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园

汪建中
一
在东方，如果要论及园林之美，最是值得炫耀的，恐怕就是中国了。日本和韩国，当然也有园林，但比起中国的园林来，就少了许多诗情画意、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园林，与中国相比，当然就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它们也缺乏一种禅意，缺乏一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特有的人文气息。因此，以中国的园林艺术来代表东方园林的最高成就，那实在是当之无愧。
东方园林之最，在苏州。
在中国的其它地方，当然也有园林，比如当年王维的辋川别业、司马光的独乐园，在北方还有诸如翠锦园、勺园、半亩园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园林，大都是四合院的形式，构建得四平八稳，了无情趣与生机，除了显示豪阔、衬托威严和炫耀地位外，看不出有什么诗情画意之美和禅道之意。而苏州的园林，就完全走出了对称与刻板的布局，将文化、艺术、情怀、梦想与寄托，统统有机地融会了进去，给人一种儒、禅、道兼蓄并存的精深意境。而这样的意境，又恰恰是中国文化人和士大夫们用了整整一生才体悟出的做人的精髓。因此，苏州园林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东方园林的一张王牌，或者是一面旗帜。
中国有四大名园，苏州居然就占去一半，它们分别是“拙政园”和“留园”。其余两个，被北京瓜分。此外，苏州还有九座园林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收了进去，它们分别是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等。就此不难看出，苏州园林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园林了，在偌大的地球上享有赫赫盛名。苏州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名扬天下的园林，不仅奠定了它是文人们和士大夫们人生后花园的地位，而且使苏州更具迷人的光彩与风韵。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也就是说，苏州园林的历史，几乎与这个城市的整个历史等长。据史料记载，到了明清时期,苏州的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十六至十八世纪，由于国运较为昌盛,民间大兴园林建设之风，此间不大的苏州，已有园林200余处。这是苏州园林最为鼎盛的时期。后来由于战乱，国运式微，沧海桑田，苏州的园林也大受其灾难。到了现代，保存尚好的就仅有数十处了。
虽然苏州园林大部分已随历史一道消亡，但是，它毕竟轰轰烈烈地辉煌过中国的园林史，毕竟以它特有风采和神韵迷醉过众生。现在，虽然所剩不多了，可是它依然牢固地把持着中国园林的宝座，而傲视着东方与整个世界。
二
苏州有那么多园林，但无一例外地全是私家园林。无论是被列为中国四大名园的“拙政园”，还是“留园”，也无论是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收入进去的九个园林，全都是私人的。一个私人的园林，能够叫响中国，甚至享誉世界，我们除了惊叹它的巧夺天工和奇思妙想外，更惊叹园子主人那不凡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情趣。要把一座私家园子构建得精美绝伦、盖世无双，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主人的财力必须是丰厚的，二是主人的审美追求必须是宏阔的。
苏州，地处江南，其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饶，不必多说了，光是苏州的才子学人，就出了不少。据说在清初的某一天，长州学者汪琬（字钝翁）宴客于自己的府上。宴席间大家炫耀着各自家乡的特产。粤人说家乡有象牙和犀角；陕人说故乡有狐裘毛皮；鲁人说老家有绢丝海鲜；鄂人说故土有优质的木材。众人“侈举备陈，以为欢笑”。此间惟有汪琬沉默寡言，不吐一字。于是，众人就拿他揶揄，说：“苏州自号天下名郡，钝翁先生是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 汪琬沉吟片刻，说：“苏州土产甚少，仅两样而已。”众人忙问是什么，汪琬笑道：“一是梨园弟子。”众人点头称是，随即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琬笑而不答，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下，他这才慢吞吞地吐出两个字：“状元。”
的确，苏州出的状元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唐至清的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五百九十六名，武状元一百一十五名，在这中间，苏州一地就占文状元四十五名，武状元五名。尤其在清朝自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前后是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一百一十四名，而苏州就出了二十六名。在苏州，还出现过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爷孙状元、叔侄状元等，更有甚者，在一个家庭里，居然还出了五名状元的盛况，被世人誉为“中国状元第一家”。照此看来，汪琬所言苏州盛产状元，就绝不是狂言，而是实情。
