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夏承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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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被誉为“一代词宗”。长期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任教，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等。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1948年的最后一天，北平已被大军包围，供电从21日起恢复，燕京大学虽照常上课，清华却已停课。杭州暂时还处在平静的浪谷之中，晚上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和二十多个同事开辞岁晚会，谈笑到八点半才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童心尚存，竟然乐此不疲。连天的炮火，时代的巨变似乎都在短暂的相聚中被忘却了。其实又何尝能忘，面对即将发生的天地翻覆，这个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以填词教书治学为业的学人，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和谣仍盛，淮上战讯仍寂静。蒋氏定明日宣言，笑其一生空辛苦，临老遘此，不知更作何言语。”[1]
这一天是个阴天，手不释卷的“一代词宗”一天没有看书。1949年元旦中午，天气晴暖，他到栖霞岭下访黄宾虹不遇（这位年近90岁的大画家此时正归隐西湖），信步上了孤山，还在平湖秋月拍了一张照片。其时，夏承焘寓居孤山罗苑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虽然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山之间，却也挡不住各种纷至沓来的乱世消息。1月2日午后，他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雁迅舅氏毕业日本明治大学农科，归国后养蜂，屡丧其家赀，此番被勒索一百二十两黄金，尽开出田地园地，一时无人肯买，至今未放回，已耗去谈话话费十余两。每次接洽须一二两，名之曰谈话费。雁迅一妻妹亦被绑未回，近日妇女亦不能免矣。” 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陈雁迅还讲到曾是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谢磊明家，前个月连最后两件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温州籍哲学家叶适的墓砖）也已失去，这是温州文化界的灾厄。夏承焘回忆起暑假时过其家，请求一睹一方名砚的事。“不谓俄顷灰烬，令人起无常之感，怅惘无已。”又有人从乐清来，告诉他“乐清乡间互相残杀，日必数起”。
“微昭昨夕自松江来，谈火车拥挤情况，甚可骇怪。”上车都只能从窗户进去，微昭想进而不得，有两个外国人等候了很久，车上列车员愿以房间相让，劝他们从车窗进去，可他们说本国没有这样的上车法，宁愿不上车。微昭说听他们的语音好像是法国人，而且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夏听了，觉得“此事极动人”。“此足见国格，足见教育。中国教育何日能做到此耶？”
姚鹓雏对他说：“近日和谣仍盛，而仍无端倪，南京如有变动，则金圆券将成废物，经济恐先军事而崩溃。”[2]
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也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唐宋词。1月11日，“校中墙壁消息，谓杜聿明兵团已于十日晨被共军全部歼灭”。[3]16日，“阅报，天津已被共军攻下，北平亦旦夕间事矣”。18日，“过图书馆看报，国府诸公对毛泽东宣言尚在讨论中，北平将单独媾和，共军可兵不血刃得北平”。19日，“昨夜失眠。闻杭州兵到甚多，清华、安定两中学皆被占住。浙大学生为此惶恐，倡议提早于二月一日上课。劝各同学勿回里”。22日，“阅报，蒋已以昨日发文告，离职来杭，昨晚饭于楼外楼，今日返奉化。其一生事业，这番殆为尾声。能摧压百万之师，而不能脱离数群小之包围，历史上所谓英雄，大抵如此。可叹可笑！”[4]
其实，这不过是夏承焘的书生之见，他不知道蒋介石人在溪口，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不过一摆设而已，蒋的“尾声”尚未到来。
1月23日，“阅报，蒋昨日离杭返奉化，北平傅作义已局部停战，交出部队矣。不知将来阎、白如何？传林彪部已南下，铁路修至宿州”。[5]24日，“阅报，民盟分子马寅初等数十人，在北方发表宣言，反对和谈，拥护毛泽东八条件”。26日是个阴冷的早晨，已在寒假中，他和妻子乘校车到浙大，他本来是去听严仁赓教授的演讲，由于全体留校学生都去欢迎出狱同学而演讲改期。“因同往杭州监狱，同学参加者六七百人，在风波桥畔监狱门口呼口号，演胜利舞。十一时半，郦伯瑾、李雅卿、陈建新、吴大信、黄世民五人出狱，各同学举之游行，鞭炮声、欢呼声大作。十二时，大队往凤凰山于子三墓，予等返罗苑。夕心叔自城归，谓三时半在官巷口遇大队，阵容仍甚整齐，嗓音皆哑矣。标语：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
当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他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就是他作出的开明姿态，在国民党掌握的杭州发生这样一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陈仪不久后被免职（乃至被暗杀），有人认为与此不无关系，竺可桢日记也曾谈及。
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中午夏承焘邀请5个朋友到家里分岁，午后两时半才散席。“谈时事，颇多异闻。”[6]29日即农历己丑年春节，这也是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终结前最后一个春节，杭州的气氛表面上却是异常地平静。早上他和妻子及朋友微昭的眷属一起去游岳坟，午后去各同事处答拜年。傍晚，他和微昭从放鹤亭、平湖秋月回来路上，遇到同事郑晓沧，给他看了《正报》的号外。“传和谈不成，李宗仁辞职，由蒋重起指挥战事，扬州共军退出，或江北已有战事。”晚上，他和妻子到艺专去看歌舞大联欢。“浙大、艺专被捕学生皆有演说，反对伪和平。有男女学生六七人，合朗诵新诗，刚毅沉着，甚为激动。”后来遇到熟人才知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经常去他家的一个浙大温州籍同学邵浩然所作，因此要了一份带回家。
1月30日，“晴暖如二三月。终日贺客不断，谈时事新闻，多可怪愕，自来新年，无如今年之紧张者。……谷超豪偕陈建新来。建新在狱一年零三月，以二十六日入狱，二十六日出狱，谈狱中情状甚详。谓于子三在校，同学皆呼为好好先生，平时对人甚和气周到，故学生理事会举为主席，谈吐如处子，未尝有激烈言论，其被捕被杀，全出意外”。
虽然杭州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位不问政治的老夫子和狱中刚出来的政治犯学生和左倾学生交往，一点也不感到什么恐慌，而是很正常，并详细写入日记。
从2月1日起，到4月25日杭州临近解放，大小时事如北平和谈、大军渡江、南京学运，陈仪、任显群去职，以至龙榆生来信、女弟子潘希真订婚，在夏承焘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4月25日的日记中说：“昨夜无事。早上校车，本欲与心叔同往希真家，或传时局已紧，公共汽车已断，乃不果往。抵校晤徐规，谓外传温州已易手，宁波兵变，共军将以午后四时来杭。学生公布广播，共军向王店出发，众疑嘉兴已变。微昭自车站来，谓沪杭路仍通。早晤苏步青，谓杭州维持会已成立，吕公望任会长，竺可桢为副。周岩主席允今日撤退部队。张晓峰今日携家离杭，校中同事多未知，学生已有布告讥讽。晓翁谓谢幼伟亦将他去。 学生录某报载陈援庵致友人书，谓见新局，乃知从前读书枉费心力，由天分太低，不能跳出圈子，劝中年人治学勿蹈其故步云云。题作史学家陈垣变了。”[7]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大变动中，他也未能忘情于词，和朋友一起欣赏了马一浮的一首蝶恋花新词。他保存下来的1949年日记也到这一天为止。[8]
