，后者则贴近1/4，但改革期间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则明显比两者都高，1958～2002年间平均达到一半以上（55%）。从一般的理论预期来看，如此的分权应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导致其分裂甚或崩溃。但是，中国不同，在大规模的改革中，包括干部更新、提高其教育和技术水平以及“地改市”和“市管县”等制度改革，仍然维持了其高度一统的体制。
兰德里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度。它通过各级组织部门有效地控制了干部的选拔和提升。正是这个干部任命制度奠定了改革中高度奏效的政治经济体系。它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也是政府和共产党微妙结合的体制，缺一则不可理解。
《文化纵横》：所以，要真正看清楚中国地方政治的权力运作逻辑，必须结合中央权力与地方的互动，特别是党政系统有效的权力渗透，才能获得理解？
黄宗智：是的。另外，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经济发展，不惜撇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等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等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同时又设立了许多环保机构，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同时也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也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这样的矛盾言行，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级政府显示了一种周雪光教授所谓的“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乡/镇、村级政权机构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同时，正如王汉生教授所阐明的那样，在改革期间设立的“目标责任管理制”下，各级行政和业务机构通过“责任书”把中央设定的目标一级一级地传达、贯彻下去。所设目标固然包含社会公正、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但在制度化了的量化管理机制下，真正刚性的任务乃是易于量化的“招商引资”和GDP增长目标。因此，在现存制度和管理机制下，自然形成了经济发展乃是“重中之重”的实践逻辑。
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文化纵横》：必须看到，市场化与官僚体制的独特结合，既可能带来惊人的经济效率，也可能蜕化为地方权力的寻租，或是沦为一种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明哲保身的犬儒政治。
黄宗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以及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其实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南方某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惹上登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和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地方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一些最新的调研证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拨款，多被一层一层的地方政府部门或个人克扣、挤占，以致真正交付给基层的只是所拨款项的一半甚或更少，乡镇市场建设补助资金如此，卫生院建设补助资金、学校危房改造的国债基金等等也如此。这是个半公开的普遍现象。在现阶段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因此，必须看到，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地方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从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
《文化纵横》：那么，您认为改革应该从何处出发？改革可以借鉴的理念与历史经验又有哪些？
黄宗智：今天，中央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民，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有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显然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实践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真正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仍然主要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地方政治架构则允许试点型的试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新近报道和讨论较多的 “重庆经验”——用市场化了的公有资产的增值来投资于公共建设，并带动私人资本的参与，再用进一步的增值来再建设——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
《文化纵横》：也就是说，地方干部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必然束缚于经济发展的紧箍咒。只有首先给他们松绑，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变成硬道理，转化对地方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才能让地方政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黄宗智：从中国历史上看，地方权力在合适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往往能有效地承担社会治理/服务的功能。即使在王朝更替时期，国家权力衰败主要限于中央权力而非地方权力。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往往能共同承担起繁多的公共活动。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的著名讨论，王安石提倡依赖带薪的正规官吏来进行治理，这是中央行政指令一竿到底的垂直控制的郡县思路；司马光则把县以下的治理寄托于地方与士绅精英的互动。司马光的观点后来成为整个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主流政治观点。
地方第三领域的再生长：
集权的简约治理
《文化纵横》：您是否认为，要寻找当下中国地方政治的出路，必须重新思考古典中国的政治经验，通过发现和培育新的历史主体与政治空间，从而改善地方政治的治理？
黄宗智：要真正探索中国的地方治理，当然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回顾。众所周知，中华帝国的专制权力程度很高。但是，考虑到官僚机构仅仅能延伸到19世纪人均负责管理25万人的县令一级，它的基层渗透权力的程度很低。低度基层渗透权力和高度专制权力的矛盾结合是思考中国帝国政府的一个有效路径。
中国古代政府虽有宏大的彻底控制社会的设想，特别是它的十进制户籍管理组织──里甲、保甲制度，然而事实上，世袭制的逻辑要求政府机构保持最少数量的科层，以免切断整个体系倚为纽带的个人忠诚，造成地方性的世袭分割。当然，从一个长时期过密化小农经济中抽取的有限赋税也是对官僚机构充分科层制化的另一个限制，这恰巧契合了清政府减少国家强加于社会的负担的愿望。由此，清政府规定将每个县的胥吏和衙役人数分别控制在几十个之内，试图将地方县令下的胥役限制在最低限度上。
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权，虽然高度集中，同时也高度简约，对社会基层其实高度放任。在公共事务和地方治理中，士绅以及地方精英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以清末的商会为例：它们是由政府（在1904年）提倡建立并受其管束的，但同时代表个体商人的利益，并逐渐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例如维持新式的市政服务，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调解纠纷。
《文化纵横》：您是不是认为，应该在地方治理中，充分利用地方精英的半官方身份，他既不单纯是市民社会的个体，也不是国家指派的官僚，而是“亦官亦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成员，在这个中间领域培育的基础上，地方才能出现良性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政治甚至要优先于全国性政治？
黄宗智：但是，应该承认，士绅精英早已不存在了。归根到底，士绅精英源于农业国家及其等级秩序的治理意识形态；它不能涵盖20世纪半正式行政的实践。在今天高度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中国，对为农业国家设想的“儒化的法家”治理模式的多种要求已经不复存在了。官僚体系的规模也不再受到有限税收的限制。而对教育、卫生、市场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现代要求，意味着新的政府和过去必定会有很大不同。简约治理模式必须联系今日从汲取控制型国家到公共服务型国家的转型，才可能起作用。但是，20世纪早期地方自治和由地方推动的公共服务先例，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地方集体参与的教育模式，排除其过度“全能”弊端，仍然值得借鉴。民众参与和控制关乎地方利益的项目，有可能会推进近几十年来被市场经济原子化了的社区纽带的重新建立。在中国的广大地域上，考虑到小农经济和半熟人社区将长期存在，简单依赖科层制化的福利国家模式，不见得能够解决政府转型中的实际问题。
《文化纵横》：与一些新儒家保守主义者不同，您认为，中国国家基础渗透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以及转型时期社会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已经使得地方的儒家式简约治理的图景，变得不再现实与必要？
黄宗智：应当看到，历史上的简约治理，就是由于无法克服地方的大规模贫穷，才造成了周期性的农民战争。进入近现代，正是应了这样的社会背景，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其后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由此，在原有的古代官僚体制之上，形成了现代革命对社会的全能控制体制，以及强烈的官僚主义化倾向。不过，在当时，面对权力如此庞大、如此高度渗透基层的“体制”问题，毛时代采用的主要是两种对策：一是通过 “开门整党”的群众运动来纠正政治制度的官僚化，最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一是由中央的条条放权于地方的块块，赋予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正是改革时期所运用的方法。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要不要简约治理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怎样的政治治理才真正有益于老百姓的问题。
