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贺捷生与父亲贺龙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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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家后代里，贺捷生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她是贺龙和第二位妻子蹇先任的女儿。虽然和贺晓明、贺黎明不是一母同胞，但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却很好，贺捷生的联系电话就是贺黎明告诉我的，她还一再叮嘱说：“姐姐
贺捷生一生和他父亲一样，颇具传奇色彩，她是走完长征的红军队伍中，最小的一个，到延安后又送回湖南老家寄养。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远赴青海支教。在经历了离婚和女儿自杀后，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文革”中曾三次上书毛泽东，要求为父亲平反，并如愿。改革开放后，她又穿上军装，撰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和军事著作，成为新时期最为活跃的军旅作家之一。后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百科部部长。1992年7月22日被授予少将。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同时，还是一个大家庭的母亲。
看着眼前瘦弱的贺捷生，很难想象上面的故事发生在她的身上。
贺捷生传奇的经历，从她出生那天就开始了。
1935年11月，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以攻为守，反败为胜，连连取得了龙家寨、十万坪、中堡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战场上的捷报频传让贺龙春风满面，意气风发。此时，又一个喜讯传来，更让39岁的贺龙喜笑颜开，年轻的妻子蹇先任又给他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
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也是贺龙连襟的萧克将军(萧克之妻为蹇先任的胞妹蹇先佛)，眼见双喜临门，部队大胜，贺龙大喜，便即兴给孩子取名叫“捷生”，语义双关，贺龙夫妇欣然应允。
然而，谁也没料到，贺捷生出生17天后，红二、红六军团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于是，贺捷生成了最小的红军战士，在母亲的怀抱和军人的臂膀中走完了她人生的万里长征。
贺捷生：“我有点生不逢时，他们说我是长征路上一个放不下的行李卷，别的枪呀、背包呀都可以放下，但是我永远都是要在父母怀里的。我觉得他们受罪，我自己也受罪。”
在当年参加长征的几大主力红军中，只有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有四个小婴儿。
贺捷生：“后来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陆续又生了几个孩子，吴德丰生了一个女孩，叫岷山。萧克家在草地生了个男孩，叫草坪，又叫保生。任弼时家在草地生了个孩子，叫任远征。”
贺捷生深情地说：“应该说我非常感谢我父母，长征那么艰苦能把我带下来，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毛主席的孩子都扔到猪圈里就走了。”
活下来的贺捷生又靠着林伯渠给的一条羊腿，才站了起来。
贺捷生慢慢地说：“因为缺乏营养，我的身体很弱，站不起来。林伯渠，林老对我妈妈说，这孩子这么瘦弱，像个豆芽菜一样。他后来弄了一个羊腿，给我妈送来了。我妈妈每天就把那个肉切一点，放到洋瓷缸里，到火上煨，再喂我。等那羊腿吃完了，我也能站起来了。”
为了能让贺捷生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离开艰难的战争环境，能吃饱饭，能上学读书，贺龙托人把她带回了湖南老家，寄养在他的两个老部下秦光远、瞿玉屏的家里。
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是很别扭的，特别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关爱和叱责如同四季阴阳一样，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没有它人生就是一种缺憾，而且，是永无弥补的缺憾。
贺捷生无奈地说：“心里应该多少有些个扭曲，那个家，是家又不是家。”
贺捷生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她已经是14岁的少女了。
1950年，贺捷生和蔡树藩将军一同乘机由北京到重庆，去见父亲贺龙。得知消息的贺龙早早就和妻子薛明带着两个孩子赶到机场去接，可是因为飞机延误，他们在机场扑了空。
贺捷生：“我父亲听说我来了，就特别激动，在家里面就坐不住。”
蔡树藩把贺捷生直接送到了重庆曾家岩的贺家。
贺捷生：“我变化不是太大，因为我就是比走的时候高一点，所以我父亲一眼就认出我。”
贺捷生嘴角下意识地抿抿：“我当时就掉眼泪了，觉得总算见了爸爸了。因为我寄养的那家遵循我父亲的意见，从来没有教我叫他们爸爸妈妈，都是叫伯父伯母。”
见到自己的女儿，贺龙也流泪了：“哎呀，回家了，我就记得你的哭声……”
贺捷生客厅里的两张照片很醒目，很大。一张是她母亲蹇先任坐在藤椅上的彩照。蹇先任两年前去世，生前曾任中组部副秘书长、中纪委常委，享年95岁。另一张，是黑白的，一个破旧的老屋。
贺捷生指着那张黑白老照片说：“这是当年我们重走长征路时，我拍摄的照片，是红军时期的东西。”
贺捷生说的重走长征路，和今天大张旗鼓地重走长征路不是一回事。当时，正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她和另外两人一道，沿着当年红军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去收集革命历史文物。能担任这样的任务对于贺捷生而言，是件很光荣的事，让她有机会重新感受到了一种洗礼和震撼。
1975年8月，40岁的贺捷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沿着她在襁褓中曾经走过的那段艰苦历程，重走了一次长征路。
“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什么高速公路，所以那个村庄呀，道路呀都是原貌。当时红军写的一些标语都留着，老百姓就在墙上刷了一层土，你把那个土剥离开了，木板上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红军’、还有‘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等，我们当时收了很多，有红军用的东西，还有当时汇兑的那个票据。”我说：“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贺捷生：“是的，而且还是比较全的，那时候没有翻新、仿制，伪造的。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时间又过去了30多年，回忆过去，贺捷生依然有些激动：“印江县木黄那个石板街非常小，两边都是木板房子，都画的有漫画，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北上抗日呀，几乎是每一家都有，我觉得这是空前的壮举，很受教育。”
让贺捷生受教育的不单单是红军留下的文物，而且还有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其中也包括对她父亲贺龙的深情厚谊。
在四川一户农民家里，他们发现了墙壁上的红军写的标语和漫画，老乡说，过去他家住过红军，住过贺龙的队伍，当他听说上面要把这些文物收走时，就说：“那把我的房子拆了吧。”
贺捷生：“那个时候下着雨呀，他把房子拆了，拿那个席子挡上，我们很感动，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只是按这个工价给他。”
女主人说，他们不在乎多少钱，只是想跟你们在一起说说话，希望你们能抱抱我的孩子。因为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因为是贺龙的女儿。
贺捷生遗憾地说：“当时也没有和她照个相，只能和她在一起说说话，我后来都在想着那个妇女……”
在湖南，贺捷生吃到了她人生中最香的一次饭。
贺捷生：“当时我们吃饭，就到地方单位食堂去买，就是为了省点钱。人家炊事员不让我们买，只能等人家都买完了，再卖给我们，基本都是剩下的。有一次，我们正在那吃饭的时候，里面一个老师傅，悄悄地拿了一碗红烧肉给我们，他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贺老总受冤枉了。”
一句话，一份红烧肉，让贺捷生感受到的人间真情，让她留恋至今，她说，那是在困难时期，她享受到的最好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