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首倡者黄节被指守旧 生前轰轰烈烈死后奇冷--文化中国

1928年,位于越秀山的镇海楼重修。此时正就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黄节,撰写了重修碑文。严亮翻拍 

1935年,黄节去世,北京、南京、广州都开了追悼会,南京追悼会在当时的华侨招待所举行,政界、学界人物云集。资料图片 


　　湮没的岭南诗宗

　　他用他的真心来写诗他的一生也就成了一首诗

　　黄节

　　(1873年一1935年)，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著名诗人、学者。出生于清末动荡年代的他，一生一路跌宕进退于学术、革命之间。

1935年1月24日，名重一时的广东学人黄节病逝于北京，刚过花甲之年。2月，黄节哀悼会以“国师”的规格在南京召开，追悼会由蔡元培、陈树人等发起，行政院长汪精卫亲临主祭，章太炎、胡适、李济深撰写挽联，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将逝者生平言行著述，宣付国史馆立传。

　　和这赫赫扬扬的排场相对的，恰是黄节寂寞的身前身后。他在世时，不敢开启广州寄来的家书，只因“恐索家用”；手头拮据，无力自出诗集。他过世后，家人照样生计维艰，只得将其收藏的二十多方砚台出卖，方才筹得费用扶灵南归。

　　他曾经叱咤风云:在南方时，和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国会，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之后又和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

　　他曾经改变了万千人的命运，创办广州南武学堂，在他创办的《政艺通报》、《国粹学报》中用最激烈的言辞、最鲜明的立场号召排满，许多年轻人就是手里拿着黄节的文章，口中背诵着黄节的句子，汇成了现代革命洪流。

　　他是历史峰尖浪口的一抹文采涣然的亮色，《誓师北伐文》就是他倚马挥就。胡适用“南洲高士徐孺子，爱国诗人陆放翁”来概括其一生。

可是他对个人功名利禄却极度淡漠。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即辞官执教，隐退于京城学术圈，后半生一直执教于北京大学。汪精卫要出资为其出版诗集，他推脱说“要做之事甚多，我不汲汲于此。”如此清高，却又极其和蔼，因为他书法造诣闻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上门索字，黄节是但有所求，无不应承。

　　如此充满张力的人性和人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黄节的品性，低调而又多面。他是诗人，《蒹葭楼集》之下，几多爱国豪迈，名士风华；他是学者，《黄史》背后，是对中国五千年唯有“君史”，却无“民史”的斥挞；他是革命者，剪辫、灭清，反对续订美对华民工不平等协议；他又是保守派，长衫、纳妾，远离“新文化运动”风波浪潮。黄节，一个被周作人以“愤世嫉俗”四字相评的晚清知识分子，一个儒雅、敦厚、内敛外表下慷慨激昂的真性情，应该被我们铭记。

　　但他始终甘愿撤身众人呼号声之后，做一个奔命于地方教育与学院讲授的“幕后”之人。纵然他曾应孙中山之邀赴港共商反清大计；奋笔疾书成功营救被袁世凯监禁的章太炎；又或“以诗教弟子”，范文澜、朱自清、俞平伯等大家皆受其诲晤……但仿佛正是他的内敛成就了百年后的“被遗忘”。一个角落中的形象，和他当年从各界眼中看到的敬仰，竟有如次脱节的悲凉。今日，不知违其愿否，我们选择钩沉。

　　夫子自道

　　亡国之音怨有思，

　　我诗如此殆天为。

　　欲穷世事传他日，

　　难写人间尽短诗。

　　习苦蓼虫惟不徙，

　　食肥芦雁得无危?

　　伤心群贼言经国，

　　孰谓诗能见我悲!

