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经济危机促成梁山招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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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匪业集团是流窜经营的暴发户，北宋王朝是坐收暴利的超级市场，都是掠夺或变相掠夺百姓自肥的暴利集团。双方在利益上尖锐对立，梁山招安如同公司兼并，成本、收益、所有者权益和预期利润是双方计较的真问题，其余都是借口。梁山“替天行道”的口号是个欺诈性广告，水泊梁山的微观经济危机与北宋王朝的宏观经济危机促成了双方的兼并活动——招安。
梁山集团最初的财务收支模式有三：一是老大自筹，大伙白吃。创业者王伦、晁盖都是靠个人财产支付集团开办费和日常开支的。二是朋友赞助，大伙共享。宋江、卢俊义、柴进诸位都是梁山发展阶段各种费用的赞助者，或拉赞助者。三是集体抢劫，团伙分赃。智取生辰纲是晁盖一伙掘取的“第一桶金”。梁山集团为了提高抢劫积极性，实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分配制度，集体积累不多，无法支付日益增长的公共活动支出和集体福利费用，随着聚集人数的增多，地少、房稀、粮缺的矛盾日益加剧。所以，宋江日思夜想“给兄弟们谋个出路”。李逵主张：“杀到东京城，夺了鸟皇帝的位，由我家哥哥来做。”但是，梁山实力不足，风险太大。宋江即使夺了北宋鸟皇帝的位，对内如何兼并方腊等诸多企图称王称霸的割据势力，对外如何应对势不可当的西夏、辽、金和漠北蒙古四大强国？梁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决定了他们无法战胜诸多强手，只能选择强强联合的招安之路。多次征讨梁山的各路官军都是招安来的杂牌军，对手即是榜样。当水泊梁山聚集108将时，7座山头，3.5平方公里的山区聚集数十万当兵吃粮的农民军，衣食住行是头等大事，头领们想升官发财，士兵要吃饭过日子，梁山财务危机与日俱增，招安则是非法暴力合法化风险最小，收益最大，最容易实现的出路。
北宋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军事、财政危机长期困扰北宋王朝。“北宋钱荒”是中国历史上256次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比民国“金元券危机”严重得多。北宋钱币制造业长期失控，钱币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北宋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凡此种种原因，造成“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见《宋史》卷一八)。为了缓解铜钱匮乏，北宋大量铸造铁钱，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为降低成本，造币作坊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为了省工省料，北宋又减铸小钱，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为弥补金属材料不足，北宋又发行交子(纸币)，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造成纸币泛滥成灾，终于酿成无法收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财政支付危机日益严重。宋徽宗后期，北宋在联合金国攻灭辽国的过程中，北宋与金国预先商定，“许依契丹旧例银绢”，即宋每年给予金国大量银、绢等。除此以外,金国提出要宋朝每年交纳燕京等六州的“代税钱”一百万贯。北宋与西夏时战时和，和谈罢兵必须给付钱财。在严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面前，北宋还要应对花巨资求和，并对外战争。解决内部割据势力，降低内政成本，变镇压成本为军事资源的最佳办法就是招安，让一个强盗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军事行动背后往往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梁山招安是经济危机下的短期双赢，是术，不是道，更不是长治久安的大计。北宋经济危机，愚昧天真的李逵之辈看不懂，也想不透，精明的宋江、蔡京和皇帝们有感觉说不清，只好跟着感觉走。布局决定结局。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谋大局，部署大格局，才能成就大事业，跟着感觉走只能解一时之难，免不了走错路，梁山集团和北宋的结局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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