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高庙的主人(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2 16:57:33
谁是高庙的主人(二)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二、高庙是伏羲女娲与神农炎帝部落祖庙

伏羲女娲与神农炎帝部落以及伏羲、女娲、神农、炎帝是否存在等问题,已经是学术界几千年的热门话题和历史悬案。
在已知的全国伏羲文化与生葬地的情况来看,都属于后世传说,没有很直接的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比如被人们推崇为伏羲诞生地和伏羲文化发祥地的天水,市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伏羲庙,距市区17公里三阳川有伏羲氏画卦的卦台山,其大都为明代创建。而与高庙文化同时期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是最有希望有与伏羲相关的遗存出土的地望。但已出土8000多件各类文物及中国最早的原始地画,最早的原始宫殿遗址和“水泥”地面大厅等遗存,竟然没有半点能够与伏羲文化直接挂钩。大地湾出土的房屋,早期多以半地穴式圆形为主。中期的房屋除仍保留了半地穴的形式外,出现了平地起建的房屋。晚期房屋以平地起建为主,出现了规模宏伟,形制复杂的殿堂式房屋。如编号为 F901、距今6000多年,被认为是部落议事大厅的大房子遗址,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但其仍然木骨泥墙,为北方土式建筑,说明其当时天水没有林木的优势,植被情况与现代没有很大区别。与伏羲的“木德”无缘;而高庙早在1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楼层在四层之上的完全木构楼。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尽管数量很多,但其农业标本的发现仅为炭化稷和油菜籽,说明和反映了其当时的气候与现在没有很大区别,是以旱地作物为主的农业类型。甚至连粟和小麦都还没有出现,而与伏羲神农的“稻作”文化无缘;出土的陶器文化内涵价值也不高。从总体上判断,生产力水平比高庙相差2000年左右。大地湾文化最多为一个地方级部落文化,而绝非帝王级部落文化。
高庙的大量出土物使我们得以确认,高庙,就是伏羲-女娲和后世神农-炎帝部落的祖庙。
1、出土文物时代与史料所记伏羲与神农部落的时间和文化特征相符
最下层的高庙文化出土遗存时间显示为距今7800—6800年,与历史传说的伏羲女娲部落基本吻合、最晚一期的上部地层堆积“高庙上层遗存”年代距今6300—5300年。与历史传说的神农炎帝部落基本吻合。
在距今7800年左右的下层出土中,发现有的大量江螺、鱼骨等水产遗存,鱼骨大的竟有6公分大,长到80公分,与此相伴,出土了大量扁平状亚腰形石网坠,与《易•系辞下》伏羲女娲部落“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相符,有象、鹿、牛、羊、猪等动物骨头及家养猪牙齿的发现。《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伏羲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相符。而年代较近的距今6000年左右上层遗存,亚腰形网坠已经不见了,新出现双肩斧、弧刃刀、圭形凿和薄体铲等农耕工具,有重达6750克巨型石斧,出现了石器的切割、穿孔和抛光技术。其他质地的工具有包括陶纺轮和骨拍、锥、匕、针等,说明其时已经能够砍伐大树,对木材加工,与《周易•系辞》所述“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神农炎帝部落文化特征。2、祭器上标有部落的图腾
凤鸟是伏羲部落图腾,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
下面这只高足陶盘上有两只鸟向天拱举食品礼盒,代以标明这是以凤为图腾的伏羲部落向天神奉上的祭品。


在远古,在一个部落里有多种图腾崇拜是不奇怪的。因为人们还并没有明确的中央集权意识,还并没有把图腾作为中央集权工具使用,它只是人们对神秘自然物的膜拜。伏羲部落除了凤图腾,还有龙蛇图腾、太阳图腾。
《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下面就是高庙出土的太昊双龙图腾:

据古本《淮南子•地形训》、《楚辞•天问》:华即日,太阳也。太昊便是太阳神的代表。而下图就是作为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部落所共有的太阳图腾。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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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8-4-10 23:18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三)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接上)下面这个陶片上的图案就是神农部落的獠牙图图腾

凤凰、獠牙兽、太阳和八角星象四合一图案,体现出神农炎帝部落与伏羲女娲部落承启发展关系。
3、巨型高架梯阙就是史料记载的伏羲“建木天梯”
1991年高庙出土的一件高直领白陶罐,在戳印有带双羽獠牙兽面纹的颈部,两侧各戳印一“梯阙”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建筑于一个四周有尖角形碟墙的坛上,高耸入云的阙,有四层旋转而上的天梯,顶上还有一个阙楼。

与主祭场分布的柱洞位置相对照,就会发现它画的就是以这些柱洞所构建的主祭场上一组对称的,面朝正南沅水的高梯架亭台式建筑。在宽阔的400平方米北部主祭部位,现存的4个主柱洞两两对称、略呈扇形排列;柱洞均近方形,边长0.9~1米、深约1.1米,洞内的圆柱直径约0.6米。这组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有1个和2个直径约80厘米的柱洞以立侧柱,柱心直径约0.5米。考古人员确定的圆柱直径约0.6米,只是估计,因为已经没有了实物,而实际上最大当然可以达到与柱洞同等大小1米左右。作为现代宫殿之王故宫太和殿内的72 根楠木柱,直径也不过1 米。因置于殿内,高度受限,每根 13 米高。祭坛是在室外,所谓绝地通天,必定是越高越好,必定是材尽其用。图上四层斜梯只是一种示意,表示其层数为多层。胸径1米的树可长成高达30余米的参天大树,又加上东西两侧又有相差无几的侧柱为拱卫。而出土中的重达6750克巨型石斧,双肩斧、弧刃刀、圭形凿,以及在遗存物上体现出来的切割、穿孔和抛光技术,为这种大型工程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因此,从柱洞的埋深、直径、梯阙的功用、大树的高度以及高庙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推测,这组梯阙的规模应该在三十米左右,是非常壮观的。
“梯阙”是古代宫殿前面类似华表一类的标志性建筑。古时帝王所居住的宫殿。因宫门外有双阙,故称宫阙。但从高庙梯阙来看,它后面也没有比它更大规模的宫殿。远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部落领袖与平民基本上是同甘共苦,没有自己的宫殿,但神庙却是全部落至高无上的。因此双阙后面没有宫殿也是符合彼时彼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如果说宫殿的双阙是用于地位的显示,那么神庙的双阙是用来作什么的呢?
笔者想到了历史上的建木天梯和绝地通天之说。
《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即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嗥爰过,黄帝所为。”东汉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太皞爰过”,即伏羲上下于建木之意。
《淮南子•形训》亦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这就是历史上伏羲缘都广之野建木天梯以“上下于天”的传说。而都广之野与建木天梯一直是人们求证而不得的目标。
古人何以将位于天地中心的圣树称为建木呢?建木的得名当和初民的“建中”之制有关。初民于居处之地必立木杆旗帜以号众,这种木杆旗帜在甲骨文中被称为“中”;而沟通天地的天梯也应该是建于天地的中心,建中之木因此而得以名之。建木也因此具有了号令行、祭祀和崇拜等多种功能。它是部落的标志性建筑和崇高的精神象征。
破解《山海经》,是历史上学者的梦想。《山海经》奇诡迷离如同梦呓,但却又蕴含很多事实。据考,《山经》记山447座,至今证出者约140有余,半数属《中山经》,另半分属南、西、东山经。《大荒经》诡谲荒诞,堪称“大荒诞”。很可能作者也因其感而名“大荒经”。其求证更加困难。包括鲁迅在内,都视《山海经》为巫书。笔者儿时曾亲历村中妇人“车童”。经童子婆催眠引路,其他人也随其进入冥境与亡灵会面。《山海经》就是这么一个“童子婆”的“童话”。但笔者贸然数度苦读,联想经岁读过的一篇故宫楠木出川湘之资料,以为楠木是也。然查其特征,无一能对。却得知杉木与楠木同为贡木。杉木为笔者自幼熟知,稍作思虑,竟至击案而起:建木者,乃杉木;杉木者,乃高庙之盛;通天建木,乃高庙之梯阙也。
现将《山海经》所论彼地彼物与高庙之地之物对照破译如下:
原文一: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
译释一:《山海经》的方位,是以《中山经》所指西安和洛阳等“中山”为中心进行区分的,“海”则指“中山”以外较远的四域。高庙在“中山”以南,为“南海之内”当属无疑;高庙古为黔地,黔地多喀斯特地貌,喀斯特表面为黑;属地内河溪青碧如黛,其色或可视黑,亦堪称青。又有黔江、乌江等“黑水”,又有清水江、朗溪等“青水”可寻其踪,高庙也就在“黑水、青水之间”了。而“若水”更在与高庙一水相连的上游会同境内。
《山海经卷六•海外南经》有“三苗国在赤水东”之说。其赤水,就是贵州境内的赤水。赤水在上古或远古不一定是叫赤水,但赤水主要是因其"流卷泥沙,每遭雨涨,水色浑赤,河以之名也"(唐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征南诏檄文)。因而也可以被理解为赤水。而三苗古国就在湘鄂川黔桂等古黔之地,也即古高庙地区,也正于赤水之东。说明《山海经》的赤水与高庙的位置是与实际相符的。《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又有“南流沙滨,赤水后,黑水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丘”之指。这个“南流沙滨”,实际上也是指位于“中山”以南的“流卷泥沙”的赤水。而这个“南流沙滨,赤水后”与“黑水前”同置一语为或前或后(其前后所指实际上应是附近或旁边之意),可见其“黑水”与赤水同在一地相距不远。而“三苗国在赤水东”,也就是赤水或前或后的位置,那么,“南流沙滨,赤水后,黑水前”也就是三苗国、也就是黔之地、也就是高庙之境了。至今苗、瑶等族视伏羲女娲为人祖就是明证。《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zhān)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xi3ng)食之,伯(bà)天下”。其所述的,就是苗人先祖、“人首蛇身”而“伯(霸也)天下”的伏羲。也就是说,高庙为伏羲“伯天下”之所在。那么,这个“太皞爰过”的建木也就应该在黔地高庙了。
但“黑水前,有大山”又冒了一个“昆仑丘”出来进行干扰。使我们好像不能作结论。
其实不然,《山海经》中有许多的“昆仑”、“昆仑虚”、“昆仑丘”,其表述也是多种多样,它显然并不是指现在的昆仑山。很多情况下它是指有神所在的山或“丘”。清代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郝懿行也有“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山海经疏》)的另论。那么,这个黑水前的“昆仑丘”,就有武陵、雪峰二山。作为中国二级台阶的标志之山雪峰,其1943.3米苏宝顶冬天积雪,四季长青,万物竞生,不是昆仑,也堪比昆仑了。何况武陵有巫山巫水,舞水,舞与巫通,武与巫通,陵与灵通,灵也即巫,武陵即巫灵,巫即为神,有辰州,辰即为神,是为有神人之昆仑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经学人研究,《山海经》是一个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有人开始写作和校注,一直到汉代初年正式成篇,是多代人的成果。经袁珂等人考证,《山海经》编校注疏者多为楚人。故对楚地较为熟悉,致使《山海经》对楚地的描述比较准确。而早在《山海经》成书之前,建木为伟物已经为楚人所知,有楚国贵族将其用为名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屈建为令尹”,杜预注:“屈建,子木。”《哀公十六年》前言“楚大子建”,后言“子木”,杜预注:“子木,即建也。”这与高庙建木首先在附近传播为楚人先知有关。
原文二: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译释二:这个地方有(或者是曾有过)九个不同的部落,可以用河湖等“水网”把他们联系起来。名称分别是陶唐、有叔得、孟盈、昆吾、黑白、赤望、参卫、武夫、神民。
前述“丘”有指有神所在的山或“丘”,有高出之意。但丘还有“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说文解字》)”之解。高庙地区至今以“四方高中央下”的含意作为稻田的数量单位词,比如“三丘田”。
《山海经》地名虽多不可考,但九丘之中,至少有下列与高庙有关:
校注中郭璞云:“陶唐,尧号”。陶唐即帝尧时代。帝尧设天下九州,高庙为荆州。有传尧帝住茅屋,重农桑,曾南巡古高庙地区。与高庙同水的36公里的中方县铁坡乡,上游稍远的靖县坳上镇、贵州天柱县竹林乡等地都有尧田,传为尧巡视时勘察之田;
昆吾即为铜(如史传昆吾之剑)、为铜矿、昆吾丘即为有铜的地方,或为冶铜之部落。淮南坠形训云:昆吾丘在南方。而高庙即为铜之盛产地,至今有一水相连的全国有名的麻阳铜矿;
武夫即氟石(萤石)。古又称武砆(与氟音谐)。萤石的成分是氟化钙,因含各种稀有元素而常呈紫红、翠绿、浅蓝色,无色透明的萤石稀少而珍贵。据考古发掘得知,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用作饰品。《康熙字典》郭璞曰:“武砆,石似玉。今长沙临湘县出之”。中国是世界矿产最多的国家,临湘则居全国之首。临湘在长江边上,与高庙也是一水相连;
神民就是以会同连山为政治中心的神农部落(详见阳国胜《炎帝故里在会同》、阎朝科《荔波水书《连山易》惊天历史秘密大破译》)。
原文三: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译释三:
青叶紫茎——杉木为常绿乔木,叶青色,树茎之皮紫色。
玄华黄实——杉木为裸子植物,花黑红色,果实杉木球黄色。
百仞无枝——杉木树冠高大,株高可达35米,胸径可达2米以上。而高庙地区所特有的杉木高大笔直而少节,成长时下部枝条一般在很细的时候就自然枯死脱落,其枝节处神奇地为树皮所愈合,在树干上不留任何疤痕,这种现象在成片成长的杉木林内更是完全如此,故可百仞(约数)无枝。
[上]有九欘——但在顶部仍然有枝叶维持光合作用。
下有九枸——它的根系很发达,盘根错节。
其实如麻——它的果实杉木球有很多麻麻点点的鳞片。
其叶如芒——它的叶则象芒剌,被高庙人称为杉木剌。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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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8-4-10 23:21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四)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接上)经以上对照,建木与高庙杉木完全相符。
 