《文化纵横》：那么，在您看来，在目前的地方权力架构中，如何才可能形成新的政治空间？
黄宗智：近现代欧洲的民主是从高度的社会整合与高度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产生的。从社会整合为一种全国性公众和国家经由现代科层机构而扩展的两重过程里，民主才浮现出来。在我看来，中国地方政治的希望或许是在第三领域，而不是在仍被限制着的私人领域。正是在第三领域这一地带，国家联合社会进行超出正式官僚机构能力的公共活动，也是在这一地带，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逐渐衍生。这里可能是更具协商性而非命令性的新型权力关系的发源地。
我们看到，清末以来，在商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新的城镇开始涌现。与这些城镇一起涌现的还有各种新型社会群体，尤其是商人团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商人团体常常与地方政治权力合作从事各种公共活动，诸如公用事业建设、维持救济组织、调解争端等等。由于王朝衰败与列强环伺的刺激，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们（包括朝野）动员起来进行公共活动和关心救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伴同上述社会整合的诸种趋势，许多新制度如地方议会、自治社团等也纷纷浮现。
也许可以借鉴“集权的简约治理”——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依赖来自社区的半正式官员的简约治理——的实践传统，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社区的参与和监督，再加以市场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服务，适当纳入私营企业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包括地方间的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地方社区来配合和监督，私营企业来参与。这或许是未来中国地方政治治理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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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 访谈录（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并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2009-12-14
（采访时间：2009年10月12日采访地点：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被采访者：周瑞金）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被采访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经济安全：箴言与谎言——读报点评
钟关平
最近读报，看了几篇有关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对我国经济是否构成垄断和威胁，是否影响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文章，很有感触。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立场。究竟哪一种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是箴言？哪一种观点没有反映社会真实，是谎言？既然双方都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那么不妨把双方的主要观点摆到桌面上，由人民来鉴别。我们不是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个“实践”应该是全社会的，而不应是哪个学者独有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让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实践”的主体来评判是非，辨别真伪。为了这个目的，笔者把两种不同观点，分为正方、反方，分别加以介绍和点评。
反方观点
反方的队伍不小，声音尤显强烈，并且具有一定能量。反方观点主要是：外资企业在我国某些行业占有份额比较大，但构不成对我国市场的垄断，真正构成市场垄断的不是外资企业，而是国有企业；凡是在我国领土上的企业，无论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因此，不存在谁威胁谁的问题，也不存在经济安全不安全的问题，目前是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最安全时期。为了尊重不同意见，笔者先把反方的观点摘录出来几条。主要选自几位“精英”学者先生在某些报刊上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具体表现在：
（1）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不存在经济安全。
——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下，收购和兼并是重要的吸引外资形式，不能滥用国家经济安全概念。外资在行业中占上风就说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是形而上学的说法。
——近来，国内有一种思潮，把构成中国金融威胁的矛头直指外资。这些反对的声音表现为中国人对收购和兼并这样吸引外资形式的陌生感。
——出现外资控股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说就是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
——中国越开放经济越安全。中国入世纪念日，应该提出一种“世贸精神”，中国入世谈判历经十几年的时间，回想起来就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遵守规则、一个是开放市场。没有规则就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开放意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实际上比任何时候都安全。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和外国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种格局，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这样的格局也是最安全的。
——从长远的方面来考虑，整体上不要过分强调资本的来源。无论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他们都是“本土企业”。
——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外来威胁而言的。如果不涉及外来威胁，仅仅是内部经济运行问题，那么就属于经济运行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我们不能把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竞争、并购等问题，包括垄断问题统统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从所有制来看，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大方面军。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把“外资企业”等同于“外国企业”是不对的。外资企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这些企业创造了中国约1/3的工业产值，提供了全国约1/5的税收，雇佣了 2000多万员工。国家统计局历来把外资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纳入国家经济统计。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经济。如果中国企业群体不包括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还有一种认识，外资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在低端，导致外资挣大钱我们挣小钱。这个是现实，但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我们不应当否定自己取得的巨大进步。
——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中，股权是流动的，资本是流动的，所有权也是流动的。从全球化大视角以及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外资并购仅仅是中国企业成长壮大走向世界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2）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
——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外资企业在行业中占据龙头位置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是竞争的，这种竞争将给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产业带来好处。
——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指外资并购）。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另外国际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你怕他，他也怕你。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人们所批评的垄断其实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一些人说某某领域被外资“垄断”了，其理由是这个行业各个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达到很大比重。首先，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做判断。第二，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从目前看，一个外资企业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样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最有利。
（3）真正的垄断和问题出在国有企业。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国有企业。今后这种“你中有我们，我们中有你”的融合还会逐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外资企业等同于外国企业，把外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视为被外国人控制。关于徐工的并购，我们觉得被凯雷收购也好，或者最终被卡特彼勒收购也好，就算由外资控股了，也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外资企业。它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份子，它的运行受中国的法律规范，受到中国政府的管理，并不会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一部分，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不应当将这种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没有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难以如此深刻和广泛地进行改革，企业竞争力不会得到这么大的提升。很多国有企业恰恰是通过和跨国公司合作发展起来，提高了竞争力。