出了如此多的状元，齐身士大夫的，也就不在少数。如此一来，这些在《四书》《五经》里泡大的学人，就有充足的文化素养和银两来构建自己的私家园林，而且把它构建得十分像样。因此，苏州的园林能够鹤立鸡群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细细想来，私家园林能够密集于苏州，能够成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气象，这绝不仅仅是文化人和士大夫们在闲情逸趣间所寻求的安居乐业，更多的是一种归隐心态的驱使。他们也许是不满官场的种种弊端，也许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后依然不能得志，也许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或者是得罪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人物，于是就不得不淡出官场，远离争斗，隐匿下来。而退隐了的他们，又不愿浪迹天涯，不愿幽居深山，在“大隐隐于市”的思想的一再促使下，他们的目光在扫视了中国很多地方后，最后锁定了江南，锁定了鱼米之乡的苏州。因此，在我看来，苏州的私家园林，它的本质，是中国隐匿文化的完美体现，是隐藏文化人和士大夫们人生态度、治国安邦和学识修养的大本营。构建这样的大本营，自然要构建得像模像样，一是要与自己的学识与修养相对应，二是要与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相对称，三是要构筑出一个能够栖息生命与陶冶性情的家天下。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追求并付诸实践，他们的私家园林，自然就独树一帜、空前绝后。
苏州的私家园林，就形式而言，充满着道家的出世思想。因为所有的园林都寄情于山水，陶醉于自然，怡情于艺术。而这些，完全就是道家超然于世外的人生态度，与庄子的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
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苏州所有的园林，又洋溢着十分强烈的入世理念。就一些园林的名字来看，就有一种不太安心于隐匿的意思。比如：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退思园等等。晋代文人潘岳在《闲居赋》中如是说：“此亦拙者之为政。”而“沧浪亭”之名是出自《楚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园主取这样的意境，其实是表示对党争清浊分明的深深感叹。这些私家园林的主人，他们在退隐了，还把自家园林的名字，题得如此充满深意，足见他们的退隐是多么地不甘心。再就是园子里一些装饰材料的运用，也体现了一种不甘退隐的心态。比如太湖石。史书上说：“乃太湖石骨，浪击波涤，年久孔穴自生”。用这样的石头装点园子里的景观，拙政园当初的主人王献臣说：“太湖石置于园林中，犹如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远近风物，咫尺千里，隐隐然有移天缩地之意。”王献臣的这番言语，正应验了士大夫们“从石上获得勇气”一说。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王献臣建了拙政园，并隐匿其中，但他对园子外的江山大地，依然充满着一腔抱负与热忱。
另外，我们从一些园主的身世也可以看出他们不甘于隐匿的心态。比如拙政园的园主王献臣。此人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御史，由于官场不得志才退隐还乡，隐匿于苏州并建了拙政园的。这时的王献臣，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候退隐，这无论如何都是心怀牢骚的，至少也是不情愿的。又比如曲园的园主俞樾。此人出身于浙江德清一个书香门第，九岁能文，十六岁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三十岁中进士，以“花落春仍在”一句富有新意的诗，得到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并受到咸丰皇帝的亲自召见。才高必然招嫉，三十岁时，俞樾简放河南学政，为官二年，就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而被罢官，早年的挫折令俞樾厌烦官场，从此寓居苏州。因此，俞樾的隐居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再比如“沧浪亭”的主人苏舜钦。他是北宋时的诗人。在庆历四年（1044年），苏舜钦被贬，流寓吴中，以四万钱购得孙氏园址，经扩建后名为“沧浪亭”，自号沧浪翁。苏舜钦被贬的时候，年纪也不大，正是心高气盛和大展宏图的时候，因此他的隐居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还比如退思园的主人任兰生。