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事件幸存者精神创伤愈合成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46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2010年第37期封面。
　　2010年8月19日，映秀镇213国道往都江堰方向的隧道口，徒步逃生的灾民在等待往都江堰的免费班车。历经两年重建本已初具规模的映秀新城，却在完工之际再遭泥石流重创。 摄影 钟锐钧
　　空难幸存者冯锦标在寺院旁的小院。灾难发生后十年，原本是佛教徒的冯锦标一直在家研习佛教经书。在漫长而清贫的岁月中，他偶尔才会去回想一下当年的惨痛见闻。摄影 周鹏
　　2008年10月26日，在汶川地震半周年后，义工(右二)在擂鼓镇给灾区孩子们做心理辅导游戏。摄影 孙炯

　　劫后余伤

　　香港旅行团被匪徒血腥劫持、飞机突然失事、行凶者校园屠童、地震、泥石流，劫难下的同胞身心受创。灾难多发年代，真正难熬的还是生者，包括幸存者、目睹者、受难者家属以及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劫后重生，意味着重修建筑物、医治身体创伤、弥补物质损失，更意味着精神伤口的艰难愈合。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实习生 朱江燕 蒋丽娟

　　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从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到感受灾难的旁观者，皆是如此。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那场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每次灾难过后那些高调、密集、容易出成绩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看不见的重创

　　曹秋雯是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的服务总监，曾经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到过东南亚，又从2008年开始在北川从事心理援助的工作。“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受灾，或者有天灾或人祸的区别，劫难之后，经历者的心理状态通常有着共同的循环：开始是震惊等负面情绪出现，然后是否认、愤怒，接着是自责、痛苦。这些都是普遍、自然，符合人性的现象。”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地震过后，抑郁、孤独、恐惧、愤怒等情绪在灾区人群中的比例比正常人群多出了0.7到9个百分点，而折算出的具体人数，更显示了心理创伤的波及面之大，譬如，重灾区有抑郁情绪和抑郁倾向的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突发灾难对存活者的心理影响不仅仅以周或月计算。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有过系统的阐述，调研表明，抑郁和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症状，而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周期可达数周、数年，乃至“终生不治”。

　　灾难可以在心理上改变存活者的一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近70%的家庭短期内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普通人群的8倍之多—“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认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到过北川、玉树与舟曲，两年多来的观察令他发现，灾难以后的心理问题也会在现实问题中产生累积。“这些灾区老百姓多在边缘地区，生活比较艰苦，比较看重援助，如果援助分配不公就会使得老百姓产生更大的受挫感。……安置费、回迁、再就业、妇女再怀孕，各种事情，使我们在后期做心理援助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

　　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受灾者们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反应，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思考与理解困难、失控等等，而自杀是其中最极端，也是最让外界震惊的举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沃建中教授认为，在5·12灾后第一时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已经预示四川地震灾区未来自杀率的上升。“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占27.2%，比常模高出7.2个百分点。”这位《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的主编对记者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劫难，但目击了事件的外界人群，也有可能成为 “隐形受害人”、“间接受害人”。菲律宾香港旅游团血案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心理学会联合开通的心理热线，5天内接到的720多宗电话心理求助个案，大部分是电视观众；在近年的诸次自然浩劫过后，前线记者、救援军人等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

　　心灵救援的中国国情

　　据张建新介绍，中国内地过去也曾经有过小规模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山东火车出轨，大连飞机失事，当时都有心理工作者前去，但是大众，至少从舆论来讲，主要还是第一抢救生命，第二调查事故，很少会有人关注受难者，还有他们亲属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用张建新的话来说，“正规的心理学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以及民间的心理咨询师、医院的心理门诊、部队的心理工作者，都派出心理工作者到前方。”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一些设备，譬如“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仪器，“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

　　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一些被称为“心理干扰”的现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玉树地震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

幸存者讲述20年前3架飞机连环碰撞爆炸事发经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46  南都周刊

　　空难残生20年

　　1990年10月2日，国庆节刚过，第二天便是阖家团圆的中秋节。

　　这天早晨，在繁忙的广州白云机场发生了一场惊天巨灾——三架飞机在此发生连环碰撞后爆炸，128个生命不幸罹难。

　　20年过去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在肢体伤残甚至家破人亡的身心创伤中，度过了漫长的灰暗岁月。当年的新闻报道很少涉及受灾人员的具体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不知所踪，南都周刊记者经过多方探访，联系上数位当年的灾难亲历者。

　　20年前的惨烈经历和那之后的悲怆生活，从他们人生的幽暗历程中缓缓浮现。

　　捧花的劫机犯

　　10月2日清晨四点半，天色未亮，到福建厦门出差的建材商人冯锦标和两位同伴便早早起床。32岁的冯锦标正与同伴为一家香港公司筹办内地办事处奔波，当天要乘坐早上六点五十分的厦门航空波音737-2510号飞机返回广州。家人正等着他们一起过中秋节。

　　大约六点刚过，听到候机大厅广播提示后，冯锦标和同伴们前往柜台换登机牌。

　　快走到柜台前时，一对年轻夫妻匆匆赶来走到了他们前面。排队时，冯锦标从这对夫妻的对话中听出了老家的佛山口音。他主动跟他们寒暄了几句话，得知他们是到厦门旅行结婚的新人。这对夫妻每人买了两份保险。

　　六点半，航班开始登机。二十年前，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乘坐飞机还是一项奢侈消费，即便对生意人冯锦标也是如此。他跟同伴们逐一站在飞机前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念后，才登上舷梯。

　　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那次航班的最后一名乘客。冯锦标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不到一米七的身高，穿着黑色西装和黑皮鞋，身材瘦削，一头短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看上去二十出头的那名年轻男子一手提着黑色行李箱，一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塑料花。这让冯锦标感到很诧异，他当时还悄悄跟同伴们打趣说，这个年轻人真奇怪，居然坐飞机去给女朋友送塑料花。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机舱。冯锦标跟同伴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近飞机前舱逃生门的第九排A、B、C三个座位。那个年轻男子则径直走向飞机后舱。

　　六点五十分刚过，在机舱乘客的欢声笑语中，飞机顺利起飞升空。

　　起飞后的半小时里，一切都很正常。乘客们有的跟同伴小声闲聊，有的观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殷勤的空姐已经给乘客们送上了饮料。

