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三七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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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忆事
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难以忘却的或欢喜、或愁苦、或愤慨、或悲伤的历史记忆，如果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想或反思，这些往事便加深如辙痕，回想起来，是这样清晰，这样值得回味。三十七年的人生岁月，弹指一挥间，但静下心来，让自已的思绪在过去的故事底色里如云的飘荡，也应是一种别样的幸福和快乐。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清苦，但感觉甘美而幸福，现在想来是其乐融融，回味无穷的。
我们姊妹四个，姐姐最大，上有两个哥哥，二哥和我是双胞胎。记忆中应该是7岁以前，大约是1978或者1979年的时候，父亲经常在生产队里忙，主外，顾家少；母亲在家照看我俩做些家务，帮衬父亲，主内；姐姐和哥哥上学，有时也帮父亲和母亲做些小事。我俩当时小，只记得母亲手里的活计总不放手,衲鞋底，缝衣服，常垂首低眉不停地忙，我俩有时哭闹，闹的烦她的心了，便吵一嗓子，再接着干，我俩睡了，她便出去拾柴火，或干点什么别的。这样的时候，记忆最深地是我俩经常醒了以后，看不到母亲，就在自家的大土坑上泪流满面地嚎哭，哥高一声，我低一声，让周围的邻居大娘没少到处喊找母亲回家。那时家里穷，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要用的没用的，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一天挣不了几个工分，母亲不把家照顾好，日子会更难过，所以，她经常抽时间做一些力所及的事情，尽可能地让父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挣“工分”上。因为一家六口人，都等着吃饭啊！我和二哥当时不懂事，当然不知道父母的艰辛，所以，一定给父母带来了不少的愁苦。
我家里有一台老式的木式手工织布机，有多少年了，现在的大部分零件还在老家院边的旮旯里放着,因为是结实的木材制作成的,所以到现在依然结实的很,如果拼装起来或许还可以用。母亲对这台织布机的感情非同寻常，现在，我回家时，母亲经常指着它满足地微笑着告诉我：“你们小的时候，家里穿的都靠它。”
对这台织布机我也有着很深的印象。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为了让我们全家都有可穿的衣服，母亲经常整夜整夜地纺线团子，常常是我们半夜醒来，听到纺车嗡嗡地响，看到母亲专著而熟练地抽送着均实的棉线，纺缠成一个又一个大大的白色线团子，放在旁边线穿的格档筐子里----母亲总是一夜一夜的不睡这样纺，每晚我朦胧的睡眼中她瘦小的身影和端坐坑头上专著的神情和动作，成为我脑海中定格的记忆，永远难忘。
母亲纺缠的这种线团子就是织布用的线，把这线用白面水浆煮结实,再在不同染料的染缸里染成不同的颜色,晒凉干，将或蓝、或红、或黄不同颜色的线按自已的要求，排放在织布机上，再用吊在机上的纵线将他们隔开，双脚在分开的踏板上，上下的踩踏，机上的线便分成上下两排，在线分排交叉的当儿,再用带不同颜色线的木梭左右的穿来穿去，在木梭穿过后，用手拉的挡板拉挤紧，这样聚精会神的干上半个月或更长时间，彩色的布面便织成了。但这件当时农村妇女都熟练掌握的工艺，说起来是这样地容易，做起来却绝非如此简单的事情，其间的工序不知要费多少精力。每当母亲坐在织布机上织一段布，我在机后的绞布轴上用力绞的时候，在我是一种劳动的快乐，母亲则是一种幸福的满足。织成布匹,裁缝好我们家庭每个人的衣服,这件耗时费力的工作才真正算告一段落。春节到了，或是串亲戚的时候，母亲才舍得将折叠放好的衣服拿出来让我们穿上，闻着衣服上浆香的味道，真是辞美，但穿上新衣服，在熟人中走过，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的脸红---新衣服，太惹人眼了，所以有时孩子时的我们穿上新衣服就羞赧地低着头、扬着眼的样子，引的人发笑，我们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二哥7岁的时候，便一齐一合背起书包上学去了。我不知道我俩对上学还非常渴望—其实哪是对上学渴望，分明是向往学校孩子的玩乐。据母亲讲，看别的孩子上学，我们也非缠磨着要书包上学。因为当时上学不收学费,书费也只几毛钱的样子,况且,我俩上学后,也可以让母亲腾出手来干些家务,所以,母亲给我们一人缝了一个书包，我俩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我和二哥在家年龄最小，我俩上学后，母亲腾出了手，便下地到队上干活，所以，家里的生活较以前有了一点好的起色。上小学的时候，我俩下学回家，看不到父母，便到队上集体劳动的地里去找，也象模象样的跟着母亲打坷垃或拾棉花,引得村里的大人们逗我们乐。
那时候，比较向往的还有村西集体生产队里的瓜地，有东瓜，也有西瓜、辞瓜和菜黄瓜，印象中是队里支一个高棚子，瓜熟的季节，各队都派专人看管，我们到村西地里去根本不敢动手，只眼馋地看。我们当时是第三生产队，看瓜的是自已近院的一个老大哥---现在已不在好多年了。一般情况下，是我和二哥一起去—其实我俩都是互为影子，穿的衣服，理的发型，个头高低，基本一样，走过街，引得街坊邻居喊逗：“谁是二了，谁是仨儿”，我俩便不吭声，抓紧走，他们便在后哄笑。
看瓜的大哥，人厚道，从不逗我们，有时只是看别人逗，他只是笑。老大哥对我们家非常好，对我俩也挺喜欢，所以，有时我们随大人到瓜地，他便趁没别人的时候，给我们摘个西瓜，或扭个黄瓜把，当下让我们吃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人不知好哪成。但大哥的家庭并不好，他的媳妇，也就是我的老大嫂，不是个好惹的主，不知怎么，总是和他生气，有时，因一点琐事，大嫂拍着腿，或是撒泼坐在大街里嚎骂，招得一街人，有的劝拉，有的看笑话。可能是老大哥太爱抽烟，伤了身体，或者是和这种家庭生活环境有关，俩人分居多年后，老大哥大概60多岁，便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是老大嫂一生强势，和老大哥斗完，不久自已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在40几岁时死去后，又和自已的儿媳妇斗骂，斗了一辈子。她一生孤傲，一个人孤零零住一个单院，儿媳、孙辈很少近身，有时到两个闺女家轮流住，回来时，有时到我家串门与母亲聊天，我常见他，虽然她已有近九十的高龄，依然能清晰地忆及旧事，咬着牙对她现在的家事发泄愤慨和不满。前些天，大嫂年岁已高，患病不起，也追大哥而去，不知他们夫妻在九泉之下是否还将争吵继续？---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谁对谁错，真的不好评说。