他是清光绪时的内阁学士。在光绪十年（1884年），任兰生盘踞利津，因被人怀疑营私肥已而被清廷革职。任兰生落职回乡后，花十万两银子建造宅园，取名“退思”。任兰生的弟弟任艾生写过一首诗来刻画他的内心：“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由此可见任兰生不是回苏州隐居，而是在这里“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在苏州众多私家园林的主人里，从官场上下来的，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是被贬下来的，有的是自己辞去官职的，有的是中途改行的，总之，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些人退隐下来后，纷纷看好苏州这座江南城市，于是大兴土木，为自己营建起人生的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他们一方面吟诗作画、钻研学问，一方面又等待着东山再起，渴望在仕途上再展英姿。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隐居文化，才造就了苏州的园林。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不太心甘的隐居行为，却成就了天下无双的苏州园林艺术，而让整个世界为只倾倒，为之迷醉。
在康熙和乾隆时代，这两位皇帝曾先后数次来过苏州并观看过这里的园林。苏州园林的精美与艺术，深深地打动过这两位皇帝的心。当然，他俩不可能在苏州居住，但是，他们曾经命人把苏州园林的精华部分绘制下来，带回北京。因此，在北京的圆明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里，有不少建筑完全是照搬苏州园林的设计风格的，甚至还有江南水乡和苏州街市这样的场景。
三
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占了两个，北京占了两个。北京这两个分别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
如果说苏州的私家园林是隐居文化的代表，那么，北京的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就完全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入世姿态。因为，颐和园和避暑山庄是皇家的园林，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枢纽。虽然颐和园和避暑山庄也属于私家园林的范畴，但这两个私家园林的已经大大超越了狭义的私家园林，而成了维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所。
在清朝初期，颐和园里的万寿山不叫万寿山，叫瓮山；昆明湖也不叫昆明湖，叫西湖。到了康熙年间，瓮山还是一座荒芜的山丘，山上有内务府上驷院的马厩。在当时，凡是犯了错误的官员和太监，都要先“发往瓮山铡草”一年，然后再行定罪。
到了乾隆时，北京已经有了两座皇家御园，一座是圆明园，另一座是承德避暑山庄。而且，这两处园林都十分浩大，十分气派。圆明园占地三百五十公顷，避暑山庄占地五百六十四公顷。有了这样两处浩大的园林，应该是满足了，但是，在乾隆看来，那是祖宗的遗产，不是他的功绩。于是，他就打起了瓮山和西湖的主意，希望再建一个皇家园林，以示自己至高无上的魄力和伟力。
其实，在圆明园的建设中，乾隆的功绩也不小。圆明园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圆明园，二是猗春园，三是长春园。在这三大部分中，其中长春园就是在乾隆的亲自授意下建成的。此外，他还主持建了气势宏大的西洋楼。在工程竣工后，他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赞誉圆明园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暗示自己不再建园，并明确告诫“后世子孙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然而，乾隆毕竟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怎么能够只满足于做些添枝加叶和修修补补的工程？
但是，话已经说出去，而且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作为皇帝，又怎么好自食其言？可是另建苑囿的梦又时时萦绕在心头，总也挥之不去。怎么办呢？琢磨了一些时日后，乾隆终于为自己另造苑囿找到了两个最佳的借口。一是在瓮山上广建佛寺，为母后钮祜禄氏祝六十大寿；二是整治西湖的水利，为民造福。找到这两个理由后，乾隆便在写完《圆明园后记》之后不久，另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清漪园”，又在圆明园的西面破土动工了。
清漪园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清漪园工程全部完成，前后历时十五年，花费银子近四百五十万两，占地二百九十五公顷，园内共有建筑十三个大类，一百一十处楼台亭阁。它们分别是：宫殿两处，寺庙十六处，庭院建筑群十四处，小园林共十六处，单体点景建筑二十处，长廊两处，戏园一处，城关六处，村舍一处，街市两处，大型桥梁十一处，园门五处，辅助建筑五处。