几乎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
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的不断上涨。“全社会皆在过不下去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样是严寒。“过大街购一帽，金元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里西湖尽冰”，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六百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车进城，买食物，领米。14日，“夜月甚皎”，“剪发付十三元，前次仅三元”。[11]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一千三百余元，不足买斗米一银元”。（今日银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圆券。）[11] 12日，“校薪发至六月份，今日领六千六百元。内子入城，买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须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发薪，旋以中国银行被周主席征去七亿元工事费，遂无钱贷浙大”。[13]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三月份五百倍补发薪七万一千八百元。市上银圆已涨至四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入城，以七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五百倍）五万八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元万金元一枚”。 3月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七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14]
4月7日，“今日领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万八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十八万五千元，昨日尚仅十一万余也”。[15]9日，“午后为领薪二十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元三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学生公费取消，惟在蒋区者得领临时公费”。[16]10日，“今日发校薪一万倍，予得一百三十二万元，托论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今日又发校薪一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17]22日，“袁头涨至四十余万，今日发薪六十六万，不够二银元”。[18]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21]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记中就两次提及，忧心忡忡。
读书论学不辍，放言得失无忌
物价飞涨，生计维艰，“一代词宗”仍在教书之余读书论学、酬答唱和、作诗填词不辍。他在日记中对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熊十力及“画之大者”黄宾虹等都有无所顾忌的评点，或肯定、赞誉、欣赏，或批评，或提出不同看法。
2月27日，他借来郭沫若的《今昔蒲剑》一册，读了其中关于屈原的几篇。“谓屈子自沉于白起伐郢、楚国分崩时，其死是殉国，非殉情。此说最可爱。”[22]
3月3日，“午后阅郭沫若《今昔蒲剑》完。其古代社会一篇，据金文考我国古代实有奴隶制时代，以奴隶营农业与征战。极称纣王开辟东南之功，驳胡适说儒，谓高宗谅[门]音三年是哑病，三年之丧，殷代所无，实创于孔子。儒家乃殷走向氏族社会崩溃以后之贵族，以教礼乐为职业者。”[23]
（1949年后他对郭沫若的看法也起了变化，1950年10月7日，“上午阅郭沫若屈原研究，甚多创见。囊嫌此君立论多武断，今重读此册，叹为不可及”。[24]）
3月4日，他借读了陈寅恪当年一女生的听课笔记后，在日记中写道：“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爱者。”[25]
3月17日，他借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20册。“有陈寅恪之元微之悼亡诗及艳体诗笺证，以当时社会新旧风气解释微之一生婚宦取巧不德之心理，甚为察微。”[26]他在4月份的《国文月刊》发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认为陈寅恪的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并直言“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27]
3月10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其博闻强记，诚可惊叹”。（他在1948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28]）
3月20日，他到岳坟买菜，顺便去黄宾虹家聊到中午，在那里见到了宋高宗的真迹。黄宾虹常说：“北方文化出于子夏，长江流域文化出于子游，周公、太公皆阴谋险狠，此与近日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29]
3月23日，他读了中央研究院集刊上胡适考易林是雀篆的文章后，感慨“胡君为考据文，皆罗罗清疏，引人入胜，无烦苦艰难语，此不可及”。[30]
3月24日，他在《国文月刊》读到朱东润论元杂剧及其时代一文，觉得“极好”，称朱所记蒙古人杀戮汉人“诚惊心动魄”。
4月3日午后，他到黄宾虹那里久谈。“皆鬼神迷信事，殊无味。” [31]
在与朋友交往或读书中有所得、有所悟，他都会一一记下。1月10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一篇论新诗人与旧诗人的文章，认为：“此人所言，不出兴观群怨之旨。孔子云怨，而今人必言斗争，此受西洋新说之过。而建安以来诗人习为应酬无义之作，忘此古训，则今人之说，诚足为针砭之资，不可非也。”[32] 1月12日，他和朋友谈起歌与诗的分别，说：“白石词以歌曲名，殆以自别于不能歌之词。”[33]1月23日早上，他和朋友一起在西泠饭店山巅花园谈杜诗，“颇受其益”。2月6日，王伯尹对他说：“马湛翁不满章太炎学问，以太炎时骂程、朱；并谓太炎史学亦不及王壬秋。……又熊十力先生不满齐物论释，听其举出误处颇多。论考据，章胜马、熊；若说理，两翁较笃实云云。”[34] 3月6日，他去陈雁迅家。“雁迅谓太炎为禹庙碑末及孙皓会稽刻石一段，实讥斥当时造中山陵，盖以孙皓比中山也。”[35]
可以说1949年上半年夏承焘过的依然是一个学人读书、教书、写作的生活。偶尔与朋友、熟人相处，也会论人，尽管论学的时候远比论人的时候多。2月8日午后，石宗素和他谈了许多冯玉祥的逸事。“谓其向士兵训话，能使人心死，由出身穷苦，思想恰与彼辈衔接。惟其人但可当旅团长，再高便偾事。予问有私蓄否？云但知在江津买田千亩，不知其他。石翁尝为秦昭代表，留冯处数月，谓其人自不免作伪，然作伪一世，久假不归，亦甚难得。”[36]
2月17日午后，陈雁迅和他说起当年在无锡，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意气甚盛。黄昏徐贤让来他家谈相对论，他在日记中夸其“少年英发，甚可爱佩”。[37]
