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浴室”与“外延式发展” 樊纲

在英国开会，住在一幢原来是贵族庄园、后来租给政府做“会议中心”的城堡里。庄园很大，有网球场和游泳池。一次游泳，一位家在伦敦郊区的学者给我讲他在家里游泳的故事。他是个“穷教授”，买不起大房子，住在公寓房里，公寓里开始没有游泳池。后来同住在一个公寓小区的6家人达成了协议，在共有的花园里辟出一块地方建个小泳池，费用大家分摊，建好了共同享用。总的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制度安排。一共6家人，大家共用一个游泳池，应该没有问题，不会太拥挤，谁多游两次少游两次的也不会增加成本。“但是”，这位经济学教授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在建游泳池的时候还建了一个公用的淋浴室，本来是为了大家游泳后淋浴方便，但没想到后来的结果是，每天早上晚上，各家的大人小孩，无论是游泳还是不游泳，都跑到公用淋浴室来洗澡，谁洗少了都觉得吃亏。到月底一算，每家分摊的水费、电费（加热用电），比各家自己平常的费用要高出许多。”他说：“6家中就我是经济学家，所以责任应该在我，怎么就没想到人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会‘搭别人的便车’，占‘公用’的便宜。游泳池可以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加以提供，因为大家共用一个游泳池费用可以低些，但淋浴这件事无论如何属于一种‘私人消费’，应该尽量建立起‘私有产权’，用‘私’的方式加以生产与消费，‘公用’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一定是‘需求膨胀’、‘费用膨胀’。于是我提议立刻取消公用淋浴室，这样，大家的水费、电费才又降低到了正常的水平。”
类似以上这种淋浴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人是太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的身边也是经常发生，比比皆是。英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这种事情上的行为方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无论是我们人均收入400美元也好，还是它们2万美元也好，贪公家便宜（哪怕是像淋浴这样的很小的便宜）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正是人、人类的这种共同的行为方式，决定着经济制度的“共性”。
什么该是“私的”，什么该是“公的”，从实物形态上看本无严格的界限，只是要看“效率”后果。能够由个人消费的东西，最好个人所有，不同个人之间的产权界限越清楚越好。公共共同消费的东西，也要尽可能把账算清楚，使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相对称，才能有效率。前些日子讨论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发展“私车”会引起不少问题；但若只发展公共汽车，又不能满足人们坐“私车”的需要。于是，有人出主意，说是可以几家人共同拥有一辆小轿车，既满足了坐自己的小轿车的需要，又能使道路上不至于过于拥挤。这个主意乍一听不错，仔细一想，其实是个最糟糕的主意，因为它是一个“产权最不清楚”的办法，到头来一定最无效率。试想几家人并同拥有一辆车，每天谁用？谁先用谁后用？几家人在一个单位还可以一起开车上班下班，不是一个公司的怎么办？即使在一起上班，下班后车由谁用？即使在时间上可以规定，定用轮流用车，用多用少怎么算？有人在单位时间内跑得多、有人跑得少，有人开起车来经心，有的人马虎，这些怎么算？车出了毛病谁来修？修车的费用怎么分摊？算谁的责任？汽油怎么算？谁负责去修车或去办各种有关的手续，买保险、交养路费？这些“账”算不清楚（“算账”过程所费的人力物力是第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到头来一定是“用车需求”膨胀，用车成本大增，每个人都“狠用车”而不修车，车的寿命缩短（这也可以认为是另一类“交易成本”），用车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几家人开始时可能都是好朋友，到后来可能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的结果，不是把车卖掉，就是其中一家把车全部买下，回到“私有”的产权安排上去（这其实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逻辑）。这并不是说汽车这东西一定要谁坐车谁拥有车，但是产权总是越清楚越好。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公司拥有车，然后提供服务，谁乘车谁付钱，也是公共用车，但产权界限比较清楚，事情就比较好办，谁也不能“白搭车”。小轿车私人拥有，也可以在用车的安排上做些变通，以减少路上车多的问题。比如，几个同事家住不远，可以轮流开车接上几人同行。几家人并同“用车”比几家人共同“有车”要更好、更有效率。原因还是在于后者有明确的产权。
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今年要制定经济发展的“九五规划”，于是又开始讨论如何才能“集约化增长”或“内延发展”的问题。所谓“集约化”、“内延”发展，说到底无非就是如何少用些资本投入，多在改进技术、改进管理、提高效率方面做些文章，从而以较少的资本取得较高的增长率。“集约化”、“内延”增长这些词语，已经叫了多少年了；前苏联人四五十年代就叫起；我们国内也是一叫再叫，我从学经济学那天起就知道“应该”、“必须”、“坚决”地“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用内延化发展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理论界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多少年了。可是怎么就是不起作用？“应该”做、“必须”做、“坚决”要做的事情怎么就总也做不成，总是“外延式增长”，总是“投资饥渴”、“资金紧缺”，投资膨胀、通货膨胀、投资效率低下，企业负债越来越多？根本的道理在哪里？恐怕问题还是出在资金的产权安排制度上。只要资金是国家的、大家的，对每个投资者来说
都是不花白不花、不用白不用的，就一定会是人人都争着抢着去多用资金。我要是不多用你就会多用，我就吃了亏，就等于没有占到“大锅饭”的好处，而我多用了资金也不用担心还债，借了债可以不还（从借债那天起就没想怎么还债），亏了本可以赖账，反正最终会有国家来“注入资金”维持我的生存，就不会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去想怎么改进技术、改进管理、提高效率，“集约化”、“内延式”的发展经济，大家的精力，就一定更多地花在怎么“外延地”向国家争投资、争贷款、争项目、比着谁更能花钱、更多地花国家的钱上，而不是花在“内延”地提高效率上。前苏联也罢，中国也罢（其他许多国家也罢），同样的产权关系，一定产生同样的经济后果，无论你是从40年代起叫集约化经营还是在90年代叫集约化经营，体制不改，结果不会有什么差别。在这种事情上，不会有什么“国别特色”和时代差别。经济学理论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毫不怀疑地做出这样的预测。加强管理也罢，加强教育也罢，几十年过去了，一种人们“坚决反对”、花大力气想要改变的事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总也改变不了，就说明在这事实背后有着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你可以不相信理论，但总该在事实面前得出点什么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