　　但温馨的场面不久就被打断了——靠近机舱通道的冯锦标看到那个手捧塑料花的年轻人猛地冲向前方，在快接近驾驶舱时，他把塑料花一扔。随即近乎疯狂地用双手锤击驾驶舱门。而他的右手里，已经多了一个香烟盒大小的黑色塑料盒。

　　直到现在，冯锦标也不知道那个劫机男子当时为何很快便拽开了驾驶舱的舱门。“他高举着那个小塑料盒，一边晃动，一边大声威胁机组人员马上把飞机开往台湾，否则就要炸毁飞机”。

　　为了保证飞机安全，按照劫机男子要求，除了驾驶员外，机舱里其他几位机组人员全部退出了驾驶舱。

　　目睹此情景的前排乘客一时间慌乱不已，而后排的大多数乘客直到空姐走到客舱宣布飞机已被劫持时，才得知发生了空中险情。数年之后，冯锦标偶然听到一位知情人士说，被劫持的飞机从厦门机场起飞后，一直按照原定航线飞行。而在那次劫机事件的两年前，这架飞机已经有过一次被两名歹徒劫持到台湾的经历。但在上一次劫机事件中，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次日便安全返回了厦门机场。

　　冯锦标还记得那位空姐当时满脸悲伤，刚说了几句安抚乘客的话，就泪流满面地回到了机舱前部。惊恐的问询、低声的抽泣，随即传来。但无人敢站起来。

　　劫机男子面朝客舱站在驾驶员旁边，紧紧握着那个充满死亡威胁的黑塑料盒。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征得劫机男子同意后，一位机组人员拉下了驾驶舱与客舱之间的门帘。坐在冯锦标前面的二十多位乘客也陆续被安顿到了后舱，前面八排座位只剩下七八位机组人员。

　　冯锦标听到机组人员低声商量着什么。不久后，一位空姐走向飞机后部，从储物仓找出劫机男子携带的黑色行李箱，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回前舱。他们想查看箱里是否确实有爆炸物。

　　但行李箱已被劫机男子上了锁。在稍有差错便会机毁人亡的巨大压力下，无人敢轻举妄动。

　　在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大约八点，飞机飞到了广州上空。

　　惊天巨灾

　　此时，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梁华正坐在停放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另一架波音757－2812飞机里烦躁不安。梁华当年是广州市社科院下属一家公司的员工，他当天打算飞往上海跟朋友一起过中秋节。但在原定的起飞时间过了之后，客舱广播却通知乘客们由于上海方面的天气情况恶劣，要延后起飞。

　　梁华第一次乘坐飞机，他的座位在机舱中部，刚好处于一胖一瘦两位乘客中间。体肥的男乘客正两手搭在扶手上闭眼休息，丝毫没留意到这占用了梁华的一部分空间，而另一位瘦小的女乘客则一直侧面望着机舱外，对梁华的主动寒暄毫无回应。

　　这让梁华感到很烦闷。不久后他便取出行李，一个人走到后舱找了排空位坐下。而这一举动让他逃过了此后的劫难。

　　一个人坐在后排时，梁华透过机窗看到了这样一幕：不少武警战士正在机场内调动。梁华以为这是机场在进行反劫机演习。当时，正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尚未结束，国内机场对安保工作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两周前，广州市的公安、武警、消防等有关各方还在白云机场进行了一次反劫机演练。

　　等了近一小时，依然没有起飞。百无聊赖的梁华干脆把扶手搬了起来，横躺在座位上。但刚躺下没多久，他就听到飞机通道另一侧位置上的一位中年男人惊恐地高声叫喊道，“完了，完了！”

　　没等梁华反应过来，一阵短暂的剧烈碰撞和巨大的爆炸声后，火焰和浓烟便已在他的四周蔓延开来。

　　冯锦标乘坐的737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后，终因燃油即将耗尽而强制降落白云机场。737飞机在将停机坪上一架成都飞来广州、刚下完乘客的波音707飞机机头撞掉之后，一路前冲，最终正面撞上了梁华乘坐的在机场里停留已久的波音757飞机。

　　当飞机强行降落，轮胎着地的最后时刻，冯锦标曾听到一阵短暂的鼓掌声。那些备受煎熬的乘客以为飞机顺利降落了，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冯锦标看到，劫机男子正猛烈击打着驾驶员，与此同时，一位手握消防斧的机组人员正往驾驶舱猛冲进去。此时飞机摇晃着失去了控制。

　　或许是驾驶员在最后时刻突然发力，在即将撞击757飞机前，737飞机的机头突然抬升。但为时已晚，它的机腹迎面撞上了757飞机的机身中部，直接将其撞成两截。同时断裂的737飞机前半段，在空中翻滚数圈后，腹部朝天重重砸在地面上。

　　冯锦标跟其他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一样，倒挂着悬吊在飞机残骸里。浓黑的烟雾、炙热的火浪，这半截机身在痛苦的呻吟声中如同地狱一般。

　　处于断裂口边缘的冯锦标和两位同伴奇迹般地逃过撞击、爆炸。当他解开安全带摔到地面上时，看到身旁的两位外国女孩依然人事不省地倒挂在座位上。他使劲地拉了一下其中一人，对方毫无反应。

　　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冯锦标飞快爬出了机舱。他没想到的是，刚爬出去就迎面撞上了一支手枪——一位冲到现场的警察双手紧握手枪指着他，大声喝道“不许动”。

　　“飞机要爆炸了啊！”冯锦标大喊着不顾一切地顶着枪口往前冲，而那位警察则紧张地大喊着“不许动，不许动”，倒退着试图控制住冯锦标。

　　跑了大约五十米后，惊魂未定的冯锦标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的两位同伴此时也从逃生门爬出，跑到另一侧埋头喘息不止。当时一同逃出生天的，还有另外几名乘客和两位机组人员。短短十几秒钟后，那半段残骸发生了剧烈爆炸。一股巨大的蘑菇云随即猛然升起。

　　官方统计的信息显示，在这次惨烈撞机灾难中，共有128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三架飞机全部报废。而警方的调查结果是，那个名叫蒋小峰的劫机男子其实并未携带爆炸物。