  谁是高庙的主人(五)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接上) 
  
   
而事实上,杉木只分布于秦岭以南海拔2000米以下山坡和丘陵。在西北昆仑是没有的。而高庙地区的会同县广坪乡的杉木更是全国闻名的广木之乡。1957年 1月,广坪乡苏溪口曾有一株长30米、胸围3米的杉木,被锯成数筒(截)运往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林业馆展出。其杉木大到一台卡车只能装下一筒。展览结束后,林业部把展品作为“国木”,分赠苏联、印度、越南、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至今广坪乡还留有几棵围径几米的杉木王供人参观。杉木树干通直,高大,木材纹理直,结构细致,不开裂,耐腐蚀,为优良的建筑用材。从古至今,高庙人的干栏建筑全都用杉木。高庙杉木也为历史上皇室所钟爱而被列为贡木。怀化市档案局所存《怀化地区林业志》就有“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在川赣湘鄂征‘皇木’,沅陵主征楠木,靖州征杉木”的记载。从这点上来说杉木就是“建木”。
那么,这个供伏羲“太皞爰过”上下于天的神山建木,也必须是高耸入云才能达到绝地通天,它应该是一个惊世之作,而在高庙的彼时彼地,也就只有高庙遗址这个“昆仑丘”能承载如此神圣之任。而高庙恰好又有一个绝地通天之梯阙,于是,当这两个信息如此震慑人心地碰撞到了一起的时候,我们对它们的一致性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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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8-4-10 23:22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五)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紧接上)
5、高庙具有造就伏羲“木德”的客观条件
《吕氏春秋•孟春记》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
德者,造诣之高深完美也。以木德王天下,也就是以对林业和木材的精妙研究与完美运用,而致天下归心。这是与已经走出了大山,开始在江河平原进行繁衍发展的伏羲部落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的。高庙地区极其丰富的林业资源为其“木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客观条件。
高庙台地上的千年参天古树更是催化和激发他对树木的崇拜及研究利用的外界因素。在先民眼里,那些古老的、枝叶和树冠耸入云端的大树,就是神灵出入和栖息之所。《山海经•中山经》云:“又北三十里,曰讲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帝屋即天帝休息之处或房间。高庙地区至今仍然有古树崇拜,视古树为社树为神。有灾有难,有愿有望,都要到社树底下烧香磕头贴符。进山伐木,更是虔诚毕至,要在历年作为神树保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棵树底下用石头架一个祭坛,燃香烧纸,由领头师傅主祭,杀雄鸡一只,将鸡血涂在树干上,并贴鸡毛,祈请神灵享用并保佑。砍树时还有一个特别规定,不许吹口哨,不许打“哦嗬”,认为这样会招风引祸。这可能就是姓风的伏羲部落留下的习俗。高耸云天的树木可以使伏羲产生与天神交流接触的美好想像,他很可能最早是象传说中的那样在树上“爰过”,爬到最大的一棵树上进行他的科研。但由于上下非常困难,他就命人伐木做梯“爰过”。但在树上一无所获后他以为是没有对天神进行祭祀心有不虔所致,而树上是无法进行对天神的祭祀活动的。于是他就最后设计建造了建木天梯。建木天梯就是他们的木结构建筑的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成果。也是他献给天神的最好礼物,于是,他命人将天梯绘制到祭器上,以通过祭器向天神表示自己的诚挚。而这个祭器上的天梯,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篇建筑学的学术论文。而建木天梯,则是我们先民进入了木结构居住时代的时代标志。在高庙发掘出来的其他木结构的民居柱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他把木的运用发挥到了时代的极至,而被后世称为具“木德”的帝王的证明。
4、高庙出土物器上有伏羲八卦
高庙除了它的宗教圣地的职能之外,还是中国最早的科研基地。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自然气象、地理山川、人文历史、渔猎农耕、陶瓷工艺、土木建筑、人体生理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从高庙遗存上的单点、单线条、单点小圆、双线条、三点小圆、三角形,四方形、四角星、六边形、八角星等图符、各种复杂的各种构图和图形表示方法上看,高庙人已经有了数的深广理解,已经具备了客观外界三维空间的认识。他们已经开展了对天体的观测。下图是高庙观象台,以及设在台上的日规、圭表等观测仪器:

对照参考图片:
登封观星台: 日规: 东汉铜圭表:
圭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之一,包括“圭”和“表”两部分,互相搭配,用来量度正午日影长度。“圭”平置于南北方向,表垂直立于圭的南端,根据正午表影投射在圭面上的影长,来判断冬至日、夏至日与二十四节气。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对天体,方向和四季气候、木、火、土、金、水等精确观测和记录等创造八卦必备的科技人员的素质基础。下图就是他们对四个季节观测的成果:


 太阳照耀下循环的一年四季 供参考的四季五行图
伏羲在建木天梯上最后也没有能够与天和神沟通,但他却在上面观察和记录到了自然的气象风云变幻。而这些研究成果也被人们记录到了陶罐上。下面这个高庙陶罐就是他的关于地面上的泉水河流如何从云开始形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其上面的文字有:雨、山、水、川、河
参考古体字:
甲骨文雨: ;金文雨:
金文山:
甲骨文水:

甲骨文川:
金文河:
论文的内容:雨从天上下下来,降落到起伏的山上,变成山川泉水,注入到河面上。
其成果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比如《淮南子•览冥篇》就有这样的哲学思考:“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邅回川谷之间,而滔腾大荒之野。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紾,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上,使八卦的生产成为高庙文化的必然。
传说伏羲在一个方坛上聆听八方之风所奏出的乐音,便画出呏(乾)、咓(坤)、匲(震)、匤(巽)、剄(坎)、匢(离)、剨(艮)、剒(兑)八种悬卦的符号(见后汉应劭《风俗通义》)。
笔者作为高庙地区人氏,对高庙风土有独到领会。小时随父进山砍柴,于松杉林中听得风中林涛,竟如远处万人合唱,动人心魄。庸人如此,伏羲绝世英才,禅坐于高庙天梯之上,听四周参天古木为八面长风尽情撩拨,有超常之悟,由八音得八符,逐演八卦,是情理之中的事。
下图就是高庙八卦陶盘:
 
它与后世流行的太极八卦盘完全一样。下图是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太极八卦图瓷挂盘:

 
青花釉里红太极八卦图瓷挂盘的中心图案是两条娃娃,因为娃娃鱼有象小孩一样的叫声,而人类又是女娲所“生“,而又兼娃娲谐音,故以娃娃鱼来作为她的形象,下面那个代表女娲,上面那个代表伏羲。古代就是用女娲和伏羲表示阴阳两仪。女娲向上表示强悍,伏羲向下表示势力尚弱,说明其仍然还处于母系社会。
经笔者研究,高庙八卦盘中间也有阴阳两仪,那就是中间那些不起眼的横条和竖条。如果我们转动陶盘,横竖的概念就会发生转化。好像使我们无法定位。其实,仔细观察,它有六根和五根的区别,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那么,5为阳为竖,6为阴为横。竖5与横6交织出现,组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的循环运动,这其实就是一种阴阳消长的太极图。而在它最外圈的八角星的每个尖角里都有一个山形图符,这就是风水课里常用的“八山”,也就是易学里的八个卦象。这个盘没有用娃娃鱼,说明其正是创建者自己所作之盘,他们自己是不会用娃娃鱼来代表自己的。至于作者为什么要用5、6和横竖来表示,可以这么理解,世界就是一个由纵横的经纬和时空所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纵横就可以概括世界。而在一个圆圈里,用1、2或3、4表现纵横其数量太少,表现力度不够;而7、8以上又太多。这可能就是其中原因了。
在高庙有限的出土陶片上,我们还发现了八卦一卦——坤卦。
   参考坤卦:
 出土坤卦与现在坤卦在横划上不同,其相当于点,而不为横。但在高庙的出土中有大量的石球(多为圆或椭圆形砾石),很有可能是作数位起卦的骰子。故而所记为石球之状。
出土坤卦左三与右三相距有些远,似与卦象不符。但我们不能以现代卦之排列去衡量最原始的祖宗之卦。八卦为后世不断完善发展,已是学界常识。八卦之原版绝对与后代之善本不同。八卦更有三卦为一卦的卦法,创者以此而示人,也有可能。
出土坤卦是太阴之卦,为母,为凤,为地。也可证高庙与女娲为部落首领有关。
既有坤卦,也就当然会有其他七卦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或者没有被遗存下来。高庙出土少见完整器,有价值的图符基本上都在破碎的陶片之上。这可能与高庙到了神农时期后,神农炎帝部落为黄帝部落所战败有目的地撤退或被毁有关。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另论。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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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08-4-10 23:25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六)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紧接上)
6、高庙是伏羲风水八卦的结晶
古风水宝地的最佳环境模式是:背山面水,左右围护。建筑基址背后有山称为“来龙”,山后有山称为少祖山,少祖山后有龙脉与祖山相连。建筑背面有连续高山群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峰,为“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蜿蜒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相对呼应。所谓藏风聚气、龙盘虎踞,温润丰饶,地灵人杰之地。而高庙遗址正是这么一个宝址。
高庙台地处后面大山之怀抱,大山后面是鸡公界的重重峰峦,是谓来龙,而隔水遥对的是雪峰的远山近丘,是谓去脉,西侧入河小溪,与沅水一道组成一个聚气半环,使高庙成为典型的“山环水绕”的风水宝地。而后面是山形如龟伏,前面原野鸟飞,左为山为水为高为动为龙,右为坎为小道为静为虎,暗合中国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朱雀为平原,玄武为山峰,青龙为河流,白虎为小路的最佳风水布局。可以说高庙是我国风水勘舆的源地。
高庙八个方位地理特征完全与伏羲八卦相符:
高庙的南方有开阔的天空是天为健为父为首为行空之天马为乾;
高庙的北面有高大的山坡是地为顺为母为腹为卧地之金牛为坤;
高庙的东北面有高大的山顶引天上之雷是雷为动为长男为足为震;
高庙的西南面有长川挟水带风而来是风为入为长女为股为鸡为巽;
高庙的西面下有溪是水为险为中男为耳为豕为坎;
高庙的东面有红日升腾是火为明为中女为目为雉为离;
高庙的西北面有群峰相叠是山为止为少男为手为狗为艮;
高庙的东南面有日夜欢歌的河水是泽为悦为少女为口为羊为兑。
这是一幅展开在安江盆地的巨型八角星象图。
在7800年前的远古,能作如此巧妙的风水八卦布局的这位易理大师是谁呢?我们别无选择,他就是伏羲。
7、陶片上出现有大量的伏羲的总管句芒神像
1991年出土的高直领白陶罐上,颈部和肩部戳印有凤鸟(包括獠牙兽面、太阳)图案,考古人员认为此四合一图案为一种复杂祭祀仪式。



