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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天官書》讀書隅記

李昭毅  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摘要

劉向、揚雄稱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此乃實錄之典範。再者，天人關係之探究乃先秦以來之重要課題，故《史記》宗旨之一便是「究天人之際」。然而漢離先秦未遠，星占學說充斥，董仲舒所倡天人感應說之出現，其淵源之一或乃承此傳統予以系統化而來。司馬遷在此番時代思想氛圍之下，如何開展其實錄精神，可能正是其最大挑戰。筆者竊以為研究此問題或可從《史記?天官書》入手，然學力疏淺，短期不易對此問題作系統考察，因此，本文目的僅在整理《史記?天官書》之內容，並結合其家學淵源、撰述宗旨、研究方法等，作初步分析，以作為日後進一步深探之基礎。

關鍵詞：《史記?天官書》，實錄，星占學說

一、前言

「究天人之際」乃司馬遷撰《史記》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司馬遷之天人思想一直是《史記》研究的重要課題。筆者不諳先秦兩漢思想史、哲學史乃至科學史，無力探究太史公天人思想之大課題。然就筆者所知，〈天官書〉應是探究此課題的基礎材料，〈天官書〉全文約七、八千字，冗長，筆者於茲將全文結構分作正文與論贊二大部分，進行內容的整理與說明，並盡量配合其他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因此本文僅就〈天官書〉之內容，作初步研讀，難免疏漏，希冀見諒。

二、《史記?天官書》正文內容述要

正文部分可分作天象與氣象兩部分。星象包括五部列宿恆星的星象，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星象。

關於列宿星象方面，依次是中宮天極、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五部列宿，當中主要是介紹組成列宿的諸星名稱，諸星在天文座標系統中的位置、方位關係，及其所主之人事。舉例言之，關於中宮之記載：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1

其餘列宿記載形式與結構，多與中宮天極雷同，茲以以上引文為基礎作若干說明。觀上引文，可窺得若干現象。其一，從諸星名稱來看，時人（可能以歷代星占學家為主）在建構星象圖式時，便以類比於帝室官僚之尊卑序列、宮室器物等的方式，予以命名，因此司馬貞釋「天官」云：「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2其二，而上述這種類比邏輯的建構程序可能是：先觀察諸星之位置與方位關係，勾勒出天文圖象，再依據此種幾何關係，類比於人間政治權力序列或職權關係。其三，正由於這種星象圖式的產生，乃是立基於天人類比方式而來，意即用人事來理解天象，故天象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這種模擬人間運作的現象。其四，這種星象並非靜態圖象，隨時間演進，圖象會有些許變化，而基於星象與人事之類比關係，則這種星象變動便與人事變動產生某種聯繫。其五，星象與人事的變動關係，可能帶有某種不可逆的因果性。如「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天一諸星有「動搖」而產生「角大」之變化，則人事相應而有兵事，兩者的因果性是星象變動為因，人事變動為果，此種因果性可能正是天人關係的律則化，且這種因果不具可逆性，意即人君可觀星象之變以窺人事之應，即以星占預測人事。

星象的第二部分則是日、月與歲、太白、熒惑、填、辰五行星之星象。內容包括諸星名稱、運行軌道，諸星分野，諸星於四時十二月的方位，日蝕、月蝕以及瑞星、妖星等特殊星象，日月與五星的運行關係，

1 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97 年5 月九版），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289-1295。

2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289。

諸星星象的變化與人事變動之間的關係等。在這之後，則是正文第二部分關於氣象的內容，包括雲、風、虹霓等種種陰陽之氣，中間還夾雜王朔所望之氣和魏鮮所占之歲。由於這兩部分內容冗長、龐雜，僅羅列部分條目，以觀其要：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

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鬥，其野有破軍。……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3

上引諸條的內容，其性質與前敘列宿星象的部分十分相近，除了諸星名稱、方位、運行軌度等項目外，多有某星主某事，或某氣主某事的說法。根據這些說法，水旱災害、穀物欠收、魚鹽賤貴、疫疾的流行、民族的分布、國勢的盛衰、國君的禍福、將相的賢否、戰爭的勝負等，均是上天預先安排好的，而天道與人事有其相應的結構，因此可從各種相應的天象的變動當中，窺知天意，以察禍福吉凶。

總的來說，《史記?天官書》正文部分所建立的星官體系，把天上的星象同人間的君臣關係、戰爭問題、社會問題各方面的事物，彼此全面地、密切地對應起來，亦即天道與人事有同一構造，此乃各種對應關係足以成立的前提。