3月23日，他和伯尹一起去访黄宾虹不遇，散步到苏堤。“谈苏东坡人品不能泛论但在其诗文中求。又谈马湛翁、熊十力二先生异同，伯尹谓十力翁可敬可爱处在其率真，湛翁则笃于故旧之情，其平生取友甚严，而亦不肯轻绝。 大迅来，谈军政界贪污风气与妇女之关系。谓七十军军长陈孔达，杭州人，保定军校毕业，平日多读线装书，自奉甚俭约，在闽在台湾从不携眷。顷谢事返校，家无仆佣，客座敬茶敬烟，皆其夫人躬亲。雁迅尝见其夫人躬自持地拖拭地（夫人杭州人）。近以在杭不能过活，又应陈诚邀赴台湾矣。军人中有此特立独行，诚凤毛麟角。陈君宗文中学学生，钟毓龙先生弟子也。” [38]
即使前方战火纷飞，夏承焘与远在各地的友好、学生仍是书信往来不断，交流学问所得。2月24日，他接到之江大学时代的得意弟子陈从周来信，替陈改了二首词，并回信告诉学生“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39]3月1日，他给周予同复信，并附有他写给陈乃乾的信（此人著有赵惠甫年谱，见过其日记全稿），他怂恿陈设法将赵惠甫日记付印。“此书关系清季史料上甚大，价值在越缦堂之上也。” [40]3月4日，哲学家熊十力寄来一长信，叫他转给伯尹。“言童女擦手摩腰可补肾。十力翁自谓治遗髓有神效，但须持久，一二月勿间断。”[41]3月21日，他收到广州王季思来信。“告元曲写民生疾苦者并不多，惟关汉卿窦娥冤、鲁齐郎及拜月亭、调风月、谢天香、金线池等有甚感人者。”[42]3月26日，他收到陈乃乾来信，说赵惠甫日记原稿从咸丰八年到光绪十五年五月，被富晋山房书店从他孙女手里买去，转归陈群，再为中央图书馆接收。“今闻已运储台湾，不知确否。”赵惠甫与曾国藩相见是在清咸丰五年到十一年，晤对之言可见于他的年谱。所编《清人碑传文传通检》一书无法印出，“时局如此，精力日衰，撰述刊印诸事，殆将止于此矣”。[43]3月27日，他到苏堤看桃花，浙江通志馆已解散停顿，有人告诉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有信给他，他没有收到。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在为生计发愁的大转变年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想起著书之类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夏承焘常常夜半不寐，兴致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数文题，晨起亟为写成大纲”。[44]1月22日，“夜读国文月刊傅庚生评李杜诗，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间，乃成其伟大。枕上拟一题曰诗人之歧路，预为讲演之资，并以入诗人论”。[45]2月13日，“枕上夜醒，拟定论杜甫大纲及戏剧节广播词，四五时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说杜诗大纲写下来。治学的兴致与艰辛都由此可见。
从1月到4月，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不安，他都是读书、作文不断，各种诗词唱和以及请他为各类诗集、词集、论诗说词著作序的人也从未中断过。
1月16日，“灯下得数断句，可足成诗词”。1月20日，“晨草白石词说，至夕初稿成，得八九纸。过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词评”。[47]1月24日，“晨写白石词评一页。……过中华书局，以九十元购得影印宋拓秘阁本黄庭经”。1月25日，“作白石情词考一短文”。 1月27日，“阴冷欲雪。读杜诗。”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他仍在读杜甫晚年的诗。[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虽贺客不断，他还是抽时间做杜诗的札记。2月2日，“读杜诗，成都梓州之作，鲜及民生疾苦者”。[49]这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杜诗，偶读乐府诗及其他书，2月11日这天上午有雪，他就终日不出房门，做杜诗札记。
2月17日，为贺陈雁迅母亲的六十寿，他在灯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岁寒心事，对杏桃难说”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写了《记郑以真先生》文，“觉胸怀甚好。平时作文，总不免名利之心，今日为此文，一无所为，自觉今日为不虚生”。[50]
2月23日，他读了日本德富猪一郎著的《杜甫与弥尔顿》数十页。“尚不恶，于我有启示，写札记三四条。”2月24日，“读孟子伯夷章。临圣教序”。2月25日，他对朋友心叔说自己想写论诗人屈原、杜甫各篇内容，心叔劝他说，应该先写定词学考证各文，这本书可以留待晚年再写。“马夷初先生六十以后写说文稿甚辛苦，应乘精力好时，先写研究用心文字也。”[51]
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论《长恨歌》文，想就乐府“青青河畔草”写一长文，专论换韵。“自诗经、楚辞下及词曲，作一总括之换韵例。”[52]
3月3日，他继续读德富猪一郎的《杜甫与弥尔顿》，“颇有启发，札得诗人论数条”。[53]3月7日，他读了白居易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54]3月8日，他读了向达的《唐代之长安与西域文明》，认为“此书颇可爱”。同一天，他给姚鹓雏复信并答赠五律一首，其中有“世变夜鹃知”、“珍重西湖约”等句。[55]
从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来天时间专心写出论《琵琶行》的长文，写得很是辛苦，其间3月10日，“午后写琵琶行文一页，觉无意义，颇思辍笔。阅诗人论稿，拟以札记体写之，惮于作长文，以体弱不耐构思也”。3月15日，“写琵琶行三四纸，颇嫌小文字枉费精神，然念尽性之义，不敢率尔，惟很体弱，不能久用思耳”。[56]
3月20日，他借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叹只记到五十岁。“惜后十年未出记，奉化事亦嫌不详细，不及赵惠甫之记曾文正。此或不敢详，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艰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节负此良友荩忱矣。”[57]
4月5日，他从浙大哲学系借来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学》等书。4月10日，他读白石词有心得，读完《赵惠甫年谱》后他感慨赵“晚年筑室百余间于常熟，一生连娶三四妾，其佛学可想”。[58]几天后（13日），他即写了一篇赵惠甫小传。
3月20日，他说：“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写《词性篇》。[59] 4月16日，他写成《词性论》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词性篇》第二稿。此时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没有几天。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毕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家从3月30日开始借读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书。这一天他到浙江图书馆借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我的文学修养》及《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余页，思以此为诗人论之借镜”。31日，“阅高尔基文学论，颇有悟入处”。4月1日、2日，他连日都在读高尔基的书。[60]4月5日，他又从浙大哲学系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册。“午后阅艾书小半本，颇欲仿此通俗笔墨，写各大诗人为一书，作中学生读本。”4月6日，“阅大众哲学半本。”[61]这也算是他在“新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前作些准备吧。闲暇时，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谢落、桃树开花、柳枝发芽或新柳如烟，夏承焘还教妻子读孟子、读朱光潜的致青年书，在平静中等待着时代的巨变。