经笔者考证,这是伏羲部落的总管句芒之神像。
《说文解字》释:“句,曲也”。“芒,草专也”。《白虎通•五行》又言:“芒之为言萌也”。合起来,就有芒草萌动时冒出弯弯草尖的意思或状态。吕氏春秋•孟春》载:“其帝太皥,其神句茫。”高诱注:“太皥,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皥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礼记•月令》:“其帝大皥,其神句芒。”郑玄注曰:“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为木官。”朱熹注曰:“大皥伏牺,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圣神继天立极,先有功德于民,故后王于春祀之。”句芒(或名句龙)是伏羲的后代(有传为其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名重,为伏羲臣。死后被封为木神(春神),主管太阳东升的那片地方,神树扶桑,以及春天草木萌动发芽。因此,在他的神像的头顶上有被称为“芒”的毛发。
而陶片图中的句芒就在一个大太阳内。图中句芒方形的头顶上就有三个象征春芽的芒尖形头发。其四个翅膀上面也都有三个芒尖形标志。象征着在它飞越的地方都会播撒下这种春天的萌芽。下面就是高庙出土陶片上的句芒春播图。


史料记载,句芒神是人面方脸鸟身。《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从陶片图中我们看到,句芒也有一个横向的长方形脸,上下各两颗獠牙,从嘴中吡出。在整体形象的左右有展开的翅膀,其长方形框下有一个鸟尾巴。
人是没有翅膀的。句芒有翅膀是人对其神化的结果。但是,在高庙,有一个东西,可被人理解或形容为翅膀,那就是过去棕片所制作的蓑衣。如下图:

蓑衣披在人身上,人就象是长了两个大翅膀的鸟。而毛茸茸的棕片,是远古时人们制作防雨、御寒、遮羞等原始衣物类着装的最现成和唾手可得的“布”,而身着棕蓑的高庙人被外地人或者后世人误为鸟人也是正常的。这也给句芒在高庙提供了一个佐证。
而在另一个陶片上,我们又看到了乘双龙的句芒:


而更有意思的是,笔者的考证与著名学者林河对此图的辨认渊源于仿生学的“象耕鸟耘”的论证相吻合。他介绍了自己对此图在认识上的深化过程。他说:“最早的农神像也应该具有‘象耕鸟耘’的特征。而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神人头像,这位神人像的脸上画着两根象牙。还有一双鸟形的手。这神人脸上的两根象牙,不正是‘象耕’的象形符号么?这神人的一双鸟形的手,不正是‘鸟耘’的象形符号么?‘象耕鸟耘’的象形符号同时出现在这一位神人头像上,他不是农神还会是什么?‘农神’就是‘神农’,由于首创农耕的是中国南方人而不是中原人,南方人习惯于把名词放在词组的后面,中原人在接受这个词组时,就在无意中把南方民族的语言习惯也接受过来了。因此才出现了中原人也跟着南方人称‘神农’而不称‘农神’的现象。后来因为出现了牛耕,这农神符号又被加上了牛角,变成了头长牛角、口长獠牙、手作鸟形的农神符号,有些考古学家不从文化特征考虑,只凭臆想就把它定名为‘饕餮纹’,又有些考古学家图个省事,就把它定名为‘兽面纹’,都是错误的命名,对误导后学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以为林河此论进一步作证的是,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到,在双鸟的旁边,是象的两个大耳,耳朵上被处理为以土为中心的两个木火金水五行图。在两颗象牙的牙根之间,还有一个L形向上扬起的象鼻子,这是林河前辈也未曾注意到的两个细节。而高庙也出土了象骨象牙雕作品可与之作证。
有学人考证高庙(湘西和怀化)不产象,这是错误的。高庙人的属地之一桂北地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象郡,象郡历史上产象,这已经是历史的常识。明代广西还设有驯象卫,用象作为生产及运输工具,有象耕象舞之习尚。象舞则成为壮族的传统游艺形式犹存。壮族民间视大象为吉祥之物。春节时人们用铁线和竹片编扎装裱制大象,脚下安装带轮子的底坐,背上安放一朵纸扎大莲花,让化妆的童男童女分坐在披红挂彩的象背的莲花上,并由四人打扮成小象跟随,在管弦乐吹奏的"八音"乐曲声中沿街游行,欢庆春节,祷祝丰年。而笔者还要在后面论证,高庙人就是从桂林甑皮岩迁徙而来的,是著名甑皮岩文化的发展。高庙人就是甑皮岩人。
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唐代阎朝隐诗曰:“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全唐诗》卷六十九)。笔者查阅会同县档案馆所存县志,其上就有为历代《礼》所规定的迎春祭祀活动,规定各级官府的属员在立春前一日都要到东郊举行鞭土牛迎春仪式。要由人装扮句芒手执彩鞭驱牛耕田,被唤作“芒神”。这种活动,不仅为地方官员所为,更为朝廷皇帝亲躬。如清代惯例,社日前一天,皇上必须先期到中和殿钦定祝祭文字和耕用农具、种子等物。当日,在仪仗和乐队引导下,皇帝驾临先农坛,先祭坛,后行开耕礼。开耕时,先由皇帝在藉田中扶犁播种往返三次,然后王公往返五次,九卿往返九次,最后皇帝宣布全国春耕开始。以此督促民众不误时节进行农耕。
7、伏羲在高庙的实证
几千来,人们到处寻找和考证雷泽及其相关地址,并建立纪念陵地。
在甘肃,有始建于明代的天水伏羲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拜场所。天水市每年在龙诞日(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办“天水伏羲文化节”。天水人民每年在伏羲诞辰日(农历正月十六)和逝世日(农历七月十九日),都要在伏羲庙举行大型祭祖庙会。1988年,天水市政府恢复了公祭伏羲大典,此后每年举行一次。2005年,祭祀活动升格为甘肃省政府主办。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申报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河南,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于2006年10月29日在周口市淮阳县拉开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出席了开幕式。公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在当天上午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00多位华人参加了公祭和拜谒活动。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周口市“中国三皇故都文化之乡”和“中国神话学研究基地”的称号。
但是,如此壮观热烈的圣地,人们却没有找到与伏羲有关的任何直接实物证据。
令人鼓舞的是,高庙不仅发现了与伏羲有间接关联的八卦、风水、建木、句芒神像等过硬证据,我们还找到了伏羲本人的神像,以及伏羲出生之地等直接证据。
《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蛇形),人主得而飨食之,伯(bà)天下。”高庙远古是三苗部落的中心,而苗族至今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下面高庙上陶器上的图腾就是这样一个“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的神像,说明这个双头龙图腾就是苗民之神和雄“伯(bà)天下”的苗民先祖伏羲:

龙与蛇在甲骨文中形近,证明龙由蛇来,龙即蛇的神化。双首龙或两头龙当源于两头蛇。双头蛇是存在的,在今天也仍然不断被发现和报道。下图就是其中一例:






现代基因对蛇的科学研究发现蛇的基因(控制头的那段)不稳定,容易发生变异,而导致双头蛇的产生。古人没有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以为是神灵,故对其产生崇拜,是很自然的情况。再加上一些与蛇相似的一些自然现象也促使了人们对蛇的崇拜。比如雨过天晴,彩虹出现,彩虹弯弯,两头相似,被古人附会为两头蛇或龙变化。因此甲骨文中的"虹"字,多作两头龙形状,铜器和石刻中的虹神也多作两头龙形象。这是高庙祭器上的蛇纹:

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龙与蛇在甲骨文中形近,证明龙即蛇。高庙的双头龙从构图上表现为古朴原始,形象简练而传神,说明其为中国龙文化之远祖。距今3900至2600年的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堆积中出土的龙纹陶片,其龙为一首二身,龙头近圆形,吻短而尖,眼作目字状,额上有菱纹。龙身似蛇,满饰链状鳞纹。头无角,两身作八字形分开,就是对高庙双头龙的继承。伏羲女娲在后世汉画像石中人首蛇身交尾。其双头双尾形象也应该是高庙双龙的发展。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而著名的高庙太阳产子,图实际上就是这一记录的史实。也就太阳神伏羲生下第二代太阳神咸鸟的历史档案。咸鸟是伏羲的大儿子,这个獠牙太阳神产子图与前面介绍的伏羲的第四个儿子句芒的獠牙神像共同组成了太阳神像家族。它当然也就是高庙为伏羲之神庙的铁证。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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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8-4-10 23:27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八)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紧接上)
谁是高庙的主人(五)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紧接上)
6、高庙是伏羲风水八卦的结晶
古风水宝地的最佳环境模式是:背山面水,左右围护。建筑基址背后有山称为“来龙”,山后有山称为少祖山,少祖山后有龙脉与祖山相连。建筑背面有连续高山群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峰,为“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蜿蜒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相对呼应。所谓藏风聚气、龙盘虎踞,温润丰饶,地灵人杰之地。而高庙遗址正是这么一个宝址。
高庙台地处后面大山之怀抱,大山后面是鸡公界的重重峰峦,是谓来龙,而隔水遥对的是雪峰的远山近丘,是谓去脉,西侧入河小溪,与沅水一道组成一个聚气半环,使高庙成为典型的“山环水绕”的风水宝地。而后面是山形如龟伏,前面原野鸟飞,左为山为水为高为动为龙,右为坎为小道为静为虎,暗合中国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朱雀为平原,玄武为山峰,青龙为河流,白虎为小路的最佳风水布局。可以说高庙是我国风水勘舆的源地。
高庙八个方位地理特征完全与伏羲八卦相符:
高庙的南方有开阔的天空是天为健为父为首为行空之天马为乾;
高庙的北面有高大的山坡是地为顺为母为腹为卧地之金牛为坤;
高庙的东北面有高大的山顶引天上之雷是雷为动为长男为足为震;
高庙的西南面有长川挟水带风而来是风为入为长女为股为鸡为巽;
高庙的西面下有溪是水为险为中男为耳为豕为坎;
高庙的东面有红日升腾是火为明为中女为目为雉为离;
高庙的西北面有群峰相叠是山为止为少男为手为狗为艮;
高庙的东南面有日夜欢歌的河水是泽为悦为少女为口为羊为兑。
这是一幅展开在安江盆地的巨型八角星象图。
在7800年前的远古,能作如此巧妙的风水八卦布局的这位易理大师是谁呢?我们别无选择,他就是伏羲。
7、陶片上出现有大量的伏羲的总管句芒神像
1991年出土的高直领白陶罐上,颈部和肩部戳印有凤鸟(包括獠牙兽面、太阳)图案,考古人员认为此四合一图案为一种复杂祭祀仪式。



经笔者考证,这是伏羲部落的总管句芒之神像。
《说文解字》释:“句,曲也”。“芒,草专也”。《白虎通•五行》又言:“芒之为言萌也”。合起来,就有芒草萌动时冒出弯弯草尖的意思或状态。吕氏春秋•孟春》载:“其帝太皥,其神句茫。”高诱注:“太皥,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皥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礼记•月令》:“其帝大皥,其神句芒。”郑玄注曰:“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为木官。”朱熹注曰:“大皥伏牺,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圣神继天立极,先有功德于民,故后王于春祀之。”句芒(或名句龙)是伏羲的后代(有传为其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名重,为伏羲臣。死后被封为木神(春神),主管太阳东升的那片地方,神树扶桑,以及春天草木萌动发芽。因此,在他的神像的头顶上有被称为“芒”的毛发。
而陶片图中的句芒就在一个大太阳内。图中句芒方形的头顶上就有三个象征春芽的芒尖形头发。其四个翅膀上面也都有三个芒尖形标志。象征着在它飞越的地方都会播撒下这种春天的萌芽。下面就是高庙出土陶片上的句芒春播图。


史料记载,句芒神是人面方脸鸟身。《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从陶片图中我们看到,句芒也有一个横向的长方形脸,上下各两颗獠牙,从嘴中吡出。在整体形象的左右有展开的翅膀,其长方形框下有一个鸟尾巴。
人是没有翅膀的。句芒有翅膀是人对其神化的结果。但是,在高庙,有一个东西,可被人理解或形容为翅膀,那就是过去棕片所制作的蓑衣。如下图:

蓑衣披在人身上,人就象是长了两个大翅膀的鸟。而毛茸茸的棕片,是远古时人们制作防雨、御寒、遮羞等原始衣物类着装的最现成和唾手可得的“布”,而身着棕蓑的高庙人被外地人或者后世人误为鸟人也是正常的。这也给句芒在高庙提供了一个佐证。
而在另一个陶片上,我们又看到了乘双龙的句芒:


