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财政专家刘晏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刘晏

唐朝风俗图，刘晏主持的财政工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筒车，隋朝发明的灌溉工具，在唐朝运用很广泛。

王安石
《是非成败说通鉴之隋唐篇》
史上那些成败
本报曾于8月4日B11国学版的“读宰相文章”一栏中介绍过唐朝宰相刘晏改革漕运的先进事迹（唐财相重金造船 运输成本反而降），只是篇幅有限，不足以将刘晏同志的光辉发扬光大，今天特地再加以补叙和阐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1200多年前的读书人，没进过哈佛剑桥，没研修过经济学，在内战方殷的情况下，居然既能为国家增加赋税，又能让百姓不觉得负担增重，这个功夫是怎么做的？后来名气呱呱响的变法家王安石做得不如他，又是为何？解开这些谜团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是有所帮助的。
文/刘黎平
了不起的童年：7岁当官 敢于向唐玄宗进谏
刘晏是谁？唐朝的宰相？不知道，名气远不如魏征、张九龄。不过，翻开《三字经》，你就可以找到他：“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做正字。”刘晏小朋友智商超高，当今的大学生硕士生排队考公务员，还得百里挑一，人家刘晏7岁就当国家干部了，而且干的还是文化工作：校对。刘晏一面校对，一面又很有政治野心。有一回唐玄宗问他：“小朋友，你年纪小小做校对，能校得几个字呀？”刘晏小朋友可用心了，他把自己的业务和将来的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报告领导，天下的字都是正的，就是一个‘朋’字不正。”暗地里提醒唐玄宗：要防范朝廷里出现朋党勾结的现象。这番对话表明，刘晏小朋友不只是要校字，还要校江山。后来的江山校得如何呢？
接手衰弱的唐朝财政
等到刘晏长大的时候，唐朝的江山已经不是原来的满团锦绣了，而是满目疮痍。关于这段安史之乱后的历史，我不打算做过多的阐述，大家尽管百度和翻书去，我要讲的是财务方面的问题。
唐朝这家曾经是世界上资产最大，业务最好的巨无霸公司，财务上陷入了这么一个尴尬——
纳税来源减少，安史之乱一折腾，天下的户口减少80%以上，即使是这剩下的不到两成纳税人口，也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各地军阀给分割了；税源在萎缩，财务支出却在增加。当时天下的藩镇闹事不消停，今天河北的田承嗣大帅不听话，打！明天淮西的吴元济司令要闹事，打！拿什么打？表面上是拿三军将士去打，说到底是拿银子去打。为了鼓舞士气，给士兵发双份工资，甚至还解决前线军人的家属温饱问题，因此每次有大的作战任务，部队一线作战人员经常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首都领预支奖金。
公司在萎缩，财务上只出不进的事务却在增多，咋办？
刘晏来办。
建经济预警制度
收集各地数据提前应对
刘晏担任宰相主持中央财政工作以后，在全国撒网，通过各地的网点收集各地方的经济信息，建立经济预警制度。
刘晏所设网点叫“知院官”，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知院官的职责不是收税，而是收集经济信息，上报中央，上报频率为每旬或者每月一次，不只是上报数据，而且还上报天气信息。哪个地方下雨多少天了，哪个地方多少天没下雨了，今年此处下雪多少米，彼此降雨多少厘米；眼看着某地方的麦子要丰收了，某地方的豆子恐怕要减产，都一一地上报。
知院官直接对中央负责，数据应该也是独立的一套。我估计，这样报数据有个好处，因为知院官不是地方官，数据与政绩不挂钩，这样倒是能保证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以免报上去的数据水淋淋的尽是市场上的猪肉。
消息到了中央，刘晏根据报表就掌握了各地的丰歉情况。而且这份报表不只是完全的客观信息，还对信息作出整理，提醒中央政府：某处丰收，可以高价收购粮食；某处歉收，需要减免税收若干。于是，收集了各处网络点信息的刘晏不等地方政府申报，就马上作出决定，对可能出现灾情的地区进行救济，在可能丰收的地区实行粮食收购。
于是，把灾害损坏百姓的情况消灭在萌芽状态。人民不受灾，自然不会饿死，不饿死就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就税源扩大。史书的原话就是“户口滋多，赋税自广”。
史书对他的财税政策的评价是：“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增加赋税收入﹐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想方设法先养肥纳税人，休养生息﹐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最终能扩大税源。
养肥纳税人，扩大税源的效果是有数字记录的。刘晏主持财政工作之初，天下户口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四百万缗（一缗相当于十串铜钱，一串铜钱相当于1000文钱）；到779年，刘晏死前的一年，全国人口增长一半到三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两倍多，到1300多万缗。
先养肥纳税人，你先肥我后肥，这个道理值得深思。
政府能增收
百姓有盐吃
虽说古代工商业不发达，可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还是工商业这一块，而盐务这块则是工商业里的大头。祖先吃盐不容易，不像我们今天几块钱随便到超市和士多买一包就了事，那时候的盐既是必需品，也是稀缺品，不得不买，又很难买。所以，官府经常把持这一块，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刘晏以前，唐朝政府的盐务实行官方的统购统运统销。什么都统，当然产生垄断，垄断产生暴利和腐败。政府收不到钱，老百姓嘴巴里吃不到盐，大家都怨。