“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
时局急变，回首半生，4月4日，夏承焘整理藏书和旧稿，仅积稿就可装满满两箱，包括词人年谱、词例、词林系年、南宋词事、词源笺证、诗人旧闻、雁宕十说、诗文词存稿等十四五种。
念此十五种书，若一一写定，须十年心力，劳苦半生，弃之可惜。然成之亦复何用，颇思焚汰其大半，留三四种自玩。近月来于诗人论一书最为自喜，拟以极浅显文字写此六七家大诗人之性格，供中学生阅读，于我国文化或不无小补。如能每月写一篇，则一二年内可结集矣。心叔劝予先写词例，谓马夷初先生老年写说文甚苦，学术著作须精力好时写定。今日拟动手先写苏辛词例一篇，营营一日，遂不得一字。[62]
作为有成就的词学家、词人，他早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他深知治学之艰难，对身外的名声始终保持着警惕。4月15日，他参加东瓯中学周年纪念会，同乡、同事、数学家苏步青在演讲中对他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称之为“过誉”。
4月19日，“得陈从周覆，谓欲集同门刊月轮楼词，贺予五十寿，问予首肯否。时局如此，伤为此不急之务耶？其挚情可感，当为书报之”。[63]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余家菊的人生对话，他“颇有佳语”。对人生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3月21日，念及平生师友，他说：“予今年五十，思检旧作日记，作一书，多记师友恩惠，间及自己读书经历。半百忽过，不知尚有光阴几何？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皆不如心叔），恐记亦无多可记。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64]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假如王阳明在龙场有日录，“岂非天地至文”。宋明理学家语录都出自弟子之手，多有“走漏”，假如他们自己肯详细记下每一天的心境，或弟子能尽量详尽地记下其师一天的言行，“绘声绘色，令人如观电影，无殊亲炙，岂非大快”。[65]
2月8日（正月十一）是夏承焘五十岁生日，天气阴冷，傍晚有雨雪，晚上他吃面自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晚心叔、微昭过谈，谓吾人举目此小房内之事物，为五十年前所无者，殆占大半。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前千年所未有之新世界。记此自庆。今晨送鹧鸪天人日立春词与伯尹，结语“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年看斩新”，寓此意也。[66]
这年春天，“寒食清明都过了”时，他曾经填过“玉楼春”一首，其中有“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的句子，他对“千夫所指罪如山”的国民党政权素无好感，1945年，费巩失踪后，他曾参与签名，留下了“一士头颅索不还”等沉痛的诗句。在1948年的日记里他更是多次流露不满情绪。
11月9日，“报载蒋总统谈话，决戡乱到底，不惜再打八年，闻者皆咋舌。对豪门财产，仍无一字提及”。[67]11月17日，阅报知道陈布雷逝世，传服过度安眠药自杀，“以知时事无可为也。”[68] 12月4日，“传蒋语黄绍 ，决不迁都，亦不守南京。众料蒋于无望时自杀，但恐不能如所愿耳”。[69]后来他在1950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嘲弄：“昨夕台湾广播，蒋宣称一年后反攻大陆，予未及听。蒋氏前此一二年屡来泛湖，饮于楼外楼。予未尝一见，亦从未于无线电中闻其声音。台湾迟早解放，不知其能决然舍生否？若随妇人逃亡美国，则令人齿冷矣。或谓其在南京亦尝誓死，恐终不肯死。”[70]
“花事今年看斩新”，对陌生的共产党的到来，他既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内心深处又不无顾虑，比如他在194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说道：“旬来为时局担心，营营不安。细思只是自私，苟能使大多数人得福利，则牺牲小己，何足顾念。即目前举动，或不合理想，然总比因循腐烂好。放大眼光，坚定心志，以接更新时代，断不可畏葸灰心，自斫丧其生机。王静安自沉[沈]，只是可笑可悯。”[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人生五十是开端”
夏承焘的性格不属于慷慨激昂型，所以少有作狮子吼的时候，但他对闻一多的选择持肯定和向往态度，曾在194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73]1949年3月9日，他经浙江过通志馆，“遇廖迅甫翁，听谈在参议会骂座事。廖翁寒素，不改书生本色，激昂论事，自谓今年六十四矣，又何所畏避。”[74]对敢言之士、书生本色的赞誉溢于笔端。但他自己“出身于自私虚伪之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是艾思奇说的“那种小本经纪、无远见、无气魄，但求学得一手吃饭本领，得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7月25日为申请加入工会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中如此解剖自己：
我父祖皆是小商人，无田地产业，十三四时我父所设布肆倒闭，家计甚窘。19岁毕业师范学校，迄今任教三十二年，全靠薪金收入过活。
我二三十年来研究书本，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解放前一二年偶见学生壁报有“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农民”一语，甚受感动，颇思尽弃所学，然由小资产意识太浓厚，生活圈子太小，故虽欲求新知，以自改造，而仍不能联系实际。
对公共事业无积极负责心，屡以才力不够自解自诿。解放以后，治学教书，观点皆改变，觉从前种种，自误误人……[75]
然而，其为人处世治学处处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曲学阿世，不趋炎附势，他自称教书三十年“乐此不疲”，他信奉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本钱”，对投机分子他从无好感，无论是追随蒋介石的浙大同事张其昀，还是其他随风倒的人他都充满蔑视。他在195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此辈投机分子，可愍可笑。” [76]
1949年4月，“得知解放军横渡长江，夏先生作诗祝贺”。（由于这首诗没有收入《夏承焘集》，我至今没有见到。）5月3日，杭州解放，他又激情难抑，填写了《贺新郎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予年五十作此示妇》二首，[77]并写下七律《杭州解放歌》一首：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塞兵。
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
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78]