　　当年第一时间参与救灾的消防战士陈岸英至今不愿回忆当时的惨状。他说，即便是参与救灾的工作人员，心理上都会留下阴影。

　　佛灯青影

　　不久后，冯锦标和同一航班的部分乘客被送到了广州陆军总医院。因为只受了皮外轻伤，他跟另外两位同伴被临时安置在医院六楼一间茶水房，其他病房大多被用于收治重伤者。

　　此时，同样未受到严重伤害的梁华已跟数十位同机者被安置到了白云机场附近的一处招待所。惊魂未定的人们，依然都还惊恐不安——当天晚上，梁华跟几位乘客一同下楼就餐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好几位同伴稀里哗啦地就从楼道上滚落了下去”。梁华回忆说，当天经历灾难的幸存者无不表情僵硬，彼此也很少交流，稍有响动就会猛然东张西望。同机的一位老人彻夜未眠，不住地说一定要回家。

　　第二天中午，在老人的恳求下，梁华也急切地想离开笼罩着自己的灾难发生地。他连行李也没有向有关方面索取，就搭乘当天的航班重新飞往上海。因为身份证在撞机后已不知去向，他向公安部门申请开了一份证明后才顺利登机。

　　而为了甄别劫机犯，与冯锦标同机的幸存者，随后三天在医院里均被警方严加监管。他们那层楼的每一间病房门外，时刻守着一两名警察。他们获得最佳照顾的同时，却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访客，就是那位曾用枪指着冯锦标的警察，他在灾难发生后第二天专程来向冯锦标诚恳道歉。

　　直到第三天，一位警察走进病房，给这些幸存者每人发了一张电报单，允许他们向家里报平安。

　　大约十天之后，冯锦标跟同伴们在签定了一份被他们称为“生死状”的协议后，便离开了医院。其间，他和另外几位身上未有明显伤痕的乘客没有接受过任何医疗仪器的细致检查。离开医院后，那些曾经来医院热情探视伤员的各级部门领导，也从此和他们音信全无。

　　冯锦标记得航空公司当时给他们每人发了800元赔偿金。事后，他听说除了每份保额最高五万元的航空保险外，在撞机灾难发生后，航空公司仅为每位乘客提供800元至2万元不等的赔偿金。

　　冯锦标在换登机牌时认识的那对年轻夫妻双双罹难，他们的家人事后获得了24万元的赔付。数年后，冯锦标听说因为这笔赔偿金的分配问题，两家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回到家后不久，冯锦标与同伴们自行结伴到佛山市一处山村疗养。他们原本正在筹建办事处的工作也因此停顿下来。最终，这个办事处不了了之。

　　此后十年，原本是佛教徒的冯锦标一直在家研习佛教经书。在漫长而清贫的岁月中，他偶尔才会去回想一下当年的惨痛见闻。

　　最近三年，冯锦标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的一间寺院做义工，白天帮寺院做经文整理、建筑监造之类的工作，晚上则独自在距寺院不远处的一间房子里念经打坐。生活异常平静，但内心十分充实。

　　在那间狭小逼仄的房间，挂着三架微型飞机模型，床下的一个纸盒里，还放着两张当年他在医院与其他幸存者的合影。

　　其中一张照片上，五位幸存者围在一位名叫杨琦馨的台湾女导游的病床旁。杨琦馨一脸惨然地躺在病床上。她与丈夫早年在台湾创建了一家小型旅行社，他们当年带着近二十位台湾游客的旅行团来大陆观光。那次空难中，杨琦馨的丈夫和团员全部遇难。杨琦馨跟冯锦标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带了这么多人出来旅游，却只能一个人回台湾了”。

　　而梁华在灾后的二十年岁月里，也已从毛头小伙变成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现在是广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经历机场劫难后，梁华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开始用宽容心去看待世事，对名利也看得很开了。”

　　当年他乘坐的飞机被撞击后，消防队员很快就扑灭了火情。但他最遗憾的是，“我当年那么年轻，又受过高等教育，跳下飞机后完全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但那时脑子却已经完全蒙掉了，浑浑噩噩地就往外跑。”直到现在，这件事让他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学校、政府部门能早一点给公民提供灾难的应急培训，我当时就不会那么惊恐了。”

　　每当回忆往事，梁华仍然耿耿于怀，“机场早已知道发生了劫机事件，但在我们待机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为什么没有组织乘客疏散？”2010年9月5日下午，梁华在一家茶馆里忿忿地说道。在和部分伤员被转移到机场一间临时安置房里时，他看到有大量旅客正滞留在候机大厅里，“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居然完全没有疏散旅客。”

　　现在，每当听到国内发生灾难，梁华都会积极进行捐款。但早年的经历时常让他对外界的某些作为深感无奈。两年前汶川地震刚发生时，他正驾车出行，听到广播里一刻不停的灾情通报，社会各界的救灾决心时，他忍不住当场打电话到广播台，愤怒地质问对方为何不分出一部分时间让专业人士向灾区播报抗灾自救知识，“当时那么多灾民被隔绝在灾区里等着救援，与外界的唯一的联系渠道就是广播，广播台还一个劲地去强调领导如何重视灾情，社会各界如何积极动员，我听了后简直急得要命”。

　　让他如此激动的是，“当年机场如果早一点把劫机信息通知给乘客，尽快组织疏散，能救回多少人的生命啊”。他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撞机事件的事后报道，报道称波音757的机组人员当时曾一再恳求乘客下飞机转移，但乘客们拒绝了这一提议。这让梁华十分愤怒，他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人通知乘客转移。

　　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生活在伤残和痛失亲人的阴影里。冯锦标曾经碰到一位同机受伤的中年女士，她的丈夫在撞击时当场殒命，而她的两根肋骨也隐性开裂。事后数月，她才因为疼痛去医院检查出这一伤情，但此时已没人再对此事负责，所有医疗费用均需由个人承担。她当时告诉冯锦标，自己所知道遭遇类似情况的幸存者还有好几位，但即便他们曾多次写信向上级部门反映此事，均求助无门。

　　这位痛失爱人又伤痛缠身的女士一脸阴郁，让冯锦标至今难忘，“不知道他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出阴影。”尽管已是佛门中人，冯锦标的语气中依然流露出深深遗憾。

　　20年的遗忘

　　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远在哈尔滨的小学教师陈琴(化名)飞赴广州。她的丈夫刘长青跟梁华乘坐同一航班，在撞机后生死未明。陈琴于当天晚上通过丈夫所在单位得知此事。