赋税增百姓负担却未增
刘晏将盐务结构做了一下调整，他的聪明之处在于：坚持政府办盐务的基本原则，这个可以向朝廷交代；但又避免专卖制度的弊端，这个可以向百姓交代。在新的盐务体制下，盐的收购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里，从食盐生产专业户那里收购盐，然后运输和销售就转给盐商，任他们去操作，“任其所之”，最后由官方收钱收税。
刘晏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虽然实行盐务的市场机制，但是他仍然注意公平原则，不只是官府一个劲地吃咸，而让老百姓吃淡。他在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区建立储备盐制度，为了防范盐价太贵而影响到老百姓的菜碗，他就在盐价腾贵的时候，将储备盐降价出售。这样一来，政府收入增加，老百姓也能吃到盐。据大唐政府统计局统计：刘晏同志刚接任的时候，盐务收入为一年四十万缗，到他执政末年，盐务收入增长14倍，达到每年600多万缗。
由刘晏同志的先进事迹可见，只要心里真正装着老百姓，增加税收与减轻百姓负担并不矛盾。思想层面有时候也能决定技术层面。
财政改革成功的奥秘：
严格区别“士”与“吏”
刘晏同志在用人方面有重要指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办国家公务，要领在于得人，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锐，有精力，勤劳廉洁的“士”来做。具体怎么用人呢？
刘晏在这方面有妙法：士与吏分开。所谓士，就是读书出身的官员；所谓吏，类似那些非经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可能还是属于事业编制甚至聘用性质的办事人员。（注：这里只是打一个比方，请不要完全与现代编制对号入座）。不要小看吏，衙门里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由他们来办，统计钱粮，撰写文书，判决犯人等等，都是由吏来办的。
刘晏充分意识到士与吏的区别。读书人，是在孔孟先进思想的旗帜下长大的，讲究廉耻，有没有钱不重要，坏了清名就不用混了，所以，刘晏委派他们主持检查账户，出纳钱谷的关键工作。至于吏，他们关心的是利，刘晏就让他们主管具体操作，但不得染指账户出纳的关键事。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刘晏能放心让那些士去做关键的工作呢？这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素质问题。当今有不少人开口闭口就谈制度，以为只要把制度搬来了，就万事大吉。
其实，体制是人制定出来的，人的素质才起到决定作用。中国古代有相当的读书人有着高度自觉性，自律性，我觉得这个与儒家的“不欺暗室”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一个君子哪怕是坐在没有他人没有光线的房子里，都能保持没有龌龊的念头。“暗室”就是没有任何监督外因的环境，不欺暗室就是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训练。
人格成功
事业成功
成大事者，重在用人。但也重在用己。刘晏不仅用人用得好，而且用自己也用得好。《资治通鉴》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他为人勤快，肯发奋，所有政事，不管急事还是缓事，都规定在一天之内办完。
而且由于刘晏重视经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他的工作管道是畅通的。不管手下在几千里以外工作，都战战兢兢办事，就好像自己面前摆了个可视视频，刘晏直接在监视他一般。
家中只有两车书
可惜好人命不长，大唐帝国如此优秀的财政专家在公元780年，居然被杨炎以串通反贼的名义杀害，在抄家时，发现堂堂一个宰相大人，家中竟只有两车书，几百斤麦子而已。天下人对他的死的态度就是：“冤之”。儒家的行政观中有这么一个观念：执政者先要身正，然后政令才能畅通。王阳明，曾国藩也持这种观念，王阳明讲究“心”，曾国藩讲究“诚”。某些西方管理制度往往抹去人的道德色彩，只看方法和效果，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往往都是大能臣。
我们近年来也接受了这个概念，认为只要能办事，人格如何不紧要。不过，因为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吃过不少亏了。管理者人格的成功与事业的成功还是挂钩的。
结语：
为何刘晏能成
王安石却不成
公元11世纪，王安石那场声势浩大的变法以失败告终，比王安石早300年的刘晏悄没声息的财政改革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当然，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层面之广，问题之深，任务之艰巨，远非刘晏财政改革所能比拟的。刘晏财政改革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太涉及政治之争和利益的分割，阻力比王安石小得多。但是，就变法者本身的理念而言，刘晏还是有比王安石高明之处。
王安石变法为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本身没错，但这个口号本身隐藏了些许急躁的心态，王安石本人也性格急躁，喜欢看得见的成绩，结果就会给小人可乘之机，在操作过程中变味。本来是给予，却变成索取。例如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借贷行为，后来却变成政府的强制贷款。刘晏则是以“养”的心态实施变革，始终以给予为目的，因而能温和少阻力地进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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