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问答宋强：90年代的民意是“新爱国主义”的起点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之一。2009年，宋强连同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和刘仰，推出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再度引起舆论关注。（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就90年代民族主义的话题，凤凰网专访《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他说，在这样一个年代讨论民族主义是绝不过时的话题，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仍然能够听到过去的回声。”与王小东相同的是，他同样认为中国应抱持信心，但“逆向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所以“健全的民族主义，能够有力推动社会道德回归。”

90年代民族主义植入了个人体验

凤凰网：我们为什么要探讨民族主义？在这样一个21世纪的中国，你认为我们探讨它的意义在哪里？

宋强：在21世纪探讨这样的问题，时过境迁了吗？国族命运的忧患意识“过气”了吗？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探讨的前提在慢慢消亡，相应的政治文化也在淡化，民族主义在“普世价值”前显得古旧、执拗，那样的不够文雅，那样的不够至爱亲朋，与新潮流“文明趋势”逆势而动。但这种嘲讽有失公正，有的甚至是一些故意涂抹出来的图景。奇怪的是：当今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有的中国人会去故意用一种情绪去涂抹它，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会出现不顾常识的描摹，为什么包括某些报纸网站国际版块的编辑，也欣然接受可虑的“知识更新”--比如他们把官方过去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颠倒一个个儿。给人印象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替换一种角色观叙述就行了。

而历史规律可能要不断打击绅士们的热情天真--世界政治景象通常很少有什么新意。今天的情况和冷战时期非常不同，旧冷战时期的敌对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变成以经济、金融问题为中心。博弈，永恒的利益之争，仍然是国与国关系的常态。

引一句国外学者的话：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仍然能够听到过去的回声。”

以上是正解，没什么新鲜的。说一句有点绕口令的话--探讨的意义，甚至必须强化这种探讨扩大它的受众面的意义，在于现在主流知识界在试图故意抹煞掉这“意义”。现在是在争论中让“常识”凸显，常识是什么？懂一点国际知识，懂一点世界历史发展的图式，懂一点“来之不易”--这个常识和某些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以布道姿态恩赐于民众的“常识”，是有不同的。真精英、假精英们言必称“常识”为此得意洋洋的时候，我的观察，很不幸，按北京话，就是一种赖了吧唧的态度，缺乏友善，缺乏真诚。他们姿态有点偏斜，这是遮掩不住的--傲慢地认为倾听者是要被他们“启蒙”的，是业已被洗脑的可怜人。你看，常识都不懂的民族，多可悲。

这又是一场柏杨式的文化自虐的回潮，表面看来更花哨，实际上了无新意。“常识”在某些人士口中，就是“真理”的替换说法。它的情绪真相是蛮横的，它的潜在品质是专制的，只不过听上去甜蜜可人而已。

我写过一本书《人民记忆》，动机就是希望读者以一种较尊敬的态度看待6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以一种深厚的态度看待我们记忆脉络形成的历史。而不是像“启蒙大师”做的那样，根据主观好恶分界“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他们否认中国人民的成熟，在中西方关系的认识上，尤其成熟。

凤凰网：90年代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在哪里？

宋强：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西关系有了重新认识（不是抛弃先前的正面认识），中国民意的反弹，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的强大信息，比冷战时代更丰富，这是人们接受了一些真实的国际资讯后，表达出来的自动自发的爱国主义。是改革开放受惠者表现出来的爱国立场——追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呼吁。这里面有个案例，就是我在《中国可以说不》里的自述部分。

所以90年代的民意汹涌有它的时代特色，有较之于冷战时期更鲜活的基因。我认为，它是“新爱国主义”的起点。融汇了新知识，整合了新经验，在一种新的情感背景下，摈弃了官方的冷冰冰的“爱国主义”解说，而植入新的内容，跟个人自觉实现新的对接。

凤凰网：80年代是中西蜜月期，那么对90年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忧国并关注自由公正