　　刘长青时年48岁，是黑龙江省旅游局国际市场规划处的处长。

　　陈琴最终只见到了丈夫蒙着白布的遗体。因撞机时遭受严重创伤，工作人员不忍让陈琴查看丈夫面庞。

　　在度日如年的悲恸中，陈琴一度产生轻生念头。两个还在读中学的孩子，一次次把她从绝望的窗户边拉回。三天后，陈琴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哈尔滨家里。

　　当读高一的长女刘淇回到家，满屋子悲伤的亲戚让这个当时15岁的小女孩不知所措。当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后，刘淇跟母亲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即便是二十年之后，在与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中，每当谈到父亲给家庭带来的欢乐，和父亲逝世后的巨大反差，已经35岁的刘淇屡屡失声哭泣。

　　事后不久，刘淇注意到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性格变了很多——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沉默寡言，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小男孩没理过一次头发。

　　三年后，陈琴因常年抑郁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便早早办理了提前退休。依靠丈夫单位发放的部分抚恤金和每月几百元的退休工资，拉扯着两个孩子长大。这个曾经人来人往的家庭，已经门前冷落。跟冯锦标、梁华一样，陈琴在当年离开广州后，灾难事故的有关各方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

　　陈琴在家里墙上挂满了丈夫早年创作的各种油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家庭的成员都生活在面具之下，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触及伤心事的话题。但这样的尝试常常会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哭泣打断，进而陷入久久的悲痛之中。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总在以泪洗面中度过。“如果有人来探望一下，就是让我们一家人最安慰的事”，但这样的探望越来越少。刘淇说，在父亲逝世后，还在读高中的她就“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走茶凉”。

　　高中毕业后，刘淇考进了当地一家歌舞团。这个曾经家境优裕的年轻女孩，已不得不通过在外“走穴”赚钱来补贴家用。刘淇说，在一家之主的父亲过世后，她在很短时间里改变了自己的个性。“原来一切都有依靠，但事后只能靠自己了”。

　　数年后，她独自一人闯荡北京。除了希望找到更适合的工作平台外，悲伤的家庭环境已经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从在国家话剧院跑龙套起步，经过多年打拼，刘淇现在已是北京一家中美合资的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她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深圳等地度过了数年艰辛的打工生涯，现在也在北京一家外资企业有了很好的工作。

　　也许唯有时间才是抚平内心伤痛的良药。现在，刘淇姐弟俩把母亲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平静中生活着。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带着母亲到公园散步。

　　看到8月24日发生的伊春空难新闻后，刘淇揪心不已。“希望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再艰难的日子也有走完的时候，也希望外界能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不要事情一过就不闻不问了”，9月6日夜里，刘淇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她最近一直在刻意回避与这次空难有关的任何新闻，她说自己不敢再去了解关于空难的细节。

专家称菲律宾人质事件港人创伤超9-11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46  南都周刊

　　人质危机特别行动

　　第一时间的心理急救

　　随着大巴士内传出“砰砰”几声枪响，电视机前的香港人立刻陷入了紧急而焦虑的状态。

　　这是2010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与劫持香港游客的门多萨谈判破裂，劫匪开枪。

　　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启动紧急应变计划，马上派出一支救援队伍，陪同受害人家属飞往菲律宾。随行队伍中包括一位资深社工和两位临床心理学家。

　　“当时大家都是深夜临时上路的。明明准备好要接旅行的家人回来，却变成自己要赶去当地，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的到底是什么。即使看了直播，但机舱中每个人都缺乏资讯，不知亲人生死，感到非常彷徨和焦虑。”社会福利署救援服务的总统筹刘家祖医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仍然很沉重。

　　飞机上的家属男女老幼皆有，尽管还没有亲眼见到死伤情景，伤痛激动的情绪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每个人都是一副惶惑不安的表情。有的家属不愿意接受事实，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有的则从一登机就开始觉得难受，需要心理专家不断教其深呼吸和放松。

　　陪同的心理学家和社工小心地观察着家属们的反应，跟他们交流沟通，让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反应是正常的，应该怎样放松自己。“作为心理辅导工作者，我们不会一味安慰，给他们一个假的希望，也不能让他们提前绝望。我们只能顺着他们的情绪，教他们一些方法去控制和放松。”

　　从下飞机赶往现场开始，是一切混乱和悲痛的起点：

　　看到现场血淋淋的场景，家属们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痛哭流泪的，歇斯底里的，几近昏厥的……随队医生不得不动用了镇定剂，才使一些家属平静下来。

　　双手受伤的陈国柱，在伤痛中仍不断想打听女友易小玲的消息，可是哪里找得到，医院已经乱作一团；幸存的人质一边安慰哭泣的家属，一面向在场官员重复当事人的要求：带他们寻找出事的亲人，但就连官员也不知道伤亡者送往了哪个医院……

　　此时，心理医生们最紧急的任务，是开始“心理急救”工作，但这并不是给当事人做心理辅导或者治疗。“在身体受伤时，急救人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帮伤员离开危险的环境，防止伤口感染恶化，在最短时间内稳定情况。心灵受伤时也是一样的道理，心理专家们必须先将当事人内心的伤口打包好，不让它继续恶化致人崩溃，等尽快把他们带回香港后，才能进一步进行心理治疗。”刘家祖说。

　　最能帮助当事人控制情绪的，并不是安慰和劝解，而是为他们实务性的需求帮上忙。因为每位当事人都陷入了混乱和忙碌中：“要去哪里认尸？在哪里寻找伤者？”“我听不懂菲律宾语，请问我家人的情况到底怎样？”……这一切纷乱的事务都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让他们濒临崩溃。

　　刘家祖说：“刚刚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许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帮忙处理；而且，如果伤者和家属在彷徨时能听到熟悉的母语，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一位家属给香港的亲人打通第一个电话后，她的心情稍微平复下来了。在随行人员的帮助下，受伤者的家属打听到了病人详细的情况，并有随行医生向他们耐心地解释；而听到熟悉的母语，受伤者也终于有了一些安全感；难以入睡的当事人，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定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保证了他们在接下来几天内，有精力应付各种事务，不至于更加混乱。

