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币、良币与制度文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8 13:46:12
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于是,市场上“良币”逐渐被“驱逐”,越来越少,最后流通的只剩下“劣币”了。经济学家把这类逆向淘汰的现象,统称为“劣币驱逐良币”。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记忆里也有类似的经历。例如,孩提时我们就知道在玩各类游戏的时候,作弊者取胜的机会总是要多些,所以,守规则的孩子在各种竞赛性质的游戏中往往容易出局。尤其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劣马驱逐良马”的意识早早地铭刻于心,甚至多少也意识到实力并非赢得竞争的唯一条件,优秀者未必一定胜利。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之类的黑道之道,也渐渐进入了人们的知识系统,还不时遇到或听到“小人总得道,君子常受欺”,“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事情或故事。以至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里,诸如“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诚实守信者死,坑蒙拐骗者发”、“从无奸不商到无商不奸”之类的民谣不绝于耳,这都与经济学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颇为类似。尽管谁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世界里,但现实生活又的确存在这类被经济学家称作是“理性人都成了理性的傻子”的现象,这也正是哲学家们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一。
走出困境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困境。理性人为什么会成为“理性的傻子”呢?对“劣币驱逐良币”作进一步分析后不难发现:1、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识别劣币与良币,如果不能识别,就不存在“驱逐”;2、人们偏好良币而非劣币,否则就不会收藏良币;3、在“驱逐”良币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都在趋利避害,都认为自己的对策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至少可以避免损失;4、当良币被“驱逐”到一定的均衡点之后,游戏规则就会被重新界定,劣币与良币的价值将被清晰地区分,形成若干个不同的市场,例如,劣币与劣币交易的市场,劣币与良币交易的市场,良币与良币交易的市场。从以上这四个特点来看,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其实不过是对市场博弈过程的某一断面的表述而已。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问题,人们自然会问到:那些被市场“驱逐”的良币,是作为古董来收藏呢?还是作为币值来收藏?无论前者或后者,最终仍然要参与交易。只要发生交易,良币的价值就一定要大于劣币,因为交易中卖方和买方都是理性的。因此,“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良币不过暂时退出,并非永远退出,更非消失。
历史一再证明,人类社会之所以还在进步,市场文明也在一天天扩展,正是因为优秀并没有被落后驱逐,良币也没有被劣币取代,黑道被限于极小的空间,并没有横行天下,正义与实力仍然在社会博弈中起到主导作用,诚实守信并没有被偷奸耍滑、欺诈蒙骗所驱逐。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1992年至今的11年,或从1978年至今约1/4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启动的进程当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现象,一些人也正是因此 “先富了起来”。但是,当人们的市场意识普遍觉醒之后,“劣币”不断被驱逐,能够生存并发展起来的企业更多的已经是“良币”。尤其是这两年来,企业界、学界和政府已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相继提出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要求,且日见成效,足以说明全社会在驱逐“劣币”并为“良币”的流通建立激励机制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关于劣币与良币谁更具优势的问题,其实无须讨论;执劣币者与执良币者都是理性人,也无需怀疑。“劣币驱逐良币”问题的关键,并非货币本身的优劣及其持有者是否理性,而是在特定制度条件下,人们为何选择最终对大家都不利的策略。也就是说,博弈中的理性人是因何种激励机制并如何在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策略?这才是解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正确路径,从而才有可能从制度的层面找到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办法。例如,扑克牌游戏中只有一个人作弊,他可能受益。如果大家都作弊,游戏的规则就完全破坏了,变得毫无趣味,游戏变得失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大家散伙,要么重新恢复游戏规则,并加大对作弊的惩罚,通过让作弊者失去作弊好处的办法,使规则得到遵守,从而保证游戏在有意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体的理性未必能够合成集体的理性,甚至还可能造成集体不理性。“劣币驱逐良币”就是由个体理性合成集体不理性的例子。但是,我们既要看到个体理性不能必然地生成集体理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只要个体理性存在,就为实现集体理性提供了可能的一面,因为集体不理性的最终结果必然影响每个个体的福利。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谁为‘劣币’的盛行买单”和“有没有一个存在竞争并可以自由进出的市场”。如果“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是由别人或公众买单,各种垄断的形成又使每一个参与者失去自由退出的权力,那么,“良币”将无从回归。令人欣慰的是,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回到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角色,还公民以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才使社会和经济发展保持了健康和稳步的成长,并用实践证明了“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和“公民具有迁徙自由的权力”,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不仅是生物进化史,也是人类文化形成和演进的历史。尽管不同文明之间有着显著的文化差异,但都形成了合作的基因:合作比不合作好,合作可以使大家获得好处。虽然人们常常要面临“囚犯悖论”的困扰,合作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却从来没有被割断过。为超越“血缘合作”和“互惠合作”的局限,人类靠着文化的积淀,已经形成各种有效的制度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并保证集体理性的成长,尤其是政治家的专业化,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市场制度的日臻完善,都表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尤其可喜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政治文明也越来越成为提高人们福利的重要手段(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实现政治文明是建设制度文明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将最大可能地减少或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尽管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或许永远不可能划上等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还难以杜绝,但人类在制度文明方面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还是使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过渡的极大可能性,这就为人们通过博弈重新回到新的均衡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因为均衡意味着任何个体一旦偏离既有的规则(制度),都将失去原有的好处。中国近160多年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的政治文明步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治如此,经济与社会交往也莫不如此。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其实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参照物,它为人们制定相应制度提供了想象空间和依据。
郭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