记忆中，那个时候我家养过羊，也养过鸡和猪。我们年纪小，夏天，还经常在放学的时候到地里割草，割满“挎篓”（一种带背把的柳条筐）背回家；秋天的时候，有时到玉米地里刷一些玉米叶子；冬天，就和父亲到渠沟子里搂树叶，或是和一群小伙伴到大队麦地里揪麦青---这可是冒险的事，大队里常派人看着，我当时就遇见过，人家没收了我的“挎篓”，还吓唬我，说要把我抓起来，吓的我直哭，后来有近门的大人求情，好不容易才放了，所以以后，再不敢到地里揪麦青了。那时，不光是冬天庄稼有人看，秋天也有，我们常到地里割草，半路上就有人截住，翻了草，看“挎篓”底下藏了玉米棒子没有。大集体的时代，需要有人维护它的利益。
我上学学习不好，但人老实、胆小，不会耍坏，所以，小学老师—一位性格极好的好大嫂经常夸我们，但也经常告诉父母：“两个孩子听话，但不好问问题。”上学不爱问，知识自然学的少，学的慢，所以我在小学时期，基本的数学文字题都不会做，挨了爷爷好多数落。爷爷说我的时候，我只是低下眼来听，不叫板，以后还是不会，只是到了初中后，才对数学文字题有了如梦初醒的领悟—现在想来，自已真是笨到家了，脑瓜不好使，还不好问！
小学时，我有一群小伙伴，农村小学那时有早读课，冬天上学，早晨天上还有月亮我和二哥哥就起床，从不用父母喊，之后，在炉子旁边拿一块焙干的红薯或黄焦馍，香甜地啃咬享用着,挨家挨户叫小伙伴上学，因为有我们俩个“小闹钟”,所以，别的小伙伴从不用担心上学迟到,那时的心劲大的很！
我们的小学是在村东北角的祖庙里，没有院墙，学校有堂屋3间，东屋3间。堂屋是老式的蓝砖蓝瓦，东屋是半截红砖半截泥土的平房。东屋北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南两间是教室，我上1-4年级都是在东屋。堂屋应当有1-3个年级吧，记不清楚了，中间或者是隔开的。课后，下课的铃声一响，小学生好象早预备好了一样往门外挤，争着占游戏的地方，五百房、踢毽子、磕拐、撒小飞机、跳高，多的很;有的学生什么也不玩，调皮地专搞破坏，和人撂个或摔跤，乱烘烘的热闹，整个校院就是孩子的天堂。
我上小学的时候，游戏都拿手，连女生会的游戏我也都在行，玩五百房、踢毽子、磕拐、撒小飞机、跳高，那时候的天真是快到了疾迷的程度，在学校一下课就玩，往往是玩一阵子就是一头的汗水，上课铃声响了，才抓紧往厕所跑，然后，打报告回教室。
但是放学回到家，我们便会收起自已的玩性，帮父母干活了。1981或1982年的时候，分田到户，我们家有了自已的地，每天放学后，姐姐到地里去帮父母，接他们回家，哥哥要到别人家或到外村挑水，那时我和二哥还小，就烧火做饭，好让劳累了一晌的父母回家吃顿现成的。
当时的农村没有拖拉机等机械，一家有一头牛或一头驴也就不错了。回想起来，队里分田到户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爷爷、奶奶、两个叔叔和我们家只分了一头老黄牛，既便这样，一家人也都高兴的不得了，把这头老黄牛当成了一家人的宝贝，精心地饲养着。大队分田到户，因为父亲早分家另过，爷爷在二叔、三叔成家后，将二叔也分出去了。其实，说是分家，主要是把地分开，也分一些家用锅碗等东西，但两个叔叔还在一个院，二叔在南屋住，三叔在北屋，西屋为上，由爷爷奶奶住。队里分到的老牛是不能再分开了，包括我们家也都与全家共用，一大家子的活共同干，犁地的时候犁了这家，犁那家，只是辛苦了老牛，但那时的时光和谐而美好，令人回味。
当时地里的农活，过麦和过秋最为忙碌，也最累、最辛苦。
割麦子的时候，天气正热，种地的农民一个冬天不劳动，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下干活，要用那小镰刀一把一把地割倒几亩麦子，真是让人想起来都害怕。好在我们家人多，也都能干，我和二哥算童子军，也要个干活的家伙，早上太阳不出来就下地，一家八、九口子人，站定了，一声“开始”，就猫腰赛开了。我和二哥年级最小，当然割不快，但我们也不含糊，紧追不舍，只是割麦的干净程度和放把排放的情况都很乱套，所以，爷爷就让我们放慢了来，不要只图快，瞎了粮食。
人多力量大，干活不害怕。一晌的功夫，一大片地的麦子就放倒了。
放工回家，腰疼、腿疼，身子骨就象撒了架，但是吃了饭，还得下地继续割。上午和早晨可不一样了，太阳毒花花地照，热风呼呼地刮,一点云彩也没有，浑身疼痛，疲软无力，每割一阵儿,站起来擦一下汗，挺一下腰，还得咬牙再弯下，我和二哥也和家庭其他成员一样,在腰身的上下起伏和前进中，共同坚持到最后收工，体味收麦的那种难言的热、累和虚脱的感觉。
上午的饭空要大一些，因为要靠太阳的热量把割下的麦子晒干，下午捆起来上垛，不至于捂了麦子，瞎了收成。
下午上工，活要轻一些。一般分成组，女劳力收拢麦子，男劳力捆扎和往家场地里拉，我和二哥不算劳力，顶多算帮工，只管撒草绳（俗称“草腰子”），把“草腰子”扛在肩上，倒退着撒，天气虽然热，但较早晨和上午要享福多了。
农村有句俗语叫：“争秋夺麦”。因为夏季雨来的快且大，有时阴雨连绵好几天，麦子收割不及时，很容易淋泡了，在地里长出芽子，这样一来，麦子就完了。所以，每家每户都抓的特别紧，早出晚归，路上、地里都是忙碌的人群。
因为农村废弃的土地少，打麦的空地就少，往往好几户近门的人家伙用一个场地垛麦子,凉晒和轧场收籽。为了不起争端，谁用场地就以抓阄的方式定前后，如果是当天的阄，一家人就要早早起床，掀麦垛，摊麦子，上午凉晒好，下午套好牲畜拉着石磙转着圈辗轧（农村叫“轧场”或“打场”）。当然，谁都想一次多轧些麦子，好在短时间内收食归仓，但这还要看你家有几个能干活的牲口，家里只有一头牲口，是不敢多摊麦子的，不然根本轧不完，正农忙，谁借牲口啊！
所以，这样一来，就需要一边收割，一边轧场，把人、时间和活儿安排开。
晚上，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凉风一吹，浑身疲惫了的骨头就酥软了。但大多的时候，白天轧场一般要到天黑透了才收得了工，如果没有风气，麦籽扬不出来，那只能在场地里睡，随时等夜风或晨风,好起来扬场，有时一个晚上都安生不了。
如果没有晚上扬场的活,在光光的场地上撒些麦秸,铺上被子,躺下,任习习风儿,抚在脸上、身上,看着皎洁的月亮似玉盘般在蓝汪汪的天空中挂着,还有繁星乱眨,吻着麦草的香味,沉醉般睡去,可是非常幸福的事---真不愿醒来，但这种觉往往感觉不到长，一觉睡到自然醒，睁眼又是热浪围扰。
从早上开始，又是那一通活计，这样周而复始大约要半个月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收麦才告结束。经过收麦这个近乎残酷的农忙，勤劳的农民多半也就适应了这种农田里的生活，脱胎换骨一样，有了不尽的力量。我也一样，在这样的农忙中，力量也在增长，体格也在魔鬼般健壮起来。
收秋的累人程度与收麦差不多，但时间更长，所以经过收麦的历练，秋天的活计已经不算什么了。掰玉米棒子、往家里拉、扔房上摊晒、腾地捆拉桔秆等等，一气干下来，天气也就凉下来了。种了麦子，看绿油油地麦苗在无边的田地里飘摇短齐的发辫，农人们已是喜上眉稍了。