　　劫难发生4天之后，紧急救援行动的最主要目的达到了：第一时间将所有当事人选回香港。除了几位重伤者要坐医疗专机回港外，所有家属和伤者都回到了香港。

　　到了疗伤的时候了

　　“在灾难事件发生的初期，有些当事人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的哀伤，因为要处理的事务实在太繁多。但是当回到家中，一切都尘埃落定时，他们那种失落和哀伤之情才会爆发出来。病人之前被打包好的心灵伤口，到了真正需要做辅导或治疗的时候了。”刘家祖说。

　　社会福利署和医院管理局是香港特区内两个最大的提供临床心理服务的机构，两个机构的人员会非常默契地联手介入。早在紧急小组去菲律宾采取行动时，社会福利署已经收集到受难人员名单，出动社工去当事人家庭进行访问和跟进了，一旦他们有什么需求，会尽力帮助解决。

　　尽忠职守到最后一刻的旅行团领队谢廷骏的家中，年迈的父母面对儿子的遗物，忍不住老泪横流。谢廷骏生前的爱犬“阿宝”每逢主人回家，都会扑上去欢迎。这次只见到主人的的旅行箱回来，它开始茶饭不思，整天围着行李箱打转。过了好几天，意识到主人再也不能回家了，阿宝才郁郁地安静下来，依偎在两老身边。

　　“原本以为今年退休后可以享享福，一家人开开心心，没想到突然没了个儿子……我的心就像被人打了一锤，而且是重重的一锤。”谢父说。

　　现在心理医生正在密切跟进谢家个案，希望能帮助老人早日走出精神阴影。“保留过世亲友的遗物，无法入睡，哭泣，都称为‘哀伤反应’，是应该尊重的。”刘家祖说，“如果劝当事人‘把事情都忘了吧’，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失忆，而失忆是一种更严重的现象。一种适当的哀悼和回忆，可以帮助自己去整理哀伤的情绪。”

　　但是，如果过了半年或是更长时间，当事人仍然被这些症状困扰，无法恢复正常工作和人际关系，他们的症状往往会恶化为“创伤后压力症”(PTSD)，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刘家祖清晰地记得自己处理过的一个个案：一位曾遭遇车祸的女当事人，由于事发后没有及时做好心理治疗，症状转化成了PTSD。很久以后的一天，在横过马路时，一只狗在她面前给车撞个正着，鲜血溅到鞋上，她当场就被吓得精神崩溃。

　　“所以，我们心理学家的目的就是，可以越早期帮助当事人，他们转为这种长期盲性精神病患的机率就越小。”由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心理专家们目前还难以评估会有多少人出现问题，因此他们一直在不断地跟进和观察当事人，借助社工的探访工作，了解每个目标个案的情况，如果有需要，再鼓励他们接受心理学家们提供的治疗。

　　“最好的情况，是希望通过半年的辅导与跟进后，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在漫长的以后，每逢事故周年日，死者的忌日、生日，或是结婚纪念日等，家属们的情绪可能重新爆发。“每个跟进他们的心理学家都会先把这些日子记录下来，并提前让当事人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寻求我们的帮助。”

　　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和公众的知情权，在事件后期，一些葬礼和追思会陆续举行，民政局和新闻署还派人帮这些家庭处理对外事务，包括规划葬礼的程序，哪些部分是开放给公众参与的，哪部分是家属私下进行的；如何安排传媒的访问，如何让仪式有秩序地进行。“许多灾难事件的经历人，事后都会对我们心理学家说，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媒体追问。”刘家祖说。

　　港人精神创伤超过“9·11”

　　28岁的白领Micheal仍清楚地记得事发当晚香港街头的情景。那天下午，刚刚下班的他与许多香港同胞一起，站在街边商店的电视前看到了人质被枪杀的全程直播。看到电视中混乱的枪战和流血的尸体，许多市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愤和悲痛，当场对着电视破口大骂：“这班人不是特警，是特蠢部队！”

　　曾有港人看到美国“9·11”事件的电视画面后，感到不安并要看精神科医生。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说，当年新闻中看到的是楼塌，这次看到的是乱枪扫射和伤亡者的血淋淋场面，在港人的心理上会造成重大灾难创伤，严重程度会超过“9·11”。

　　在特区政府的心理救援行动中，工作对象通常都被分为三类，前两类是直接受害人和其家属，而第三类，则是全体香港市民。通过电视直播，逐格逐秒地看到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全过程，这让无数港人直接成为了事件的目击者，也是间接受害人，他们所受的震撼是比看任何新闻都更为强烈的。许多人无比悲愤，为死难者泪流满面，甚至连续几晚都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脑中就会回放事件发生的电视画面。

　　事件第二天，香港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属下的“危急事故小组”，为市民开通了的“电话心理支援热线服务”。热线动员了195人次的心理支援义工和义务临床心理学家，轮班协助接听来电。热线开通的五天时间内，累计接到了超过720宗心理求助个案，开通第二天的来电便多达302个。

　　在来电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个8岁的儿童，但多数是成年人，其中六成半为女性。据统计，七成来电者都是因接触人质事件的媒体报道而引发不安的。有小部分的求助者，虽然与事件并不牵连，情绪反应却非常强烈。有些人除了做噩梦、流泪外，还想封闭自己，不愿和人谈论这件事情。在社工和心理专家与其慢慢倾谈后，专家发现，这些求助者的伤痛并不仅是由人质事件引起，而是过去曾经历过的创伤，被事件再一次触发了。

　　“哀伤情绪其实是有记忆的。遇到事故，有些人并不一定会主动向人倾诉，而是不再去想它，把它摆到一边，但是，情绪如果没有在当时排解出来，就会一直积蓄在心里，直到被另一个类似事件触发。因此，对于这类个案，我们就要追溯他以往的伤痛，让他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和处理好，才不会再被这类事故重新揭开心里的伤疤。”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危机事件压力处理”资深心理导师林雪芬女士说。

　　在事件过去了两周，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的热线已经停止后，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璆医生又联同香港执业精神科医生协会主席黄以谦医生，联系了该会的一群热心精神科医生，设立了面对市民的免费求助服务热线电话。

　　“根据过去类似事件的研究，在重大灾难过去后，约有9%的人是会在心理上有长期困扰的。但目前为止，香港医管局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长期的热线，我们一群精神科医生经过讨论后，觉得市民还是这种需求，所以自发设立了这样一个服务电话。” 潘佩璆医生解释。在他看来，心理创伤的治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个电话，我们预计会开通至少半年，如果在之后，求助的人慢慢减少了，会考虑将它终止。”