——与跨国公司合作出现问题的原因往往是我们的企业管理体制没有深入进行改革，企业缺乏自我们发展的动力，缺乏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动力，一些人甚至躺在合资企业上睡大觉。企业没有搞好，或者行业发展出现问题，应当善于从我们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不要把责任统统归于引进外资或者归于跨国公司的“阴谋”。
——过度保护国有企业是不可取的。从整体看，效率高成长快的企业恰恰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争的压力，民营企业竞争的挤力往往是国有企业成功的动力。外资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营机制形成的催化剂。
（4）对外国的贸易往来要学会妥协。
——在和别国谈判的时候，要学会“妥协”。同时也要学会换位思考，有时要经常把自己当成美国代表、欧盟代表，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不要为自主品牌而去过分追求“自主品牌”。在中国汽车发展的现阶段，品牌的问题可以讨论。还是希望能扎扎实实的和全球最好的汽车厂商来合作，推动中国的汽车产业。
——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都需要吸纳国际资源。19世纪英国、德国的崛起，20世纪美国、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历史上这些国家崛起之时，往往借助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现在，市场竞争规则已经改变，暴力掠夺已经成为历史。
正方观点
笔者主要从《环球视野》147期转发的四篇文章中摘出几个主要观点。这四篇文章是：《外资在我国一些重要产业形成产品垄断应引起注意》、《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后的巨大风险》、《民族产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最大的危险来了》。
正方观点认为：近年来，外资企业依托强势的资本实力、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加上在我国拥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对我国行业龙头企业的大量并购，在许多重要行业形成产品和市场的垄断，已经对我国经济构成了威胁。
1、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具体表现：
（1）在工业企业农业和零售业方面。
当前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优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依靠进口装备。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2/3以上。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略）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是外商独资趋势增强。 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 4.3万家，独资占70%。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目前，在我国众多竞争性行业中外资已占半壁江山。我国的外贸出口额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美国微软占有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 95%，美国柯达占有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等等，这些公司的很多经营活动会附有限制条款。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现在的工业增加值当中，37%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也呈加速控制的趋势。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 0%以上，占有绝对优势。外资对我国某些行业及其主要产品的控制程度在不断加深。
——目前，在大型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情况也不容忽视。跨国粮商正在形成对我国大豆加工行业的垄断布局。
（2）在金融服务业方面。
在金融服务这一高利润行业，外资并购欲望更加强烈，目前不仅已收购我国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的股份近25%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要求突破限制。
——外汇管制政策的放弃将使腐败产生的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不可阻挡的洪流，尤其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为非法收入提供了安全岛和外逃通道，这将使资本外逃原已高达4000亿美元的财富流失迅速增加。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汇市、股市的期货交易，银行业（包括人民币业务）对外资的全面开放，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就可利用股市和汇市期货恶意冲击，从而在短时间内卷走我大量外汇财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不仅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储蓄抽取地，而且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外资银行金融机构还会在我遭受重大经济灾难后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
（3）在公平竞争方面。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产生竞争的不平等。
——政府采购对民族产业支持不够。前不久，公布出来的政府采购的清单，国产的东西很少，例如国产软件、汽车。现在，民族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阶段，政府再不去保护它，扶持它，民族产业就必然边缘化，所以政府采购，应当要带头买国货。
——现在我们有一种外资偏好。有了外资，基本就把内资放在一边。而且长期对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这也是罕见的。现在民族产业在国内的发展环境和外资比很差，我们自己的企业受歧视。中国很多企业之所以长不大，之所以被灭掉，很多企业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建立的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
2、外资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外资对行业的垄断严重遏制了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突出问题，一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核心技术依赖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我国“贫困化增长”，即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的同时国民所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限。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快速财富积累，中国的增长中隐含着相对贫困化。同时，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并带来新的危机。三是当前很多外资企业并购我国效益好的企业，其目的在于消灭中国企业原有的产品、市场及技术平台后，逐一瓦解我国国内企业，各个击破。四是大量的市场份额失去，众多产业被外资控制，最直接的后果是利润大量外流。
点 评
从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观点、立场对立和论战中，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得出结论。
第一，经济安全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愈来愈多地取决于许多非军事因素，其中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尤其在开放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非常的挑战期”。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贸易摩擦、能源紧张、资源短缺、大企业走出去受阻、资本市场长期低靡、金融行业内外冲击加大等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有专家指出，我国存在的经济安全隐忧主要是：其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由于科技创新慢于发达国家，经济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其二，某些部门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其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经济脆弱的一面。其四，能源和资源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其五，跨国公司大面积并购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不利于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和稳定。由于外资企业不断扩张，致使内资企业日益萎缩，并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还有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环境污染严重；财政赤字和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并由此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两极分化严重，教育、医疗、居民住房问题成为新的“三座大山”等。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外资的垄断是存在的，外资对我国的经济渗透、威胁也是存在的。关系我国经济安全的问题，绝不是虚拟，绝不是扑风捉影。从以上双方的陈述和观点中得出的答案是非常清晰的。因此，是值得党、政府和全国人民高度警惕的。