而更有意思的是,笔者的考证与著名学者林河对此图的辨认渊源于仿生学的“象耕鸟耘”的论证相吻合。他介绍了自己对此图在认识上的深化过程。他说:“最早的农神像也应该具有‘象耕鸟耘’的特征。而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神人头像,这位神人像的脸上画着两根象牙。还有一双鸟形的手。这神人脸上的两根象牙,不正是‘象耕’的象形符号么?这神人的一双鸟形的手,不正是‘鸟耘’的象形符号么?‘象耕鸟耘’的象形符号同时出现在这一位神人头像上,他不是农神还会是什么?‘农神’就是‘神农’,由于首创农耕的是中国南方人而不是中原人,南方人习惯于把名词放在词组的后面,中原人在接受这个词组时,就在无意中把南方民族的语言习惯也接受过来了。因此才出现了中原人也跟着南方人称‘神农’而不称‘农神’的现象。后来因为出现了牛耕,这农神符号又被加上了牛角,变成了头长牛角、口长獠牙、手作鸟形的农神符号,有些考古学家不从文化特征考虑,只凭臆想就把它定名为‘饕餮纹’,又有些考古学家图个省事,就把它定名为‘兽面纹’,都是错误的命名,对误导后学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以为林河此论进一步作证的是,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到,在双鸟的旁边,是象的两个大耳,耳朵上被处理为以土为中心的两个木火金水五行图。在两颗象牙的牙根之间,还有一个L形向上扬起的象鼻子,这是林河前辈也未曾注意到的两个细节。而高庙也出土了象骨象牙雕作品可与之作证。
有学人考证高庙(湘西和怀化)不产象,这是错误的。高庙人的属地之一桂北地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象郡,象郡历史上产象,这已经是历史的常识。明代广西还设有驯象卫,用象作为生产及运输工具,有象耕象舞之习尚。象舞则成为壮族的传统游艺形式犹存。壮族民间视大象为吉祥之物。春节时人们用铁线和竹片编扎装裱制大象,脚下安装带轮子的底坐,背上安放一朵纸扎大莲花,让化妆的童男童女分坐在披红挂彩的象背的莲花上,并由四人打扮成小象跟随,在管弦乐吹奏的"八音"乐曲声中沿街游行,欢庆春节,祷祝丰年。而笔者还要在后面论证,高庙人就是从桂林甑皮岩迁徙而来的,是著名甑皮岩文化的发展。高庙人就是甑皮岩人。
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唐代阎朝隐诗曰:“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全唐诗》卷六十九)。笔者查阅会同县档案馆所存县志,其上就有为历代《礼》所规定的迎春祭祀活动,规定各级官府的属员在立春前一日都要到东郊举行鞭土牛迎春仪式。要由人装扮句芒手执彩鞭驱牛耕田,被唤作“芒神”。这种活动,不仅为地方官员所为,更为朝廷皇帝亲躬。如清代惯例,社日前一天,皇上必须先期到中和殿钦定祝祭文字和耕用农具、种子等物。当日,在仪仗和乐队引导下,皇帝驾临先农坛,先祭坛,后行开耕礼。开耕时,先由皇帝在藉田中扶犁播种往返三次,然后王公往返五次,九卿往返九次,最后皇帝宣布全国春耕开始。以此督促民众不误时节进行农耕。
7、伏羲在高庙的实证
几千来,人们到处寻找和考证雷泽及其相关地址,并建立纪念陵地。
在甘肃,有始建于明代的天水伏羲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拜场所。天水市每年在龙诞日(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办“天水伏羲文化节”。天水人民每年在伏羲诞辰日(农历正月十六)和逝世日(农历七月十九日),都要在伏羲庙举行大型祭祖庙会。1988年,天水市政府恢复了公祭伏羲大典,此后每年举行一次。2005年,祭祀活动升格为甘肃省政府主办。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申报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河南,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于2006年10月29日在周口市淮阳县拉开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出席了开幕式。公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在当天上午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00多位华人参加了公祭和拜谒活动。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周口市“中国三皇故都文化之乡”和“中国神话学研究基地”的称号。
但是,如此壮观热烈的圣地,人们却没有找到与伏羲有关的任何直接实物证据。
令人鼓舞的是,高庙不仅发现了与伏羲有间接关联的八卦、风水、建木、句芒神像等过硬证据,我们还找到了伏羲本人的神像,以及伏羲出生之地等直接证据。
《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蛇形),人主得而飨食之,伯(bà)天下。”高庙远古是三苗部落的中心,而苗族至今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下面高庙上陶器上的图腾就是这样一个“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的神像,说明这个双头龙图腾就是苗民之神和雄“伯(bà)天下”的苗民先祖伏羲:

龙与蛇在甲骨文中形近,证明龙由蛇来,龙即蛇的神化。双首龙或两头龙当源于两头蛇。双头蛇是存在的,在今天也仍然不断被发现和报道。下图就是其中一例:






现代基因对蛇的科学研究发现蛇的基因(控制头的那段)不稳定,容易发生变异,而导致双头蛇的产生。古人没有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以为是神灵,故对其产生崇拜,是很自然的情况。再加上一些与蛇相似的一些自然现象也促使了人们对蛇的崇拜。比如雨过天晴,彩虹出现,彩虹弯弯,两头相似,被古人附会为两头蛇或龙变化。因此甲骨文中的"虹"字,多作两头龙形状,铜器和石刻中的虹神也多作两头龙形象。这是高庙祭器上的蛇纹:

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龙与蛇在甲骨文中形近,证明龙即蛇。高庙的双头龙从构图上表现为古朴原始,形象简练而传神,说明其为中国龙文化之远祖。距今3900至2600年的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堆积中出土的龙纹陶片,其龙为一首二身,龙头近圆形,吻短而尖,眼作目字状,额上有菱纹。龙身似蛇,满饰链状鳞纹。头无角,两身作八字形分开,就是对高庙双头龙的继承。伏羲女娲在后世汉画像石中人首蛇身交尾。其双头双尾形象也应该是高庙双龙的发展。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而著名的高庙太阳产子,图实际上就是这一记录的史实。也就太阳神伏羲生下第二代太阳神咸鸟的历史档案。咸鸟是伏羲的大儿子,这个獠牙太阳神产子图与前面介绍的伏羲的第四个儿子句芒的獠牙神像共同组成了太阳神像家族。它当然也就是高庙为伏羲之神庙的铁证。


《江源记》:"男屠巴蛇于洞庭,其骨为陵,世称巴陵"。高庙正是位于以洛阳为中心地区的西南方巴国。古巴国西起川黔,东抵洞庭,高庙正是其中心。而巴国人的祖先太皋也就应该在这里,高庙气候极其条件适合于各种蛇类特别是大型蟒蛇的繁衍,在解放初期很多地方还出现蟒蛇,只是近世生态破坏而消失。高庙至今也是长蛇出入。下面照片是笔者在高庙考证时在高庙的老庙门上拍到的两米长的蛇蜕: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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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8-4-10 23:31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谁是高庙的主人(八)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关于中国龙的原始图形,《山海经.海外西经》还有一个说法:"龙鱼陵居,其状如狸,一曰鰕"。据《尔雅》:"鲵之大者谓之鰕"。除美国和日本东部有分布外,主要产地有我国,全国十七个省区皆有,尤以长江、黄河、珠江中上游支流的山地溪河中为多。五溪历来是娃娃鱼的有名产区之一。而高庙后面的就是娃娃鱼的理想繁衍地。但高庙的娃娃鱼与高庙前面沅水鱼一样,由于被人类滥捕,已经绝迹。最近的下游辰溪县龙门溪还有娃娃鱼出产,被列为省保护名录之中。如果说鲵是龙的原型,高庙也可为其源地。
高庙前沅水河中太阳岛是与伏羲出生相关的地方。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东晋王嘉《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对照及解释:在伏羲还没有出生以前(燧人之世),高庙已经是部落的“都”了。在这里(所都之国)有一个名叫太阳(华即日,太阳也。华胥即太阳明媚的梦中仙境或美好之意。而非某地之名。《列子•黄帝》:“(黄帝) 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宋刘克庄《后村集》诗:“梦入华胥国土来, 咍台不省夜何其。”上引典籍中有“母曰华胥”、“华胥之州”、《帝王世纪》有“神农母少典妃,游华阳”之句,如是。)的沙洲(洲为州)。它处高庙之东南,为兑为泽。而在高庙的东北面有高大的山顶引天上之雷是雷为动为长男为足为震。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沅河低“泽”中的太阳岛,就是东北面高山“雷”击所成,以八卦理论看,它就是“雷泽”。太阳岛静静地躺在河中,就象是一只巨人的脚印(巨人迹)出现在江面上。岛上草木丰盈,河中鱼翔浅底,缓缓东去的沅水在岛两侧浅呤低唱,恍若传说的华胥仙境。岛上还长着很多野菜、河边又有很多的螺贝、螃蟹,河中则有可以捕捉的鱼,这里自然也就成为了高庙青年男女的天堂。一个雨后的初夏,伏羲的母亲游过沅水,来到了岛上(神母游其上)采集江螺。此时高高的青空上挂起了一道久久的彩虹(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这道从来没有见过的彩虹使得她兴奋异常(即觉有娠),竟然赤着脚,在这巨人的脚印上向彩虹方向奔跑欢呼起来。她的欢呼引来了一个在洲边捕鱼的英俊小伙观看,两人一见倾心,携手走进了丛林。此后他们经常在这里见面,在长达12年的交往之后,终于生下了伏羲(历十二年而生庖犧。)。
《帝王世纪》:“华胥生伏羲于雷泽之成纪。”《纲鉴易知录》记载:“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作都于陈……帝崩葬于陈。”
以前有学者把成纪二字理解为一个地名而漫地穿凿。笔者以为不能苟同。纪在古藉中多为“记”。《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记载太昊时“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都是例子。成纪也可以当“形成历史记录”、生于成纪也可当“他的出生已经被记录在案”理解。也可将成与纪分开,成为出生地,纪为记录。远古文字尚不成熟,多音多义常共用一字,是谓通假。若二字为不可拆地名,高庙前沅水亦名辰溪,辰溪与成纪通假,成纪有可能就是辰溪;陈与辰也为谐音,都于陈,也有可能就是都于辰。左旋右转,都与高庙八九而不离十。
值得注意的是,高庙后山为鸡公界。鸡公界至今以产野鸡野味而出名。远古野鸡更多,其名应得于此。野公界的野鸡鸣声高亢,五彩斑斓,翅尾华丽,其尾羽可达一米以上,接近于神鸟凤凰。《山海经》载,丹穴山有一种鸟,“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徐整《正律》称,“黄帝之时,以凤为鸡。”那么,鸡公界就是远古以凤为图腾的伏羲女娲部落产生和在在的客观条件之一。也是中国凤凰的诞生之地。
7、石雕人头像——女娲造人的证据
相传女娲和伏羲一样,亦出生于成纪,凤姓,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以蛇或龙为图腾。《汉书人表考》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娲。” 而高庙双龙图也可理解为伏羲女娲二人神像。说明史料所记不虚。除此,更有一件出土可资其证。
在高庙出土的石雕人头像,上面有三个文字,为著名学者林河指认为“月干母”。但其有什么寓意,至今无人破解。

笔者通过查阅古代文字反复比对研究,认为这是伏羲部落的婚姻之神。理由:
月干母所组成的信息与石像其他信息不能接轨,致使其信息无法整体破译。经分析,“月、母”二字歧义较少。“干”字歧义较大。首先是形,石像上的“干”下部一个大弯,接近“于”字。“干”在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诸多写法,但都未见下部弯曲。“于”字虽形近,但从信息上无法与月、母、石像贯通,因此排除。字形接近字还有“父( )”,其下部也有弯折。将“父”字往这里一放,信息马上出现了贯通:父母二字的结束笔划都趋向于石像下面的一个洞两边,那个洞就是女性的阴道,而上而的两个洞表示快乐的眼睛。在姣洁的月夜,父与母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石像儿子。
这个婚姻之神,也能够与伏羲部落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吻合。
据《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说:“女娲祷祠神,裨面为女媒,因置婚姻。”也就是说,女娲向神祷告,请求让自己成为人类婚姻的媒约,得到神的应允后,女娲亲自为部落中的人主持婚姻。
原始社会,“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古猿的动物特性,男女之间在情欲亢动情况下可以不分年龄、辈分和血缘随意进行。而更重要的是,人们都不知道性交与生育的关系。妇女在分娩之前,甚至在大肚子的时候,她仍然可以与人性交,直到分娩的前一天。以为生小孩与性交没有关系,因此就出现伏羲的母亲在雷泽中踩了神的脚印而生下伏羲的传说。男人只知道与女人一起享乐,对小孩不负养育之责。而以暴力夺取对象的事情时时发生,导致了“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给社会的安定和进步造成了极大影响。为了扭转这种落后状况,促进部落的快速发展,部落就雕刻了这个婚姻之神。借用神的力量来对族人进行规范。一般情况下,男女性交是在隐密情况下特别是晚上进行的,这在远古时首先是为了防止他人插足甚至是侵害。而作为晚上的标志月亮也就有了月老之称,也就是婚姻的象征。月亮还可以代表妇女月事。也有在妇女月事期间不能性交的警告。石像实际上就是部落的一个法令,可以说是中国远古时代的第一部婚姻法。因为部落后来的人,都是按这个石像的模样“造”出来的。怀着无比感激和崇拜的心情,后人就将此传化为一个神话。那就是女娲造人。
这也就是女娲与伏羲同时存在于高庙的证据。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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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8-4-10 23:34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感谢楼主的研究!
辛苦了!
科学研究重实证而不是推测!
希望楼主继续做出成绩! 欢迎参观我的博客:http://13925109899.blog.163.com/
我的QQ:810801550
我的邮箱:bjlszl@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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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8-4-10 23:34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三、彩陶显露神农炎帝部落崇火尚日特征