　　孩子的恐惧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经去世，不会再回到学校上课，但她会得到安息。虽然我们会伤心和难过，但我们应该更懂得珍惜生命，积极生活，好好地爱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颂诗)生前就读的学校，班主任面对同学们的悲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说了这样一段话。

　　9月1日是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在开学典礼来上，却缺少了几位学生的身影。他们就是此次人质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几个孩子：已故的梁颂诗、梁颂仪，幸存但未复学的汪氏姐弟和傅泽贤。

　　许多孩子通过传媒报道已经了解到这次发生在暑假的人质事件，加上许多小朋友也认识当事人，所以受影响的学生范围非常广。有些孩子对于事件难以理解，不愿意上学，生怕一离开父母就再也见不到他们；有些认识当事人的孩子，由于伤心，开始变得沉默，不愿与人接触；年纪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惊吓，甚至会行为倒退，出现尿床和过度依赖的现象……

　　相关学校评估了事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程度后，专门给家长发了信并对课程表作出了调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辅导课。香港教育局也为每个学校都派出了专门的教育心理专家。这属于教育局危机应变小组的一部分，每逢学校内发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师或学生伤亡，这个小组就会启动，专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失去了双亲的汪氏小姐弟，至今还与姑妈一家住在一起。刚回到香港时，两姐弟的情绪非常失落，见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亲常用的背囊，也会伤心落泪。因此，照顾他们的姑妈一家会尽量避免谈起这次事故，以免他们伤心。等他们情绪平稳后，也带着他们一同逛街吃饭，尽管在记者与姑妈谈话时，两姐弟一直躲在亲人身后，一言不发，但态度还是友善的。社会福利署的心理学家与姐弟俩交谈后认为，虽然他们的心情已经逐渐平息，但还没有到可以复学的阶段，需要再等双亲丧礼过后再观察。

　　荃湾官立中学已经在开学前安排了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到校，为15名汪绰瑶的好友设立小组工作坊，一起定了计划，协助绰瑶重返校园。

　　在开学典礼上，荃湾官立中学和许多学校一样，安排了一分钟默哀仪式，表达全校师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请了“童军知友社”的督导主任，以“生命教育”为题向全校演讲，鼓励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加强逆境自强的能力。教育心理学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会，观察学生的表现，希望能及时支援情绪有困扰的学生。

　　“直接认识死伤者的儿童，他们的焦虑就更大。因此需要学校提供一些纪念仪式，如追思会、悼念仪式等，让他们有渠道去悼念死者，为生者加油，把伤痛情绪转为正面力量。”刘家祖医生认为。

　　从劫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香港政府与社会所组织起来的心理辅导专业队，在第一时间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行动。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请了全港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为市民提供服务。但最初，这种服务并不为人接受。1993年除夕，兰桂坊发生人踩人的惨剧，多人死伤，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学会为市民组织的特殊事故压力解说会上，市民反应冷淡，到场的心理学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还多。如今，不幸遭遇变故的香港市民，已经离不开专业的心理辅导。

　　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晚，纽约市市长在接受CNN访问时曾说过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纽约市，当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件事发生在世界上为此类事件已做出最好准备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难发生在这里，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

中科院专家称汶川地震部分灾民仍存心理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46  南都周刊

　　心的余震

　　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参与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发生接近两年半之时，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所见证的各种心理创伤，还有援助过程中的各种困惑。

　　更多时间，更多耐心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其实，灾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个人都会承受心灵创伤。如果精神病医生到灾区是看病的，他看看这里面没有病人，说这里没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药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们是心理医生，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活没有信心，譬如，有的灾民本来是做生意，现在地震三个月过去了，还天天躺在床上，眼神还有忧郁。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着红十字会的队伍进入北川县政府的，他们有个部门来接待我。那部门的领导后来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他仅仅是握了手，擦肩而过，却没有跟他聊聊，帮助化解他心头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部门下面有个女干事，她5岁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特别痛苦。我还记得，白天她还问我能不能帮忙，傍晚当我们去找她，她却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已经烦死了，你们这样子说话的人让我更难受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说，“你只死了一个，有的人死了好几个呢。”

　　我们国内的心理干预方法，大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心理的东西，我花了二十几年去学，但是近几年，我却领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做心理干预，第一步是要接纳对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让他感受到你对他会有所帮助。另外，很多人会关注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不关注他们的心情。如果有些问题他不愿意说，就不应该具体问，因为每一遍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会拒绝继续与你沟通。

　　——沃建中，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

　　有一个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没有了，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被人救出来，在北川中学待了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地震这个事，还在到处找儿子，但一谈起她儿子孙子，她就会眼泪哗哗的。她心里还存着希望，而每天希望都会落空，有时她也会意识到家里人死了，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会哭，但一直压抑着情绪。这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虑、健忘、逃避、闪回……这些负面的心理状态她都有。树叶一动，她会一哆嗦，说地震了，就啪啪啪跳开，不跟你细谈；她脑子里还会出现地震的片断。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只能两三天去看她一次，让她接受这个现实。

　　长时间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志愿者应该至少半年才轮换，如果来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伤处理的心理支援，必须是半年，因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会把痛苦说给你听。新来的志愿者，老百姓会说，我要做饭了，没时间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帮助。

　　——付春胜，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高危时期，特殊群体

　　我到板房去，经常问大家过得怎么样，他们经常说：“咳，就这么过吧，别人都走啦，剩自己了。政府给房就住着，没有呢就那待着，活得没有劲，也没有意思。”这种话语还是比较多的。(两年多了)还有很多老百姓处在抑郁期。

　　高危人群一到重大节日，譬如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等，就容易自杀。有个小伙子大年三十剖腹自杀了，肠子都出来了，后来被救过来。他和董玉飞(在震后5个月自杀的北川农委主任)、冯翔(震后一年内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同班同学，都丧失了儿子。这些人必须有专业的心理干预师去援助，志愿者可以搞些社会活动，但这些深度创伤干预他们帮不上忙。

　　对于干部群体，我没法做持续的支援。因为他们每天要建房子，要接见上级，根本没时间，要找到他们都很难。冯翔事件以后，上面让干部去旅游去散心，但这只是暂时的，回来后这些人又进入战斗状态。