反方等几位“精英”先生的观点和立场，是难以成立的。他们对于正方所摆出的这些无法推翻的事实，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说什么国家经济安全是个“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二是以自己不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随意解读严重的现实，硬是把谬误当作真理，把坏的说成好的；三是给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扣上什么“形而上学”、把“矛头直指外资”等帽子。四是故意转移视线和矛盾，把经济安全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国有企业，并给国有企业罗列了“垄断”、“效率低下”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目的很清楚，就是把国有企业引向私有化，进而引向殖民化。
第二，在围绕经济安全的是非判断标准上，反方把谎言当作事实，任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1）他们认为“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并说什么，外资企业在行业中占据龙头位置“将给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产业带来好处”，似乎我国人民不应警惕外资垄断，而是要感谢外资的恩赐！（2）他们竟然界定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就是“本土企业”。理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外资“服从中国法律”。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这些先生是否也把他们的原则和办法推荐到美国去，建议小布什总统和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来界定美国企业：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古巴投资，朝鲜投资，还是中国投资？可以想象，美国绝对不会听从这些先生的建议的，因为早就有了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而遭到美国国会阻止的先例了。这些先生的这个惊人的发明，实际上不过是美国总统发明的干涉别国内政的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的翻版而已。（3）所谓“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国际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依存度越高经济越安全”；“越开放经济越安全”云云，这样一来，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的独立，因此也就否定了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必要了。
第三，经济安全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民。正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所以，正方认为，经济安全问题是事关国家、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而反方则与此相反。某“精英”先生的理论是：企业家才是主体，才是主宰国家兴亡的主体。所谓企业家（资本家）“改变了中国”，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也要“依赖于企业家（资本家）”，就是这个意思。在这几位先生看来，只要外资、跨国公司在中国“安全”了，中国人民就能“安全”，中国的经济也就会“安全”。他们是绝对闭口不谈苏联与东欧的教训的，也绝对闭口不谈拉美国家——例如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教训的。也许他们认为，即使真有那么一天，全中国人民都成了亡国奴，他们自己也是“安全”的，因为他们有功于西方国家，外资和跨国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的。
第四，关于世贸组织规则问题。某“精英”先生认为，“遵守规则”和“开放市场”体现了一种“世贸精神”。在他眼里，世贸组织的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认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他强调的这个“规则”意识。世贸组织规则果真如此宝贝，如此灵验，那为什么我国入世谈判谈了那么长时间，美国硬是拿那个“规则”附加许多不平等条款来压我们“就范”？为什么在WTO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意现有的游戏规则？为什么长期以来WTO国家争论不休，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里有猫腻，某“精英”先生显然没有说真话。
2006年2月 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向国会提交了题为《美中贸易关系：更大责任与严厉执行的新阶段》报告。这份报告把中美贸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6－2001年，是中美贸易关系的第一阶段。此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点是与中国进行基本贸易协议谈判，“领导”中国进入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制度之中。2001－2005年，是中美贸易关系的第二阶段。在中国加入WTO的这四年过渡期内，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主要是监督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保证中国遵循市场准入义务。2006年及其以后是中美贸易关系的第三阶段。美国认为，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限结束后，中国必须既兑现“入世”承诺，也超越这些承诺。这个报告，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想利用WTO“规则”，试图“领导”我国改变社会制度，融入他们的“大家庭”。
世人皆知，世贸组织的规则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主制订的，这个规则有利于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而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因此，这个“规则”需要彻底改造，而不是把它固定化，永久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大国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怎么可能融合一起，又怎么有被某“精英”先生称之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的“世贸精神”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同时，坚决维护与捍卫国家经济的独立和安全。
第五，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的安全。任何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总是把政治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那种认为经济可以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观点，其实是西方的政客用来骗人的，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表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种观点。某“精英”先生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实际上比任何时候都安全。”某 “精英”先生认为，当前是我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听他们的口气，似乎美国等西方国家真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全球化中帮助我国崛起？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样的“摇篮曲”，我们是听不得，也信不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自新中国诞生以来，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妄想西化、分化我国，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戒令》中的第八条就明确写着“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我们怎么能幻想美国会帮助我国发展经济呢？！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美国就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主攻对象，至今没有停止威胁我国安全的敌对政策。在经济领域，他们不断地对我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技术封锁，特别是经常挑起双边贸易摩擦，动辄采用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对美的商品输出。有资料显示，多年来，美国一直采取对华的隐性与显性贸易歧视政策。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虽然只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但在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是惟一遭受高频率调查的国家，中国出口商面临67%的征收反倾销税的概率。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在美国和全球的反倾销行动中，针对中国产品的案例约占2002年总数的20%。1983年9月16日至 2005年 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总共发布 333道反倾销税征收指令，而针对中国的最多（60次），占全部反倾销税征指令的 18%。（见2006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被我国这些“精英”先生的“摇篮曲”所迷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不能忘记许多国家的前车之鉴。当年苏联的经济灾难就是上了美国的战船，被美国经济学家和一群骗子引入歧途的结果。当年美国操控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的恶意冲击和对拉美各国的金融掠夺。当年美国诱导中亚、俄、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以使其大量美元流入高收益的美国资本市场，以支撑美元世界储存手段所必须的强势地位。
我们不能忘记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曾经说过的话：“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总而言之，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是存在的，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以便尽快扭转局面，切切不可忽视这个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环球视野》）