乾隆在位六十年，除了新建了清漪园外，他还每年花巨资对圆明园进行修缮。六十年下来，光是花在圆明园的扩建和修缮上的银子，就多达千万两。但是， 好景不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和清漪园，这两大皇家园林，被侵略者的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几乎是片瓦不留。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索取割地赔款，利用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整个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在国际上，中国已被迫成为列强掠夺、瓜分的对象。在国内，清廷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但各地农民的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政府各级官吏贪污腐化，到处灾疫流行，哀鸿遍野。清王朝成了内忧外患、民生调敞的夕阳帝国。
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慈禧还一门心思地打算着重新修复被烧毁了的清漪园，作为自己的御园。慈禧的本意是，把清漪园修复好后，在那里隆重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
清漪园这个名字，从乾隆十六年起，一共使用了一百三十七年。这座园林本身在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由古老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过程之后，又以“颐和园”的名字而进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另一个时期。
由于国库已经极度空虚，要修复颐和园就变得力不从心。慈禧担心修复颐和园的提议会遭到反对，就想出了一个在颐和园的湖上训练海军的注意。既然要在那里训练海军，当然就得建一些相应的设施；既然要建一些设施，慈禧就乘机把修复颐和园工程动起来了。
慈禧要训练海军的这个想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充满了道理，因为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就是吃亏在海军太虚弱上，现在要训练海军，提高军事的现代化，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但仔细一想，海军是在湖上训练出来的吗？这实在是万分荒唐。但是，慈禧自有慈禧的理由，她的依据是，在乾隆帝时，其海军就是在昆明湖上训练的。有了老祖宗的范例，对于家族式的清王朝来说，又有谁能够怀疑或者是反对呢？于是，慈禧提议在昆明湖上训练海军的计划，就得到了通过。
因此，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恢复昆明湖水操。随即在“耕织图”旧址兴建“水操内学堂”，十二月十五日水操内学堂举行开学典礼。也就在这一天，在大报恩延寿守旧址上改建的排云股、德辉殿举行“供梁”仪式，大规模的建园工程也就从此开始了。
由于建园和训练海军被混为一起，就使得海军训练经费与建园经费搅合在一块，难解难分，最终，慈禧是挪用了大量用于海军训练的经费来建颐和园。训练海军一事，成了一个摆设，一个幌子和一个借口。这在两年后的一份奏折中就明白道出此中真像：“盖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
颐和园的建设究竟花了多少钱，迄今尚未查到有关的档案材料。据当时内务府销算房的估价：佛香阁需工料银七十八万余两，德和园大戏台七十一万余两，谐趣园三十五万余两，另外的五十六处建筑工程共需工料银三百一十八万余两。如果按已知的这些估价来推算园内全部建筑的工料费用，约为五六百万两之巨。这个数目除去主管官员的层层中饱，营造厂商的回扣，比乾隆时期修建清漪园正式奏销的建筑工程费用还要多一些。这些钱，全部是挪用军费。由于建园是真，训练海军是假，因此在颐和园工程即将完成时，海军训练也就被彻底取消了。
慈禧这次修复颐和园，总占地二百九十公顷，共重新建设了九十七处景点。它们分别是：宫殿四处，寺庙十处，居住建筑十一处，庭院建筑群六处，戏园两处，小园林九处，单体建筑二十三处，长廊两处，城关六处，大型桥梁十一处，园门六处，辅助建筑七处。此外为了慈禧游玩昆明湖，还专门建造御舟八艘，其中太后专用的船叫“镜春舶”、皇帝专用的船叫“水云乡”、皇后专用的船叫“卫凤”；另有车棚楼船、驳拉船、舢板船、纤船等四十只，全部停泊在北船坞和后溪河船坞内，随时听候调遣。
慈禧以训练海军之名而建颐和园，园子建起来后，在一年四季里，她有一大半时间是在颐和园里度过的。那么，她训练的海军究竟怎样的呢？在中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朝廷多年经营的新式海军，经黄海一战而全军覆没。战败后的清廷，与日本缔结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海军全军覆没了，但颐和园还在，而且是那么金碧辉煌。此刻的慈禧，却还准备在颐和园里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只是由于国人的极度愤怒，她的祝寿活动才有所收敛。