3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12-1331。

三、《史記?天官書》論贊內容述要

在論贊部分，司馬遷首先闡述自己對天人關係的總體認識：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4

觀上引文可知，司馬遷所認識的天人關係，其基本觀點並不認為作為精神本體的天在主宰人間事物，而是作為行事主體的人，有意識地法天則地，故天有日月五星，則地有陰陽五行，陰陽學說與五行思想正是人類法天則地思想的產物；天有列宿，則地有州域，仿列宿劃州域亦是法天則地思想的具體表現。又人類將昂、畢二宿之間的天宇命名為天街，其北為陰，其南為陽，這也是符合當時「內冠帶，外夷狄」的民族分布情況。總體而言，司馬遷要揭示的是天象並不神秘，天象與人事之同構關係，僅是長久以來法天則地思想的一環，天人關係並非是天完全主宰人間運作，這正是神秘思維與理性思維最大的區別。因此，司馬遷乃續云：

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5也就是說，先秦時代各種關於天象變動的記載或言論，多是為因應當時的人事變動所提出之各種缺乏證據的說法，這些均屬不經不法的文章圖籍。就這種理性精神與客觀態度而言，司馬遷所依循的正是孔子「紀異而說不書」之對待天道與性命的基本原則。這種對於無法徵驗之說保持高度懷疑的研究態度，正與其在《史記?三代世表》所稱之「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的立場一致。6

然而，司馬遷並非僅是消極地秉持懷疑主義，批判先秦以來不軌的星占言論而已，對於天人之際，以及天象與人事間的變動關係，他更進一步提出其察變之術：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7

這裡的「三五」，司馬貞解釋作：「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王元啟則以為「三五」指三大變，8而雷師家驥則以當時的學術思想脈絡立論，推論「三五」可能指「三統」和「五行」。9筆者不敏，竊以為若如司馬貞所言，則後面「上下各千歲」一語便無著落之處，且若僅著眼於五百歲一大變，則《史記》又何必推本軒轅，以察終始之變？因此，筆者贊同王元啟的說法，這裡的「三五」可能指三大變，即三個五百年，也就是說觀察天象變動，只有以五百年為單位，才能看出較明顯的變化，

4《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2。

5《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3。

6《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頁487。

7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4。

8 瀧川資言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卷二十七〈天官書〉

考證引王元啟語，頁492 上。

9 請參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74-81。

《史記?天官書》讀書隅記 87

且至少需要三個五百年才能發現這種變化的周期規律，還需要三個周期才能驗證這種規律。若僅觀察時間太短，則可能會將偶然性巧合當作必然性規律。由斯觀之，誠可知司馬遷對天象變動的研究，主張宏觀長期的觀察，這正是其推考天人之際的基礎。至於雷師家驥的三統五行說，筆者學力尚淺，暫無法回應。然筆者不解的是，「三五」為觀察天變運數之法，但為何又云「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似是將「三五」之法也當作究天人之際的原理。不知司馬遷是如何將天變運數與究天人之際進行關連？就此而言，以「三統五行」釋「三五」似又有其合理性。

由上可知，三五之法實乃司馬遷考察天人關係的重要方法與理論。

然天人關係乃當時的時代課題，春秋戰國以來流行的各種星占學說、陰陽家與五行家的學說，以及其師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等，均是當時影響較大的學說。《史記》乃一「一家之言」，司馬遷對於有何回應？首就星占學說而言，且觀下引文便可瞭解司馬遷的基本態度：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

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10

「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星隕如雨」，此屬天變，而「天子微」以下的文字部分則是種種人事變化。二百四十二年尚不足宏觀考察的半個周期，本已難以考察天之常與變，更何況要究明天人之際？然而皋、唐、甘、石等星占家卻是將這兩者強行捏和在一起，在亂世之中提倡其天人學說。對於司馬遷而言，這些學說充滿迷惑性，僅是「淩雜米鹽」的小道，並非嚴謹的關於天人關係的知識。以日蝕為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這似乎符合所謂「日蝕，國君」之說，但查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就會發現，或天有日蝕而國無弒君之事，或國有弒君之事而卻未發生日蝕，在日蝕之年發生弒君之事的只有二次，即桓公十七年（西元前695 年）鄭昭公被弒及宣公十年（西元前599 年）陳靈公被弒，11準確率只有十八分之一，可見只是純屬巧合，這種學說自然不攻自破。

再者，該如何理解「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筆者以為，司馬遷所欲明者，可能正是習所認知的天變，及以此為基礎的天人學說，實在經不起實證的考驗，亦即若根據流行的星占家所提出的天人變動關係，來考察後世的天變與人事，則可發現這些學說漏洞百出，矛盾重重。

因此，司馬遷為破解這些迷信，乃接續前引文，羅列天人關係的各種流行說法：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12