　　———黄节《我诗》

　　“共惜忠君违爱国，哪堪华夏帝诸夷”

　　1902年，黄节就与邓实一起创办了《政艺通报》，成为中国最早的“讨论时政、研究社会病状、探讨救国图存方案”的综合性刊物

　　黄节的出生地，是有所谓“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之称的顺德杏坛镇。不幸的是，十月成孤，家道败落，迫使母子只得靠变卖家当相依度日。母亲亲授“四书”，以岳飞报国、陆秀夫抗元的故事鼓励儿子，盼望黄节早日成才。

　　“八岁我爱书，夜窗灯如晦。我读辄不忘，母命再促睡。”闭户问道，潜心西学，睁眼看世界；北上漫游，广泛交友，体历民生。这样的治学道路，也许与同时代的新派学者并无二致。然而，作为导火索的北闱应试失利，则将使其成为众多学者思想流变中的特例。

1902年5月，黄节赴开封参加乡试，临行前以诗留别学友，谓“时艰敢谓科名贱，学养今无母命遵。”意思是自己前去应考，只是为了不负母亲弥留之际的嘱托。时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考题恰关国事策论，这使黄节突然有种不吐不快之感。“选将练兵，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洋洋洒洒，大气磅礴，让同考官袁玉锡读罢，叹为奇才，联络十八房同考官合力推荐解元。然而不幸亦可谓之“万幸”的是，主考官陆润庠误以为众人联名舞弊，将其驳回。当然，黄节力陈痼弊之中流露出对清朝治政的责难，恐怕才是其落第的根本原因。

　　对于对科举根本不抱希望的黄节来说，这次考试的落第，只是一种“证实”。也许这时，儿时从母亲口中听到的爱国救亡故事，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哪堪华夏帝诸夷”的夷夏观念，以及游历途中亲见的民生疾苦，才一齐翻滚开来，印证了推翻腐朽清朝的紧迫。这一年的年底，黄节在《政艺通报》先后发表《读〈普法战争史〉》、《国粹保存主义》，开始了他决绝的反清之路。

　　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引用伯克的话预言说:“国会有三大产业，但报纸这第四产业比前三种更加重要。”这似乎与黄节的选择不谋而合。

早在1902年2月，黄节就与同学邓实一起创办了《政艺通报》，成为中国最早的“讨论时政、研究社会病状、探讨救国图存方案”的综合性刊物。黄节相继与章炳麟、邓实、马叙伦、刘师培等人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及《古学会刊》，创办《国粹学报》、主笔《天民日报》。

　　另外值得一提的，当属1905年黄节有感于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美爱国运动而创办《拒约报》，揭露美国华工受迫害实情，倡导反帝爱国。

1847年前后，中国劳工被大批“招请”到美国从事矿山、铁路的开发工作，受尽剥削。后来美国通过《限制华工法案》和《斯考特法案》，并于1894年与清政府签订协约，竟然禁止华工自由移美和居住。十年期满后的1904年，全国工商界集体发起抵制，要求废除不平等协约。临时创办的《拒约报》，配合各地反协约浪潮，打破清廷和美领事馆的围追堵截，密切关注并深度报道反对禁约、抵制美货运动，堪称先锋号角。

　　黄节由书斋走向革命，选择求诸报端。辛亥革命之后，黄节先后草拟《改元剪辫文告》、《誓师北伐文》，进一步为革命造势，乐观地期盼着推翻皇权的中国能迎来民权的新页。

　　“常赋石榴词，又寄丁香字”

　　白居易《琵琶行》千年之后，一位有着相同遭遇的艺妓，似穿越般邂逅另一位忧闷诗人黄节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复辟帝制的闹剧，让黄节逐渐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由革命重回象牙塔。这或可从他这一时期名士风流的私生活中蠡测其一。

　　与陈独秀牢狱之中公行男女之事不同，黄节的感情生活“守旧”，但也风流，让人想起潘安、杜牧。他有三房妻妾，却又常常流连于舞榭歌楼。其诗“榴花渐白，何止过梅黄?”悔过的是自己英姿不再，岁月蹉跎。可叹诗人之情，至真也乎!