大约在1984年、1985年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是我们这一个地方农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一方面，土地分田到户，农民的喜庆劲还正大的很，土地上捆绑着盖房、娶妻、生子等远大的理想，所以，整天不知道苦累；另一方面，国家还对土地没有征收过多的赋税，什么“三提六统”好象还未实行；再加上当时国家对物价控制的也好，少种类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的价格就很满大家的意，可以换回大把大把脆生生的钞票。很多农民除种好粮食以外，还种棉花和蔬菜。当时，我们家就种了近十亩的棉花，十亩棉花在那时可不得了，一亩地可收入三、四百块，当时盖一座房子也就三、四千块钱，所以，那时的日子过的殷实而舒心，每当与父亲或叔叔拉一平板车棉花换回三、五百元钱时，看长辈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晚上掂一瓶当地的名酒，称半斤八两的花生米，或炒个鸡蛋什么的，就可以喝个眼红、脖红的。棉花种的多，棉油也富足，整缸整缸的油，可着劲也吃不了，还往外卖，感觉这样生活是比神仙都逍遥了。
童年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择其与时代有关的学习和劳动方面的事情回忆了这么多。其实，那个时代的我们，都有无尽的童年趣事，数也数不完，浇地刨溉老鼠、捉蝈蝈、与儿时的伙伴夜捉迷藏等，都让人回味，多次在梦中笑醒。
啊，童年难忘！
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小学时代乱且闹，只有玩的印象，对学习和成长的记忆少，所以，我真正的学生时代应从中学算起。
当时上小学不收学费，但1985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书本费和学费每人收取了十块零八毛，在那时算不少了，所以对这个数字记忆尤深。
我所在的初中就在我们村的西头，一个大院子，东西各三排红砖瓦房教室，与小学教室比起来，初中的教室明显的宽大，且用上了高桌子，但凳子要从家里搬。
初中的同学也不只是本村的了，全乡各村的都有，增多了许多新面孔，并且有了英语、生物、地理等新的课程，觉得挺新鲜。又是在自家门口，也感觉劲壮气顺。
我初中的班主
当时，我们毕竟才十二、三岁的年龄，正调皮，所以当然让老师费心。上课的时候常有同学做小动作，相互咬耳朵，或抓挠别人一下，都感觉快乐的很。有的老师自尊心特强，或者要求特严格，不允许学生上课捣乱，发现了，就黑了脸吵，让捣蛋的同学到教室外面站着，其他爱捣乱的同学受了震慑，象小鸡似的呆着再不敢乱动。受处分的同学，低眉顺眼的出去站着，看样子也不象坏孩子，等下了课，又欢实的如小兔、小燕子似的，把老师的话让风吹走了。
上自习课的时候，我们教室里就热闹多了，串桌的、打闹的、说话的……，这时候，孰不知，我们的班主
教我们语文的是
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了化学课，化学老师姓宁，平时很严肃，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才变的诙谐幽默，我们都很喜欢他；平时下课的时候，我们与他打招呼，他也笑的灿烂，惹我们喜欢，但他的笑容是昙花一现似的，转眼便化为严肃的表情，我们又不敢亲近他了。他讲课的时候经常结合课程提问一些我们认为很古怪的问题，比如，一千克棉花重，还是一千克铁重，惯常的思维，当然是铁重，所以我们不假思索，有的同学甚至争先恐后地说：“一千克铁重”，这个时候，他会把弯着头的笑脸在他高大身躯上多挂一会儿，“对吗？”他反问，我们便疑惑：“不对吗？”，之后，他便顺了他的思路解释，让我们恍然大悟。这种讲课方式，我现在理解应该叫“引导”，是老师讲课的智慧，所以我对化学
初中的时候我对英语挺感兴趣，所以听的也认真，背呀，写呀，自然用功，成绩也好，常常考九十多分，有时考一百分，教英语的
但初中的三年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我中考的成绩并不好。那时我们初中毕业主要对口邻县的一所省重点师范中专学校和县高中，因为上师范两年就可以分配工作，所以报考的学校面大、人也多，当然，相对于每一所中学来讲，招录上的就少，记得我们学校毕业的两个班级，考上这所师范学校的好象是2个人，都不是我们班的；上高中的有几个。考上师范的一下就解脱了，当时奉为娇子，学生本人一下也感觉成了人上人，家长、
我初中的学习成绩不好，师范、县高中都没考上，在父亲让我在中学复课一个月后，忽然来了一纸通知书----县农业技术中学把我录取了。在与父亲商量后，我这个成绩平平，庸庸无名的小人物就上职中去了。
但我初中的时间段，还有一些事情值得回忆。
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散了人们心头的阴云，人们的思想已有了些许的开化。我的爷爷这位家庭的至尊与奶奶商量后，做出了一个可谓我家惊天的决定，60多岁的人了，居然要推小车卖小杂货了。
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不行，是我们养不起你了？！”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爷爷一把年纪，推个小推车到大街上去买杂碎东西，街坊邻居怎么看？父亲顾及这些，所以不同意。
“别那样想，我还没老到靠你们的程度，在家没事，我到村边做个小买卖，不丢咱家的人。”慈祥而瘦小的爷爷理解父亲的想法，这样解释，“在街上，人多有人说话，推个小车又累不着人。”
“就叫你爹去吧，别叫他不如意，不好闲着，推个小车也累不着他。”慈爱的奶奶帮爷爷说话，显然，他们是早就讨论好，定下了的。
叔叔和婶婶们不知道怎么办好，姑且不说话。所以，尽管父亲不同意，还是抠不过爷爷。小推车，是独轮平板，两个把手前下方有两个腿，放下后，正好与独轮起到三点定面的效果。上面放了打开格的敞口木箱盒子，分放了不同的小杂货，推到我上学的中学门口，爷爷的生意就算正式开张了。其实，初中校门口，因为有三五百中学生，商机还是有的，又因为还有我村的其他两个与我爷爷年龄相当的老人一起坐定守摊，再说并不只为争生意，还有聊天排遣的功效，所以，爷爷干的是其乐融融，一方面，虽然买点花生、瓜子、糖果之类，但可赚些零花钱，不用再伸手向我父亲和两个叔叔要了；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与人接触交流，提神不算，还愉悦了身心，是两全其美的事，所以，父亲慢慢的也接受了，什么是孝，这也应当是孝吧！
爷爷是位慈祥的老人，尽管他有自己的“生意”，但农忙的时候，会主动与一家人一起劳动，当然，父亲和叔叔都不会让他干太重的活。
可爷爷是一位农活把式，偏不服老的，收麦扬场，拿一把木锨，说一声：“闪开”，唾一口唾沫就上阵了，我和哥哥或是婶子，拿起扫帚和木耙子打下手，把爷爷扬场落下的带皮的麦籽轻扫或搂到一边。爷爷扬场真有一手，一招一式，腰身的起伏，麦子的起落都那么富有节奏，麦子扬起的高度和落下的角度，都那么精准到位，令父亲和叔叔们佩服不已。爷爷一边扬还一边教着：“这样，这样……”,好象是在为我们演示，父亲和两个叔叔就象徒弟一样,垂手看听着,学习着。一气活下来，爷爷稍有气喘，但麦子鲜亮的籽粒与麦皮已分明开了，引得邻场地上好多人扭着头看，并赞叹着。