利益集团图谋操纵经济决策
2006-12-8
赵晓
当今各国研究腐败现象，大体而言把腐败分为两大类：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和收买型腐败(venal corruption)。体制型腐败的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寻租，并利用寻租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
在当今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也制造出许多房地产大亨。非常近的案例还有，在外资企业的长袖善舞下，“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在去年3月的“两会”上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挫。
权力越位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至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标拍卖挂牌而协议出让的2254件，涉及金额42亿元。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3成，企业占4-5成，村级组织占近3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作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在这些违规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得知的官员权力腐败导致的灰色收入以及房地产商的暴利。如2005年福州市公布的房价清单显示：福州市市区商品房平均开发成本约为每平方米2160元，社会平均利润约为每平方米1400元，地价、建安成本、配套设施费用分别只占房价的20%、25%和14%左右，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利润则占到房价的41%左右。这份公开披露的福州市部分地块商品房价格成本对照表进一步显示，在所列的23个楼盘成本目录中，商品房开发成本从每平方米1636-3094元不等；销售均价从每平方米2500-5500元不等。经测算，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为20%，最高的超过90%。其中利润率超过50%的楼盘有10个，呈现出楼盘越高档，利润率越高的基本特点。
除房地产外，自然垄断资源内的权力资本化现象也非常普遍。最触目惊心的便是整治官煤政治所挖出的一个个看起来深不可测的黑洞。去年，我国曾连续发生大规模矿难，使官煤勾结的隐性秩序得以曝光。然而，随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造成矿工死亡的“矿难逻辑”。尽管“撤资令”已经用“既往不咎”的原则做了事先的让步，然而在官煤勾结最肆无忌惮的地方，主动撤资的为数寥寥，甚至有官员居然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于是，许多省份不得不将最后期限一再延迟。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各地陆续报上了“撤资”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说令人振奋不如说令人失望，在一些地方则传来“明撤暗持”的消息。从“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放言中，大家可以看到，对那些参股的官员而言，已经不再将乌纱帽当作是受益，而是看作了其参股煤矿的一个机会成本而已。这再清楚不过了，官员参股的受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官带来的总受益，已经到了为此不惜一切的地步。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的福利水平也要远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改革正在被特殊利益集团锁定在歧途
2006-12-8
袁 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多地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特殊利益集团阴影
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或能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社会现实状态的麻木。
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界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7年的磨合，已经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仅不相互排斥，还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的体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机构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这些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利益再分配模式锁定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异议或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
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地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官、学、商结合神话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1990年代以来，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单一的投资拉动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以来的全年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皇帝的新装”式秘密。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畸形的经济结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核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
开始“新长征”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多年改革未曾稍变。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正逐步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也在丧失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
当此之时，中共六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实是力挽狂澜之举，但结局如何还须假以时日
美国资本集团以市场化的名义公开抢夺别国的财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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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现代世界对动用军事威胁、武装挑衅、军队占领、血腥屠杀的军事侵略手段,野蛮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的侵略战争厌恶之极.对这种非正义的战争行为,很多人都会站出来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和斗争.但是,对于美国资本集团用市场化名义的资本屠杀,文雅地而野蛮的掠夺别国的资产和财富却习以为常.对用市场化手段的经济侵略,不但熟视无睹又束手无策.而且,甚至还有人是非颠倒地为之大加赞赏.
翻开当代金融史,查一查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每一次大大小小金融危机,哪一次没有美国资本集团在其中活动的身影?哪一次金融危机不是美国资本集团痛下杀手推波助澜的结果?
1992年的英格兰金融危机;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8年的俄罗斯债券危机;
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
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2002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　　……
上述这些轰动世界的金融危机,哪一次不是美国资本集团恶意攻击他国货币汇率造成的?美国的资本集团集中资金"优势兵力",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某一个货币,直至把那个货币防御能力和经济发展基础彻底打垮,然后,席卷胜利果实而去!
每一个被美国资本集团扫荡过的国家或地区,无不都以几十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被掠夺为结束!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间接经济损失要超过国库中的外汇储备损失的几十倍,甚至更多!其经济衰退的后遗症并将造成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少说影响几年,多的几十年难以恢复经济发展.
对此,最可怕的是,在美国资本集团的淫威之下,没人为这些受害者声张正义,在重要的场合为受害者说公道话!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对美国资本集团的恶劣行径进行的批判被压制.当年深受美国投机资本颠覆其国家经济之害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对那些恶意破坏亚洲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美国投机资金进行追究责任的时候,竟然还遭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当面严厉斥责!
大多数的无良文人还为美国资本集团的这种公然的掠夺行为开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美国资本集团在其中的恶意炒作投机,蓄意掠夺别国财富和资产的行为的责任,本来是主要的责任.但一说某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美国资本集团的投机资金的恶行往往不再被提起,或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总是从这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寻找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无视美国资本集团恶意炒作兴风作浪的恶化他国金融和经济状况的事实,编造谎言,欺骗公众.美国资本集团的行为逻辑,完全是以强盗逻辑凌驾于人:你家的大门被别人用坦克轰开,是因为你家的大门的防盗装置做的太差!所以,被强盗抢劫了,那是你活该!
问题是像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样弱小的国家,如何有能力修造能抵御美国资本集团强大资金"精确制导的导弹"的攻击的"防盗门"?
