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个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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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

 

汉代丞相

汉代丞相是朝廷的首长,所有的纪录都在丞相府里边,这是汉初第一位丞相萧何的功劳。萧何原是沛县县政府的职员,相当于县长秘书一类的职务,学历不明,履历不明,却是很早就能赏识刘邦,后来也帮助刘邦夺取沛县作为第一个基地。在刘邦取天下时,萧何是重要的助手,进咸阳这一收取档案资料的举动,更是刘邦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汉军进入秦的首都咸阳的时候,萧何抓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封仓库,而是接收图册,包括地图、户籍与卷宗档案。萧何眼光远大,懂得一个能够运作的管理机器,手上一定要有档案与数据。有全国地图的人,有全国人口数据的人,有税收数目字的人,有全国驿站船邮网路资料的人,对全国情势就会有通盘了解。项羽没有做到这事,汉高祖与萧何做到了。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若按照数目字来管理的话,管理系统才能运行;图册都是数目字。一个好的公司,必定要有一批好的数据:它的客户在哪里?产品的成本要如何计算?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开个街角上的夫妻老婆店还有可能,但经营大公司却不行。萧何做到的就是掌握足够的资料数据。

汉朝政府相权的实力基础,就在这批数据,因为全国的资料不在宫里,反而是在相府。这是汉朝的CEO所具有的特别的权位。所以汉初的丞相可以没学问,但有实权。皇帝必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内廷宠臣,但皇帝身在宫中;丞相代表的则是法律与秩序。汉文帝是不错的君主,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文帝有他所喜爱的宠臣,但当时的丞相申屠建虽然学问及能力都不是很足够,却仍能责罚宠臣。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为此,虽然汉朝不断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政府始终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也就是靠宫中与府中分开的原则。权在宫中,能在府中。权能区分,一旦董事长委任了总经理,总经理就掌握了所有的行政权及资料数据,董事长就应该退到第二线,只掌握大政策的方向。这种权能的分野,在中国实行得非常早,同一时代的罗马既没有郡县,也没有宫中府中的分野,也没有军人文人的分野,也没有察举制度、贤良方正共同参与讨论国是的制度。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公民,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显得原始粗糙。汉朝的运作体系却是相当符合经营一个公司的原则的。

但是谁真正设计出这一套制度呢?倒也不是任何一位丞相,而是学者陆续提供的意见。学者之中,董仲舒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认真地建议将权力的基础放宽到地方。董仲舒的政府理论是天命,相信皇帝的统治是依据天命的,而天灾是反应人情。借一个比喻,一个公司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运作,要靠市场反应。无论是百年老店或正字商标,客户的满意度决定了一切。百姓说不出话,老天会帮他们说话;天灾其实是人心不满。天下安定的时候,天灾就是天灾,人心不满的时候,百姓纷纷议论,为天灾找理论。当天降的灾害与异象被解释为政策错误,或吏治不良……也就是人心不满的时。同理,当公司产品好服务好的时候,广告再烂,产品一样卖,因为这时是产品在替公司说话。当一个公司被骂广告栏、广告骗人的时候,也就是产品不行了。董仲舒的阴阳感应其实就是讲市场效应,而市场效应取决于人心之向背,人心则取决于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于是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就企业经营来说,市场的竞争完全靠产品,再好的宣传、再好的包装、再古老的招牌都没用,只有产品本身的品质算数。关羽汉代的郡县制,贾谊的《治安策》是重要文献,他主张设郡县、反对封建;贾谊预测的灾害,在七国之乱时应验。

财政问题

汉代的财政问题,也值得注意。国家寻求收入,正如经营企业,必须有可靠的运转资金。当时工商业并不发达,国家运作资金全来自人民,要如何由百姓身上获得足够的税收,而百姓不造反,也正如同让客户心甘情愿购买产品。企业盼望客户有购买力,盼望客户富有,假如我是银行的话,我希望客户把钱存在我这里,当然也希望把我的钱借给他,在他赚钱之后把赚来的钱又存放我这家银行。基本上汉朝的经济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讲究藏富于民,人民有钱就是国家有钱。如果政府将民间财富都搜刮光了,国家也穷了。因此,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但是二者也有冲突的可能。例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富人掌握了货币发行特权,包括农民在内的小民百姓就难免吃亏了。在文帝十二年贾谊上书,就谈到要藏富于民,货币要由政府自己铸。汉朝有一段时期,特许铸币权交给封君与宠臣。贾谊认为民间铸钱会使得货币没有信用,造成通货膨胀,百姓就穷了。在经济学上,货币是靠信用,不是靠本身的价值,政府发行货币,应维持货币的稳定性,使得老百姓的财富可以长久的保值。由重农到铸钱的讨论,可知汉朝的政策是让人民维持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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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改革

汉朝政府的组织改革及上述各种政策,都相当于改造公司结构及生产程序的大功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单一产品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汉朝改变为高度整合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干部也高度专业化。这些受过训练的贤良方正,算得上高度专业的文官。贾谊与晁错都是以专业的能力提出建议,促使公司的生产方式多元化,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好品质的服务,并继续不断的搜集顾客的意见,使得客户与产品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动。这一结构改组工作,花了将近三百年时间,其后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汉代的改革相当有效,因为这一结构能不断地自我调节。汉代的文官制度,实现了选用专才组织决策阶层,理性地接纳消费者的意见、理性地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理性地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假如今天又任何公司能做到这样的标准,这个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美国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权分散,董事会由股东推选产生。当然董事会与经营者分开,经营者一定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才会有这么大的弹性。

但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