说一下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有气管炎病，听说我们小的时候她经常咳嗽的死去活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又是一个周期性的严重期，有时，看到母亲一只手支在院子的树干上，咳顿的一口气就要憋死，难受的样子，让我们非常揪心。期间，父亲找了一些偏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便开始每天早晨喝一碗新鲜的冷水，不知喝了多长时间。同时，还在我家新盖的南屋里悬挂着一大块猪油，说三年后，可以分块吃了，治哮喘病。
既便如此，母亲也没有停止过下地劳动。最累的活也落不下她，因为我们都还小，1985年，姐姐才18岁，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大哥15岁，正上初中三年级，我和二哥才12岁，家里十几亩地，基本全靠人力，父亲一个人扛不下来，好在姐姐可以帮家里劳动了，父母的负担可以减轻一些，母亲也可以拣一些轻些的活做。
母亲那时很瘦小，多年的咳嗽和劳累已让她变得有些驼背了。那时，我们因为年纪也大了一些，一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接母亲回家，如果她背了做饭的柴火或摘的棉花，就马上接过来，好让她轻松一些。但母亲是善良的，因为父亲最累，我们又都是孩子，父亲的伙食自然与我们都有一些不同。有了好吃的，他总是给父亲和我们，自已的口头禅就是：“我不好吃那”，其实哪是不好吃啊？分明是好东西不舍得买，怕委屈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啊！
在初中的三年时间里，我边上学边参加劳动，身体在这个阶段开始健壮起来，农忙时成了壮劳力，不怎么怯阵了----穷人的孩子没有个好身体就没有吃饭的本钱，何况我本农家子弟，不劳动哪成啊！
中考过后，因为成绩不好，好的学校没考上，我和二哥就到了距县城30里外的农业技术中学上高中。去之前，想象这所学校应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整齐的房子、洁净的校院、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但当我们和送我们的父亲骑自行车腿肚子转筋地到学校报到时才发现，学校破败不堪，七、八排约有50间的老式蓝砖瓦房寂寥地闲置着，房子之间的过道里杂草丛生，看不出有多少生气。我们报到前学校里只有三名学生，报到时倒是人影杂乱，有新生也有与我们一样才报到的大学生老师。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学校吗？后来，才知道，这里还真是学校，是县委老党校的旧址。但既来之，则安之。按父亲的意思：年纪还小，不上学干啥！我们只有接受，找老师报了到。
还好，我们新班的学生还不少，到齐了共24个，男女基本对半。男生宿舍在东南角第二排，教室在西南角第一排，教室拔了高台子，站在台子上往墙外望，就是庄稼地，不知是哪个村的。我们教室后面也是教室，是二年级的，就是刚才说的全校的三个学生---全是女学生，都在那个教室。
如果时间往后了说，这三个女学生还不错，考上了两个，有一个看不到希望，坚持不住了，回家定了婚，结婚生子了。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1992年，邓小平同志还没有发表南巡谈话呢！所以，上大学也给计划，也就是说不管你学校有几个学生，市里给你分名额，不管哪所学校的学生最后的考试成绩如何，以学校为单位按名额和成绩的高低排名录取。以上两名考上大学的同学就是这样走的，一个上了保定的林学院，现在随军了；一个上了昌黎农大，现在县职教中心教学。
说是学校破败，那是第一印象，因为学校有了这么多学生，还有几个有大理想的大学生老师，校院里一下就来了生气，打扫庭除---我们成了拓荒者。
早晨，我们要晨练跑操，在校门外周围有翠柏围绕的操场里转圈圈，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声音，让过路人知道：这里还有一所学校。晨操后，我们要早读，教室里也有了朗朗的读书声。
一天三顿饭是在学校吃了，一口大锅，一般早饭是玉米糊，中午只管滕馍，有热水，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什么的吃就是了；晚饭是白面疙瘩汤，学校只管滕馍还是没有菜。就这样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学校的水还是特别硬，喝了都跑肚。因为学校不管炒菜，我们一周回一次家，带一次菜，一周前三天大伙凑着就吃完了，后两天半（当时一周上五天半的课）基本就是不吃菜，将就着，有离家近的，回家带点菜，大家再凑着吃，真的吃不下去了，我们也有用酱油炒馍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我们全班24个学生，不久就跑了好几个。好在我们是一群年轻人，还有几位年轻的老师，有的是活力,下午自由活动时间长，我们便在操场上打蓝球，热火朝天的很是热闹，我当时也是这个团队的运动健将，参与其中，其乐融融。
我们班上课前，预备铃声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唱十分钟的歌曲，声音高亢，提神，老师跟着节奏，脚步轻快的就来上课了。
学校还有板报，我和二哥经常参与设计和抄写内容。
我们学校的老校长长的五大三粗，50岁的样子，爱喝酒，酒后好熊人，不管学生还是老师。
入学的第二年是1989年，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史称“两乱”，我们学校也因为一次伙房蒸的馒头不合我们的味口与校方闹了意见，校长大发雷霆,开全校大会：“不愿上学就回家，你们还想闹动乱哪！有我在，没你们闹的。”我们都很害怕，以后才知道，真是没我们闹的，这位校长大人，每次喝醉了酒都要闹，找老师，踹老师的门好几次呢！还骂，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再敢造次呢！
我们
我们的语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师者，因肺癌已于几年前溘然长逝，现在想来，他抽烟太过厉害，当时在学校，一间办公室，他经常伏案不出，备课或批改学生的作业，满屋都是浓烟味，第二天他批改的作文本我们掀开时，会从纸片里飘飞出一股浓烈的烟味，可想而知，他是位在烟雾中沉思，在沉思中通过我们的文字与我们亲近交流的尊长。
我们怀念他！
上技校，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大约是1990年的冬天，有一个星期四、五，或者还有星期三，一连天的下雪不化，被汽车轧成一层厚厚的冰痂，平整开去，再加上阳光的照射，表层光滑无比，就是一个溜冰场。星期六，我们距家都比较远，怎么回家呀！
起初，大家商量推车回家吧。但推到路上才晓得并不好推，车、脚都打滑。
路上有推车的，但更多的是骑车的。他们能骑，我们不能骑？！所以干脆骑上，还好，可以。我们班的大多学生都骑上车几个学生一起走，路上谁也不敢看谁，谁也不敢笑，谁也不敢刹车，相互提醒着，就这样正道直行。当然，在路上看到摔倒的太多了，看别人摔倒自己看或笑摔倒的也不少，我真的还不错，谨慎小心，离家40多里的路还真一个个没摔过，真是幸运！