也是此时，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人生五十是开端”。1951年8月16日，他在抄录《满江红》词作时，前面有个按语：“江南解放时，予年五十，尝镌一印，曰人生五十是开端。” 从“花事今年看斩新”到“老来奇事见河清”，改天换地之际，“一代词宗”的心情大致上是乐观、兴奋、不无期待的。新时代开始了，他确实把五十岁看作了人生新的开端。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被誉为“一代词宗”。长期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任教，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等。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1948年的最后一天，北平已被大军包围，供电从21日起恢复，燕京大学虽照常上课，清华却已停课。杭州暂时还处在平静的浪谷之中，晚上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和二十多个同事开辞岁晚会，谈笑到八点半才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童心尚存，竟然乐此不疲。连天的炮火，时代的巨变似乎都在短暂的相聚中被忘却了。其实又何尝能忘，面对即将发生的天地翻覆，这个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以填词教书治学为业的学人，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和谣仍盛，淮上战讯仍寂静。蒋氏定明日宣言，笑其一生空辛苦，临老遘此，不知更作何言语。”[1]
这一天是个阴天，手不释卷的“一代词宗”一天没有看书。1949年元旦中午，天气晴暖，他到栖霞岭下访黄宾虹不遇（这位年近90岁的大画家此时正归隐西湖），信步上了孤山，还在平湖秋月拍了一张照片。其时，夏承焘寓居孤山罗苑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虽然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山之间，却也挡不住各种纷至沓来的乱世消息。1月2日午后，他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雁迅舅氏毕业日本明治大学农科，归国后养蜂，屡丧其家赀，此番被勒索一百二十两黄金，尽开出田地园地，一时无人肯买，至今未放回，已耗去谈话话费十余两。每次接洽须一二两，名之曰谈话费。雁迅一妻妹亦被绑未回，近日妇女亦不能免矣。” 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陈雁迅还讲到曾是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谢磊明家，前个月连最后两件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温州籍哲学家叶适的墓砖）也已失去，这是温州文化界的灾厄。夏承焘回忆起暑假时过其家，请求一睹一方名砚的事。“不谓俄顷灰烬，令人起无常之感，怅惘无已。”又有人从乐清来，告诉他“乐清乡间互相残杀，日必数起”。
“微昭昨夕自松江来，谈火车拥挤情况，甚可骇怪。”上车都只能从窗户进去，微昭想进而不得，有两个外国人等候了很久，车上列车员愿以房间相让，劝他们从车窗进去，可他们说本国没有这样的上车法，宁愿不上车。微昭说听他们的语音好像是法国人，而且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夏听了，觉得“此事极动人”。“此足见国格，足见教育。中国教育何日能做到此耶？”
姚鹓雏对他说：“近日和谣仍盛，而仍无端倪，南京如有变动，则金圆券将成废物，经济恐先军事而崩溃。”[2]
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也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唐宋词。1月11日，“校中墙壁消息，谓杜聿明兵团已于十日晨被共军全部歼灭”。[3]16日，“阅报，天津已被共军攻下，北平亦旦夕间事矣”。18日，“过图书馆看报，国府诸公对毛泽东宣言尚在讨论中，北平将单独媾和，共军可兵不血刃得北平”。19日，“昨夜失眠。闻杭州兵到甚多，清华、安定两中学皆被占住。浙大学生为此惶恐，倡议提早于二月一日上课。劝各同学勿回里”。22日，“阅报，蒋已以昨日发文告，离职来杭，昨晚饭于楼外楼，今日返奉化。其一生事业，这番殆为尾声。能摧压百万之师，而不能脱离数群小之包围，历史上所谓英雄，大抵如此。可叹可笑！”[4]
其实，这不过是夏承焘的书生之见，他不知道蒋介石人在溪口，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不过一摆设而已，蒋的“尾声”尚未到来。
1月23日，“阅报，蒋昨日离杭返奉化，北平傅作义已局部停战，交出部队矣。不知将来阎、白如何？传林彪部已南下，铁路修至宿州”。[5]24日，“阅报，民盟分子马寅初等数十人，在北方发表宣言，反对和谈，拥护毛泽东八条件”。26日是个阴冷的早晨，已在寒假中，他和妻子乘校车到浙大，他本来是去听严仁赓教授的演讲，由于全体留校学生都去欢迎出狱同学而演讲改期。“因同往杭州监狱，同学参加者六七百人，在风波桥畔监狱门口呼口号，演胜利舞。十一时半，郦伯瑾、李雅卿、陈建新、吴大信、黄世民五人出狱，各同学举之游行，鞭炮声、欢呼声大作。十二时，大队往凤凰山于子三墓，予等返罗苑。夕心叔自城归，谓三时半在官巷口遇大队，阵容仍甚整齐，嗓音皆哑矣。标语：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
当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他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就是他作出的开明姿态，在国民党掌握的杭州发生这样一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陈仪不久后被免职（乃至被暗杀），有人认为与此不无关系，竺可桢日记也曾谈及。
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中午夏承焘邀请5个朋友到家里分岁，午后两时半才散席。“谈时事，颇多异闻。”[6]29日即农历己丑年春节，这也是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终结前最后一个春节，杭州的气氛表面上却是异常地平静。早上他和妻子及朋友微昭的眷属一起去游岳坟，午后去各同事处答拜年。傍晚，他和微昭从放鹤亭、平湖秋月回来路上，遇到同事郑晓沧，给他看了《正报》的号外。“传和谈不成，李宗仁辞职，由蒋重起指挥战事，扬州共军退出，或江北已有战事。”晚上，他和妻子到艺专去看歌舞大联欢。“浙大、艺专被捕学生皆有演说，反对伪和平。有男女学生六七人，合朗诵新诗，刚毅沉着，甚为激动。”后来遇到熟人才知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经常去他家的一个浙大温州籍同学邵浩然所作，因此要了一份带回家。
1月30日，“晴暖如二三月。终日贺客不断，谈时事新闻，多可怪愕，自来新年，无如今年之紧张者。……谷超豪偕陈建新来。建新在狱一年零三月，以二十六日入狱，二十六日出狱，谈狱中情状甚详。谓于子三在校，同学皆呼为好好先生，平时对人甚和气周到，故学生理事会举为主席，谈吐如处子，未尝有激烈言论，其被捕被杀，全出意外”。
虽然杭州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位不问政治的老夫子和狱中刚出来的政治犯学生和左倾学生交往，一点也不感到什么恐慌，而是很正常，并详细写入日记。
从2月1日起，到4月25日杭州临近解放，大小时事如北平和谈、大军渡江、南京学运，陈仪、任显群去职，以至龙榆生来信、女弟子潘希真订婚，在夏承焘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4月25日的日记中说：“昨夜无事。早上校车，本欲与心叔同往希真家，或传时局已紧，公共汽车已断，乃不果往。抵校晤徐规，谓外传温州已易手，宁波兵变，共军将以午后四时来杭。学生公布广播，共军向王店出发，众疑嘉兴已变。微昭自车站来，谓沪杭路仍通。早晤苏步青，谓杭州维持会已成立，吕公望任会长，竺可桢为副。周岩主席允今日撤退部队。张晓峰今日携家离杭，校中同事多未知，学生已有布告讥讽。晓翁谓谢幼伟亦将他去。 学生录某报载陈援庵致友人书，谓见新局，乃知从前读书枉费心力，由天分太低，不能跳出圈子，劝中年人治学勿蹈其故步云云。题作史学家陈垣变了。”[7]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大变动中，他也未能忘情于词，和朋友一起欣赏了马一浮的一首蝶恋花新词。他保存下来的1949年日记也到这一天为止。[8]
