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想给这段历史提个醒”——记录片《我的抗战》与最后的老兵

“我们就是想给这段历史提个醒”——《我的抗战》与最后的老兵
南方周末 2010-09-23  记者 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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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普及，我们不是研究者，不是告诉你大格局是怎么回事，我们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一群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状态。
◎我们会用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叙述，甚至用相对主观的方式来叙述，不求特别客观，但是会直接戳到你心里，你哭了，你很激动，你会记住这个事。我们就是想提个醒。——《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

“这是冰山的一角。”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看过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后说。
9月起，纪录片《我的抗战》在重庆、广州、深圳等地进行了展映活动。11月起，《我的抗战》将在各地电视台播出，目前已经和全国80家电视台达成播出意向。  《我的抗战》使用了大量具有版画风格的动画。抗战期间，版画曾经是激励民众的重要艺术形式。动画的应用不仅让口述者的回忆得到了生动的还原，也会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这种真人讲述历史、动画还原场面的形式被称为“动画历史纪录片”。 （清澈泉公司/图）
崔永元把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形容为乘着泰坦尼克号行进：“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是一座冰山。就像是在泰坦尼克上做事，我们对我们工作的前景难以描述，我们可能会在安全的航线中看到完整的冰山，也可能会误撞冰山导致沉没。”
《我的抗战》中的口述影像来自崔永元近年来一直在做的口述历史工作，这一项目采访到3500位战争亲历者，而与抗日战争有关的部分，一线采访记者却只有两位。“这个项目得到了1.3亿元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全都是无偿资助，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全部资金只来自于五家企业和个人。”9月9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崔永元说。
口述历史进行期间，曾有四个月发不出工资。崔永元谈及原因时说：“主要是商业的原因，也就是说播完我们的片子不给钱。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做一件以公益为主的事业，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是常态。”    中国抗战必须要面对一个尴尬而残酷的问题：伪军。上百万的伪军，令无数后来的中国人困惑。《我的抗战》对此并未回避。编导侯晶接到这个选题后的第一反应是：伪军？哦，就是汉奸嘛。领导回了句：不是，汉奸不一定是伪军。 （清澈泉公司/图）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女人的故事更能透视战争的残酷。《战火红颜》一集讲述了抗战中的女性故事。 （清澈泉公司/图）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你们问它有什么用

“你们以王文川作为主角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电视台从来没有播过一个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士兵作为抗战题材主角的片子。”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看片会上，总导演曾海若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现在不让做，可要等到能做的时候再去采访，人已经没了。”曾海若回答说。
2008年8月，在北京清河养老院住了一年的王文川被儿子接回了家。
其时，王文川九十岁，已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在很多熟悉他的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孤僻。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把一段记忆埋藏了60年。
1937年淞沪抗战，中日首次决战，日本没能实现三个月灭华的狂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还有四百多人没有撤出，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的带领下，孤军的抵抗，成为全中国的精神支柱。但是壮士们的命运却极其波折悲壮。团长谢晋元遇刺壮烈殉国，“八百壮士”沦为无人领导的孤军，后来又成为战俘。王文川、杨养正就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孤军。在战俘营，王文川在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从此隐姓埋名，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他的经历和身份。还有一些壮士被运往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做苦力。