　　冯翔自杀后，我对他妻子做了一些心理干预。我还记得她是永昌一小的老师，她是上午10点多知道的(自杀消息)，当时整个永昌小学老师哭成一片，因为大家都想起了地震场景，又担心自己的老公，担心他们哪一天也会走掉。冯翔的妻子当时看上去很冷静，其实估计她还在(心理创伤的)休克期，说自己很佩服冯翔，因为他肯去陪儿子，而且又能让北川的干部和老师待遇被重视，等等。

　　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哀伤，这种情感可以让别人知道吗？”前两个月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说有个媒体要采访她，但是她不希望接受媒体采访。通过这句话，看得出她心里还是有创伤的，如果从悲伤中走出来的人是无所谓的。我现在还在关注着她。

　　——付春胜

　　解放军、武警官兵、消防队员，尤其是野战部队的，第一时间赶到，看到的是最惨烈的场面。这些战士大都是18、19岁的小孩，很多是独生子女，从未见过如此浩劫，心理上也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随着身体疲劳，灾区体验多了以后，也会出现PTSD的症状，也需要被援助。

　　需要援助的还有一些第一时间赶到的记者，很多人回到单位也出现了PTSD症状。

　　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枢纽人群，就是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基层中小学老师，他们本身就是灾民，但又肩负领导家园重建和抚慰中小学生的重担，他们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比一般的灾民更加强烈，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武警官兵灾后就会陆续撤走，但是这些枢纽人群无法撤走。

　　——张建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援助者的困境

　　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第一是组织机构多，条块分割很严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实呢？我们缺乏相应的部门来统一协调。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哪怕学过一点心理学都去救助，这个动机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来了一批咨询师给灾民做了辅导和教育，没有扎根就走，之后又来第二批做同样的事情，灾民就开始反感了。也有人打着心理学旗号，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足够训练，甚至给灾民的心理援助带来了负面影响。

　　——张建新

　　今后，即使应对灾难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好了，接下去还有很多需要清晰的地方。比如心理援助归哪个部门管。我们国家今年的灾难很多，像飞机失事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可是这些灾难没有人听说有心理干预，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为什么？我找谁呢？谁来接待？谁来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卫生部说它主要来做，教育部说它也可以做，很多大学也说可以做。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来做更合适。国家就是一个不下定论的姿态。

　　在国外，心理危机干预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在做。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提供资源，然后选择有资质的NGO组织来做。在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所以制定相关的规则，乃至立法，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以肯定和规范。

　　——沃建中

美国部分民众心理仍受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影响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46  南都周刊

　　美式疗伤

　　2005年的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登陆，造成了1836人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8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五年之后，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民众带来的伤害依然在持续。

　　越来越多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的人在寻求针对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的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物质滥用是一种对精神药物的有害使用，包括酒精和非法药物。它会带来对药物的强烈依赖，并对人的身心功能造成损害。

　　物质滥用导致的自杀率在逐年上升。以密西西比州的哈里逊郡为例，2005年这个郡的自杀人数为30人，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4人。

　　密西西比州的海岸精神健康中心(Gulf Coast Mental Health Center)的新病例也从飓风之前的20%－25%增加到60%左右。中心官员Michael Maxey说，病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卡特里娜，对未来飓风，对石油泄漏，以及对经济形势的种种忧虑。这些都是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把创伤后应激障碍看做河流中的水深，”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员Scott Coffey说，“如果河流水位比较高，又有暴风雨，那就可能发洪水，因为已经没多少涨水余地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就像一条水位一直高涨的河流。“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一丁点儿雨水就会造成决堤。”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人们现在面临着的经济以及社会压力，也意味着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恢复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

　　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中的儿童的心理状况尤其令人关注。哥伦比亚大学国家灾难应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isaster Preparedness，NCDP)的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超过1000个受到飓风影响的海岸家庭。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灾难管理与公共健康应对期刊》(Journal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上。

　　研究发现，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这些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至少患有一种确诊的精神健康问题，其中行为障碍是最普遍的现象。45%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面临着情绪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比起卡特里娜飓风之前，儿童经历严重情感障碍的可能性增加了4.5倍。

　　“这项研究指出了卡特里娜海岸地区的儿童所面临的一个巨大危机。”国家灾难应急中心主任Irwin Redlener博士说，“从湾区最脆弱的儿童与家庭的角度来说，卡特里娜和新奥尔良洪水的灾后恢复基本上是个失败。”

　　另一位研究者David Abramson博士关注了家长和社区在儿童心理恢复过程中的作用。“儿童完全依赖生命中的其他人来提供有助于他们恢复的安全与稳定。这说明儿童生活中的许多支撑体系—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社区，和他们的学校—还没有发挥出适当的功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儿童的精神健康恢复缓慢，显示了这个地区的整体恢复状况。”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经历心理创伤后的焦虑失衡状态。这种心理创伤可能是来自于本人或他人受到的生命威胁，或者是身体或者精神上的完整性被剥夺。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有严重车祸、绑架、性攻击、刑讯、战争、自然灾难、恐怖袭击以及目击暴力或灾难事件等等。患者的症状包括噩梦频繁、情感麻木、极度内疚或忧虑和易暴躁等等。这些症状的持续时间至少有一个月。

　　为了帮助受到这种病症困扰的患者，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资助并主持了很多相关研究。

　　在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在因素问题上，NIMH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基因和大脑结构。

　　基因在制造恐惧记忆的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理解恐惧记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将有助于找到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途径。例如，一种叫做Stathmin的蛋白是形成恐惧记忆所必需的。在一项试验中，不能制造Stathmin的小白鼠与正常小白鼠相比，在有过恐惧经历之后，对危险的反应能力会有一些差距。同时，它们比同类也更勇于在开放空间里活动。

　　研究大脑结构中与恐惧和压力相关的部分，也能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致病因素。杏仁体(amygdala)就是其中一种结构。杏仁体在恐惧获知，或事件恐惧学习(比如接触火炉)中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恢复消失记忆以及消除原始恐惧反应则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区域有关。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治疗措施主要是精神疗法和服用药剂。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可以提供思考和应对恐惧事件的不同方式，从而控制症状的出现。这种治疗法有几种类型：用想象或者现场方式帮助当事人面对压力的暴露治疗法；帮助当事人修正不正确想法与假设的认知重建法；教导减压技巧的压力预防训练。