高庙遗址挖掘出“太阳”彩陶,部分图像涂上朱红矿物颜料,成为“红日”。使太阳更具有火的部落特征。遗址下面沅水东端河中小岛,叫“太阳岛”,有可能与高庙为同时期名称,显露出神农炎帝部落崇火尚日图腾特征。
1、发达的制陶业与极高水平的陶器装饰工艺,体现了以火为德的炎帝部落特征
高庙文化中的陶器不见三足器,少见平底器,主要为圆底器和圈足器,有罐、簋、盆、盘、缶本、支座等器型。典型器有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圆底缶本和碗型器。器型规整,胎壁不厚且均匀,似为轮制。陶胎多夹砂。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几何形纹,有戳蓖点组成的富有变化的凤鸟纹。构图夸张奔放。部分图像被涂上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应是中国彩陶的始祖。陶片多见褐色陶,也有红、灰、黄褐和白陶。白陶是中国史前制陶工艺中的杰作,高庙白陶当是中国白陶的始祖。在品种、功能、技术和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发展。它们所处高庙文化的鼎盛期(距今7400—7100年),也正好是传说中神农部落的鼎盛期,充分体现出以火的运用为特长的神农炎帝部落文化特征。
2、遗址发现《神农本草经》所列“丹砂”
在高庙出土的祭陶中部分图像涂有朱砂(亦名丹砂)。作为古辰州、黔中的怀化是历史上朱砂的主要产地(如新晃汞矿,史称辰砂)。《神农本草经》虽被指为汉代“托书”,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其是对前代特别神农医学的全面总结。《神农本草经》有“丹砂”治“五脏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条目,本身就是“楚之南,有炎人国。”晋代《伏滔集.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神农生于黔中”的证据。高庙朱砂更是神农部落将其杀精魅恶鬼、通神明的功效用于祭器以增神力的证据。
3、獠牙图被著名学者林河考证为体现“象耕鸟耘”传说的“獠牙农神像”和“神农氏神徽”。古黔中的沅陵、溆浦及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至今仍在沿用的祭神仪式的傩面具图案中就有獠牙兽面,辰州傩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傩舞就是神农部落的特有宗教文化。可证明7800年伏羲女娲部落族徽已经为神族所继承,开始向神农氏部落的过渡。

四、出土物证明M27就是神农炎帝之墓

现有神农炎帝陵质疑神农炎帝墓葬何处,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之迷。怀着对始祖的无比敬仰,人们不断制造他的神话的同时,还在不断寻找和建造他的陵墓。陕西宝鸡,人们传说黄帝得知炎帝在天台山误食“火焰子”中毒而亡,急率各部落首领,身穿白色孝服,日夜兼程赶到天台山,亲主祭祀,诵读祭文,封天台山为“西泰山”, 由此而为宝鸡陵;山西高平,人们则举神农镇庄里村炎帝陵东厢房一块“炎帝陵”古碑为证,据碑而重建高平陵;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一次用文字向世人作葬长沙结论。宋代罗泌进一步明确:“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路史》)。”宋太祖登临茶陵,遍访不得,梦神仙指引寻得一墓,即造陵修庙塑像。遣百官祭祀。自此,元、明、清各朝,均遵宋祭,“三岁一举,率以为常”,累朝而成株洲陵。然神农炎帝终无分身之术,一死不能多地,孰是,孰非?
其实,冷眼细看,碑巍宫峨南北帝陵,均建于神话或准神话沙滩之上,并无实在之物可证,且到处露出后世杜撰的尾巴:炎帝宝鸡身亡,该行葬礼,而非祭祀,应致悼词,而不是祭文。炎黄之时,尚无文字,“祭文”何来?史传黄帝王妃嫘祖属下女宫胡曹是衣服的发明者,其布为胡麻所织粗布(可能跟现在的粮袋一样),并无白、黑色布出现,当然也就还没有以白布作孝服的习俗和规矩,有史料表明孝服成型于周朝载于周礼,分斩榱、齐榱、大功、小功、缌麻五等。五服用料除"缌麻"为稍细熟布外,都为麻织。第一等"斩榱"用最粗的生麻。为天子、君王、父母、公婆、祖父母、丈夫之丧,为披麻戴孝之始。“身穿白色孝服”之说,明显是近世做法:据明代乐律家朱载育《羊头山新记》和清代《泽洲府志》叙,高平陵也只不过是“相传为炎帝陵”,“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而株洲陵来历更是为神仙指引,我们怎么能以神仙指引为科学依据?
神农炎帝到底墓葬何处呢?
经笔者对高庙遗址档案反复潜心研破,终于发现有实物档案为证,M27就是神农炎帝之墓。
“高庙上层文化遗存”位于辅发掘区北区偏北上部地层,约为距今6300—5300年,发现房址20余座,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木构地面建筑,面积18—40余平方米不等,二或三开间结构,门道多朝南;发现墓葬30余座。墓葬部分有随葬品,但均未发现玉器,且价值都不高。但有一个墓非常特殊,那就是M26、27夫妻并穴合葬墓。
M26、27夫妻并穴合葬墓开口于辅发掘区北区T0909第5层下,其人骨皆朽,头均朝东。从所出随葬品的类别和二者墓穴所处的位置关系判断,M26为女,M27为男。M26位于南侧,胸部出土透明白玉璜一组(2件)、玉块1件,腰下近裆部位放有象(长)牙1件;M27位于北侧,胸部偏南侧出土玉钺和石刨形斧各一件,其玉璜,玉玦,玉铖均为精美大型玉器,所出随葬品的品质在整个墓地最为突出,显示墓主的身份非常显赫。


根据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墓葬方位,以及《史记》关于长沙王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马王堆西汉女墓主辛追的身份: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从“曾侯乙”三个字,我们也可以断定湖北省随县擂鼓墩一号墓是战国时代曾国(今湖北随县、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诸侯。可是,远古无文字,作为史前遗址高庙没有任何成熟的文字信息,面对M26、27,考古人员只能推测为当时部落首领的夫妻并穴合葬墓,无法确定其确切身份。
这个神秘的“部落首领”是谁呢?
笔者通过对墓地随葬品的悉心研究,以及对高庙以外更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发现M27就是中华民族找寻几千年的神农炎帝墓。
(一) M27玉钺为帝王之钺
钺在历史上是为帝王之执。《史记•殷本纪第三》有“汤自把钺以伐昆吾”的记载。在考古发掘中,玉钺是墓主人权力和地位的一个衡量标准。高庙玉钺器型大而完整,“墓龄”比被称为“玉钺王”的良渚反山玉钺大1000岁,比瑶山7号墓玉钺大700-2000岁,应称之为“玉铖帝”。玉钺一般无“扉牙”或“扉牙”齿少、小。然高庙玉钺顶端两侧竟有“扉牙”四齿,其长方形齿左右对称,大小适中,齿及齿沟直角非常规则,制作精良,雍容华贵,在中国史前时期遗址中为仅见,其圆弧形顶象征苍天,圆弧形顶下四屝齿象征摄领天下四方来服,加之有合葬M26及开口于同一层位下的多座墓葬陪葬和殉葬,显示出高高在上的帝王之位。
(二) 玉钺对应年代与传说中的神农炎帝年代一致
M27及玉钺年代为5800年前左右,从其对应的年代来看,古黔中无论从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上,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帝王或其他重量级人物。而在这一时期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神炎帝。
(三) 玉钺烈焰太阳图为神农部落图腾
M27玉钺与M26纯白的玉璜玉玦用料截然不同,可以看出制作者在制作之前就对玉料进行了刻意选择,充分利用自然的金黄色玉纹,勾画渲染出了一幅炎炎烈焰由下而上,围绕在钺孔所形成的太阳周围燃烧的壮丽景观,与崇火尚日的神农炎帝部落特征相符。这是作者根据主人身份特征进行的巧妙构思和策划。
(四)玉钺的缺损体现出神农氏族帝位的世袭和神农炎帝的特殊经历
上部圆弧形左顶,以及下部圆弧形刀刃口上均有缺损,说明为其生前所持,且已历很长岁月,因此可能为世袭和祖传。这与炎帝部落有包括神农在内的多代传人史料和传说情况相符。也与神农一生致力于发明创造、凡事亲历亲为、上山识药误尝断肠草而意外身亡的生活工作风格和特殊经历相符。神农居无定所,作为号令三军的“公章”玉铖也是随行而走,难免磕碰磕碰出现缺损。同时也与以下政治历史背景相符:
《商君书•画策》、《管子》、 《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和军事的火药味也开始出现,《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性,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炎帝部落的三苗首领蚩尤,开始打造兵器组建军队,黄帝部落则开始制轩辕战车操练军队,但毕生致力于科技与生产的炎帝仍然沿袭“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祖制,忽略了政治上的经营导致“世衰”,又赶上尝百草中毒身亡。早有王天下雄心的三苗首领蚩尤,乘机起而代为炎帝,并向北方扩张,与黄帝逐鹿中原,一心亲民富民本来就不富足与平民无异的神农,帝位失却,又意外身亡,也没有能够向部属交待其身后之事,更没有向谁移交“公章”,屈于本部落的蚩尤和北方部落的黄帝的威力,也没有人敢接这枚“公章”,而出于对神农的尊敬和爱戴,人们在草草下葬的同时,将玉铖作为历史,随葬于墓中。
(五) 石刨形斧为神农炎帝所用专业采药工具
据考古人员介绍,该石刨形斧长约24公分,两端均为开刃刨口,刃口约5公分,腰部系柄处约3×5公分厚。是未曾使用的象征型随葬品。M27的钺已经为权力之征,不应该有叠加的权力象征物出现;石刨形斧不是玉一类更高价值的宝物,而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一般来说它不应是帝王随葬物,比如年代稍后800年左右,距此地不远(约100公里)高坎垅遗址墓群,每座墓都有生产工具出土,多者达十几件;另外,从高庙的出土来看,当时的石斧及石器生产工具已经有很多品种,有双肩斧、弧刃刀、圭形凿、薄体铲,甚至有重达6750克巨型石斧,是石斧中的巨无霸,为什么都没有入选墓中?据此,笔者认为石刨形斧被放置在M27身边,具非同一般的含意。
石刨形斧从功能上讲它具有刀、斧、锄等功能,即它的作业对象是需要砍劈斩和刨挖的目标物,而这些目标物,绝对不是遗址出土所显示的猪、牛、羊、鹿、麂、熊、象、獾、猴、犀牛、獏和鱼等动物和螺壳,因为它们既不需要砍劈斩也不需要刨挖;也不是大田和旱地类作物的垦植工具。它们虽然需要刨挖但不需要砍劈斩;也不是以山上较大的植物为对象的砍伐工具。它们虽然需要砍劈斩但不需要刨挖。而且其斧用于伐木太小,锄头功能又妨碍人的砍伐动作的发挥与完成;它的对象应该是较小的木、藤、根、茎等木本和草本植物,只有它们既需要刨挖又需要砍劈斩,而且也在这种工具的征服范围之内。那么,这个较小木、藤、根、茎等木本和草本植物是什么,而值得用一种专业工具来经营它呢?
我们可以不容置辩地得出一个结论,它就是山上的药材。
而更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它从功能与外形上与连山当地世代流传下来的草药匠至今都在使用的“连山药锄”相似,只不过当今药锄已是铁制,一端为锄,另端为斧,其外形尺寸也与石刨形斧接近:锄端长5寸,刃口约2寸,斧端长约3寸,刃口约4寸多,加上柄孔,全长约合24公分。图片如下:

那么,在5800年以前与这样一种采药工具有关一位帝王级人物是谁?不言而喻,他就是神农炎帝。
(六)针灸用骨针可与神农的医道相映证。
高庙出土的骨针很多没有针眼,是典型的针灸用骨针。

高庙无孔骨针 距今约七八千年跨湖桥遗址有孔骨针
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针灸用骨针。长分别为16cm,9.2cm。两者尖端锐利,针体光滑,尾部无孔。现藏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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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七)M26是其陪葬帝后
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阴证类档案随葬品玉璜、玉玦和象牙的研究分析证实。
1、玉璜
玉璜的作用与地位都很特殊,璜与皇、王发音近同,始为皇或王室用品、其作用一为佩玉,用于同姓分封信物。《吕氏春秋•上德》有“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记载。二为发兵举众的令符,三为祭祀用玉。
观M26之璜内涵有如下几点信息:一是品质高,晶莹透亮,外形精美,显示出物主的尊贵身份;二是成组,为两件。一般认为贵族妇女成组佩玉是唐代特征,也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宫廷生活奢华的结果。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新石器时代,成组拥有玉璜的贵族妇女就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女眷了;三是生产成本高昂。首先是生产难度很大。透明白玉石的摩氏硬度是6.7左右,比玻璃硬,用刀子刻不动,玉璜是将玉料切割成薄片磨出形状后再钻孔成器,该玉璜穿孔加工至细,仅容绣花针过,更令现代人不可思议,体现出其不同凡响的技术含量和珍贵价值。当然也体现了墓主具有掌控当时最高先进技术的地位和身份。四是如此精加工产品当然决非明器,应为墓主生前之佩。五是高庙地区不产玉,其玉很可能来自新疆和阗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岩等产地,当然也就反映出所有者是拥有包括西北在内更大范围“行政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首领,那么,在这个历史时段上,具有如此行政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农炎帝,而M26就是其女眷。
2、玉玦
考古界普遍认为玉玦是由远古的火镰演变,因而与炎帝火崇拜也有关联。
观M26之玦,从放于胸前的位置看,应该是偑玉,但却没有穿孔。说明其为象征性殉葬品。经笔者用电脑软件对照片进行合成,其断裂处不能吻合相连,小的一块还应有头尾两截才能与大的一块组成一个完整的对称玉玦,且大的一块其小头端似乎也有缺损,但从图片和报道情况看考古人员并没有在墓中找到,有可能是在入墓以前就已经断裂,不排斥其为殉葬,入墓前有过痛苦的强力挣扎而断失他处。而帝王有皇后或嫔妃殉葬做法。
3、象牙
高庙出土的数十种动物骨头中有象骨。但湘西地区没有产象记载(也许是没有发现),因此,同样也证实持有人的行政能力涵盖广西古象郡、以及几千里的云南等产地。象牙是财富和尊贵的象征,体现出她作为帝王女眷,即皇后或嫔妃的尊贵身份。


