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二次成功复出的戏剧性转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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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第二次成功复出的戏剧性转折(图)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09日 19:57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作者:苏台仁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周恩来生平全纪录》一书(上、下)为国内权威党史专家精心编撰,全方位、多视角诠释伟人的光辉的一生。此书是国内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图说世纪伟人——毛泽东的图书版本,部分照片系首度于国内外公开发表。本……[连载内容]

邓小平在大会上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一些在京的老同志被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是一件对现在,对将来的中国政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关全局大事。为此,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最终决策者。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极力推进邓小平复出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本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职权。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1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1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放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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