几乎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
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的不断上涨。“全社会皆在过不下去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样是严寒。“过大街购一帽，金元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里西湖尽冰”，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六百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车进城，买食物，领米。14日，“夜月甚皎”，“剪发付十三元，前次仅三元”。[11]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一千三百余元，不足买斗米一银元”。（今日银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圆券。）[11] 12日，“校薪发至六月份，今日领六千六百元。内子入城，买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须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发薪，旋以中国银行被周主席征去七亿元工事费，遂无钱贷浙大”。[13]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三月份五百倍补发薪七万一千八百元。市上银圆已涨至四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入城，以七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五百倍）五万八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元万金元一枚”。 3月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七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14]
4月7日，“今日领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万八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十八万五千元，昨日尚仅十一万余也”。[15]9日，“午后为领薪二十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元三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学生公费取消，惟在蒋区者得领临时公费”。[16]10日，“今日发校薪一万倍，予得一百三十二万元，托论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今日又发校薪一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17]22日，“袁头涨至四十余万，今日发薪六十六万，不够二银元”。[18]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21]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记中就两次提及，忧心忡忡。
读书论学不辍，放言得失无忌
物价飞涨，生计维艰，“一代词宗”仍在教书之余读书论学、酬答唱和、作诗填词不辍。他在日记中对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熊十力及“画之大者”黄宾虹等都有无所顾忌的评点，或肯定、赞誉、欣赏，或批评，或提出不同看法。
2月27日，他借来郭沫若的《今昔蒲剑》一册，读了其中关于屈原的几篇。“谓屈子自沉于白起伐郢、楚国分崩时，其死是殉国，非殉情。此说最可爱。”[22]
3月3日，“午后阅郭沫若《今昔蒲剑》完。其古代社会一篇，据金文考我国古代实有奴隶制时代，以奴隶营农业与征战。极称纣王开辟东南之功，驳胡适说儒，谓高宗谅[门]音三年是哑病，三年之丧，殷代所无，实创于孔子。儒家乃殷走向氏族社会崩溃以后之贵族，以教礼乐为职业者。”[23]
（1949年后他对郭沫若的看法也起了变化，1950年10月7日，“上午阅郭沫若屈原研究，甚多创见。囊嫌此君立论多武断，今重读此册，叹为不可及”。[24]）
3月4日，他借读了陈寅恪当年一女生的听课笔记后，在日记中写道：“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爱者。”[25]
3月17日，他借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20册。“有陈寅恪之元微之悼亡诗及艳体诗笺证，以当时社会新旧风气解释微之一生婚宦取巧不德之心理，甚为察微。”[26]他在4月份的《国文月刊》发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认为陈寅恪的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并直言“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27]
3月10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其博闻强记，诚可惊叹”。（他在1948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28]）
3月20日，他到岳坟买菜，顺便去黄宾虹家聊到中午，在那里见到了宋高宗的真迹。黄宾虹常说：“北方文化出于子夏，长江流域文化出于子游，周公、太公皆阴谋险狠，此与近日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29]
3月23日，他读了中央研究院集刊上胡适考易林是雀篆的文章后，感慨“胡君为考据文，皆罗罗清疏，引人入胜，无烦苦艰难语，此不可及”。[30]
3月24日，他在《国文月刊》读到朱东润论元杂剧及其时代一文，觉得“极好”，称朱所记蒙古人杀戮汉人“诚惊心动魄”。
4月3日午后，他到黄宾虹那里久谈。“皆鬼神迷信事，殊无味。” [31]
在与朋友交往或读书中有所得、有所悟，他都会一一记下。1月10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一篇论新诗人与旧诗人的文章，认为：“此人所言，不出兴观群怨之旨。孔子云怨，而今人必言斗争，此受西洋新说之过。而建安以来诗人习为应酬无义之作，忘此古训，则今人之说，诚足为针砭之资，不可非也。”[32] 1月12日，他和朋友谈起歌与诗的分别，说：“白石词以歌曲名，殆以自别于不能歌之词。”[33]1月23日早上，他和朋友一起在西泠饭店山巅花园谈杜诗，“颇受其益”。2月6日，王伯尹对他说：“马湛翁不满章太炎学问，以太炎时骂程、朱；并谓太炎史学亦不及王壬秋。……又熊十力先生不满齐物论释，听其举出误处颇多。论考据，章胜马、熊；若说理，两翁较笃实云云。”[34] 3月6日，他去陈雁迅家。“雁迅谓太炎为禹庙碑末及孙皓会稽刻石一段，实讥斥当时造中山陵，盖以孙皓比中山也。”[35]
可以说1949年上半年夏承焘过的依然是一个学人读书、教书、写作的生活。偶尔与朋友、熟人相处，也会论人，尽管论学的时候远比论人的时候多。2月8日午后，石宗素和他谈了许多冯玉祥的逸事。“谓其向士兵训话，能使人心死，由出身穷苦，思想恰与彼辈衔接。惟其人但可当旅团长，再高便偾事。予问有私蓄否？云但知在江津买田千亩，不知其他。石翁尝为秦昭代表，留冯处数月，谓其人自不免作伪，然作伪一世，久假不归，亦甚难得。”[36]
2月17日午后，陈雁迅和他说起当年在无锡，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意气甚盛。黄昏徐贤让来他家谈相对论，他在日记中夸其“少年英发，甚可爱佩”。[37]