凤凰网：《中国可以说不》将反台反美的宣传推向高峰，怎样看待这本书被官方认同？

宋强：个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国家的事？以个体努力、文人写作去介入国际关系，小人物戏剧化了一把，舞台还挺大。回想起来，写这本书的前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被官方认同了”？于是我们不清白了？我们的身份动机就变得可疑了？我不是这样看的，记得当时我们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你们的智囊了解中国的资讯，是不是总通过那些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会告诉你们：制裁中国，只能会受到中国民众的欢呼。所以我们几个人弄出了这样的声音，就不相信是真实民意，就觉得是政府在操作，这样认识中国人民的思想状况，你们就会出偏差。美方也说，一般美国人民认为，中国就是朝鲜这样的国家，所以他们会欢呼政府对中国往狠处使劲儿。所幸的是，政客、外交官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真的依据这种天真浪漫的民意来制定政策。

所以当你关心是否“被官方认同”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样的背景。在1996年，我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国际新闻界认真地对待这本书和它的震荡，这本书传输了民意，如果官方认为民心可用，那不是一个正确的立场吗？那不是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想要实现的进步民主的第一步吗？

凤凰网：同样是苏东剧变，西方阐释为自由的胜利，而中国官方及学界以此为警钟，更加强了民族主义心态，这是否是“屁股决定立场”？

宋强：“屁股决定立场”，修辞是有趣的，是嘲讽性的，那又怎么样呢？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如果换了一种表述，你会觉得这含义非常严肃。西方的“政治正确性”，80后的政治正确性（如“什么都能嘲弄就是不能批评王朔”），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性，比如最近的汪朱抄袭事件，不都是屁股决定立场吗？

人总要归结到一个位置上去说话，以一定的利益考量来处事。良知？当然我们要奉行良知，但良知真的不是自由的基础。

苏东剧变，我最近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个故事，我觉得“自由的胜利”，首先是利益集团的“自由的胜利”--一个不祥的联想，一个假说，一个有点“糙”的比喻：如果中国变成菲律宾，变成孟加拉国，变成尼日利亚、埃及（知道埃及现在的样子吗），你觉得首先获得自由的是哪些人？最大程度上获得自由的是哪些人？

人们爱引用丘吉尔的“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那我们能不能据此造句，“中国模式”至少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大家横着比纵着比吧，多说一点建设性的话吧。对小东兄说的“天命所归”，我们该不该抱持信心？天佑中华，我们该不该有这种冥冥的自觉？

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再来回忆我自己对人们热情欢呼的苏东剧变，为什么有一种沉甸甸的联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忧国的，是关注自由公正的，而且比起那些为未来“买码”（赌博名词）的人士，会更加痛苦。这是一种真诚思考的痛苦。

黄纪苏老师说：中华本位，容纳万流。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人民本位。

挺好。

健全的民族主义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道德回归

凤凰网：《中国可以说不》的最后一篇是《访美归来，更有信心》，作者放言“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出大问题”，现在看来果然言中。现在是否可以对今后若干年的世界郑治经济格局再做预言？

宋强：这是喻权域教授写的，根据他访美的观察写的一篇给李铁映的报告。经过他同意，我们把此文收录《中国可以说不》作为代后记。

这篇文章给我极大刺激：喻教授感到非常疑惑的是美国人的透支，已经超出了打算过日子的理性边沿，我在想，这到底是一种社会文化，还是折射帝国代际兴亡的曲线？全世界都在为美元地位买单，这个表述似乎粗俗了一点。但确实是对的。

不会做预言，但我们前面的建言主张，都是这个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

凤凰网：从您所了解的其他文化、艺术、政治其他方面，来论述您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发生细节？譬如张艺谋曾经以民族色彩极其浓厚的电影《红高粱》获得大奖，您认为应该如何有效地良好地利用民族主义？

宋强：司马平邦说的话很好，孔庆东说的话很好--一定要注意形象，注意推广，注意策略。

右派的五毛党策略，做得非常有效。

学习，学习，再学习，研究一点传播学，甚至注意一下美学细节。都是必要的。

如今，中国舆情最大的变化--就是逆向种族主义已经有效地普及到民间，普及到草根，看看门户网站的言论，逢中必反，甚至在黄海军演这种问题上，都有很多杂调（当然很多是文化撒娇）。

我觉得这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动态，就像发面一样，你要把成分都揉开，那才会提升一些东西。提升了什么呢？比如说，健全的民族主义，终极意义，其实是推动清明、戒防独裁（不管是左的独裁或者是右翼卖国独裁）的。

比如说，健全的民族主义，是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道德回归的。（陈书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