　　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叹，因歌女的妙丽颜容和凄惨身世之对比，格外别致动人。千年之后，一位有着相同遭遇的艺妓，似穿越般邂逅另一位忧闷诗人。

“秋娘妙曲响遏云，敛气入弦泪如栉。”这位善秦声、也姓杜的姑娘，被黄节比作“秋娘”。她被商人赎身纳妾又遭其妻驱逐的凄遇，“盛丰容，诸姬减艳”的妆容，让诗人顿生爱怜。黄节移居北京之后，“常赋石榴词，又寄丁香字。”半年之后，终于不堪异地相思之苦，“渡江河东君，就我上都驷”。三年后，黄节作《岁暮吟》，结句“奈何三日遽辍歌，使我无诣岁云卒”，暗示诗人不敢期望年轻的姑娘归属自己迟暮之身，即将结束这段感情。

　　诗人总是任性而多情。欢愉之际，岂知留守家乡的正室产下的10个儿女中，只存活了三人!

黄节的名士风范还表现在，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黄节始终没有流连政坛，黄节一生不缺“聘书”，1920年，章炳麟推荐他给阎锡山当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1922年，北洋政府总理王宠惠邀请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他拒不上任；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委任他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他回到广州后见到军纪混乱，政令难行，于是辞职回到北京；1932年，汪精卫电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拒绝出席。黄节唯一一次出任政府官员，是1928年为李济深的诚意所感动，回粤出任广东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他上任后，立即召开了全省的教育行政会议，提出“救身之道”，“一方宜重视德育教育，一方宜发展职业教育”，广东的“学风遂变，由嚣哗归于敦肃”。

　　黄节重视发展女子教育，在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他创立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招收初高中女生千余人。然而这一行为，却遭到大多数人的质疑，好事者想当然地认定黄节搞男女分校，“厉行复古”，径直冠以“遗老”之称，远在北京的周作人大发感叹“中国旧式读书人的头脑始终不能超出封建思想之外，这是一切的病根”。其实，黄节从西方教育了解到，男孩子是竞争文化，而女孩子则是合作文化，故而男女分班便于发挥各自优势和因材施教。其实早在1901年，黄节创办广州“南武两等小学堂”，就开始招收“南武公学社”同仁子女12人就读，那可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间男女同校的学堂。

　　“长忆诗人噙老泪，红楼重说顾亭林”

　　“九一八”之后，黄节在课堂里讲顾亭林《海上》诗，诵至“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旙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陪着顾亭林痛哭流涕

　　老北大注定要为黄节留名，因为1917年至1925年，1929年至1935年，黄节在这里度过十五年的人生，直至去世。

　　红楼的名师，各有其怪杰谑相。蔡元培先生“兼容包并”的大政方针下，新派旧流，各显神通。黄节在北大讲课的印象，大概可以概括为“旧”。然而又不像辜鸿铭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还在课堂上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

黄节有“旧”的求学背景，也有“新”的自觉探知，所以他的“旧”中庸而实在。他一贯着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然后并印成书，《汉魏乐府风笺》便是；做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课上讲解诗歌，课下与学生来往唱和，这一来一往甚至让高足李韶清变成了自己的女婿，真是皆大欢喜。

　　黄节一向教学认真严谨。弟子萧涤非回忆，黄节开过一门选修课，只有两个人选修，有时候一人请假，课堂上就只剩下萧氏一人，黄节照讲不误，依然声如洪钟，隔壁教室也能听见。

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毛诗和楚辞，黄节则在北大开汉魏六朝诗。两校同学互通有无，却发现两位老师所讲并不一致。黄节得知，要来讲义仔细查看，发觉梁氏所讲谬误不少，于是写信商榷，不料数月之后，如石沉大海。黄节“深叹前辈往复论学之谊，不可复见”，于是又以致函，直批其“轻率从事”、“援引失实”、“自欺误人”。梁启超这下着了慌，忙托自己的弟子林宰平表达自己确有失误:“晦闻对毛诗，及汉魏六朝研究极有心得，论证十分详确，他指出我讲义的错误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说得很多，我要感谢他的盛意!”

