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 《书屋》杂志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王晓华

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屡爆学术腐败丑闻，引发了来自学界和民间的持续讨伐。然而，讨伐声愈响亮，学术腐败蔓延的速度就越快。现在，学术腐败已经扩展为弥散化的病症，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的尊严和信誉。

学术腐败缘何能在批评声中迅速蔓延？舆论和良知的约束为什么几乎总是失效？答案很简单：近年来反学术腐败的行动大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造就学术腐败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治标不治本，学术腐败自然难以消除。

如果说学术腐败是标，那么，何为隐藏在其后的“本”呢？显然是体制。近年来学术界的反腐行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它未能触动造就它的体制性因素。被批评的仅仅是涉嫌学术腐败的个人，而非其背后的体制性力量。反腐者即使树立起了良知、正义、公平的大旗，这种停留在个案层面的行动也会被公众理解为寻找倒霉蛋的游戏。有的腐败者被揭发和惩罚，非但不能激起公众的普遍义愤，反倒会引动人们的同情之心：学术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抓住他不放？难道其中另有背景，涉及争权夺利乃至打击报复等内幕？即使没有公众猜想的阴谋，打假者也不是在专挑软柿子捏吗？由于上述逻辑，治标不治本的学术反腐行动最终强化了有利于学术腐败的社会心理：公众常常最终将被揭发、批评、惩处者当作某些诡秘游戏的牺牲品；甚至，被揭发、批评、惩处者本人也会心怀委屈（为何单单咬住我？）、哀怨（命苦的我缺乏更高权力主体的保护）、愤懑（背后必有阴谋！）。

那么，造就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曰：政学合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处于行政和学术相对分离的状态：大多数管理者不从事学术研究，专事学术研究者基本上不负责学术管理工作。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被全面颠覆，大批学术人开始登上管理者之位。懂学术者从事学术管理，原本被认为是顺应学术规律的大好事，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学术的春天。可是，令大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现象出现了：随着政学合一，权力开始直接掌控和统摄学术；由于学术无法反过来制约权力，中国学术界逐渐蜕变为中国行政界，学术体系与权力体系完全同构化了；那些同时拥有行政职务和学术名号的人，几乎完全占据了学术资源；权力的等级性决定了这种掌控的等级性，与之相应的是学术体系的等级化；行政职务与学术地位之间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处于权力塔尖的学者也高踞于学术的塔尖；外行人要知道某个学者的学术地位，无需看其学术成果，只需看其行政职务即可；无论是行政会议，还是学术研讨，人们都会自觉地以行政职务为尺度排座位、定名次、分资源；那些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人，往往在任何场合都卑微地屈居末席，被迫在他人的目光中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总是在名片最显眼的位置上标出自己的行政职务（实际和或虚构的），提示他人注意自己在行政－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政学合一令人们无法区别学界和政界、学术和权术、学人和官员，使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性日益淡化。

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全面掌控衍生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决定学者地位的并非是其学术水平，而是其所掌控的行政－学术权力。这本身就是学术不公。处于中国行政版图中心和其他重要位置、拥有较高职务、掌控较多学术资源的学者，无论成果多少，都在学术坐标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可以比较容易地拥有最多的学术基金、获得最高奖项、在最重要的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年来，许多学术评审早已将权力的价码公开化了：几乎所有的评审表都要求申请者填写自己的职务，甚至将职务细化为厅级、副厅级、处级、副处级、科级等；其潜台词是什么，智力正常的人都能领会到。其结果如何呢？据统计，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一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这种情况在课题申请、科研评奖、人才筛选中等学术活动中也经常出现。为了考察国内重要的人文课题基金最终花落谁家，有人曾经研究过申请成功者的身份，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有行政职务者。然而，人不是神，其精力总是有限的；越是拥有高级别行政职务者，就越难抽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越不适合承担重要的学术课题。他们游刃于庞大的权力网络中，既要频繁地开会和交际，又要应付繁杂的行政事务，自然无暇顾及学术。这些双栖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却无法将资源转化为成果，因此，或者占用别人成果，或者粗制滥造，乃是他们完成学术计划的必由之路。凡是了解学术界内情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不过，由于权力的魔法，他们很少成为批评的对象，而几乎总是被赞美、恭维、奉承，被国家级期刊、大众传媒、学术评奖委员会所青睐。面对他们，地位低者常常要用热烈的语言将之描述为学术巨人乃至学术昆仑。在如此行事时，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支撑学术腐败产生的机制，是在赞美腐败者和腐败本身。在这样的语境中，少数腐败业绩突出者被揭发、谴责、惩处，自然会给公众以“不公”的感觉。

当然，批评别人不意味着证明自己公正。身为学术人，我时常在学术腐败现象面前感到无力：同构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编织出笼罩着学术界的巨网，无人可以独立于其外，只能服从和再生产造就学术腐败的机制，争取在权力阶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因此，政学合一的体制造就出学术界人人向权、媚权、畏权的心态。掌握了权力，才会升格为他人眼中的成功者，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已经有了权力的学者渴望获得更大的权力，无权无势者则在想象中模仿各个层次的权力主体。对于许多处于底层的学术人来说，想象成为权力主体的威严和利益，模仿他们的言行（包括腐败），乃是能带来无限快乐的内心实践。现实中的权力秩序固然难以改变，但隐秘的模仿却属于自由的领域。经过无数次想象中的操练，无权势者也掌握了腐败的技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我们？）就会亲自品尝腐败的快感，享受腐败带来的利益。不幸的是，无权无势者的不端行为最容易被揭发、痛击、严惩，最容易被用来展示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果。近年来，受到惩处者大多是底层学者。他们之所以被惩处，不是由于其行为过于恶劣，而是因为游戏法则和偶然性的捉弄使其行为浮出了海面。如此而已，遑论其他？

随着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全面掌控，学术腐败已经弥散化、常规化、体制化，衍生出完整的增殖和自我保护机制。面对日益泛化的学术腐败现象，良知尚存者曾苦思对策。前段时间，若干研究机构和大学企图以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遏制学术腐败。推行上述措施者可能怀有良好的动机，但此类措施本身的效果却不难预料。在权力掌控一切的语境中，学术道德已经异化为尼采所说的“强者的道德”乃至“主人的道德”，变成统摄、利用、驯化弱者的精神利器，对大多数权力主体本身则毫无约束力。企图以这样的学术道德遏制学术腐败，只能使不公成为常态。同理，当下的学术规范也仅仅是权力主体对无权无势者的规范，难以上升为普遍的游戏规则，自然不能起到规范的作用。我们如果真的想遏制学术腐败，必须在深于道德和职业规范的层面思考问题。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其根源在于政学合一，因此，消除学术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政学分离。在政学相对分离的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外行领导内行虽然造就了种种弊端，但却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单纯从事行政工作的外行不进行学术研究，自然没有占据学术资源的渴望，这客观上形成了行政和学术的相对分离之势。我在这里重提这段往事，并非是想恢复外行领导内行的旧局，而是想证明政学重新分离完全可行。前段时间，有些大学重新开始政学分离的实验：担当行政职务者不再兼任学术职务，不申请学术课题；由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裁决学术事务；以此为契机，标画行政和学术的边界，适当恢复学术的自治品格。这些举措可能还有所不足，需要更多制度性的保证和支援，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些许希望。只有坚定地走政学分离之路，只有设计出保证政学分离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学术腐败才能真正被遏制，中国学术方会找回其失落的尊严和严肃品格。

——原载《书屋》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