我们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害者为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整个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发展,亚洲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亚洲的"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经济,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东亚经济处于一片繁荣景象,就象一个成熟的果园.翻开当时的报刊杂志,当全世界都在为东亚经济的崛起齐唱赞歌,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经济发展模式人人叫好的时候,以美国对冲基金和各大投资公司为主力的美国资本集团,开始了一场在市场化名义下的对东亚经济丰硕成果的公开化的抢夺!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所遭受的外汇储备损失总共被掠夺了超过100亿美元!
在现代世界中,反正哪里的经济发展越繁荣,哪里的市场化越开放,哪里就是美国资本集团兴风作浪的天堂!哪里的经济繁荣的成果,在某一天突然就可能成为美国资本集团的美餐!这全看美国资本集团的意志和选择的时机随时可能发生!
1994年12月至1995年三月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汇率从最初的3．47比索兑换l美元跌至3.925比索兑换l美元，狂跌13％。21日再跌15．3％。伴随比索贬值，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两天损失近40亿美元。墨西哥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42．17％，这在现代金融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当时墨西哥外汇储备总共才60亿美元!
那些把金融危机发生的责任,只说成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和地区自己责任的经济学家们,要么是在美国资本集团的淫威下不敢正视现实闭着眼睛说瞎话,要么本来就是被美国资本集团收买和雇佣做吹鼓手的"御用文人"!还有很多的人是混饭吃的跟着别人学舌的鹦鹉!
我们还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起始国----泰国开始分析,当时的泰国的经济发展从前一段时间的25%年增长幅度,降到7%年增长幅度,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如果没有美国资本集团的恶意攻击其汇率,并造成其国家外汇储备被大量掠夺,那么,泰国的经济很快将重新恢复大幅度增长的经济发展常态.因为那时泰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点基数很低,发展速度比较快一点是很正常的.如同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连续快速增长一样.后来泰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仅用被美国资本集团掠夺差不多的资金援助,就从金融危机的衰退中走出来,并开始新的一轮经济发展的事实,就可以证明:没有美国资本集团的恶意攻击并被抢劫了那么多的国家财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同时,在那个时期,新加坡、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条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良性的.他们被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纯属偶然,根本不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的经济状况的内在联系因素!后来之所以被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中,主要原因就是:1,美国资本集团的投机资金在泰国的汇率阻击战成功后,乘胜追击的行动扩大化,他们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全面的行动,疯狂地攻击东南亚各国的汇率,以掠夺更多的东亚的丰硕经济成果!2,泰国的金融危机在事实上给东南亚国家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所以,在美国资本集团恶意的突然袭击面前,仓促迎战出击后溃不成军,造成链式反应!被美国资本集团的各个击破战术,使东南亚国家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只是到了中国香港这一战役,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全力以赴的支持下,打退了美国资本集团对香港股市、汇市、衍生品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全面的疯狂进攻,击溃了美国资本集团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突袭的"主力部队",使他们受到重创而告结束!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很快恢复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金融危机并非自己国家经济出现大问题,而是纯属偶然!或是被金融风暴挟裹而遭殃!可以这么说,没有美国资本集团的投机资金的恶意攻击,根本就不会在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
如果按照某些被美国资本集团收买和雇佣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仅仅因为这些国家的内在原因的话,那么,按照他们的理论推理,根据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早就应该发生金融危机了,美国早就应该经济崩溃了!因为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实际推论,对照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只要用不到五千亿的资金对美国的资本市场进行突然袭击,同样会看到美国比东南亚国家那样的更加惨败的下场!这时候资金的大小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的事实是美国资本集团蓄意制造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是美国资本集团在市场化的名义下,精心策划的对东南亚国家发动的一次公开化的经济掠夺的经济侵略战争!
日本刊物称中国有名无实 是自我幻想的经济大国
www.sinonet.net 2010-10-15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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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选择》月刊5月至7月号连载题为“幻想的经济大国”文章，以下为该文内容摘要：
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额、汽车销量、股票总市值等印证经济大国的数据，中国一个也不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状况。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严酷的劳动状况、内陆农村的贫困以及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贪污腐败横行等现实，使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形象大打折扣。
用“沿海和内陆的差距”或“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矛盾”来做解释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现在的中国可谓有名无实的、“自我幻想的经济大国”。
经济增长依赖投资
在距上海3小时车程的江苏省中部的一个农村，一座74层、高达328米的超高层建筑即将竣工。当地颇以这座“世界第15高的建筑”为荣，但冷眼之下显得突兀、不协调。该村名为华西村，是中国广为人知的富裕村。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村子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办公需求来满足这座处于绿色田园环抱之中、造价15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层楼房。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被公认为是最大的拉动力。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时间上先于发达国家，而且在规模上也遥遥领先。这一果断决策博得世界一片喝彩。问题是这种经济刺激政策中包括了像华西村超高层楼那样经济效益甚微的无意义经济增长指标“人为制造”。中国重视的不是如何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来搞活经济，而是通过建设工程项目来创造原材料需求和工人就业机会。
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拉动，2009年中国GDP增速为8.7%，其中大部分来自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贡献率仅为4.6%，外需的贡献率为-3.9%，对投资的依赖十分严重(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7月2日将2009年GDP增速上调为9.1%—编者注)。虽然作为紧急措施在所难免，但在经济明显复苏的去年秋天以后，政府主导的投资仍在持续增加，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害怕经济增长放缓。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使国际社会承认其统治正统性的绝佳机会。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对中国需求、中国资金的依存使日美欧的反共论调失声。鉴于美国国债过于依赖中国资金来消化，美国政府无法再高调批判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这使得中国领导层切实感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箴言的分量。对中国来说，通过政府投资来强求加快经济增长，是出于经济目的之上的政治目的的需要。
楼市泡沫危害严重
中国大城市中心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与现在的日本不相上下。
毫无疑问，中国居民收入除极少数富人外，远比日本少得多。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3400美元，依旧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从整个中国来看，房价已经达到工薪阶层平均年收入的20倍以上。
购买这些与工资收入相去甚远的公寓者不乏贪腐官员、无视纳税义务疯狂敛财的个体户、以投资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作为这种房地产投机的代表，在中国媒体上频频亮相的是浙江省的“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煤老板”。普通百姓甚至也走上了房地产投机的道路。
很多日本媒体在解释这种现象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当局为克服经济危机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由此创造的过剩流动性以及内外投机资金的涌入。虽然这说的是事实，但终归只看到了表象。中国当前房价飙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患上了不治之症，只有房地产才能使中国经济维持虚假的繁荣。这才是最大的原因。
在思考房地产价格的异常状况时，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股票市场。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和变卖性，然而，奇怪的是，现在中国的泡沫，大部分资金都转向了房地产，没有流入股市。资金不流入股票市场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如果企业无法顺利上市或增资，就会影响企业的设备投资、研发、并购等融资行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影响的不仅仅是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隐性原因。
企业技术进展不多
过去10年，政府拼命强化研究开发，试图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除了一部分极例外的企业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依旧只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最新技术、制造装备和零部件组装产品然后出口。中国自诩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大国，但市场还是由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现代等外资厂商掌控，吉利、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厂商只能通过模仿外资汽车、生产低价车，来抢占市场份额。
中国通过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但本质上依赖低工资劳动的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如果支撑中国经济的工人工资结构瓦解，中国的竞争力无疑会大幅下降。比中国工资还低的国家在亚洲有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等。
对中国经济来说另一个巨大的冲击是，中国政府迫于美欧的压力在6月作出了增强人民币弹性的决定。这等于再次容忍了自2008年以来事实上与美元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浮动。
人民币如果升值，作为出口型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其竞争力肯定会下降。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打击足以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创。当然“世界工厂”的说法并不会完全终结，但中国政府无法阻止大多数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非洲等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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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危险来了(触目惊心,刻不容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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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被吞并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高梁 研究员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尝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开放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不能让民族工业伤筋动骨，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事实证明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装备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门类多，产品相关性强，行业分工细，相互替代性弱。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我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我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矗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国企困难确实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受到“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超前市场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振兴装备工业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