3月23日，他和伯尹一起去访黄宾虹不遇，散步到苏堤。“谈苏东坡人品不能泛论但在其诗文中求。又谈马湛翁、熊十力二先生异同，伯尹谓十力翁可敬可爱处在其率真，湛翁则笃于故旧之情，其平生取友甚严，而亦不肯轻绝。 大迅来，谈军政界贪污风气与妇女之关系。谓七十军军长陈孔达，杭州人，保定军校毕业，平日多读线装书，自奉甚俭约，在闽在台湾从不携眷。顷谢事返校，家无仆佣，客座敬茶敬烟，皆其夫人躬亲。雁迅尝见其夫人躬自持地拖拭地（夫人杭州人）。近以在杭不能过活，又应陈诚邀赴台湾矣。军人中有此特立独行，诚凤毛麟角。陈君宗文中学学生，钟毓龙先生弟子也。” [38]
即使前方战火纷飞，夏承焘与远在各地的友好、学生仍是书信往来不断，交流学问所得。2月24日，他接到之江大学时代的得意弟子陈从周来信，替陈改了二首词，并回信告诉学生“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39]3月1日，他给周予同复信，并附有他写给陈乃乾的信（此人著有赵惠甫年谱，见过其日记全稿），他怂恿陈设法将赵惠甫日记付印。“此书关系清季史料上甚大，价值在越缦堂之上也。” [40]3月4日，哲学家熊十力寄来一长信，叫他转给伯尹。“言童女擦手摩腰可补肾。十力翁自谓治遗髓有神效，但须持久，一二月勿间断。”[41]3月21日，他收到广州王季思来信。“告元曲写民生疾苦者并不多，惟关汉卿窦娥冤、鲁齐郎及拜月亭、调风月、谢天香、金线池等有甚感人者。”[42]3月26日，他收到陈乃乾来信，说赵惠甫日记原稿从咸丰八年到光绪十五年五月，被富晋山房书店从他孙女手里买去，转归陈群，再为中央图书馆接收。“今闻已运储台湾，不知确否。”赵惠甫与曾国藩相见是在清咸丰五年到十一年，晤对之言可见于他的年谱。所编《清人碑传文传通检》一书无法印出，“时局如此，精力日衰，撰述刊印诸事，殆将止于此矣”。[43]3月27日，他到苏堤看桃花，浙江通志馆已解散停顿，有人告诉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有信给他，他没有收到。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在为生计发愁的大转变年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想起著书之类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夏承焘常常夜半不寐，兴致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数文题，晨起亟为写成大纲”。[44]1月22日，“夜读国文月刊傅庚生评李杜诗，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间，乃成其伟大。枕上拟一题曰诗人之歧路，预为讲演之资，并以入诗人论”。[45]2月13日，“枕上夜醒，拟定论杜甫大纲及戏剧节广播词，四五时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说杜诗大纲写下来。治学的兴致与艰辛都由此可见。
从1月到4月，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不安，他都是读书、作文不断，各种诗词唱和以及请他为各类诗集、词集、论诗说词著作序的人也从未中断过。
1月16日，“灯下得数断句，可足成诗词”。1月20日，“晨草白石词说，至夕初稿成，得八九纸。过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词评”。[47]1月24日，“晨写白石词评一页。……过中华书局，以九十元购得影印宋拓秘阁本黄庭经”。1月25日，“作白石情词考一短文”。 1月27日，“阴冷欲雪。读杜诗。”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他仍在读杜甫晚年的诗。[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虽贺客不断，他还是抽时间做杜诗的札记。2月2日，“读杜诗，成都梓州之作，鲜及民生疾苦者”。[49]这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杜诗，偶读乐府诗及其他书，2月11日这天上午有雪，他就终日不出房门，做杜诗札记。
2月17日，为贺陈雁迅母亲的六十寿，他在灯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岁寒心事，对杏桃难说”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写了《记郑以真先生》文，“觉胸怀甚好。平时作文，总不免名利之心，今日为此文，一无所为，自觉今日为不虚生”。[50]
2月23日，他读了日本德富猪一郎著的《杜甫与弥尔顿》数十页。“尚不恶，于我有启示，写札记三四条。”2月24日，“读孟子伯夷章。临圣教序”。2月25日，他对朋友心叔说自己想写论诗人屈原、杜甫各篇内容，心叔劝他说，应该先写定词学考证各文，这本书可以留待晚年再写。“马夷初先生六十以后写说文稿甚辛苦，应乘精力好时，先写研究用心文字也。”[51]
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论《长恨歌》文，想就乐府“青青河畔草”写一长文，专论换韵。“自诗经、楚辞下及词曲，作一总括之换韵例。”[52]
3月3日，他继续读德富猪一郎的《杜甫与弥尔顿》，“颇有启发，札得诗人论数条”。[53]3月7日，他读了白居易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54]3月8日，他读了向达的《唐代之长安与西域文明》，认为“此书颇可爱”。同一天，他给姚鹓雏复信并答赠五律一首，其中有“世变夜鹃知”、“珍重西湖约”等句。[55]
从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来天时间专心写出论《琵琶行》的长文，写得很是辛苦，其间3月10日，“午后写琵琶行文一页，觉无意义，颇思辍笔。阅诗人论稿，拟以札记体写之，惮于作长文，以体弱不耐构思也”。3月15日，“写琵琶行三四纸，颇嫌小文字枉费精神，然念尽性之义，不敢率尔，惟很体弱，不能久用思耳”。[56]
3月20日，他借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叹只记到五十岁。“惜后十年未出记，奉化事亦嫌不详细，不及赵惠甫之记曾文正。此或不敢详，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艰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节负此良友荩忱矣。”[57]
4月5日，他从浙大哲学系借来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学》等书。4月10日，他读白石词有心得，读完《赵惠甫年谱》后他感慨赵“晚年筑室百余间于常熟，一生连娶三四妾，其佛学可想”。[58]几天后（13日），他即写了一篇赵惠甫小传。
3月20日，他说：“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写《词性篇》。[59] 4月16日，他写成《词性论》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词性篇》第二稿。此时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没有几天。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毕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家从3月30日开始借读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书。这一天他到浙江图书馆借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我的文学修养》及《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余页，思以此为诗人论之借镜”。31日，“阅高尔基文学论，颇有悟入处”。4月1日、2日，他连日都在读高尔基的书。[60]4月5日，他又从浙大哲学系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册。“午后阅艾书小半本，颇欲仿此通俗笔墨，写各大诗人为一书，作中学生读本。”4月6日，“阅大众哲学半本。”[61]这也算是他在“新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前作些准备吧。闲暇时，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谢落、桃树开花、柳枝发芽或新柳如烟，夏承焘还教妻子读孟子、读朱光潜的致青年书，在平静中等待着时代的巨变。