五、伏羲女娲、神农氏部落在高庙存在的人文历史背景

在我们大谈高庙的伏羲女娲部落、神农氏部落的特征时,我们必须考察它在高庙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区存在的可能性,它的由来和发展。也就是说,除了出土物,我们还有哪些证据,证明伏羲女娲部落、神农氏部落在这一时间这一地区曾经存在和发展,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论及,在高庙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第三文化堆积层,与属于东周的第二文化层相隔竟然是5000年,在最晚年代下限5300年左右,高庙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到哪里去了。
对于伏羲-女娲和神农-炎帝部落,在学术界一直有南北之争,有无之争。甚至还必须牵涉中华民族和人类的起源和迁徙等至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华民族及人类的起源,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基本上是倾向于人类多中心起源论,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不断从我们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发现的那些北京人、蓝田人以及更老的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可是,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卡恩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等人,以人类DNA线粒体多样性等研究成果,证明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非洲女人。国内一些语言和生命遗传科学家也进行接力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现有的出土化石年代表上有一个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的断层,时间大约在10-4万年前。究其原因,专家们推测可能是本土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即10万年以前那些北京人,蓝田人以及巫山人等等,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为恶劣的气候灭绝(我对此说持重大怀疑。理由:灭绝也该有尸骨等相应遗存,也不应出现人类化石出土的断层),中华大地到处都是一片空寂,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现代智人。他们先徙南亚,导致了基因M122突变,然后从云南和两广进入中国,有些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到达河套等黄河中上游,成为先羌等北方先民。沿珠江水系上溯北上或沿海岸东进的,即成为三苗九黎百越南方诸蛮。
我们这里将其避开10万年以前人类的来源不论,同时也避开10万年以前沅水流域大量的史前遗址和发现不论,我们仅举10万年以内五溪高庙附近的遗址和发现,来分析伏羲女娲和神农炎帝部落的历史客观存在。
1、五溪存在高庙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水是任何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条件,逐水而居是古代人们不二选择。而在五溪高庙,存在大量的10-4万年内现代智人遗址。
“五溪”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地点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现大多未进行正式发掘。在时代序列上还存在很多的缺环,己发掘的除了高庙,还有舞水、高坎垅和斗蓬坡三个文化群。
舞水文化类群,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因在舞水流域首先发现而得名。距今在30—1万年之间,石器地点分布在沅水及其主要支流渠、舞、巫、辰、酉、溆等河流的一、二、三级阶地上。截止2004年底,全区己发现旧石器地点113处。其中部分旧石器地点通过正式发掘,出土和采集石制品1000余件。
2002年夏天,几个村民狩猎时在沅陵县原丑溪口乡(现为盘古乡)荔溪盘古山腰一个石洞前,发现一把神秘的石锁。石锁呈金字塔状,有50厘米高,底部呈正方形,约半个平方米。在石锁的顶部,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孔,有一锁栓,倒插在山洞的乱石中。人们把石锁打开,打着火把从一个半米见方的洞穴口进入洞内,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有三间屋宽的大石洞。洞内有50多张人工堆砌的石床,规则地排列在一起;石床旁边,有石碓、石斧,石刀、石片、刮削器等堆放在一起;还有石灶,保留烟熏火烤的痕迹,灶坑里残存着许多细小的螺丝壳;洞壁上留有一些歪歪斜斜的、辨别不清类似文字的符号;有一张石床上,尚存一根天然生成两米多高、容两人合抱的钟乳石笋。经数百名专家学者实地考证,确认为100万年前的“盘古居室”,即人类起源神话中的“盘古洞”。
人们根据那根长在石床上的两米多高的石笋,推测这个洞封存已上万年,或几万年。经笔者用距之不远的张家界黄龙洞定海神针年平均生长速度为0.1毫米、长成1米需1万年的测算公式测算,盘古部落在这里的下限年代为2.5万年左右。
但是,这个计算也不能成为盘古部落在这里的下限年代的准确时间,因为石笋不能作为你在不在洞内的判断标准,石笋没有的时候,洞内也有早就没人居住的情况,含有沉淀物的洞顶水滴往下滴注,会导致石笋形成的时候,也许仍然还有人居住,因为人可不睡这张“漏水”床,而睡其他好床。当然,也不能排除盘古部落在2.5万年以前存在的可能性。
距今3-4万年。位于会同县连山乡渠水右岸第二级台地上坛子颈旧石器遗址,裸露遗址面积八百平方米,发现有砍砸器、削刮器和磨制石棒等。磨制石器是1万年至4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特征,而坛子颈遗址早在3-4万年前就出现了磨制石棒。
高坎垅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600年之间。位于中方县新建乡牛眠乡牛眠口村。揭露面积680平方米,出土墓葬48座,各种文化遗物500余件,其中有含稻壳的大型储粮陶罐,其中最大的其高可达52.3厘米,腹径为41.5厘米,可以装70多斤稻谷。储备量已与现代农村农家持平。遗址出土的500余件器物中,有大量的斧、锛、铲、凿、刀、研磨器等农业生产和生活用具。同一农具有用于不同用途的多个品种。制作都十分规范,磨制非常精致。从规范程度和磨制精度分析,估计为专门的作坊制作。文化面貌与洞庭湖区的划城岗遗址有许多共同之处。
斗蓬坡文化群为新石器时代中晚至商代早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址位于靖州县新厂乡的一座小丘上。距今约5000-4000年。占地约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清理出房基54座,墓葬483座,窑址7座,灶坑2座,出土各类器物近3000件,其中包括罐、釜、钵、碗、盘、豆、杯、盆等陶质生活用器和磨制的石斧、锛、刀、凿、锥等生产工具及石镟、柔、剑等兵器。同时还发现一批碳化的果核和种籽等植物标本。其文化面貌与洞庭湖区的同期遗址有别。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相同文化面貌的还有通道县的大荒遗址。
从以上情况看,五溪高庙在远古是十分地发达和繁荣的地望。而高庙的高度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2、甑皮岩文化是高庙文化的源头
与高庙文化群时代接近,文化面貌大体相同的遗址还有辰溪征溪口遗址、松溪口遗址、新晃大洞坪遗址、淑浦枫香遗址、麻阳火车站遗址和沪溪浦市遗址等。作为五溪文化群之一的高庙文化群,有着与其他文化群不同特征。那么,高庙文化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而我们在距今1.2万年、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甑皮岩遗址,找到了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独山的西南麓的甑皮岩遗址是一个岩洞,洞口高8米,宽13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从 1973年到现在的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新石器早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以及蚌器、陶片、动物和人类骸骨等遗存5000余件。这里有人类最早的子从母葬,有最原始的驯猪,陶片上出现了最早的水波纹及象形文“川”字。在四十年时间不断的研究中,专家对遗址文化提出了一个与笔者对高庙文化提出的类似现象和问题,甑皮岩文化在距今7000年前出现了断层:居住在甑皮岩洞穴的人类不见了!专家们找遍了桂林百余处洞穴遗址,都未能发现先民们的足迹:甑皮岩人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甑皮岩人到了高庙,成了高庙人。
依据之一:时间齿轮与链条的套接和咬合。
当笔者把这一问题与高庙的同一问题排列到一起的时候,一种可能就产生了:
12000年—7000年,甑皮岩人
7800年—5300年,高庙人
也就是说,在甑皮岩人快要消失的前800年左右,高庙人出现了,而在7000年甑皮岩人不见了的时候,高庙人正在发展的巅峰。换句话说,这两个文化的齿轮在时间的链条上是可以套接和咬合在一起的,甑皮岩人在时间上存在转化高庙人的可能性。
依据之二:关系密切的地缘位置。
首先是距离上的邻近。两者直线距离为245公里;其次是从桂林到高庙,正好是中国两广及南亚次大陆北上进入中国内陆一个非常优良的原始通道。从现代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越南等南亚国家进入到我国的广东和广西后,北上中国内陆有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岭阻隔。五岭往东抵闽一直是险峰横亘,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五岭地区才得到逐步地开发。越城岭西起桂林60公里处广西兴安县北,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有华南第一高峰之称。往东逐渐低缓,在桂林、通道形成一个鞍部,又逐渐向上隆起至东南为永州都庞岭最高峰盘王殿,海拔1748.2米。两山之间的狭长地貌形成“湘桂走廊”,湘、漓两水在此南北分流。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从桂林方向行进,只须翻过龙胜几座不高的山坡,便很容易地进入到通道,然后沿渠水和沅水,到达环洞庭湖地区。因此,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出兵平南越,开“新道”,设立南海郡和象郡,“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其主力部队选择的就是这个“湘西走廊”和“湘桂走廊”。镡城,即今靖州、会同、黔城境。镡城之岭即越城岭。兴安县至今还有秦军驻地严关和秦城遗址;然后湘西有比桂北更好的原始生态条件。桂北地区特别是桂林一带大都为喀斯特地貌,光秃秃的岩山上什么也不能长,风景虽然独特,但远古人们最重要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风景。而从桂林一路北上,山上植被情况就逐渐改观,到龙胜则渐入佳境,进入通道更是柳暗花明。雪峰山,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的地标之山,最高峰苏宝顶海拔2147米,东侧在地壳隆起时挤成陡峭深渊峡谷,南与南岭分界。使它成为了东南面海面冷暖流的缓冲墙体;而西侧由巫山武陵拱卫,对北方的寒流进行狙击,联手打造出了一条由通道开始,一直到达洞庭湖区的冬暖夏凉的“湘西走廊”。我们从电脑Goolge的卫星地图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湘西走廊这个绿色的走廊。沅江五溪穿流其间,为走廊提供的充足的水份,使其形成为一个山林茂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的物种天堂。现代神农袁隆平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野稻并进行了杂交稻试验。人们就是沿着这种不断丰富的原始食物之路而逐渐北上(这实际上是人类起源非洲说的一个支持点。渠水河边的连山坛子颈旧石器遗址,很可能就是先期到达这里的先民遗址)到达高庙的安江盆地的。
依据之三:相互影响的陶瓷文化。
2001年,在对甑皮岩进行二次发掘中,发现了距今1.2万年、烧制温度不超过250℃的素面夹砂陶器,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原始的陶器。而辉煌灿烂的高庙陶器,就有可能是在其前面2400年的甑皮岩素面夹砂陶器的继承与发展。
贺刚《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血肉联系:甑皮岩遗址“五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形态、器类与装饰风格”,“总体特征与高庙文化大同小异。据其中的盘口釜、敛口釜、圜底钵、敞口罐和高领罐等器物的形态,以及以复线划纹(饰于肩、颈部,腹饰绳纹)为主的装饰手法判断,第五期中的大部分遗存相当于高庙文化的早期偏晚阶段,其中有少量器物或可析出。年代稍晚一点。再者,两地同期遗存中的葬俗相同,人骨皆呈侧身或仰身屈肢状,极少或根本就没有随葬品。居民的生业形态相同,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是采集和渔猎”。贺刚认为是高庙文化对甑皮岩文化的穿透与辐射。
关于这一点,也可从甑皮岩和高庙两遗址陶片上都有水波纹及象形文“川”字上可以看出其传承。
依据之四:大象的联系。
在高庙出土的数十种动物骨头中,与甑皮岩出土的动物骨头大多相同。其中两者同有的象遗存是两者同源的一个显著标志。而高庙陶器上的獠牙神像实际上就是从象而来。象是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动物,大就是威力,它鼻子一捲就可以拔起一棵大树,它象剑一样伸出的牙齿,更可以威镇世间所有的妖邪。人们以它为神进行崇拜非常自然。湘西地区不产象(也许是没有发现),而桂北地区是历史上的象郡,有大象存在。可以认为高庙人的大象就是由甑皮岩人从广西带到高庙的。有学人认为高庙的象牙有可能来自现在象的产地云南。但来自2百里外的近处广西象郡更具说服力。
依据之五:日本学者柳州白莲洞寻根。
1994年“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柳州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越南、韩国、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古人类的渊源关系。柳州史前文化遗物存相当丰富,除了大龙潭鲤鱼嘴贝丘遗址,还有柳江人、白莲洞等史前文化遗址,甘前岩、响水、都乐岩等大约有60处。其中白莲洞史前文化遗址拥有从距近3万年到6千年,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完整序列。与会学者依据柳州地区古人类与日本化石人类存在极大相似性,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与日本旧石器文化期——纯文化期也基本相同,以及一系列的柳州与日本史载古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轰动古人类学术界的推论:日本先民原为柳州人,后由于追逐猎物通过中国华南北上,而后迁至今天的日本本土,日本人的根在中国大陆,“日本人与柳江人同宗共祖”。
但是,柳州从地缘上与桂林相比离高庙要远,白莲洞人“追逐猎物通过中国华南北上,而后迁至今天的日本本土”,其路线仍然是要经桂林和高庙,与甑皮岩人的路线一样。而柳州白莲洞文化始于距今3万年,在1.2万年前甑皮岩人之前;从出土物上看,第一期文化(西部遗址4层5层7层距今3万-2万年前后)白莲洞人的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猎取对象多为大型哺乳类动物如剑齿象等,同时也捞取螺蚌为食;第二期文化(东部遗址4层6层、西部遗址1层3层距今约1万2千年)出现的大量粗犷的砾石工具和燧石石器以及少量磨刃石器,大小适中的原始穿孔石器和碾磨赤铁矿粉的碾磨石。经济生活有了变化,猎狩对象由大型动物转向小型动物群,水产经济上升到新高度;第三期文化(东部遗址1层3层距今1万2千—7千年间)。磨制工具由前期局部磨刃到通体磨光,原始穿孔石器由琢凿发展到钻孔磨光,并出现了原始陶片和穿孔装饰品,这些都与甑皮岩和高庙出土相似,可以构成传承关系。把这个地理位置、时间顺序和出土物的分类一排,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甑皮岩人的远祖有可能是白莲岩人的结论。当然,3万年前的现代智人不止白莲洞一处,其他地方也有,比如会同县连山乡坛子颈遗址。但从出土物来看,体现了一种从南往北发展的趋势。这也与史料《山海经》所记伏羲部落疆域“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里,太昊句芒所司者二万二千里”相符。
鉴于以上事实,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由距今1.2万年前的桂林甑皮岩人组成的北上“先遣队”,带着他们的制陶和捕鱼技术,通过龙胜进入了湘西走廊,并在安江盆地和高庙首先建立了第一个大本营。并依托这里的资源优势,很快形成了强大的伏羲女娲部落和辉煌的高庙文化。
3、高庙文化的北上东扩和回流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勾画出伏羲女娲以及后来的神农炎帝部落的发展与迁徙概图。
在部落日渐崛起的情况下,人们带着部落的技术和理想,沿着沅水及其主要支流“五溪”转移到远处寻求发展,开辟新的生活空间。于是,人们沿着沅水和“湘西走廊”开始向四方滋蔓,在与其他小的和智力相对低下的部落不断融合发展。沿武陵东麓在宜昌越过长江,又沿大巴东麓在郧阳沿汉水进入秦巴山区,沿秦岭东麓到达黄河,在潼关沿秦岭北麓渭河进入关中平原,经长安、咸阳扩展到天水,与牧羊羌族汇合(本文将论及的贵州荔波等地水族保留的北方民族的赛马、与羌族联姻有关的姑娘出嫁要有羊毛皮衣陪嫁的风俗形成地域对应),逐渐形成伏羲女娲部落和仰韶半坡等文化。因为西、北即第一级阶梯均为不利于生存的高原,故前进缓止,潼关一部则沿黄河东扩至山东入海处,形成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和早期神农支族。一部分则继续北上至东北、越过鸭绿江到达高句丽,为了表明自己是从高庙而来的部落,也因为由句芒所管,而称其为高句丽;而句芒的先遣部队继续不停地向着东方前进,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日出的地方,他们东渡扶桑,结果发现太阳还不是从这里升起,但他们发现前面的大海更加渺茫时,他们就只好在这里停留了下来。迁徙也暂时中止了。而在大陆上的人们,在冰川后的洪灾时代为逃避两河洪水,大部退回地势较高的高庙先祖故地(两河中下游地区也有高山耸立,但是在水的流下方向人们岂敢滞留)。而作为伏羲-女娲部落一支较小的部落神农部落,则为会同连山独特的地理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所吸引,选择了连山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在由南向北,又由北向南的不断迁徙发展中,伏羲-女娲部落在全国不断分裂和分散,其部落领袖也不断更替,而其以鱼以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部落的生存所需,已经开始由顶峰走向衰落。而年轻的神农部落一直致力于农耕新技术和医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使部落日渐壮大,并最后成为了伏羲-女娲部落的领袖部落。
近年来,有阳国胜以及著名的省人类学大家林河、根据会同连山发现的神农八卦的八庙,以及连山与史料记载相符的神农炎帝诞生地的地理特征,对神农炎帝故里在会同进行了多方论证。但都没有地表或地下的实物作为证据。笔者去年与阳国胜一起赴贵州荔波作水书《连山易》调研,带回了《连山易》影印件。笔者对水书《连山易》反复研究,惊喜地发现其封面所题书名三个原始图符字,与会同县城及连山乡的地形,大坪村老虎洞上的连山石等物征完全一致,终于找到了连山是连山氏神农炎帝出生并作《连山易》的地方。神农炎帝的连山氏之称号,《连山易》之书名,均取之于连山。连山是神农炎帝部落的“首都”的实物证据。为神农炎帝故里在会同连山的考证画上了一个结实的段落句号(详见拙作《荔波水书《连山易》惊天历史机密大破译》)。而这一研究成果,也就成为了洪江高庙的神农炎帝部落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支撑。而笔者发现水书《连山易》八卦图和八种山象推演图,与高庙八角星图案基本一致。也为高庙与神农部落的血肉联系找到了实物依据。以连山为首都,以高庙为祖庙的神农部落,是一个南抵南岭、北至江汉、西起巫山、东止武夷山、包括广西、湖北、贵州、四川、江西在内神农炎帝部落活动所至的环洞庭湖区域,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我们把这一区域称为古连山地区(下称同)。
产生于古连山地区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歌》,也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先民南北大迁徙的一种记载和描述。古歌所叙述苗族部落为追求美好生活由东方海边迁徙而来经过了三条大河。其中第一条河“河水黄央央”,为黄河;第二条河“河水白生生”,是长江;还有一条河“河水清幽幽”,当然就是他们后世代代散居的河水青碧见幽的古连山地区的沅江。而沅江的上游之一、源自贵州锦屏县茅坪镇、流经黔东南全境的清水江,就是以水之清纯而得名。
4、高庙文明的消失与炎黄大战炎帝部落的战败同步
前面我们讲到,学术界把桂林甑皮岩人7000年以后的失踪视为一个谜。而高庙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谜。从高庙的文化层上我们可以看到,距今7800年的高庙文化,在它历经了2500年的兴旺发达、包括其中对外扩张发展的岁月后,突然在距今5300年以前从文化层面上消失。按理说,不管高庙人把国都建到了哪里,这里都是他们的根,作为祖庙,这里应该始终存在和发展,其香火应该不断。这么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一下子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天灾,还是人祸?
怀化在历经了一万年前地球的最后一次冰川期,地理、自然及气候条件都比较稳定,没有火山,地震和地壳的破坏性活动、不会是天灾,那就是人祸。使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一下子整体消失的人祸就是战争。那么,距今6300~5300年左右前的远古,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次能够使一个文明整体不见了的大规模战争吗?答案是:有。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炎黄大战。
据炎黄大战的王先胜等专家研究考证,“炎黄大战”大概发生在6400——6000年前,其时间与高庙文明消失的时间相吻合。炎黄大战的程度异常惨烈,在位于中国西北部陕西省炎黄大战疑似战地临潼县的姜寨遗址二期的疑似墓中,土坑墓189座葬人骨2194具。如果考虑到还有两座土坑墓没有清理,在墓葬特别集中的T28东南还有一块没有发掘的情况,实有人数还更多。与此相似的是,同属半坡类型后段,离姜寨遗址不远的渭南史家墓地也是埋葬人数多而集中。43座土坑墓埋葬730人。考虑到墓地部分遭到破坏,所以推测原有死者至少在1000人以上。与姜寨遗址同在陕西临潼县的零口二期遗存M21发现一个17岁左右的少女骨架,其肘、膝均被扭断,左手无存,自头骨至盆骨插入18件骨器,至今仍有两件骨笄插在腰椎、一件骨笄插入耻骨,其“残忍程度难于言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专家们认为这是战乱中族群矛盾冲突的典型个案。
炎黄逐鹿大战最后以炎帝部落蚩尤的惨败而告终,残部四处逃散,部分败撤回连山。狂欢的黄帝部落在全国范围内对炎帝部落进行大规模追杀。为逃避黄帝部落的追杀,连山的神农部落遗民有组织或无组织地逃往更偏僻的黔、桂、川边区山里藏匿生存(详见拙作《荔波水书《连山易》惊天历史机密大破译》)。神农炎帝部落在连山的中央机关残余人员同经辗转藏匿到了贵州荔波、独山等地。而使得由人作为载体的包括高庙在内的神农炎帝文化在连山以致在历史上荡然无存。而导致了高庙第二文化堆积层至第三文化堆积层中间相隔的5000年左右一片空白。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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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8-4-10 23:37 | 只看该作者

Re:[原创]谁是高庙的主人(一) ——高庙遗址研究的重大突破

六、高庙还有伏羲等其他帝王疑似墓

高庙作为历时2000年的帝王级祖庙,其墓地应该有多位帝王之墓。高庙遗址还有更多的面等待发掘,但由于各种原因发掘已经停止,已开挖的发掘面文物取出后进行了回填保护。我们期待以后的发掘有更多发现。就现有出土的墓葬中,就已经有伏羲女娲等疑似墓存在:
疑似墓一,M65四人墓——伏羲女娲墓。