　　NIMH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睡前服用哌唑嗪的患者在增加了白天剂量之后，总体症状程度会有所减轻。D－环丝氨酸则会增加大脑中一种叫做NMDA的化学物质的活性，从而帮助消除恐惧。

　　NIMH的研究人员还在测试可以更广泛推行认知行为治疗的途径，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助式疗法和电话协助治疗。在一项前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立了一个运用压力预防训练概念的自助式网站。患者首先与治疗师面对面交流。在此之后，患者就可以登录网站去查询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更多信息，以及治疗方法。治疗师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登录网站提供建议或者指导。总体来说，研究人员发现，用这种方式能够为更广大的患者提供一种非常具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给很多幸存者甚至救援人员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如今，来自各种组织像红十字协会和美国救世军的救济工作人员已经把提供灾后心理辅导当做了一个基本程序，以尽量防止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的出现。

　　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无疑又是一场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对它将给海岸沿线社区居民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已经有了共识。政府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机构的报告揭示了情绪压力和协助需求的增加。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住在海岸10英里以内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的孩子显示出了身体或心理上的病症。

　　在卡特里娜飓风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灾难之后，精神病症、家庭暴力和物质滥用等情况都有大幅增长。由于健康官员以及公众的焦点都集中于身体上的伤害和环境上的恶劣状况，情绪压力带来的偷盗、家暴和攻击性行为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石油泄漏虽然主要是一场经济和环境危机，但也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超过50000名工作人员已经被征募参与健康与安全监察。墨西哥湾沿岸居民的情绪与精神健康备受关注，因为帮助他们应对灾难影响的时间越早，长期行为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

　　美国卫生局局长公开强调精神健康与物质滥用问题，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他们的情绪反应并适当寻求心理协助。除了发布公共服务公告，传单以及有关压力管理和精神健康的材料，联邦及地方机构，以及社区组织也提供心理急救和辅导咨询。还有为儿童准备的特殊夏令营和辅导课程。英国石油也宣布将投入5200万美元用于墨西哥湾区灾后的精神健康服务项目。

　　灾难应对需要建立在现有体系之上。卡特里娜飓风过去五年之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服务机构已经有所进步。一些项目利用社区参与和点对点支持的模式，来培训社区精神健康工作人员。流动医疗单位开始出现，心理和一般医疗服务也更多地整合在一起。自从卡特里娜飓风以来，民间草根组织已经帮助社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灾后应对经验。

　　政府的公共健康监测系统在2009年H1N1流感之后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墨西哥湾的石油刚泄漏不久，监测系统就开始收集与石油相关的健康信息。

　　为了提高灾后应对的反应速度，负责精神病症和物质滥用的监测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追踪中毒控制中心和家庭暴力热线的电话来源是方法之一。其他方法比如症状监测则需要更细致地处理，因为压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边缘人群也有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有抵触。

　　地方参与是改善灾后应对的关键，因为当新问题出现时，只有社区机构能为公共健康官员提供最及时的信息。

　　心理危机干预 中国的短板

　　南都周刊：近两年，巨灾频仍出现，你也曾亲自参与多次灾区心理援助，在你看来，中国在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上，与其他成熟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短板？

　　王文忠：在中国，心理学大规模服务于社会，以前是比较少的，汶川地震是我们第一次介入危机干预。刚到灾区时，和其他心理援助单位一样，有些乱。当时灾区心理服务团体很多，但各做各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缺乏协调和沟通，这种遗憾，可能与此前没有开展过这类大型服务有关系。

　　四川地震，全民动员，社会各界的救援力量一下到达高峰，是井喷式的，接下来到玉树地震就比较平静了，舟曲泥石流就更平静，心理援助也是如此，四川当时有一千多名心理志愿者，玉树就少了，舟曲就没几个人。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王文忠：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系统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们还在跟踪，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有保障。现在，我们这里，中央对灾后危机干预很重视了，可如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也很难作出反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些心理援助团体是没钱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维持三年的，也就我们一家，北大、北师大逐渐撤回了，在玉树只有我们中科院心理所。

　　我个人的体会是，地方上的官员，对硬性指标关注多一些，灾后比如楼房、道路、医院的重建，看得见摸得着，涉及他们的政绩，而心理层面的东西，缺乏考核标准，基层政府积极性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以，现在的中国心理援助，还停留在学术探索和民间支持的阶段，不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民间先行、学术先行的过程，政府会慢慢跟进。

　　南都周刊：你们做危机干预，当地不配合怎么办？

　　王文忠：我们到了当地以后，先要给官员做工作，协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认可后再来开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况，有的地方灾后很忙，他们不愿意接洽这事，我们就得花大力气获得他的支持。

　　我记得，四川地震灾后49天，按照当地风俗，和尚道士都要来，当地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灾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我们觉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对灾民心理疏导很有意义，我们说服了当地政府就去做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和联谊活动，学习书法和绘画，这都是有心理学原理作依据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也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做，他们做的，和你们做的，有怎样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区别应该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稳定、快速开展重建，我们危机干预，也期望受灾群众自立自强，目标是一样的。

　　灾民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需要政府赔偿，政府不愿意让专业人员介入是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政府不愿意外部力量协助他们处理与民众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关起门搞来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外人来既是帮忙又是监督，甚至会觉得是牵绊。

　　作为灾区心理援助力量，我们去过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实话。

　　南都周刊：与地震这样的大灾相比，像南平校园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更容易受忽视？

　　王文忠：地震、海啸等大灾难，灾民多是听天由命，因此危机干预尤其重视二次创伤的弱化，因为它涉及人群广，情况更严重，灾民一旦觉得灾难有人为因素，对政府的不满就出现了，比如说四川灾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当事人。而南平这类犯罪案件，虽然也让人们关注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不公，但有很大不同，这一类案件，二次创伤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重大天灾往往都有二次创伤，对此，政府要做一个积极的信息发布者，而不是消极的应对者。

　　拿伊春空难为例，其实空难影响到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的，包括遇难者家属、幸存者、空乘人员等，但当地政府可能没有有效应对当事人家属和记者们，由此造成的二次创伤，后果更严重。

.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_height:21px; _line-height:21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