“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
时局急变，回首半生，4月4日，夏承焘整理藏书和旧稿，仅积稿就可装满满两箱，包括词人年谱、词例、词林系年、南宋词事、词源笺证、诗人旧闻、雁宕十说、诗文词存稿等十四五种。
念此十五种书，若一一写定，须十年心力，劳苦半生，弃之可惜。然成之亦复何用，颇思焚汰其大半，留三四种自玩。近月来于诗人论一书最为自喜，拟以极浅显文字写此六七家大诗人之性格，供中学生阅读，于我国文化或不无小补。如能每月写一篇，则一二年内可结集矣。心叔劝予先写词例，谓马夷初先生老年写说文甚苦，学术著作须精力好时写定。今日拟动手先写苏辛词例一篇，营营一日，遂不得一字。[62]
作为有成就的词学家、词人，他早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他深知治学之艰难，对身外的名声始终保持着警惕。4月15日，他参加东瓯中学周年纪念会，同乡、同事、数学家苏步青在演讲中对他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称之为“过誉”。
4月19日，“得陈从周覆，谓欲集同门刊月轮楼词，贺予五十寿，问予首肯否。时局如此，伤为此不急之务耶？其挚情可感，当为书报之”。[63]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余家菊的人生对话，他“颇有佳语”。对人生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3月21日，念及平生师友，他说：“予今年五十，思检旧作日记，作一书，多记师友恩惠，间及自己读书经历。半百忽过，不知尚有光阴几何？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皆不如心叔），恐记亦无多可记。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64]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假如王阳明在龙场有日录，“岂非天地至文”。宋明理学家语录都出自弟子之手，多有“走漏”，假如他们自己肯详细记下每一天的心境，或弟子能尽量详尽地记下其师一天的言行，“绘声绘色，令人如观电影，无殊亲炙，岂非大快”。[65]
2月8日（正月十一）是夏承焘五十岁生日，天气阴冷，傍晚有雨雪，晚上他吃面自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晚心叔、微昭过谈，谓吾人举目此小房内之事物，为五十年前所无者，殆占大半。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前千年所未有之新世界。记此自庆。今晨送鹧鸪天人日立春词与伯尹，结语“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年看斩新”，寓此意也。[66]
这年春天，“寒食清明都过了”时，他曾经填过“玉楼春”一首，其中有“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的句子，他对“千夫所指罪如山”的国民党政权素无好感，1945年，费巩失踪后，他曾参与签名，留下了“一士头颅索不还”等沉痛的诗句。在1948年的日记里他更是多次流露不满情绪。
11月9日，“报载蒋总统谈话，决戡乱到底，不惜再打八年，闻者皆咋舌。对豪门财产，仍无一字提及”。[67]11月17日，阅报知道陈布雷逝世，传服过度安眠药自杀，“以知时事无可为也。”[68] 12月4日，“传蒋语黄绍 ，决不迁都，亦不守南京。众料蒋于无望时自杀，但恐不能如所愿耳”。[69]后来他在1950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嘲弄：“昨夕台湾广播，蒋宣称一年后反攻大陆，予未及听。蒋氏前此一二年屡来泛湖，饮于楼外楼。予未尝一见，亦从未于无线电中闻其声音。台湾迟早解放，不知其能决然舍生否？若随妇人逃亡美国，则令人齿冷矣。或谓其在南京亦尝誓死，恐终不肯死。”[70]
“花事今年看斩新”，对陌生的共产党的到来，他既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内心深处又不无顾虑，比如他在194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说道：“旬来为时局担心，营营不安。细思只是自私，苟能使大多数人得福利，则牺牲小己，何足顾念。即目前举动，或不合理想，然总比因循腐烂好。放大眼光，坚定心志，以接更新时代，断不可畏葸灰心，自斫丧其生机。王静安自沉[沈]，只是可笑可悯。”[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人生五十是开端”
夏承焘的性格不属于慷慨激昂型，所以少有作狮子吼的时候，但他对闻一多的选择持肯定和向往态度，曾在194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73]1949年3月9日，他经浙江过通志馆，“遇廖迅甫翁，听谈在参议会骂座事。廖翁寒素，不改书生本色，激昂论事，自谓今年六十四矣，又何所畏避。”[74]对敢言之士、书生本色的赞誉溢于笔端。但他自己“出身于自私虚伪之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是艾思奇说的“那种小本经纪、无远见、无气魄，但求学得一手吃饭本领，得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7月25日为申请加入工会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中如此解剖自己：
我父祖皆是小商人，无田地产业，十三四时我父所设布肆倒闭，家计甚窘。19岁毕业师范学校，迄今任教三十二年，全靠薪金收入过活。
我二三十年来研究书本，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解放前一二年偶见学生壁报有“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农民”一语，甚受感动，颇思尽弃所学，然由小资产意识太浓厚，生活圈子太小，故虽欲求新知，以自改造，而仍不能联系实际。
对公共事业无积极负责心，屡以才力不够自解自诿。解放以后，治学教书，观点皆改变，觉从前种种，自误误人……[75]
然而，其为人处世治学处处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曲学阿世，不趋炎附势，他自称教书三十年“乐此不疲”，他信奉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本钱”，对投机分子他从无好感，无论是追随蒋介石的浙大同事张其昀，还是其他随风倒的人他都充满蔑视。他在195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此辈投机分子，可愍可笑。” [76]
1949年4月，“得知解放军横渡长江，夏先生作诗祝贺”。（由于这首诗没有收入《夏承焘集》，我至今没有见到。）5月3日，杭州解放，他又激情难抑，填写了《贺新郎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予年五十作此示妇》二首，[77]并写下七律《杭州解放歌》一首：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塞兵。
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
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78]
也是此时，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人生五十是开端”。1951年8月16日，他在抄录《满江红》词作时，前面有个按语：“江南解放时，予年五十，尝镌一印，曰人生五十是开端。” 从“花事今年看斩新”到“老来奇事见河清”，改天换地之际，“一代词宗”的心情大致上是乐观、兴奋、不无期待的。新时代开始了，他确实把五十岁看作了人生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