　　然而黄节绝非“刻板”的冷老头儿。1934年秋起，黄节有感于国破山河，在北京大学由授毛诗改讲顾亭林诗。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记述了“九一八”之后黄节在课堂里讲顾亭林《海上》诗的情景。诵至“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旙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陪着顾亭林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

　　2008年，黄节唯一健在的亲炙弟子王越教授接受采访，回忆起恩师当年难掩的真情，王老当场即兴赋诗“长忆诗人噙老泪，红楼重说顾亭林。”

　　是学者而能诗，是诗人而治学

　　《诗学》是近代中国诗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的最终定位，自当回归为“一代诗宗”。黄节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一起，曾并称“岭南近代四家”，作为南社的两大巨擘之一，时人对他的诗更是推崇备至，有“章(炳麟)文黄诗”之说。黄节的诗既有唐诗的文采风华，又有宋词的骨格峭健，刚柔并美，因而有“唐面宋骨”之誉。陈三立推崇他“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蒹葭楼诗序》)。

　　黄节是学者而能诗，是诗人而治学，硕果累累。无论在广州，还是北上京师，黄节力主诗学创作与诗歌研究并重，其著作计有《诗学》、《诗律》、《诗旨纂辞》、《诗旨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其中《诗学》当数黄节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细究起来，《诗学》的成书其实早在1910年黄节执教两广优级师范之时，当时书名叫《诗学源流》，后在北大任教期间，进行了校正修改，形成今日《诗学》其貌。所以，《诗学》堪称中国最早的诗学史。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吴小如高度评价黄节《诗学》，认为“其学术价值足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媲美”。更有学者认为，《诗学》是近代中国诗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有趣的是，晚年的他，竟传有“一诗成谶”的轶闻!

　　1931年，晚年黄节似有“神启”般写下一副这样的对联: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

　　这是一副集句联———“海棠如醉”摘自陆游的《水龙吟》，“又是黄昏”来自柳永的《诉衷情》，“更能消几番风雨”采自辛弃疾的《摸鱼儿》；“辽鹤归来”撷自周邦彦的《点绛唇》，“都无人管”选自辛弃疾的《祝英台近》，“最可惜一片江山”出自姜夔的《八归》。

　　须作诠释的只有两个词。一个是“海棠”:它形似旧中国的地图；另一个是“辽鹤”:古有圣贤原籍辽东，在中原得道成仙化鹤归乡，此喻物是人非。

　　联幅所署日期为“中秋节前十日”，即公历9月16日，这一天，正是关东军在沈阳北郊集结之时。79年后，“九一八”警钟常在，谁料这联子背后的担忧，在当年居然成真。

　　黄节晚年家中依旧拮据，又债款在身，境况惨淡。1934年12月，黄节偶感身体不适，病情反复，但因为无钱及时医治，一直卧病强撑。1935年1月，年仅62岁的黄节与世长辞。 
  
 
黄节书法作品  

黄节的一生是多元的，他曾经办过报纸，激扬文字，为革命奔走呼号；做过教育厅长，厉行教育改革；他是诗人，几多诗性风流；又是学者，潜心梳理诗学源流。他曾经积极入世也曾激流勇退遁入书斋，他生前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却遭遇出奇的冷。黄节的一生又是备受质疑的，他首倡“国学”，希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因而被目为守旧派，论者往往忽视了其汲汲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现代的努力。他为何遭受冷遇，提倡国学是否就意味着守旧，他的文化观之于当下是否还有点启示意义?就上述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铸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希。

　　黄节缺乏现代的那种“新闻卖点”