王文川是1933年当的兵，那年他刚十五岁。四年之后，他成了全副德式装备的88师524团的一名重机枪手。1937年8月之后，很长时间王文川的手就没有离开过重机枪。
2009年8月，崔永元找到王文川的时候，历史上的“八百壮士”，在世的只有三位。
崔永元是通过黄埔军校同学会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在清河养老院的王文川，当时纪录片《我的抗战》还没有筹划，崔永元是在为他的口述历史系列项目之一的《战争与回忆》做准备，这个系列还囊括了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中印之战、中越对外反击战，崔永元计划以幸存者的口述史构建20世纪中国战争史。
负责做王文川口述史的记者是郭晓明，他用两年的时间多次跟拍老人，直到他去世。
但是真正坐下来做访谈只有一次，时间是整一个下午，那次采访是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感觉很困难。采访之前要先跟老人反复沟通，这样不至于太唐突。困难在于，提到过去老人情绪会比较激动，问他的一些事情，他觉得现在讲没有意义。他经常说的是，这些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你们问它有什么用？即使他肯坐下来跟你说话，也是强调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不会给你描述现场和细节，问多了他会烦，问少了他会讲不到。他陷入情绪时，不大管摄像机，也不大管你，他想说话的时候闷着头只管自己说，但你只要问多了他就不高兴。”开始面对王文川老人时，郭晓明一度一筹莫展。
最初他以为是自己冒犯了老人，但是半年多之后，在参加八百壮士遗骨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还乡活动时，郭晓明见到王文川，老人认出他来，握着他的手亲，老人亲着他的时候哭了。但最后一次拍摄，看到郭晓明，老人又认不出他了。
郭晓明出生于1978年，跟随崔永元工作两年，采访了两百位老兵。他的感觉是“采访紧张，不采访也很紧张”。“要做各种准备，除了熟悉受访者的背景，很多知识也要有。因为你跟这些老人说话，你必须熟悉他熟悉的那些事情，他要看你什么都不懂就不愿意跟你交谈。”郭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定要看脸，不看脸是不行的

曾海若也是70后，出任《我的抗战》总导演前，对抗战历史只有大概的了解，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
“光看书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看脸。他们的脸一定有尘埃的，这些都是密码。看脸特别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有人做历史资料的收集，而我们更注重做历史影像的收集，一定要当事人在镜头前来说话。”曾海若说。
32集的《我的抗战》，担任一线采访工作的记者只有两个人：张钧和郭晓明。张钧做开局，其余三分之二是郭晓明完成的。
在张钧负责的部分，最长的一位口述者访问一个多月，用掉了一百多盘带子。
张钧的采访方式是：撒开了让他说，行话叫“开闸放水”。
“先从外围入手，开始时他可能会有顾虑。一开始是根本不可能拿到东西的，要和他有长期的接触，取得信任。一开始讲的都是比较外围的东西，这个笋一层层剥开，最后到核心，最想要的东西就拿到了。”
其中一集《白山黑水》与抗联战士有关，就是张钧负责的。“采访前我先拿到了一份抗联战士的名单，那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俄罗斯给中国曾经到苏联参战的老兵授勋，那份名单有七八百人，在当时是很全的，可是到我们开始访问的时候，在世的只剩二十多个人了。”张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拿到名单后，采访组分头行动。东北是抗联老战士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期间，张钧跑遍东北三省，访问幸存的抗联老战士。这次行程，在世的抗战老兵，他全都访到了。
通常采访组对受访者选择的标准，首先是一定要“亲历”，必须是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会让受访者讲述其一生经历，这被他们称为“经线”；再把历史事件或历史时刻作为“纬线”来确定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坐标。下面要做的就是讲述者在那个历史时刻做了什么，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包括他在那个时候的内心感受——在采访组看来，感受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可能是更难捕捉的一部分。
在哈尔滨有一个老太太叫冯淑艳，99岁，当地人称她为“双枪老太太”。“当时在抗联时，冯淑艳两手打枪都打得很准。但是，联系她的时候，得知她在医院，他的家人说你们赶过去她也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她可能还会冲你们笑，但是说不了话了。我说就是不说什么，我们也去拍一下。结果到医院，她在一个极普通的病房里，甚至是可以说是挺破的一个地儿。老太太躺在那儿，也不睁眼，完全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后来我们的摄像都不忍心拍了。”张钧说，他们没拍成冯淑艳，却找到了李敏，也就是《白山黑水》这集的讲述者。  李敏，当年东北抗联军最小的女战士，她是《白山黑水》这一集的口述者。面对镜头，她回忆了当年的困苦时刻：“雪下得满满的，平的，没有躲避的地方，就藏进树根底下，用雪把自己埋上。没几分钟，日军的马队就来了，我听到马蹄得得地响，就像踩到我的脑瓜子的感觉”。 （清澈泉公司/图）
1938年11月23日，14岁的抗联战士李敏在雪地里寻找藏身之处。