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瞄准我们体制机制的弱点和竞争实力的差距，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
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拿去了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控股地位，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由于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
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外方控股70%。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
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常变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已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正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祝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
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上列八个案例中，佳联、西北轴承、大连两电机厂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上柴揭露了卡特比勒恶意并购企图、终止合资，是惟一例外。
“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4%在制造领域（商务部外资司）。“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光大证券沈学军）。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陆燕荪）。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1 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2 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轴）。
3 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力，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①坚持与我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4 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三、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杭州市政府干部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他们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的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我们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我们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
对大连电机合资案，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行业标兵企业被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外商拿走，国家花了大力气的投资转眼就没了。“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玻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周鹤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
西北轴承合资案，我们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它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矗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荆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五、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我国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我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①补充企业资金不足；②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③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由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与我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韩国现代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崽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新陷阱”，亦步亦趋，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我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六、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我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我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矗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我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我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我国各产业就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象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七、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
解决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必须划清自主型开放和依附型开放的界限，划清平等互利原则和无原则取悦外商的界限。我国的引进工作，应该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的转型。“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我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
保持自主性，首先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敢于挑战强手的气概。“中国企业比起那些国际一流的大公司，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但我们不能被人家吓住，并就此放弃对于自主能力的培育。没有技术可以学习，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没有资金可以逐步筹措……但是如果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勇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就没有了希望，中国工业的自立自强就被抽去了脊梁。”（杨青，2005）
第二，建议国家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1 建议尽快公布各工业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名录，由国家有关部门集中核准管理。
2 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学习主体的关键，是不能整体被外商收购控股。建议禁止外资与行业排头兵企业整体合资，或收购其核心业务。特别是企业拥有驰名品牌的，或承担国防科研生产定点任务的部分，不得与外商合资。
3 取消对三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实现两税合一的改革。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民族产业，保证各种经济成分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的起码条件。
4 加大对若干重要领域排头兵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和保护企业的技术学习和研发活动，增强中国企业的谈判力量。
5 国企改革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产权多元化”，也不应该规定产权改制期限，要以提高效益和长期赢利能力为标准，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
6 着手建立审核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程序和规则，把个别企业的并购案置于行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考虑。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合资并购案，行业协会有权力和责任提出意见，提交政府职能部门决定。在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管理层和职工的意见。
第三，提高与外商合作谈判的水平，切实维护我方权益。
1 企业的合资谈判必须吸收企业负责人参加，合资并购决定必须得到企业管理层的同意。
2 合资合作中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权益。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合资的必要性，组织专家论证，避免长官意志独断专行，把合资的利、弊、风险及风险规避研究清楚。
3 组织精干负责的谈判班子，包括财务、技术、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等企业专家，优秀的懂行翻译、法律顾问等。明确规定谈判班子的成员将来不进入合资公司工作，由企业妥善安排。
4 在合资谈判中，不能够轻易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要坚持控股，实在不能达成控股目标，也要坚持由中方担任总经理，并且要有合同的起草权，以防止外方利用合同起草权，列出大量约束中国企业的刚性条款。
5 重视资产评估。聘请公正负责的资产评估机构，要有企业各有关部门人员参加，防止企业资产被低估、国家利益受损。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有形资产，更要勇于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等折算为无形资产，还要考虑到中国企业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
6 要认清跨国公司的典型战略战术。国有企业往往存在一些弱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迫切希望出让市场和产权，换来技术和资金。但跨国公司不是来扶贫的，而是以合资作为进入并占领中国市场的手段。中方若对他们的真正目的把握不准，不仅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可能雪上加霜。现在到了实事求是正视以往教训的时候了。
刘高倬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从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重点阐明了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支线客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了“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创造”， 市场换不来高新技术，先行者必然遏制后来者发展的精辟论断，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进一步理清思路，奋力闯关，在世界民机产业占一席之地指日可待。
中国权贵利益勾结 特殊集团已成复兴大患（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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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周瑞金最近这篇约两万字的长文本月11日发表在中国治理与选举网站上。文章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庆祝中国国庆60周年之后，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并已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特殊集团渗透政法系统
最为严重是 “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级法院五名法官被“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弱势群体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贫穷人口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
对于官方高度重视的维稳，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时，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