所以，以后再走雪冰路，我是没得怕了!经历过，才会懂嘛！
父亲是一位严厉的人，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对他有了最为深刻的认识。为了强化我们的语文，他教我和二哥写作文，俨然成了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出题目，让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给他看。作文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平常他不允许我们看课外书，怕我们影响学习，所以，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已思想上的东西少；虽则我们学了多少年的语文课，但好象只是为了学语文而学语文，对描写人、物的基本功也都没有很好地掌握，也没有多少词句积累，让我们写作文，那不头痛才怪呢！所以，我和二哥就很抵触，很害怕，也自觉无能，但不吭声。当我们写不出或写不好的时候，他便把他关于如何作文的套路讲给我们，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和口气，让我们怯在一边，不敢说话；在我俩不在屋的时候，他便对着母亲发牢骚：“唉声叹气地，怎么办哪！这样怎么考大学！”。母亲说他：“别逼孩子。”他便对母亲发火，说我们是木头脑子，有时候骂人的话都有，还摔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偷听到的。时间长了，那时，在我们年轻的心里，慢慢地对家产生了疏远的感觉，因为家太压抑。有时，父亲吵的很了，我们就赌气到村外的大堤上，和二哥一起说气话。
农技中学毕业了，我和二哥都没有考上大学，卷铺盖回了家，父亲感觉很没面子，生我们的气，但怎么办呢！我们也都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父亲征求我们的意见，想复课，家里还供养，不上，就找活干---其实父亲还是想让我们再复课，然后考上学。
二哥是铁了心不上了，我还在犹豫，怕父亲伤心，便再复课，一复就是两年，到1993年的时候才考上了一个职教中专，便去了。
上学期间，家里的农活是照旧的，但农机具已有了拖拉机，收麦还是手工割，但打场可以排号用拖拉机了。
二哥不上学，便与二叔、三叔到市里二姑父所在的单位临街的便道上摆饭摊，一个月可挣1000多块钱。
我上职教中专的时候，放了假经常停留在市里住一段时间，帮助他们摆摊买东西。
1993年，我到外县的职教中专上学的时候，母亲送我到村西头的公共汽车上，父亲没有来，父亲不送我的原因，不是对孩子不亲，是认为孩子都大了，不必儿女情长，不要总是把孩子当孩子。
其实我到外县上职中在心里是高兴的不得了，离开家，特别是离开父亲那张冰冷的脸和挑剔的眼神，对我是多么的舒心哪！
父亲对我们的严厉并不只是我们在校的学习上，还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嫌我们不够敞亮吧！
父子两代的代沟是无法抹去的，但要给予父亲更多的理解！在我技校毕业的时候，村里要发展大棚菜，我与父亲便在大热的伏天，洇土垛墙。等我上中专走后，他便和母亲种植大棚黄瓜，冬天棚内温度二十八、九度，棚外零度以下，在棚内要穿单衣，浑身湿透，到棚外，要穿棉衣，凛烈的北风使其张开的汗孔猛的收缩，50多岁的两位老人，怎受得了！
不只是棚内外的温差大，种黄瓜从翻地（半亩多地都是用铁锨一铲一铲的翻过来的）、育苗，到移栽，到吊秧、到冲肥、到防虫防病除草、再到摘瓜卖瓜，每天早上和下午还要在棚顶手工拉、放草苫子，每样活都要耗去不少的体力和心力，一连串的活下来，别说两位老人，就是临旁边种棚的壮年小伙两口子，都说不容易，吵着累，真是难为他们。父亲又要强，不能比别人的差，让别人笑话可不成，所以更是多操了不少的心，多干了不少的活。
一个大棚，一般情况下有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父亲很满足---半亩地可顶上两亩地夏、秋两季小麦、玉米的收入了。
在我上学走后，家里发生了较大的变故，是在我走后的不长时间，我亲爱的爷爷去世了！
其实中专开学我上学路过市里姑姑家，爷爷正在哪里，脸色腊黄，身上没劲，要到市中心医院检查，我要上学走，爷爷不让我停留，之后，一个月左右，爷爷便走了。当时，家里没有告诉我，是父亲的主意，说我正上学，别耽误课程，我在放寒假的时候回家才知道爷爷不在的事情，内心很伤痛，但父亲嘱咐我，见了奶奶不要哭，怕引得奶奶伤心落泪。
我的奶奶是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对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很宽厚慈爱，事情想的开，我们都很敬重她。爷爷和奶奶辛苦一生，互敬互助，我长那么大，从没有听到爷爷奶奶吵过嘴，倒是谁有个不如意都互相劝慰。爷爷对孙辈也都非常地好，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总是引导，讲一些老年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大了，他给我讲过《三字经》，只可惜当时我没有学完。爷爷不赞成父亲的教育方式，每当父亲吵我们，他都单独劝说，让我们理解父亲的不容易。我是那样地敬爱亲爱的爷爷和奶奶，爷爷的突然离世，我猛地知道，见到奶奶怎么可能不伤感？!所以，见到奶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好在奶奶想的开，人活一世，哪有不死的，他倒劝慰我，奶奶什么没经历过？她接受这个现实，我们都感到宽慰。但爷爷的去世，在我的内心始终不承认，因为爷爷的音容笑貌是那样亲切的历历如在眼前，这样亲近亲切的人怎么可能去世呢！到现在，爷爷已不在17年了，但他依然在我的心脑里活着，从不曾逝去！
上职教中专现在想来，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但说实话，在职中的两年时间里，与其说是学知识，还不如说是靠天混日子，等毕业。所以，所学的专业---会计和统计，根本不怎么会，虽然我比其他的同学更用心、用功，可教我们的老师也才中专毕业，专业水准也根本不行，怎么能教得了我们。学校是正常上课，课程安排的挺满，但一天一天的感觉挺热闹，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
学校里各县的学生都有，自已县的也有20多人。各县都成立了老乡会，时常聚聚，我县也一样。
学校人很杂乱，思想活跃，因为我们都已成年，且学校男孩女孩多，谈恋爱赶时髦的也多，当然也不乏为了女孩子争风吃醋打架的，真是一个小社会了。特别是当地的学生，有的不地道，逼掠外县人的钱物，或外地学生外出，被社会上的小混混劫了钱物的，他们都很“礼貌”，说是“借个钱花”，借了当然要还，但这些人借，是不打算还的。
但毕竟好人多，我们班的同学，当地的学生有好几个，人挺好，经常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在一起是真正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同班同学聚会，见到了几个，依然如当时的亲近，也有有事没有来的，挺想的！