事后不久，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八月十五日，沙俄军队首先占领颐和园，英军和意大利军也相继进驻。慈禧苦心经营出的颐和园，在此刻成了联军的俱乐部，他们在园内盘踞长达一年之久。这一次，虽然联军没有烧毁建筑物，但各殿宇的陈设和家具被劫掠一空，内外装修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对于联军的进入，慈禧显得特别“仁慈”，但对于国内的维新派，她却那么凶残，格杀勿论，甚至把皇帝也监禁了起来。
虽然慈禧在当年没有达到隆重庆祝自己六十大寿的目的，但在七十大寿时，她却在颐和园里变本加厉地庆祝起来。不仅花费巨资维修了被八国联军毁坏的颐和园，而且大肆动用国库的财力，为自己祝寿。其祝寿的场面之宏大、之壮观、之气派，可谓是空前绝后，海内外无以比拟。
但是，这个日夜渴望着万岁的女人，最终没能万岁，在六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这个专横跋扈、垂帘听政的女人，终于死了。慈禧死后，颐和园就空置在北京西郊好多年。颐和园，这个用无数银子堆砌起来的庙宇殿堂、楼台亭阁、小桥长廊等等，在荒芜中任岁月无情地浸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这才被新政府接管，获得新生。
四
中国人历来就喜欢建园林，从天子大臣到皇亲国戚，从士大夫到文人墨客……而且这种建设了了无期，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攀比之风。应该说，建园本身，无可厚非，但一旦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扯上关联，这样的建园，就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埋下了致命的祸根。圆明园、避暑山庄、颐和园的建设与鸦片战争的爆发，与中华民族的耻辱，就是最铁的证明。
就清王朝而言，埋下这样的祸根，应该说，从康熙和乾隆时期就开始了。
康熙和乾隆，在世界上营建过一个康乾盛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在仔细分析与掂量后，就发现这两个皇帝其实是十分地妄自尊大和惟我独尊的。让人悲哀的是，这两个皇帝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的妄自尊大和惟我独尊，是一种极端的衰朽和愚蠢。
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叫做戴梓，他发明了一种火器叫“连珠铳”，一次可以填发二十八发子弹，接着他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戴梓满心指望自己的发明能够得到朝廷的欣赏和采纳，装备国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清朝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之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把戴梓的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不采纳倒也罢了，万分可恶的是，清朝统治者居然把发明家戴梓治罪，充军关外，永世不得返回关内。
为了展示满人的骑射技术，康熙还想出了举世无双的绝活，在承德建了一个总面积约一万零四千平方公里的巨大的木兰围场。这是一个狩猎场，专供皇帝、八旗子弟和王公贵族们围猎习武。这些人每年都来这里狩猎习武，一弄就是二十多天。从康熙至嘉庆年间，皇家在木兰围场狩猎就达上百余次。每次围猎结束后，还要在张三营行宫举行盛大的庆功告别宴会，饮酒歌舞，摔跤比武。此外，还宴请蒙古等地王公贵族，按军功大小，予以奖赏。这样的活动，当然非常好玩，十分刺激，但是，除了能够射死一些智力十分低下的动物外，还有什么用处？
就在康熙皇帝大肆围猎和修筑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时候，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使西方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一个以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的形成，为西方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此时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在干什么呢？在广阔的木兰围场里骑射，在推进科举制度，在完善着八股文，在《四书》、《五经》里摇头晃脑，在儒家学说里之乎者也，在花费巨资建成的圆明园、避暑山庄和颐和园里歌舞升平、消磨斗志、颐养寿命。
1792年，英王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率七百人的使团乘巡洋舰来华访问，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里接见了他们。接见这个访问团时，乾隆不去问人家的巡洋舰是怎么一回事，只关心英王的年龄与婚姻，当他得知英王不设嫔妃时，乾隆表现出异常的惊讶与不解，为自己拥有那么多嫔妃而洋洋自得，并大肆加以炫耀。最后，英国这个使团在考察完中国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军队要落后英国三至四个世纪，上千条兵船不堪西方一艘战舰一击；中国经济尚处于手工业阶段，没有机器，尤其是没有现代化的兵工企业。