处于年代较早的M65开口于北区T1107第6层下,是M26、27之前辈;并与M26、27一样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夫妻合葬墓。而与M26、27不一样的是,同墓还有两个离其稍远的人,两人骨骼均不如夫妇二人粗壮高大,部分骨骼有位移迹象,明显为随葬,表明其墓主地位更加尊显;其壮年夫妇男高1.80米,女高1.70米,身材高大,有帝王和伟人之相,而原始人中身材高大是决定其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且与他们炼石补天(当是抗洪)壮举所需高大有力的身材的历史传说背景相符;其男女二人均头朝东,与M26、27方向相同,体现对太阳的崇尚;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男性呈微侧身,右腿搭于妻股之上,妻为仰身屈肢,是为性交前戏之状,这是在全国所有出土墓葬里都没有发现过的,而这就与历代所传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蛇尾相交图有了印证。作为“人文初祖”的伏羲,传说诸多,其尊号名称就有“春皇”、“东皇”、“木皇”,羲皇、皇雄氏、黄熊氏、大昊、太昊、泰昊、大皞、太皞、大皓、包戏、包羲、疱羲、宓羲、虙牺、赫胥、伏牺、伏戏等。传其作牺牲以供庖厨,故号包牺氏;伏戏者,伏为服。戏为化。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服而化之,而称“伏戏氏”。宓,从结构上像渔网一角,里面的点似乎可以表示捕获的猎物。所以人们认为宓羲是伏羲从蜘蛛结网受到启发。但有文字学家认为,宓字宝盖头像房子形;“必”字由“八”和“弋”组成,八为左右分开,表示女性生殖器,“弋”是拴有丝绳的箭,射出后还可以收回来,表示男性生殖器。合在一起,就是男女性交和生殖。笔者非常赞同,伏羲称“伏戏”的教化之称,还有这个重大的主旨,即社会婚姻和生殖。在此之前,部落为群婚,性关系混乱,有时导致生死之争。为了维持部落社会秩序,伏羲开始实行婚姻,即由部落首领来主持男女婚配,并组织家庭。在遭受洪灾等袭击,部落人丁剧减,为本部落迅速增加人口就成为“国策”。在无外族男女情况下,女娲带头与伏羲兄妹成婚,以增添人丁衍扩部落实力。原始人男女交媾还保持动物四肢着地的后进位方式,而不知女仰男伏等更为亲密、怀孕率更高方式,而由伏羲发明称“伏戏”并教导族人。而墓中随葬两人头朝相反之西,与二人对视做观摩之状,与伏羲女娲制教人伦婚娶礼法、引导人们不得再行群婚乱伦传说和分析论证相符。也与高庙出土月父母神像含义相符。
但是,此墓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没有任何陪葬品出土。作为伏羲墓,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体现。因此也不能肯定为其墓葬。
疑似墓二,母系社会最后首领墓。

2004年3月发掘的7400年前的女墓,该女生前身高160厘米左右。“侧身屈肢”,右手托右腮下巴,左手自然夹在向后弯曲的两腿之间,整个姿势安详、平和,大有“母仪天下”之态。保存完好的人体骨架下,一层呈网状分布的炭化物使专家们非常意外与吃惊。泥土中的炭化物长短有序,互相错层,厚薄适度。经鉴定,这就是我国最原始的竹篾席,比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竹篓、竹篮等竹工艺品要早两千多年,工艺水平可以与现代相媲美,与现代竹篾制品没有视觉上的差别。7400年前的竹篾席当然十分珍贵,应视为后世“龙床”,其女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最后一位首领。林河等学者已有神农女性说,这是不是第一代神农氏?

七、几点疑问的对答

(一)、神农为什么埋葬在这里而不是《炎帝故里在会同新说》作者阳国胜所指故里连山等地方?
其可以作为原因的原因,一是这里为先祖千年祭坛,帝王都要择地而葬,这里当然是选地之一;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地也是神农炎帝部落的家园和王土;三是如史所传他误尝断肠草不幸身亡,途中遇难,随从们抢救无效,就近对其举行葬礼。
(二)、作为帝王,为什么只有简简单单两件随葬品?
原因一,前已述,神农氏注重农耕,在政治上失控,被蚩尤所乘。帝位已失,又意外身亡,尊敬他的人们,不可能体面和排场地来为其举行葬礼,只能用一把开山之斧石刨形斧,与他过去的权杖——玉铖放在了一起,来作为给他的最后献礼。其实,这也是历史对神农的最好褒奖与总结。
原因二,高庙遗址生产工具原料多来自附近河床,以大型砍斫器和各种打击石片为主要器类;墓葬群随葬器物的主要组合为黑陶簋、曲腹杯和壶形罐等,显示出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平。因此,其虽贵为帝王墓葬,也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丰富。而在高庙文化的下层如M65等年代更早的墓中,甚至连一件随葬品都没有。但在时间稍后距离不远的高坎垅遗址墓葬群,每个都有生产工具出土。这就是墓葬品受生产力和生活发展水平制约的最好证明。
(三)、为什么高庙没有稻遣存?
作为现代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人们殷切希望能够在高庙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稻遗存,以证明高庙也是远古时代的水稻的发源地,并以此作为神农部落的证据。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水稻遗存最终没有出现,并成为发掘的最大遗憾。考古人员甚至对遗址土壤进行花粉孢子检测,但结果除了失望还是遗憾。能够在空气中随风飞扬的花粉孢子都没有,说明在高庙当时至少几公里范围内没有水稻种植。于是,随着考古人员的沉默,对高庙一片叫好的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是讳莫如深了。
其实,高庙对此问题已经作了明确解答,只是我们没有能够解读它。
1、在高庙文化前后高庙附近已经存在发达的农耕稻作
我们无须提出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14000年前左右)、道县玉蟾岩(12500年前左右)、浙江上山遗址(10000年前左右)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9000年前)等这些著名的、而离高庙较远的的(其中最近的道县254公里)水稻遗存来作为证明。我们只须举出怀化本市范围内的例子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特别提出的是距离高庙80公里的3-4万年前神农炎帝故里会同坛子颈遗址。
遗址处渠水右岸第二级台地上,属旧石器延续至新石器的遗址。裸露遗址面积八百平方米,发现有砍砸器、削刮器和磨棒等。遗址正好是在笔者老家所在的土地,笔者小时候就在这块“畬”里种过麦子红薯,“畬”土极其肥沃,为人们世代所耕种。耕种时发现的任何一个小的石块,都要被检起来扔到“畬”外面,这就使得遗存石器也同时被人们清除,使原貌遭到严重破坏。至使考古人员只能找到砍砸器、削刮器和磨棒等少量幸存。但其中的磨棒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信息:一是有磨棒就必定有与之配套的磨盘,没有磨盘,磨棒是没有用的。磨盘也可以就地取材利用现有石块,但这一块山坡是一个土层很深的土坡,没有裸露的石块作为磨盘,磨盘必须要从外面弄来。因此它的磨盘是有过的,只是没有遗存下来罢了。二是在3-4万年前,磨棒磨盘的主要功用是用来对小麦、粟、水稻等谷物进行去壳加工,因为没有其他相应的农耕工具发现,就此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为对野生粟和稻的加工。连山至今到处都有粟的始祖狗尾巴草,现代野生稻也为袁隆平院士所发现并得以利用研制杂交稻。而笔者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还吃过父亲从稻田里弄回来的野稻的原始同类稗子。稗子的壳很结实,颗粒小,不能用石碓舂,石碓太沉,一舂就粉碎了,只好用手使劲搓。如果用石磨棒就很得体。由此至少可以推测,连山先民在3-4万年就开始采集野生谷物作为食物,也就具备了向种植发展的历史客观条件。通过后来的至少2万年的发展,即到距今1万年的时候,这里也应该出现野生稻的驯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距今1万年、位于浙江省中部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上山遗址进行比较。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上山遗址,有大量的打制并有滚磨痕迹的圆石球、钝角长方体的磨棒、形制较大的石磨盘出土,而与之相对应的出土就有夹炭陶片表面发现的大量早期栽培稻的谷壳印痕,以及胎土中夹杂大量的谷壳。
最能直接说明问题的是与高庙上层文化遗存最晚年代下限距今5300年同时期、相距只有18公里(直线)的怀化市新建乡牛眠口村西高坎垅稻作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含有稻壳的大型储粮陶罐,其中最大的其高可达52.3厘米,腹径为41.5厘米,可以装70多斤稻谷。储备量已与现代农村农家持平。遗址出土的500余件器物中,有大量的斧、锛、铲、凿、刀、研磨器等农业生产和生活用具。同一农具有用于不同用途的多个品种。制作都十分规范,磨制非常精致。从规范程度和磨制精度分析,估计为专门的作坊制作。说明已经出现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手工业。从中可见水稻种植的技术水平、规模、面积及产量已经达到了与近代相差无几的高度。18公里外的高坎垅有如此高度发达的农业,高庙也不应该例外。
2、高庙本身也有稻作农具
在6000年前左右上层遗存,出现有双肩斧、弧刃刀、圭形凿、薄体铲、石刀片、穿孔蚌器,以及石磨盘、磨棒等农耕工具,组成了从耕种到收割加工全系列工具。尤其是石磨盘和磨棒,我们已经在前面坛子墙遗址中作了论述,它就是稻谷一类的颗粒物加工的工具。
关于高庙稻作农具,这里还要特别提出专家学者们绝对没有想到,而只有作为连山本地人的笔者才知晓的两个“秘方”证据:
方一,牛耕。高庙虽然没有象、牛为驯化和牛犁等证物,但有象和牛骨有遗存。象有一个已经为著名学者林河论及的功能,中国古代的“象耕鸟耘”传说。即它们不需要附加耕具就可以参与农耕,这就是踩田,用它们粗大的脚将板结的水田踩烂。但是,在怀化,牛也具有这个功能。人们至今都在利用牛在砖瓦窑厂“练泥”,将生土踩烂成泥坯。那么,在还没有犁的高庙,牛也应该是耕田的好手了。
方二:摘刀。蚌器在考古中多有作为镰刀的报道。但高庙蚌器有穿孔,考古人员因而对其作了饰物和刀的两种判断。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收割谷物的“手镰”:

这种“手镰“至今都在连山地区特别是在《连山易》的发现地贵州荔波水族等神农炎帝部落的后裔在使用,叫摘刀,大小与手掌相当,有穿孔,以绳系手上,用于收割难以脱粒的糯稻穗,在会同连山现用于上山摘取牛最爱吃的芒冬草。下图是笔者在连山找到的摘刀:

连山摘刀:以牛角制成,中间嵌钢制带齿镰刀片,孔系有布条以便套于右手操作,收集前由主人置于火炕上保管,因已锈蚀,归档清洗时布条脱落。
高庙远古时应该水草丰美,无须象现代这样要专门上山为牛打草。所以其穿孔蚌器应该是收割谷物所用。
3、高庙是鱼民村
沅水流域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还有不种稻纯粹以捕鱼为生的鱼民村组。人们通过出售自己的鱼产品来换取粮食,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供给粮食。高庙北后及东侧紧依大山,南前不远为沅江大河,西有百米溪谷,无稻作地理优势,但却具水产资源强项。大河溪谷水洼沟坎,俯拾皆是的美味鱼虾螺贝。除遗址大部分地层中有堆积如山的出土螺贝,高庙台地的地表,遍地都是先人们吃过丢弃的白色螺壳,出土中的鱼骨大到6公分,其鱼应在200斤左右,与此相伴,出土物中有大量扁平状亚腰形石网坠,大量证据表明高庙是一个典型的鱼民村。使得高庙区域内的远古居民不需要辛苦和麻烦地去种水稻就可以饱食无忧。甚至也有可能那时就象现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作为居住或工作在祖庙的居民,粮食统一由皇家特供。从而成为高庙遗址中没有水稻遗存原因之一。
4、稻作供品被当作吉祥物“吃了”
《五藏山经》的各经后面,大量列举了祀神所用之物,有雄鸡、犬、牡羊、圭、璧、璋、糈……等,而“糈”字在各经中所见最多。“糈,精米,所以享神。” 直到现在,高庙地区仍然保持这个习俗,即人们出于对死者和神祉的崇敬,不用没有加工的稻粟,而是以肉、酒水或上等糯米加工的醮粑等高贵食物为祭品,祭毕,即由人作为吉祥物分食,人们以为这样可以直接得到死者和神的庇佑。这也是祭坛不仅没有稻粟遗存,甚至连醮粑等稻类祭品也没有发现的原因。

2007年8月6日初稿于怀化
2008年3月24日再稿于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