李敏面对摄影镜头回忆那个困苦的时刻：“那是11月了，白天很短，三点来钟，太阳开始落了，而且雪下得满满的，平的，我看没有躲避的地方，就藏进那个树根底下，完了用雪把自己埋上。没几分钟，日军的马队就来了，我听到马蹄得得地响，就像踩到我的脑瓜子的感觉。”
东北之行最特别的收获是，采访组访问到了阎继哲。他出现在《我的抗战》最后一集《胜利了》当中。阎继哲生于1912年，今年98岁，也是抗联战士，在抗联那个圈里面是活字典。
1943年，因为叛徒出卖，阎继哲被抓起来，关到哈尔滨的日军监狱里，日军给他两个条件选择，一让他交待出他把枪支藏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让他写一个反共声明。这两件事他都没干，就被判了死刑。预定行刑的日子是8月14日，他有一个战友叫孙国栋，关在他的隔壁，那天要杀他们两个人。他听着隔壁门响，战友跟他告别说老阎我走了，然后就被行刑人员吊死了，他以为该轮他了。结果刽子手喝多酒来晚了，就干了一个，想留阎继哲到第二天再执刑。
结果第二天早晨，日本就宣布投降，关在牢里的阎继哲获得自由。“怎么让口述者言说是重要的，怎么呈现口述者说的同样重要。”曾海若总结说，“故事性是《我的抗战》追求的特质。就是尽可能的电影化。我们尽可能让这个片子有电影的节奏，比如我们用影视动画来加快节奏，试图让这些老人变成三十多分钟电影的主角。我老是说，实际上你把它当成电影就好了，把他们当演员。其实他们就是演员，看他们的表情，他们回忆时候的眼神，其实就是演员，甚至演员也演不出来。”“片子是要普及，一定是年轻人，对我来说特别想要80后甚至再年轻的人看。我们会有一些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元素，比如说动画，我们请电影学院的一个团队专门来做动画。我们会用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叙述，甚至用相对主观的方式来叙述，不求特别的客观。但是会直接戳到你心里，你哭了，你很激动，你会记住这个事。我们就是想提个醒，提这段历史的醒。因此你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你得好好说，你得说得生动有趣。”曾海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查尔斯·邦德，美国空军少将。1941年他来到中国， 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他曾单独挑战过同时二十多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出色完成了很多飞行任务，被称为“王牌飞行员”。崔永元的团队曾赶赴美 国对这位当时已经92岁的老人进行了采访，之后不久，查尔斯·邦德就去世了。 （清澈泉公司/图）
有时候在说话之间他就睡着了
口述历史“战争与历史”项目确立后采访组希望找当年美国飞虎队退役老兵的线索，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了相关信息，采访组获悉飞虎队员尚有四位幸存者，还有一些其他地勤人员。
采访组决定去美国采访，那次采访历时18天，做了34个人。
查尔斯·邦德是采访组在美国采访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人。
查尔斯·邦德，美国空军少将，王牌飞行员。他曾经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然而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终成为了一名轰炸机的飞行员。1941年，他来到中国，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1942年5月4日的云南省保山市，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青年节。群情激奋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险。那天下午，查尔斯·邦德是唯一一名来得及起飞的飞虎队队员。而他要面对的，是超过五十架日军轰炸机与战斗机。
2008年，采访组赴美采访这位战斗英雄，当时他住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城，采访组去了他家。关于飞虎队在中国的经历，查尔斯·邦德在美国写过回忆录，他在书中这样说：“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再去中国。”在中国飞行时，他26岁，接受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采访时，这位92岁的老人说：“如果再回到26岁，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
面对面采访，使老人保持精力是采访者需要应对的。在做查尔斯·邦德采访的时候，老人会犯困，有时候在说话之间他就睡着了。但是当他进入回忆之中，进入他讲述的记忆中的时候，虽然他的语调很迟缓，还是能激发起他的兴奋感，他能清晰地记起当年的情景。
查尔斯·邦德在中国的时间是在1941年底到1942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打下了八架日本飞机。其中最传奇的一次是日本轰炸的时候，出动了50架战斗机，因为中国军队防空系统当时有问题，没有及时发出警报。日军战斗机飞临的时候，查尔斯·邦德和他的同僚机组仓促起飞，但最后只有他这架飞机飞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别的飞机都没有上来，他就一个人打那50架日军战斗机，结果一直追到缅甸边境，他的飞机油快没了，往回返，这时候后面日本的战斗机起来了，两架飞机追着他，最后把他给打下来了，他被打中就跳伞，他跳伞那个地方旁边还有个水沟，那样得以逃生。”负责采访查尔斯·邦德的张钧说。
离开中国后，查尔斯·邦德回到了原先的部队，不久出任美国驻苏联武官。
退休前他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司令。
2009年8月，93岁的查尔斯·邦德因老年痴呆症，在家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