落后于英国那么多年，而清朝政府还在妄自尊大、惟我独尊。就在马戛尔尼率团访问中国时，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的操练。对此，福康安竟然竟拒绝了，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它没有什么稀奇。”接着，福康安召集大批兵士，用弓矢和矛戟向马戛尔尼等人演练了中国式的军事。面对这些只会耍弄大刀和长矛的士兵，福康安还十分得意地对马戛尔尼说：“这才叫军队。”
在清朝那么多个皇帝中，惟有康熙一人引进过洋学问——数学。但是，康熙学习数学，仅限于在圆明园的宫殿里，而且是独自一人学，丝毫也没有向全国普及的意思，以至在清朝，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数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更有甚者，以为数学是不入流的小把戏和小玩意儿，与我们伟大的儒家学说相比，差得太远了！
由于对现代科技与现代军事的无知，在鸦片战争中，大清朝廷见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以为是怪物，是妖术，说是只要在城墙上广为鸣鼓，大搞驱妖术，就把洋人轰退了。还说洋人不会下跪，是他们没有膝盖的缘故，只要用棍棒打他们的腿，就把他们打倒了。可悲的是，这一个个十分滑稽的提议，居然被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
在鸦片战争中，英军陆续投入了两万海陆军（士兵多是印度人），只以五千人阵亡的代价，就击败了有九十余万常备军的清王朝，浩浩荡荡进入北京，不仅把皇帝撵得东躲西藏，而且烧、杀、抢、掠，以至把皇家园林圆明园和清漪园化为一片火海，一片灰烬，一片废墟。
马克思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是的，这两位伟人把清朝的面目看得异常清楚。中国的衰落，从康熙和乾隆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中国的耻辱，是清朝帝国的皇帝们一手造成的。我们的国耻，是我们愚昧无知与妄自尊大的结果。这一切，怨不得列强，怪不得洋人，只恨我们自己太没有出息了。
五
当我们的园林被载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里时，我没有一点点自豪的感觉，相反，我感到万分地悲哀，更感到极度的耻辱。每当翻开这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看到这些园林的名字，我就感到巨大的痛。
苏州园林的美，只是表面上的，在它深处潜藏着的是士大夫们悲切的人生，是郁郁不得志时的无奈选择，是一腔热血在无处奔涌后的沉寂，是十年寒窗之后巨大的落寞，是自我安慰与疗治心病的一付苦药，是冷藏爱国热情与人生理想的一个冻库……苏州园林的美，建筑在朝廷的腐朽与专制渊薮的夹缝里；它的辉煌，是被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给逼出来的。
北京的皇家园林，是中国人一滴滴血液凝结成的，是耻辱柱上几朵血淋淋的玫瑰，是中国大地上几个巨大的永远都在疼痛的伤口，是整个民族百年耻辱的导火索……当清王朝的皇帝们在木兰围场里狂欢着狩猎的时候，当乾隆皇帝欣赏着无数宫女在迷宫里迷失得团团转而哈哈大笑的时候，当慈禧一次次动用军费修建颐和园的时候，当我们经营多年的海军在一夜之间被日本人全军覆没的时候，当我们的九十万常备军被英国人一扫而空的时候，当《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无可奈何中签定的时候，北京的皇家园林，你还有什么辉煌可以向世界展示？！
中国人历来求大，北京的皇家园林，是世界上最庞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园林。但是，正是这一切最，使我们挨打，使我们耻辱，使我们丧权辱国，使我们愧对先人，愧对祖宗，愧对历史。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东方以及整个世界，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园林没有中国的气派，那是他们懂得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重要，不像我们，一成不变，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因此，西方世界应该为没有中国这样气派的园林而自豪，而庆幸。
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园林，但他们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这些创造，其伟大的力量和美，怎是几个行淫乐之事的园林能够比拟？
中国啊，把身心从园林的陶醉里拔出来吧，只有拔出来了，我们才有资格与这个世界握手。否则，被瓜分、被宰割的命运，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