我的学生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其间的事情、亲情、友情、世态都成为我永久的回忆，沉在心底，静下来的时候，点点零碎地搅翻上来，乐意看个端详！
工作15年
中专毕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1995年6月份毕业后，父亲便开始为 我工作的事情发愁，其实我并不在意，上个职业教育中专还有什么好奢望的，随便找个班上就行了。但父亲并不这样想，一心二心的想给我找个吃财政工资的行政单位，这样他会觉得光彩。他的劲头很大，但我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以任由父亲怎么做。
当时据父亲打听了解，我县分配的形势还是不错的，中专以上毕业的学生，如果能找到关系，分配到行政单位吃财政饭问题不大。所以，父亲便动了脑筋，在他的同学和我们亲戚中物色可能帮上忙的人选。我们的亲戚中是没有的，都是老实巴交土里刨食的人，他便把重点放在了他的同学身上。因为父亲也曾上过高中，同学中正好有两人在行政单位当一把手，当然，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可能与人家国家干部，况且还是“大官”走动呢！所以，父亲迟迟下不了决心，一方面是怕被人黄了脸，自已感觉脸上无光---父亲是个很要脸面的人，他是受不了别人拿脸色给他看的，那样会伤了他极为重要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到底找谁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他在权衡，在犹豫。但毕业学生面临分配，县里可能很快就要研究，容不得再三的踌躇，所以，有一天上午，我看到父亲挑拣好一袋花生和我母亲打了个招呼就骑自行车出门了，好象说是到县城，母亲也没有听的很确切。
下午我们刚吃过午饭，父亲骑着自行车回来了，看他的脸色挺好，似有一些喜色，母亲便先给父亲盛饭，父亲吃了一口馒头，边嚼边说：“孩子的事情可能差不多，XXX说事情不大，给问问。”母亲不明就里，只是：“哦”了一声，脸上有一些疑惑。其实，母亲和我都知道XXX是父亲经常提到的邻村他的一位同学，是在一个别人艳羡的好单位当领导，是一把手。据父亲说,他的这位同学比较了的，与县长们都说得上话，找他办我的事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找他的这位同学是父亲最后的决定。
我当然很高兴，工作就要有着落了，并且远远超过自已的期望值，我的内心敲打着快乐的鼓点。父亲脸色还是平时严峻的平静，“改天我再去一趟”父亲说。
这样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父亲再一次到县城，这一次父亲没有带花生等土产品，他只骑了自行车出去。大约9点钟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们已吃过早饭，正在刷锅碗。
“咋样？”母亲问。
“问题应该不大。”父亲向来不说绝对的话，但从父亲的表情上看，问题真的应该不大。
他不急于吃饭，卷了一支烟，放在嘴边，让母亲舀了碗花生，自已掂出半斤酒，拿了盅，坐下，满上，先喝了一口----父亲以前早上是不从不喝酒的。我们想知道详细，母亲和我坐在旁边，父亲边喝酒边说，大概的意思是：他的同学为我的事已经跑的差不多了，让我父亲放心；带去的2000块钱人家说什么也不要，父亲一再表示感谢，说万一请个客，吃个饭，不能让同学搭钱，如果真用不着，再拿走，他的这位同学才勉强收下。父亲很高兴，因为喝了酒，一向严峻的表情已被内心升腾的喜悦掩盖的没有了踪影，半斤酒喝完，便吃饭---因为地里还有活干。
果然，正收秋的一天，大约是中秋节后，父亲的同学通过他的老家传过话来，说事情已办好了，这两天就让父亲去一趟。父亲不敢耽误，第二天就去了，回来后，带来的消息是，XX月X日，让我到XX乡政府报到，全家人都很高兴。
父亲一个地道的农民，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自豪和满足；其实他也真的很自豪和满足，因为这件事情邻居街坊很快就知道了，并且多人问及，夸父亲不简单，说我的工作单位不错。对父亲来说还有什么比街坊邻居的褒奖更重要的事情呢？!所以由此生发出的自豪和满足更加充实了他的血液，成为父亲日后劳动和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
1995年的12月份，我到近县城的一个乡政府报到，算是正式参加了工作，工作岗位是政府统计员，感觉很新鲜。因为当时正是年末，统计年报的工作县统计局已通知开会，所以我得马上进入工作角色，协助当时乡政府的粮管员搞统计---我没上班的时候一直是粮管员负责统计工作。
统计工作会议主要是安排年报表,要先发一些表格，由统计局的工作人员把要填报的报表统讲一遍，对指标逐项解释清楚。讲农业年报表的是位不修边幅，声音尖细高亢的年轻人，讲得细致清楚，让我佩服---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还没经历过，叫我一定会脸红脖子粗的讲不成,但很可惜,前两年这位统计局的老哥已患病不治,抛家离子过早去世了，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
按贯例,会后，统计局安排吃饭，是到县政府的招待所，几个人一桌子菜，两瓶酒，先同喝几杯，然后举杯互敬，两瓶酒不够还可再要，非常热闹；先前不认识的，可以用酒认识，年纪小的给年纪大的敬酒，年纪相仿的同喝，时间不长，已都满面红光，几分醉意了；之后，统计局的领导转桌敬酒，意思是：大家辛苦，要想办法把今年的统计年报工作做好，这里先表感谢---这是年报会议的延续，感情方面的,对最后工作效果的好坏起很大的作用,大家都明白,所以也纷纷表态：放心，没问题。
由于我年轻，是县里安排的专职统计员，又参加了县里的统计工作安排会议，领会了上级精神，所以当年的年报表乡粮管员放手让我干。十几张A3纸型的统计表，密密麻麻的指标，要在去年年报数字的基础上，对今年的有关工作进行统计汇总，然后形成年报表上报。不要小看这项工作，这可是一年来本乡镇工作的综合反映，是体现单位政绩和工作实绩的，数字该大的一定要大，该小的一定要小，不然乡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年的工作通过几个数字就给毁了，况且，各乡镇之间还有个比较，所以年报表的上报时间虽然有要求，但不能急，要多联系，勤沟通，摸准其他乡镇的年报表情况，然后找准合适的位次，填报合适的数字，向乡党委书记、乡镇长汇报后，才能上报。这是工作规程，所以，有些数字就含有水份了,就需要“技巧”了，需要反推的办法，这应当是政治层次的东西，不过多的讲，所以，我有时感慨，也没办法。
由于统计年报表工作量大，又有时间要求，只有我一个人干，所以有时要加几个通霄的班才能干完。晚上，乡镇干部都走读回家了，诺大个院子，只有一室独明，室外有明月悬空，室内我孓然伏案，或思、或算、或填、或改，天气冷的很，屋内又无取暧设施，这样我一个过惯苦日子的孩子全然不觉，就近天明了。因为在乡里住，在天未亮之前，抓紧躺一会，为白天上班蓄存一点能量和活力。
