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唯真男儿能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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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真男儿能多情
潘向黎
有一句话本不想说。整个唐朝，最爱李商隐。虽然，明明知道李白、杜甫的“光焰万丈长”是最耀眼的，也倾倒于王维难以企及的无尘境界，更有那么多大诗人的珠玉篇章让人击节再三，可是，心底里最爱的，终究只有一个。
李商隐（813－858，一说约811－约859），字义山，号玉谿山、樊南生，怀州河内人（今河南沁阳），晚唐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至今存世的有600首。他是如此自信，总是以宋玉、司马相如来自比，他又是如此的不走运，他素有“欲回天地”之志，但大唐已是黄昏末路，他以诗篇杜鹃啼血也不可能唤回春天，甚至根本对自己穷愁飘零的处境无济于事。即便如此，他还是以过人的才华和强烈的感情，在诗中议论时事，借古讽今，更在诗中叹息不幸身世和孤独心境。他的七言律诗，把这种形式推到了极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瑰丽飘渺的爱情诗，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跨越了时间，成为不朽。
感人的不仅仅是爱情本身。有专家说得极是：“它们的意义已不止是一般地讴歌爱情，有许多篇什已升华为对女性的赞美，对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表现了古代一个正直诗人和男子对女性的善待乃至爱护尊重，从而也显示了中华文明中与歧视压迫妇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传统。（见董乃斌评注《李商隐诗·前言》）”一直觉得李商隐是个值得敬重的好男人，如此说来，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李商隐的不幸，除了一生怀才不遇，还在于生前不被理解、身后也常常被误读。他曾被指责为“忘恩”“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文人薄幸”，其实是一位有情有义、俯仰无愧的读书人；后人心目中，他是一个耽于儿女情长、深情缠绵的“情种”，却不知他是一个磊落耿介的大丈夫。
李商隐生活在藩镇作乱、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的大动乱时代。早年得到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令与其子令狐绹等一起学习，并向他传授骈体文做法。后来由令狐绹力荐，登进士第，该年冬天，令狐楚死。次年，商隐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其女。当时政坛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争斗正酣，令狐属牛党，王茂元被视为李党，商隐的行为本非出于党派意识，但在令狐绹看来就是忘恩无行，令狐一党又长期执政，所以商隐一生备受压抑，以依人作幕、代草文书为业，最后任了一些闲职，不久就客死他乡。李商隐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觉选择，是在牛党得势、令狐绹为相的时候，跟着被贬的郑亚去了桂林，表明了远离牛党、同情李党的态度。友人刘蕡因纵论时政、指斥宦官而被贬逐终于冤死，商隐连作四首诗哭吊，“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以义正辞严的抗议之声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太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等幽禁文宗、滥杀无辜，多数官僚士人噤若寒蝉，商隐却挺身而出，连作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既严谴宦官，又痛责谋事不密的官员，还委婉批评了用人不当的文宗。（以上参见董乃斌作《李商隐诗·前言》及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等书。）
那个似乎总是一袭白衣、走在无边风雨中、独自苦恋的才子，乌云压城、江山变色之际，才让人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却原来这是一位节操独立、风骨傲然、敢于冒死抗争的大丈夫、铁男儿。
董乃斌先生指出：“李商隐诗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表现爱情、悼亡以及对坎坷身世的自我感伤乃至对唐王朝衰亡的预感时，往往彼此融渗胶结，浑然化为一体……”（《李商隐诗·前言》）只有在重视感情、尊重女性的诗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他心目中，爱情，是生活、命运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爱情的得失甚至和王朝的兴衰几乎同等重要。曹雪芹虽然可能不那么喜欢李商隐的诗（借黛玉之口说出），但是在曹公的女性观、价值观中，很容易找出和李商隐一脉相承的内涵。
无情无义的，多势利凉薄之辈，岂有真豪杰？唯真男儿能多情。李商隐就是这样一位大诗人、真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