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执著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不必执著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刘正山
我国官方乃至学界，自2003年以来，积极游说和呼吁欧盟、美国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新华社消息称，自2004年4月新西兰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来，全球已有64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韩国、俄罗斯和东盟10国，非洲国家16个等。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转型取得了较大成绩，企业自主经营度日益扩大，政府干预经营的程度日益减少。但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我看来，没有必要要求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太大。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概念，是一个主要针对于企业而非国家的反倾销和补贴条款。在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可以通过证明其公司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营，来避免歧视性待遇。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十分有限。例如，2003年中国出口4383.7亿美元。这一年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59起，涉案金额22亿美元，仅占当年出口总额的0.51%。就算是中国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意味着在反倾销应诉中我们的压力就大为减轻，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从此就可以不受欧盟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进口价廉物美的商品。之所以有反低价倾销这样的事情发生，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厂家的利益。而这种考量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永远存在，政府永远要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之间争取一种均衡。所以，即使中国争取到了市场经济地位，也难免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事件。
当然，前面是从贸易角度分析的，如果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即使中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未必能够保障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有历史的经验教训。2002年，一位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写了一篇题为《遗失的20年》的文章，对100多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8年的发展经验做了详细的计量分析，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以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改革。伊斯特利发现从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标来看，比如说教育、金融自由化、透明度、民主参与等，这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都比60年代、70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的中数在60年代到70年代时是2.5％，但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数则为零；其次，经济的波动在80年代、90年代比60年代、70年代还大。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升，却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经济快速发展。
从实际出发，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例如，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缺乏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我曾经提出两个简单的指标来计算市场化程度：一是政府投资与非政府投资对比度。就是说，如果非政府投资或者非公共投资在全社会总体投资中的比重低，譬如小于40%，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譬如，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1月到4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万亿元，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为0.6万亿元，比重为58.76%。这还没有算集体经济的，否则，公共投资至少占全社会投资的70%以上。二是工业增加值国有化比重，也就是说，如果增加值中固有成分大于15%以上，则说明这个经济体不能算作市场经济。譬如，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5月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8769.76亿元，占全社会的工业增加值（20036.90亿元）的43.77%。可见，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份不够高，市场机制作用的程度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执著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可能对于深化改革没有什么好处。当前，我们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应该走向正规化，减少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干预。目前，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式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很多时候是通过“打招呼”等关系途径而不是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所采用的调节办法。一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趁机扩展自己部门的利益和部门权力，例如设置一系列的审查、审批项目。这是伴随着一些部门升格和新的行政管理部门设立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细等问题而来的，它们在宏观调控中总是想加大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由此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通过一些部门时被歪曲了，实质上，有时其调控形成的并非中央原来调控想体现的意图。中央在宏观调控中要求各个部门加强管理，而各部门利用机会扩张权力和利益，很好的政策形成了很糟糕的结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让企业的决策不受到政府的明显干预，企业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簿，企业的生产成本、财务状况不受非市场经济体系的显著影响，企业成立或关闭不受政府干预，货币汇率变化由市场决定。总而言之，具体到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个问题时，中国应该从务实的角度仔细考虑一下其中的利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