10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4。

11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頁550-671。

12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6-1347。

根據傳統星占學家的說法，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但秦統一中國後，天道未變，人事格局卻發生重大變動。原本秦為夷狄之國，屬陰，由太白主之，但兼併六國後，成為中國的主宰者，按照星占學說，則應屬陽，該如何化解此一學說內部矛盾呢？這些星占學家們就改稱太白不主夷狄，而主中國，此時被視為夷狄的胡、貉、月支等游牧民族國家，只好改作由辰星主之。而星占學家於是強詞奪理，以為這是「更為客主人」的現象。再者，熒惑本來主吳、楚，但吳、楚也是夷狄，屬陰，熒惑卻屬陽星，此又是這類學說的內部矛盾。而在吳、楚滅亡之後，熒惑又轉變性格，改作「外則主兵，內則主政」，這也是這類學說的矛盾之處。因此，司馬遷才認為這些學說「時菑異記，無可錄者」。

緊接前引文，司馬遷再列出秦始皇至漢武帝朝流行的天人學說：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13

這段文字羅列自秦始皇以降以至於漢武帝朝，各種軍國大事發生之時，均有相應的星象變動，即所謂的天變。而這些僅是「犖犖大者」，一些較重要的實例，還有更多的小變動更不用說了。司馬遷認為從些實例來看，當然有「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的現象。也就是說，各種人事變動，當然都能找到當時「相應」的星象變動。但是，這種相應關係真有其必然性嗎？司馬遷基於理性主義式的研究態度，將其研究成果展

13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4-1349。

現於《史記》諸表當中。茲以彗星為例，《史記?六國年表》列出了秦始皇前十五年「彗星四見」的具體時間，依次為始皇七年（西元前240 年），人事變故為「夏太后薨」，「蒙驁死」；九年出現兩次彗星，第一次即引文中「長或竟天」的那次，人事變故為「嫪毐為亂」；十三年一次，人事變故為「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14然而，這樣的天人相應理論，實是吹彈可破。舉例言之，始皇九年的第二次彗星出現，便無相應的人事變故；往前推，秦武王十四年（西元前293 年）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四十七年白起破趙，于長平坑降卒四十五萬，卻不見有彗星出現；往後推，始皇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趙、滅燕，二十六年滅齊，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二世三年（西元年207 年）趙高反，二世自殺，這些重大人事變故出現時，均未有彗星出現。15由此可見，所謂「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實是無稽之談。或許正基於上述考察，「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所以自〈秦楚之際月表〉以後，司馬遷就不在表中記錄天變現象了。

綜合前面的討論，可知司馬遷對於遠古以來經春秋戰國以迄於漢初，種種流行的天變現象與天人相應的學說，一直保持著理性主義式的態度，謹慎客觀地原始察終，來破解這些星占學說之不合理處。那麼，司馬遷這種用以究天人之際的三五之法，其合理性基礎為何？筆者竊以為可能是一種基於長期觀測星象的記錄，由此提煉而出的經驗法則，也就是所謂的「軌度」。續上引文，太史公云：

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16

14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頁752-753、756-758。

15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頁738、747。

16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49- 1350。

在這裡司馬遷再度以甘石二氏星經中的若干占驗學說為例，說明其不合理、矛盾之處，而其破解的方式則是「觀史記，考行事」。所謂的「史記」是什麼性質的書呢？〈太史公自序〉中曾出現兩次「史記」，其一為司馬談臨終時所言：「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其二為「（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17據此可知，「史記」應該是歷代史官的記錄，與石室金匱之書一樣，均是國家檔案。也就是說，司馬遷是利用官方檔案資料，考察各種天象的變動，得出「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等結論，而這些記錄在〈天官書〉正文部分均有所載。司馬遷正是吸收歷代史記中的合理部分，提出五部列星是恆星，因而在天宇中的位置是不變的，而日、月、五大行星的運行軌道雖然時有變化，但是它們的逆行、變色、伏見、贏縮等都有其規律，這些既非神祕現象，亦非反常現象，都是一種並沒有超出規律的變。有些現象，從一定階段時間內來看是變，但若從宏觀整體的角度來看則是常而非變。舉例言之，日蝕現象在春秋時期還被認為是變，到《太初歷》制定出後已被看成是常了；再如五星的反逆行現象，在甘石歷五星法時被看作是變，但在司馬遷所觀之史記中，也變為常了。

總而言之，「軌度」就是規律、法則，以史官所載之天象記錄為基礎，從中得出各種星象變動的規律，這就是司馬遷關於天象的研究方法，正是〈太史公自序〉所云「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18因此，軌度之探求實乃破除各種星占學說的利器。至於其基礎，則是前已論及之所謂「三五」的宏觀考察法，這也是其研究方法與理論之重點，故其在〈天官書〉結束前再度強調這種宏觀意識：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17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295、3296。

