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商友社区－－商友会－－千禧网100

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
发表时间：2005-9-3 22:20:34  阅读数： 107

现代新儒家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客观存在着的消极面也有着深刻认识和很多批评。他们也不是文化闭锁主义者，而是既主张了解、接受、吸纳西方化，又要否弃其病态。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怀疑与失望之情。堪称现代新儒学先驱者之一的梁启超曾很形象地写道：
" 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之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落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当年曾十分真诚并投注了全副心力介绍西学的严复，何以晚年会同样十分真诚地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中国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鄙人年将七十……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至于现代新儒家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把贞定民族文化意识，挺立起民族的主体精神作为唯一的思想进路。在他们看来，这是拯救危亡的唯一途径。
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深厚根底和自觉体认，这对于现代新家来说是自然之事。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域外文化，吸纳着西学，不过，引起他们高度兴趣并进而予以认同的，主要是西方人文主义。
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无不欢欣鼓舞，并立即将之作为其民族主义依傍的力量，西方非理性主义对于人之个性的强调遂成为他们强调世俗特性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当然，西方人文主义所表述的内容与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观点也有不同，如前者注重非理性，后者却更多地从心理、意志方面表述着理性的内容；前者否认伦理主义、理想主义的作用，后者却持守着与之恰恰相反的观点。如此等等表明：通过强调人之"理性"以弘扬民族文化意识，充溢着强烈的理想，高擎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巨帜，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质。
关于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李泽厚论曰：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马列哲学的中国化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特色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就只能数‘现代新儒家‘了。只是比起马列来，他们的力量、影响、作用和对时代的贡献确乎渺不足道。""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钱穆、徐复观基本上是历史学家。张君劢、唐君毅虽属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及体系相对来说庞杂无章，创获不多。熊、梁、冯、牟却各有某种创造性，且思辨清晰，条理井然。"
作为当代新儒家，首先他应是一位真儒，切实契合古圣往贤的生命智慧，视儒学为自己文化生命的归宿；其次在儒学面临生死考验的时代，能够继往开来，在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中作出独特的贡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的贡献则表现在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的重建上，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由他才真正完成了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他是当代新儒家的典范。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经历了三期发展，兹综合有关资料并结合个人之见，对之简单述论于下：
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当以反传统成为时代主潮时，梁漱溟率先倡言要走孔家的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他一生始终恪守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既以强烈的救世意识时刻关切着芸芸众生的超拔大事，又怀着"王者师"的使命时刻关切着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体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古传统"圣人"式的品性，以至被美国汉学家艾恺誉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
张君劢既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并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以其独特的学术贡献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基础。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而颇有功勋的熊十力，因有感于"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遂立志"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一度潜心佛学，后转归于儒，以《易》生生不息的动态思想为基础，承继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儒家心学，又参之以王夫之道器不离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创构起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熊氏的这一思想体系，对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故而被当今的研究者称之为承继又超越了宋明理学，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
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队伍里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既受惠于陆王心学，又得益于程朱理学，从而以"接着"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与梁漱溟、熊十力注重直觉有异，他强调理性，对儒学传统作纯逻辑化的义理诠释。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动，由现代新儒家转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有明显的回归早年思想的倾向。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多不认同冯氏思想，甚至对之颇有微辞，但冯友兰作为一位具有理论创造力的智者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仍是毋容轻否的。
贺麟并未像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那样以系统的形式展示其思想，甚至没有一部专门阐述自己新儒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其思想主要散见于刊发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之中，故而在思想文化界既未产生过梁漱溟那样的轰动效应，也没能像熊十力那样赢得现代新儒家后学们的尊崇，但他一生精神生命上始终持守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学说上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而且，他不仅立足于现时代，会通中、西，对儒家心学传统做出别开生面地阐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唯心论体系，更首次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命题，并对其之前的现代新儒学予以总结性的评论。这就使其在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有了独特意义。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史学大师。他不是用深奥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其思想，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儒家复兴问题、批判"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主张，这既使其区别于其他现代新儒家，又使其思想较之那些注力于形而上玄思的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等）更能影响缺乏哲学修养的读书人。
堪称诗哲的方东美，是一位以诗人的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未来命运，又以诗人的语言表述自己哲学见解的思想家。诗性的智慧，使其打通儒、释、道，而非株守儒家传统；强调原始儒学的思想价值，而非执着于宋明道学；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固有价值的同时，又把西方思想传统看作有助于复兴中国文化的积极资源。这样，较之其他现代新儒家，其视域更宽阔、心胸更开放；唯其如此，不少论者并不主张将他归入现代新儒家，但现代新儒学就不能在认肯儒学基本精神价值的同时兼容各家传统吗？方东美的精神生命及其基本思想学理应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三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唐君毅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诺亚方舟。其为人为学均极富宗教色彩：为人上，面对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生发出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悲凉心态；为学上，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字都闪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至于他同钱穆、张丕介一道呕心沥血地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既为当时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传扬孔孟儒学提供了机会，又为20世纪中后叶海外新儒家开辟了一块精神根据地；他本人的《人生之体验》、《中西哲学之比较文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诸多著作，更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同于唐君毅着重于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恰当理解，以纠正"五四"以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弊，牟宗三运思的重点似在批抉中国历史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途径；而唐、牟形式有别，精神实质一致的工作，使得现代新儒学在1949年以后的海外逐渐滋生发展了起来，并终于成为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一大思潮。不过，与乃师熊十力、同辈唐君毅学问与生命融通为一的精神特质有所不同，牟宗三是位同冯友兰一样的大学讲堂上的现代专业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作为其专业与其个性人格以及行为规范之间看不到直接的必然联系。尽管其学问知识与道德人格相互割裂，但他主要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述来表达并阐释其自己的哲学思想，还高扬陆王、贬抑程朱，一反传统旧说地提出以《大学》为主旨的程朱是"别子为宗"，以接续《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的陆王（特别是胡五峰--刘蕺山一系）才真正承继了孔子，又借助康德、罗素、怀特海等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推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和思想传统，这就使其把现代新儒学推向了一个理论发展高峰。
徐复观一生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现代新儒学得惠于熊十力的开启，但并没有走上熊氏为新儒家所开出的形上之路，而是主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确立了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过，同样侧重于史学研究，钱穆的目的是要证出一个"古已有之"的结论，而徐复观则真诚地认同民主，热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并对古代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深恶痛绝。（作者：陈寒鸣）（商友会对此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