　　【谈“黄节冷”】

　　黄节不是一个热衷于出风头的人，不一定要飞黄腾达或者引人注目

南方日报:和“陈寅恪热”相形陌路的是“黄节冷”，首先想请教您“黄节冷”的这个现象。从黄节学术、革命、生活情况的研究来讲，目前记录黄节生平细节，形成传记的著作，只有陈希《岭南诗宗———黄节》一书，而学术期刊网以“黄节”为题目搜索的研究论文数迄今也不过十余篇。您认为当代学术界的“黄节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他的“低调”，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杨铸:说黄节冷，实际也看怎么说。黄节确实缺乏现代的那种所谓“新闻卖点”。他是比较常态的学者，然而现在新闻比较关注那种花哨的东西。比如说后来与黄节同在北大教书的黄侃，他的引人注意，大概主要在于比较“疯”和比较“怪”。至于黄节，基本上没什么，顶多也就是娶过几房太太，这在那个年代，是不足为怪的。

　　冷或热可以是别人的判断，但有时候也是自己的选择。有的人是求热的，比较喜欢闹腾；不过也有的人不求热，也就无所谓冷。他按照自己的选择过日子，不一定要飞黄腾达或者引人注目。黄节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热衷于出风头的人。所以按照他的这种性格，现在属于这样的关注度，大概也算正常。

　　陈希:黄节“以诗鸣海内”，是重要的诗人、学者，当初继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之后，被清华大学聘请为导师，学术上创下多个“第一”，但至今已鲜为人知。我认为主要原因是黄节在北大特立独行，不属主流，又病逝较早，遗留资料匮乏，而且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不多，最为看重的弟子李沧萍1950年代就过世，而得意门生萧涤非埋头学术，敬重老师，不事张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讲究师门、注重学派的学术圈，老师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学生哄抬起来的，老师培养学生、学生光大师门，相辅相成。黄节后继乏人，也就无从形成“热门”。不过，耿介正直的黄节不在乎也根本看不起这些虚名俗利。

　　南方日报:可是像陈寅恪先生，也是个挺不合时宜的人，他也写古体诗，但他的遗著不断再版，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是不是他身上有一些现代的东西是为我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和现代是可以兼容的，而黄节则注定随着历史浪潮远去，有这样的区别吗?

杨铸:陈寅恪的书，一般人能读的，可能除了《柳如是别传》，也没多少了。当然，他的史学研究，和当下的史学研究，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有比较直接的联系。陈寅恪的热，更主要的是公众看重他“独立之人格”，也即在特定的时代他所持的一种相对游离的态度。其实很多人在讲陈寅恪的时候，真正关注的并不是陈寅恪怎么样，而是潜在地表达了对某些东西的不满。也就是说，当下陈寅恪实际是作为某种意识的象征存在的，跟他本人的情况或当时的状况是否符合则是另一回事。肯定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意思都是一样的。

　　黄节逸事

　　对胡适“视而不见”

　　在北大的讲台上，黄节和黄侃同属旧派名流。二黄不仅在衣着上有喜穿长袍、头戴黑绒瓜皮帽的共同嗜好，而且都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做法主张。一次黄侃责难胡适:“你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正色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而该称"往哪里去"才对。”但不同于黄侃的“正面迎击”，黄节对胡适的态度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当然，有时在自己的课上把胡适新诗当作反面教材批判一番，也并非莫须有。

　　“汪精卫何人?我诗不要他印”

黄节一生紧缩度日，其《闭门》诗有云“愁把老妻函卒读，破家谁为讼贫冤”，可见一斑。其实，黄节并不缺“来财”的机会，两江总督端方曾以巨额资金赞助国学保存会，希望封堵“排满”言论，遭到拒绝；1934年，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汇付2000大洋，希望资助黄节编辑出版书稿，黄节表示:“世界多一部书与少一部书，究有何别!”后来弟子黄稚荃回忆老师的话说“汪精卫何人?我诗不要他印”。想来今人出书之焦切，与古者之谨慎，堪比天壤。

　　新体白话诗已经出来了，他的诗显得不那么“时尚”

　　【谈诗歌】

　　黄节的诗写得不错，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

　　南方日报:以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解，您认为黄节在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如何?