18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306。

這裡的「精粗」，恐有「真偽」之意。也就是說，若要探求天道運行之理，當要懂得三五之法，而且只有終始古今，辨別真偽，深刻觀察，慎重思考，才能得到客觀的天學知識，也才能進一步究明天人之際。

基於上述研究天道的基本原理，以及對天變的基本認識，司馬遷對於天人關係的看法，與春秋戰國以降的星占學說相較，顯然較為審慎客觀：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羽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19

觀上引文可知，司馬遷並未否定天象與人事之間有其變動關係，而且只有當天象是在已知的天運軌度規律之外的時候，這才算是天變，此時為政者才需要進行占驗，並非像是傳統星占學家那種凡軍國大事必占的神祕主義式的迷信立場。在此同時，也強調人在人事變動中的主動積極作用，為政者若能為政以德，修舊補弊，承弊通變，則國可昌明，故云「國君彊大，有德者昌；羽小，飾詐者亡」。

通過上述討論，可知司馬遷對於天人關係的認識，是建立在客觀實證的天學研究的基礎之上。那麼司馬遷天學研究的學術基底的根源為何？這可能與其家族歷代執掌有關：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20

司馬貞稱「知天文星曆之事為天官」。在古代史官的職掌之一，正是天文星曆。其在〈報任少卿書〉當中亦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足見漢代史官仍保有古代史官的傳統，像是其父司馬談便曾「學天官於唐都」。21而天文律歷所需的知識基礎正是複雜、準確的數術與計算，這需要很強的邏輯推理能力方能為之，簡言之當時的史官其實帶有很強的技術官僚的性格，再加上古代文化知識的傳播不易，因此才會有像司馬氏這種世典周史、世守天官的情形，也因如此，司馬遷便成為修《太初曆》的班底之一。22〈太史公自序〉稱：「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23因此，司馬遷之所以能夠以透過歷代史官的觀星記錄，來考論天象行事，徵驗於軌度，其邏輯訓練與理性思維的培養，蓋淵源於其家學。除了家學淵源外，漢代已有水準很高的天文觀測技術。馬王堆三號漢墓（西元前168 年）帛書五星占，詳細開列了秦王政元年（西元前246 年）至漢文帝三年（西元前177 年）共七十年間土、木、金星的位置及五大行星的會合周期，證明漢代對行星的觀察，水準很高。24這種精確的觀察方法，以及基於此的各種精確的觀星記錄，可能也是司馬遷得以有效批判傳統星占學說的有利工具。

四、結語

合觀〈天官書〉正文與論贊內容，當中有一較明顯的矛盾之處，〈天官書〉正文部分反映出較強的天人感應思想，但是論贊部分則持較為審慎客觀的立場來面對天人間的相應關係。這種情形該如何解釋呢？或可從司馬遷作〈天官書〉的動機入手，來初探此一問題。〈太史公自序〉談作〈天官書〉緣起時云：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25

觀上引文，可知司馬遷對於星氣之書持保留態度，也就是說他不太相信星氣之書當中的禨祥之說，可是星氣之書所載各類禨祥事蹟，卻是言之鑿鑿，似乎真有天人感應一回事，所以才要作〈天官書〉來破除這種禨祥迷信。那麼該如何作？司馬遷的辦法是先將一些荒誕不經的禨祥之說，也參雜在正文當中，並一一羅列出來，然後用較近客觀知識的軌度規律予以檢證，以此來破除迷信。〈天官書〉正文部份，在記述各天體的位置和運行軌道後，幾乎都有關於天人感應內容的禨祥之說，這正是引文所稱的「星氣之書」的特徵，而正文的內容所代表的可能正是當時官方立場的天人關係，因為其史料來源正是歷代史官的觀星記錄與星占學說，即前所論及的「史記」。由此可知，〈天官書〉論贊部分才較能反映出司馬遷的天人思想。

綜上所論，〈天官書〉正文所述，表明司馬遷的研究對象是天人的行事關係，所載述者當是當時各領域天學專家的研究成果，難以說明這就是司馬遷的天人觀念，正如同孔子對於性命天道的態度是「不可得而聞」，其編次的經典如詩、書等，亦保留這些觀念，這不意味其信或不信。

司馬遷透過正文，綜合各家天人關係的研究成果，僅錄其事，不能呈現其天人觀念便是如此。這裡僅能看出司馬遷《史記》一貫的「先存後論」的研究方法，足以展現其理性思維與實錄精神。

19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頁1351。

20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319。

21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288。

22《史記》，卷一百八〈韓長孺列傳〉，頁2865；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

1997 年5 月九版），卷二十一上〈律曆志上〉，頁974-975。

23《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306。

24 請參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12 月修訂

第2 版），頁111。

25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3306。

參考書目

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97 年5 月第九版。

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97 年5 月第九版。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12 月修訂

第二版。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10 月初版。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9 月版次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