文章强调，正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文章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警惕中国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被吞并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高梁 研究员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尝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开放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不能让民族工业伤筋动骨，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事实证明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装备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门类多，产品相关性强，行业分工细，相互替代性弱。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我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我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矗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国企困难确实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受到“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超前市场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振兴装备工业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
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瞄准我们体制机制的弱点和竞争实力的差距，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
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拿去了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控股地位，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由于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
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外方控股70%。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
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常变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已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正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祝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
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上列八个案例中，佳联、西北轴承、大连两电机厂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上柴揭露了卡特比勒恶意并购企图、终止合资，是惟一例外。
“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4%在制造领域（商务部外资司）。“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光大证券沈学军）。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陆燕荪）。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1 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2 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轴）。
3 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力，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①坚持与我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4 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三、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杭州市政府干部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他们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的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我们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我们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
对大连电机合资案，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行业标兵企业被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外商拿走，国家花了大力气的投资转眼就没了。“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玻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周鹤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
西北轴承合资案，我们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它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矗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荆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五、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我国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我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①补充企业资金不足；②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③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由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与我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韩国现代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崽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新陷阱”，亦步亦趋，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我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六、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我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我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矗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我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我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我国各产业就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象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七、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
解决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必须划清自主型开放和依附型开放的界限，划清平等互利原则和无原则取悦外商的界限。我国的引进工作，应该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的转型。“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我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
保持自主性，首先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敢于挑战强手的气概。“中国企业比起那些国际一流的大公司，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但我们不能被人家吓住，并就此放弃对于自主能力的培育。没有技术可以学习，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没有资金可以逐步筹措……但是如果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勇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就没有了希望，中国工业的自立自强就被抽去了脊梁。”（杨青，2005）
第二，建议国家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1 建议尽快公布各工业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名录，由国家有关部门集中核准管理。
2 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学习主体的关键，是不能整体被外商收购控股。建议禁止外资与行业排头兵企业整体合资，或收购其核心业务。特别是企业拥有驰名品牌的，或承担国防科研生产定点任务的部分，不得与外商合资。
3 取消对三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实现两税合一的改革。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民族产业，保证各种经济成分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的起码条件。
4 加大对若干重要领域排头兵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和保护企业的技术学习和研发活动，增强中国企业的谈判力量。
5 国企改革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产权多元化”，也不应该规定产权改制期限，要以提高效益和长期赢利能力为标准，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
6 着手建立审核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程序和规则，把个别企业的并购案置于行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考虑。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合资并购案，行业协会有权力和责任提出意见，提交政府职能部门决定。在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管理层和职工的意见。
第三，提高与外商合作谈判的水平，切实维护我方权益。
1 企业的合资谈判必须吸收企业负责人参加，合资并购决定必须得到企业管理层的同意。
2 合资合作中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权益。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合资的必要性，组织专家论证，避免长官意志独断专行，把合资的利、弊、风险及风险规避研究清楚。
3 组织精干负责的谈判班子，包括财务、技术、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等企业专家，优秀的懂行翻译、法律顾问等。明确规定谈判班子的成员将来不进入合资公司工作，由企业妥善安排。
4 在合资谈判中，不能够轻易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要坚持控股，实在不能达成控股目标，也要坚持由中方担任总经理，并且要有合同的起草权，以防止外方利用合同起草权，列出大量约束中国企业的刚性条款。
5 重视资产评估。聘请公正负责的资产评估机构，要有企业各有关部门人员参加，防止企业资产被低估、国家利益受损。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有形资产，更要勇于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等折算为无形资产，还要考虑到中国企业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
6 要认清跨国公司的典型战略战术。国有企业往往存在一些弱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迫切希望出让市场和产权，换来技术和资金。但跨国公司不是来扶贫的，而是以合资作为进入并占领中国市场的手段。中方若对他们的真正目的把握不准，不仅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可能雪上加霜。现在到了实事求是正视以往教训的时候了。
刘高倬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从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重点阐明了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支线客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了“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创造”， 市场换不来高新技术，先行者必然遏制后来者发展的精辟论断，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进一步理清思路，奋力闯关，在世界民机产业占一席之地指日可待。
中国权贵利益勾结 特殊集团已成复兴大患（转载）
股狐7777777 收录于2010-10-08 阅读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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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周瑞金最近这篇约两万字的长文本月11日发表在中国治理与选举网站上。文章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庆祝中国国庆60周年之后，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并已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特殊集团渗透政法系统
最为严重是 “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级法院五名法官被“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弱势群体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贫穷人口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
对于官方高度重视的维稳，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时，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
文章强调，正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文章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