　　杨铸:诗学研究方面，黄节的贡献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他撰写了《诗学》，这是一部梗概式的诗歌史。另外是他为不少的诗集做过笺注。

当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动辄几十万字，但是《诗学》也就四五万字。《诗学》是提纲挈领讲述中国古代诗歌历史的一部著作，但是只讲到明，没有清。这不知道是由于他持有激烈的反清立场，还是因为清代离得比较近，梳理比较困难所致。他使用的“诗学”概念，是符合中国传统理解的。现在如果说“诗学”，可能主要指诗论，但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讲“诗学”，则含义更宽泛，既包括诗论，也包括诗作。黄节的《诗学》，就是按照时代来阐述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简要，但能抓住要点，这既要求广度，更要求深度，黄节做得相当不错。而且，《诗学》比较注意诗体的发展脉络。不过，黄节关注的视野不包含词、曲，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他讲诗，重视“义”和“辞”，“义”要追溯到《诗经》，而“辞”，每一代则有每一代的更新，他把这种变与不变，传承与发展，贯穿成书。

《诗学》本身较见功力的地方，在于对每一个时代的把握都很到位。据闻吴小如论《诗学》，谓“其文学价值可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媲美”，这个说法大致可以成立。《诗学》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见解，大部分为现代的各种文学史所采纳。比如讲唐诗，首先划分四个时期，然后讲代表诗人，这和现在基本一样。这种框架的搭建，具有开创性。古人言诗多取诗话形式，即使有诗歌史性质，也是片段的。比如刘熙载《艺概》中的“诗概”，虽然是在追述历代诗歌，但没有学理性的概括和梳理。

　　总体说来，黄节的诗写得不错，七律较多，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从诗作的风格来看，黄节的诗偏于深沉厚重。一般文人轻飘飘的那种应酬的诗，在他集子里很少见，即便是送别、唱和之作，也显得感慨深邃，比较凝重。如果他的诗放在旧体诗比较通行的年代，以其个性的面貌和艺术的水准，应该能有一定的地位。只不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新体的白话诗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诗似乎显得不那么“时尚”。

　　陈希:黄节赋予其著作“诗学”两字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或西方所谓的广义的文艺学，而是偏于狭义的诗歌之学，作诗、治诗之论。《诗学》论述从先秦到明，简述历代诗歌发展脉络及创作情况，实际上是一部诗史。《诗学》不仅叙述历代诗作和作诗之变化，而且自成体系，点线面相结合，有西方学术体系的踪影。这就比同时代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断想式、点评式的结构更为严谨。

　　黄节诗学研究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典范

　　【谈学术】

　　黄节批评“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

　　南方日报:黄节曾经在北大执教多年，您觉得他给北大留下了什么?他有哪些建树是值得后辈学者借鉴的?

　　杨铸:黄节学术方面的书，大部分是在北大、清华授课时的讲义，这当然是他给北大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这些书已经在陆续重印出版，只是还没有出全。

黄节诗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很多方面都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值得效法的典范。他戒除浮躁，潜心于一些具体而又比较枯燥的学术问题，从不敷衍了事。比如他注谢康乐诗，历时数年，反复斟酌，曾“三易稿”，有时与友人商讨，“往往一事，经三四反，始复论定”。他研究古籍，重视版本问题。分辨版本优劣，是诗学研究的基本功。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就转录过黄节的两则着重涉及版本辨别的题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节笺注古人诗作，严格区分了旧注与创注，凡前人有价值的旧注，皆明确标出，与己意区隔开来，这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说是比较谨严的。

　　黄节为诗经、汉魏乐府诗，以及曹操、曹丕、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的诗集做过笺注。黄节的注释有考证，但又不仅是考证，而能自觉将考证与理解合为一体。用他自己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说的，就是“有所考见者与有所解悟者，当补正之”。因为黄节自己是诗人，所以特别明白诗歌的注释不光是考证，还需要解悟。在《鲍参军诗注集说序》中，黄节批评了那种“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其实清人做考据很大部分是要刻意回避“诗心”，黄节则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沿着这条路走，恰恰是研究诗歌的一条正途。