我上班的第二年---1996年乡镇合并,我所在的乡镇撤并到城关镇。我还是干统计。
我在乡镇呆了五个年头不到四年的时间，统计是我的老本行，是我的首要和重要的工作内容，让我第一次接受了“行政”的历练----虚虚假假，难得真实的行政印象挥之不去。
乡镇的工作与县直机关不同。乡镇工作繁杂，我不可能单纯的只干统计方面的工作，统计工作干完了，还要负责分包村的相关工作，比如，下个通知，协助村干部收公粮，协调处理村里的一些事情等等，或者统计和包村的工作一起干，并要做到“两不误”。
当时农村税费还没有改革，催粮催款是乡镇工作的重头戏，麦、秋季节一过，乡村两级就忙开了，乡镇先按县里下达的任务和乡镇支出的有关情况，向各村分配“三项提留，六项统筹”的具体任务。“三项提留”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是乡镇在农村收上来后应返还农村支配的；“六项统筹”有教育附加费、河道管理费、道路维修费等，是要上缴县财政的。由于“三项提留”乡镇收上来后，根本不可能返还农村，农村“两委”干部的吃喝外欠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农村在乡镇分配任务的基础上，再向每户追加摊派一部分款项，这样实际算下来，不论按人头，还是按田亩数，都合到每人或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上缴款，测算后，农村的喇叭就此起彼伏喊开了，催粮催款就此展开。
我们包村的干部下到村里，一方面在喇叭上喊话讲政策,一方面催促村干部抓紧收款或下户催粮,因为乡镇每天要进度，县里也要对乡镇排名，我们每个人都不敢懈怠，每到此时，忙起来都是大半夜才能回家，一连半个月或更长时间都是如此。
因为国库里要存粮，每家每户都有上交公粮的任务，所以收公粮是前期的工作，每人每亩地几十斤粮食，我们与村干部一同到乡镇的粮站上盯着本村的群众交粮，看进度。公粮交完了，就是“三提六统”，我们或盯在大队部里，或在村支书家里，每天到大半夜，然后，怀惴着村里的粮款回家，第二天一早交给乡镇财政所，看各村排名，掌握自己分包村的工作情况。
村里群众有听话的，很积极的交粮交款，有的就是观望，还有的根本不打算交，任你怎么催，无动于衷，所以就有了所谓的“钉子户”或“难缠户”。对“钉子户”或“难缠户”往往是乡镇再单独安排时间以管理区为单位集中攻艰，有一定效果。但对“硬钉子”不动硬的根本不很，所以最后集中火力，软硬兼施,讲不通“道理”,我们就和村干部亲自下手,到农户粮仓里灌,闹的村子里鸡犬不宁---人家都说“乡镇干部棉铃虫”，那时候，吃喝招待是乡镇的最大的一项支出，每年要有几十万，不下大力气收上来钱粮，怎么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行？所以，那时收粮收款最后会到一种白热化的程度，乡村干部与村民动手打伤人的有，逼死人命的也有，乡村干部因此被追究责任判刑的也有。
那时的乡镇在维持一种管制的政权，乡村一直处于乡镇政权的虎视眈眈之中，村民对村干部、对乡镇是一种不情愿的依附关系，党群、干群关系变得紧张，乡村维持着一种表面稳定、深层混乱的状态，亟需变革。
我只是乡镇干部中的一个小人物，对大势当然起不了作用，还得尽自已的职责，下村催粮催款，因为自家也是农民出身，在我深入农村催交粮款的同时，老家也在别乡镇干部的催款之列，所以，对当时的现实还是有一点认识，对农民抱有极大的同情。测算起来，当时农民每亩地种两季粮食，也只有1200元左右的毛收入，除去浇地、化肥等支出，还要交300元左右的粮款，每人所剩也只有400元左右的净收入，群众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乡镇催粮款不成问题才怪！我当时的心情在矛盾之中也有麻木，一路走来，此时回望，已成往事，但心情沉重，每每想来，久难释怀！
1997年的
县直单位全新的环境，给了我全新的感觉，让我开始由乡镇的动态难静，觅到了一丝坐机关的优越感。一开始，我是在单位的办公室，搞文件传阅、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也参与单位一些大的综合性的活动，其间学习单位的业务，逐渐地了解和熟悉，工作较为轻松。
2003年7月，单位换了“一把手”，工作程序、工作环境、工作标准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期间我转了两个科室，从事具体的业务性工作，工作紧张而忙碌。
因新领导来之前，我就在办公室，所以对前后工作程序的改变印象很深。从前上级来文，我们按领导职务从高到低签批，最后到科室执行，只走裸件（只有单纯的文件，没有文件夹和传阅批转单）；新领导来后，文件传阅的程序要从下向上传，办公室先填《文件签批卡》，签转至业务科室的主管领导，再到单位“一把手”批示意见，最后由业务科室执行。
当时的一件事是我们这位领导的“开山之作”，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对他来说算是小试牛刀吧，让我们都记忆尤深。
当时，我们单位的一位科长接到上级的一份紧急文件，按惯例先抓紧传给“一把手”，因为文件是裸件，主管副职又没有批示意见，所以就不合了他在市里的办文规程，便皱了眉头，躺在真皮转椅上立即发出质问：“文件就这么传？”这位科长疑惑地拿着文件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传哪，有什么不对吗？”这样想着，还想解释文件的紧急程度，“一把手”不听分辩：“怎么不用《文件传阅卡》？”什么是《文件传阅卡》？没用过啊！这位科长疑惑但又不敢问，便悻悻地找办公室，当时我在办公室,也不知道《文件传阅卡》的格式，猜想这位领导八成是按市里的办事程序来的，我们便给市里打电话，让他们帮忙传真一份样表；好不容易有了样表，按市里的做法用文件夹夹住，办公室签了意见让“一把手”批示。这位科长又去了，同样又是一声质问：“主管副职为什么不签意见？”文件当然紧急，但文件再紧急也要按他认定的程序来，这位科长一愣，“哦”了一声，咬了牙，低着头，自怨没有搞清楚，再次返回找主管副职，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才最后让“一把手”签了意见，算是履行完了程序，弄得我们这位科长满头大汗，满脑子疑惑，等“一把手”签完意见，才如释重负。
这件事真是让我们领教了！我们的这位领导是从市里下来的，工作要求程序化、规范化，光《文件签批卡》的样式，上次事后，又让我们设计了好几次才满意。之后，又有一次，不知是单位的哪位副职有情况向他报告工作，他又拒听，要求这位副职报书面的情况报告，要求办公室与市里联系《情况报告》的表样，弄得我们单位的这位副职也无所适从。
再说工作环境。我们单位当时在全县来说上下班纪律应该说是执行最好的，但这位领导来后，要求我们上班时间提前5到10分钟到，真正到上班时间他会向办公室打电话问签到情况，或到办公室看签到表；上班期间要求办公室查岗，每周要将上下班情况、查岗情况汇总表报他，如果他本人发现单位的同志谁上班迟到，或早退，就问办公室，如果办公室骗他，他就会批评你个狗血喷头，所以，我们单位的同志都不敢随便迟到或旷工，办公室也不敢当“老好人”----谁找那个麻烦！
我们的新领导对工作制度还有不断创新的新招法。每天要求每名同志记《工作日志》；周四每个科室要对工作进行周总结周安排；办公室对科室安排的工作或领导批办件要进行督办，未落实的要做说明；每周三晚上单位同志要集中进行学习；每月有月总结月安排；每月每名同志要撰写一篇学习心得体会文章；每名同志还要不定期撰写上报信息，或调研文章；每季度要对每个科室和同志进行星级评定考核；每半年每个科定要对工作进行总结和谋划或者进行大会述职；每年每名同志要对本人一年的工作进行述职等等，我们单位的制度可谓琳琅齐全，同时，这些制度也象绳索一样把我们“五花大绑”起来，让我们分身无术，所以，干工作我们只有“白+黑”，或者“5+2”，不然真是干不完。
我们这位领导喜欢同志们加班，因为他就在单位后面住，所以每天晚上哪个科室灯亮着加班他基本都知道，哪个科室没有亮灯他第二天便会打电话询问：“近段时间忙什么呢？”如果不很忙或者他认为你说的只是忙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会出一个题目，或是让你写一篇调研究文章或署名文章，或是问到哪一个事情，让你去做，反正别让他知道你闲着，他要的就是同志们从白天到晚上精力旺盛地去工作，当然，他也经常在别单位领导面前夸耀自已的队伍：能战斗、能奉献牺牲，得到别人的认可他就会面露得意之色。
他的这种工作方法，一方面真正推进了工作，我们也得到锻炼提高；另一方面我想也一定愉悦了他的身心吧！这应当是他追求的一种工作境界，或者一种心态—“玩”，玩出花样，玩出水平，玩的人服贴。因为我们的工作文字材料较多，所以没日没夜地练“坐功”，几年来，单位有3名领导和同志由于久坐办公室得了颈椎病；因我们的同志能“正确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整天加班不回家，多个家庭闹矛盾。2003年7月至2009年4月的近六年时间里，我们每名同志都承受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内心或者言语上也生出了藏不住的抵制情绪。
再说工作标准。刚才说了，我们单位的业务涉及文字的工作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工作标准过多地体现在文字材料上。通知、讲话、报告等一切材料，都要高标准，不但要合乎文种规范的格式，还要言之有物、有事，体现该文种应有的文彩；同时，材料中不能出现错别字，这是基本功，也是“一把手”最为叫板或较真的。因为材料要逐级审阅才最后到他那里，所以，出现材料方面的问题，他首先会质问主管副职，不留情面：“你是怎么把关的，这点小事就干不好。”有的副职面对这样的质问，回答：“疏忽了，我们再看看。”内心里却是不服气。也有的副职喏喏连声：“是我们的错，我没有把好关，再修改后给您报过去。”放下电话，然后，把起草材料的科室负责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批评一通：“下不为例，一定要认真、细致，再不能出现类似的错误。”
因为单位人员材料水平和工作细致程度参差不齐，一开始，主管副职也不会对每个材料都逐字逐句的看，但这样的事副职挨批评，自然要迁怒于下属科室，科室自然要加些小心在文字上，有时一个材料当科长或主任的要前后审阅三、五遍，出几次稿子反复校对，很怕出错；副职也再不敢贸然向大领导办公室传送，而是将科室的文件仔细掀看，呈伏案沉思状，逐字逐句的审阅，真正拿起笔在材料上勾画，直到未发现问题为止，才书写批转意见，向一把手那儿传---既便如此，依然心怀忐忑，怕再受指责。
有一件事情也极富戏剧性，想说一下。一个科室的同志当时因为一下起草了两个文件，主管领导审阅后，进行了修改，出电子版后，重新进行了装订，结果不小心把两个文件的某一页订颠倒了，主管副职再批示时，没有多看，便向后传阅了。“一把手”看文件时，发现不对，一头雾水，便心生怒气，电话要求这位副职即刻到他的办公室；副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胡乱猜度，等到了“一把手”办公室，但见“一把手”蹙额凝眉，不由分说，“啪”的一声就把文件夹子摔在了案头，责问之词激而烈之：“这是怎么回事？这点活就干不好。”这位副职拿文件夹看后，一时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之后，便遭到雨点般的一顿数落，这位副职不敢多言，但自觉窝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便再很批科室的同志，简单的事情没有办好，科室同志还有什么好说的。
说实在的，这些工作标准的要求，不能说是过分，都是一位工作人员应该做到，也是能够做到的，只是较前任或再前任“一把手”在呈送稿上的直接修改，落差为现任“一把手”的“不做修改，只做批评指责”，让我们无从适应；其实这方面，对我们不能说是工作标准提高了，而是一开始我们做的就不够好，现在想来，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们从中是受益匪浅的，所以，不能还是不能对“一把手”妄加指责。
工作压力方面。由于有以上的种种变化和要求，我们每位同志的压力自然要大的多，往往是不待领导安排，便主动介入自已的工作实际，“5+2”或“白+黑”自然是然，都很是敬业勤勉。
当时的工作任务多，工作环境紧张，但单位领导也在元旦或别的什么时候，要求举办个联欢会或运动会，自己也参加并出节目，这是“一把手”“与民同乐”的“亲民”之举。当然，忙里偷闲我们部内的同志也聚一聚，喝个小酒什么的，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排遣情绪，聊以慰藉。
业余时间，星期天或节假日真正工作上无事的时候，我也和工作之外的朋友举行一个家庭集会，打个麻将或扑克，是其乐融融的事情，当然也可以为工作日积累新的工作能量，好精力充沛的干好每一分钟的工作。
2009年4月，我们的“一把手”交流到外县了，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相信我们每位同志也都有同感。但反过来想，我们多数同志从中也的确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使自已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我自身还真的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日子，留恋那种紧张和与工作赛跑的状态。
回首到县直单位工作的日子，12个年头啦，真是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弹指挥手之间已近不惑之年!匆匆的岁月，如逝者如斯的溪水,无语东流去,也使自已生发了不少的感慨。
新来的领导，诚恳宽厚，抓大放小，处处体现以人为本，我们的工作压力小了，不感到哪么忙碌了，但现在却感到了些许的疲惫，人真的是不知足啊！
人的状态要不断的调整，心情要愉快，思路要开阔，工作要适度，自我要求要提高。我们自己不容易，他人也不容易，学会理解和宽容，学会奋斗和开拓，学会生活和适应。在黑暗中发现阳光，在沮丧中提取欢笑，让快乐成为永恒的主题，让自信鼓足前进的力量。
生活很美好，让我们去自由的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