　　黄节还讲授过顾炎武的诗，但没有注完就去世了。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性情中人。虽然他晚年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并不表示他的内心都是非常冷漠的。他讲顾炎武的诗，就是借顾炎武来抒发国家危亡的悲愤，来激发学生的救国激情。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考据学者。

　　陈希:也许在不同人眼里，他的为人有风雅之分，为学有渊博之别，但跻身晚清民初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前列，应无訾议。但我们对这位才情盖世，文史精通，在诸多领域取得创造性成就、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缺乏深入了解和充分研究。这是座尚未开拓，品位很高，前景诱人的学术富矿。譬如，1909年两广优级师范本科讲义《文学史概》，1925年北京大学讲义铅印本《诗律》、《诗旨纂辞》，1930年铅印本清华大学讲义《诗序非卫宏所作说》、《诗旨变雅》铅印本、1931年铅印本《陆象山之学》、《屈翁山先生年谱》(未成稿)，还有黄节与邓实共同校录的《瘳忘编》等几乎没有人论及。一片丰饶的荒原，期待开垦者耕耘。

　　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

　　【谈启示】

　　几十年来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断裂和错位

南方日报:黄节的人生，以辛亥革命为界，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您如何看待他的出世和入世观?您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何独特的思考?目前在知识分子界，有一个名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语权非常重要，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此名义下谋求实体利益。您觉得在这样的对比中，黄节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作用?

　　杨铸:黄节晚年是比较严谨的学者，而辛亥革命前，可能比较接近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西方人谈知识分子，并非单纯指读过书的人，而是强调要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追求，要能用精神与知识来与现实强权进行抗争。黄节前期考虑社会层面比较多，目标明确，就是反清，在教育、宣传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但是，在反清的目标实现后，当时不少人都有些茫然。黄节本人则在辛亥革命后没有过多参与具体的政治运作，更没有去尝试分享既得利益。当时的情势十分复杂，即便是孙中山，境遇也相当微妙。可能比较有理想、操守的人，都自觉难以在那种污浊混乱的环境中施展抱负。黄节进入大学教书，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一种选择吧。

　　革命后的黄节，以教书和做学问为主，可能不是显得很激进，甚至较多展示了骨子里比较传统的一面。不过，他实际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力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引向现代。

现在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其实“国学”的概念就是当年黄节、邓实等人提倡的。他们直接针对的是满清王朝，是要通过讲国学，反对清朝的异族统治。黄节理解的“国粹”和“国学”，一方面是指本国所特有的而且适宜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包括外来但适宜本国发展的东西。这就有比较大的余地了。所以他不是纯粹封闭，完全排外的。

　　在黄节所处的那个年代，实际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从塘沽一路打到北京，集中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我对学生讲过，中国的20世纪，就是学习外国的世纪，但是这是坚船利炮所逼迫的。这个世界上到底应该流行一个什么样的法则，是进化论，还是高于进化论?要知道文化上的强势吞并劣势是绝对要不得的。

　　好多人说，几十年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大的思想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一个断裂和错位。20世纪我们在学习西方，在当时是必需的，是迫不得已的，确实也有成效。中国现在不断崛起，可是中国的文化如何建构，如何在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当然不能抹掉20世纪学习西方的历史，毕竟眼睛已经睁开，闭不上了。但是，要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必须有自己的传统。几千年的历史传承，正是中国所特有的无形资产。

　　整个世界的文化，应该多元共存，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西方学者有时好像总在讲“影响的焦虑”，强调个性和自我的精神洞见，希望摆脱前人的阴影。他们会特别激烈地反传统，但是这个反传统，恰恰证实着传统的存在。中国面对20世纪发生的文化断裂和移位，需要寻找一种方式，与原有并且延续了几千年的无可替代的文化传统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既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位置。

　　黄节曾经执著地架设一座桥梁，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成功，在今天却遇到了新的机遇。这一层面的意义，是我们在回顾黄节时，绝对不应忽视的。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驻京记者王雨吟

　　实习生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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