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

_{中国应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

2009-12-28 2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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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2009最佳大学排行榜新近出炉了，与往年一样，前15位全部由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占据，哈佛名列第一。在前30位排名中，亚洲有东京大学排名第22位，香港大学排名第24位，在亚洲居次，在中国（大陆与台港澳）排名第一。京都大学则排名第25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30位。在全球大学100名当中，则有内地的清华大学，名列第49位，北京大学名列52。

大学排名有多个不同的机构在做，而且排名往往都是极具争议性的，排名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大学的声誉有帮助但也会带来负面作用。泰晤士报自2004年开始的大学排名相对而言较严谨也被广泛引用，主要原因就是它提供了可接受的质量评估标准。但是法国对该项评估就特别有意见，认为名列前茅的大学多为英美国家的，就是明显的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偏爱。不过全球各地的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排名还是非常重视的，不少国家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最佳大学，以提升其在国际教育界的地位，这在中国尤其如此。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过合并高校以扩大学科规模，学生人数；通过建立大学城，以提高硬件水平；还引入全球招聘制度，吸引更多明星教授，等等。

但是从历年的评选结果以及欧美大学的发展来看，要挤进世界著名的大学行列，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大学的发展要看质而非量，仅靠大学的人数或者规模无法做到世界一流，尤其是建立一间一流的大学非建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在规模和速度上占据优势，如同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我们很多方面是一流，但我们的质量常常出问题，浪费也相当严重。在建造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就需要更好地平衡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以其获得长远的发展。

第二，大学的发展需要重视硬件，但更需要重视大学文化的培育。虽然大学的楼房，设施，教室，实验室都很重要，但仅仅有好的硬件而没有好的大学文化是不可能建造一流大学的。中国内地大学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案件就是与这种急于求成的“短频快”文化有关系，虽然在全世界的大学教授都面临出版的压力，但欧美国家在看待学术成果的时候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独创性，而非以数量的多寡来评定一个人的成就，因此也就避免了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求“原汁原味”，而是东抄西拼的后果。所以就不难理解欧美一些大学也能容许长期不出版，但一出版就一鸣惊人的学者的存在。同时在西方国家也创建了一套“同行评估”的制度，使得在这一制度中的每一个人不是互相包庇和帮忙，而是提供了让他人批判性地看待学术研究成果的方法。

第三，大学的国际化也是建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求。香港的不少大学的排名在这一点上比内地的大学有优势，因香港的大学特别注重与各国不同大学的交流与学生交换工作，而这自然也需要国家的实力以及其教育体制有吸引他国学生之处。当然这方面欧美国家的大学国际化水准自然最高，而到中国去留学的主要都是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工科学生则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因奖学金而来中国深造的，而管理科目前也有一些亚洲学生，但主要是来自韩国，显得很单一。

第四，大学水平的提高还需要靠有远见的教育管理家，因此校长虽需要学术界有造诣的泰斗，但更为重要的是校长必须懂管理。欧美国家在遴选大学校长时，就不会出现中国那样过分强调大学名校的校长需要由院士来担任的现象，反而更为看重的是有没有为其领导的大学找出独特的优势，走出创新的道路，而不是墨守陈规，模仿他人的方法。

第五，政府的作用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里面既需要国家财政上的积极投入和参与，又需要国家给大学宽松和自主的政策。美国布朗大学的校长赛蒙斯（RUTH SIMMONS）在2003年就这样看一所一流的大学，“杰出的大学不仅做现在有用的东西，而且是为未来作准备。可以让一所杰出的大学这么做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干预。政府的角色是提供资源，而要给大学的领袖更大的空间在学术上决定如何发展。”

_{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

2009-03-29 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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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来又因大学教授的学术剽窃事件再次引发大家的讨论，但这个过去十来年不断成为新闻热点的话题，似乎总是在热议之后又趋于平静，问题的严重性却是有增无减。无怪乎曾经在中国社会让人敬重的知识分子，如今的声名虽说不上狼藉，但也到了让人鄙夷的境地了，成了一群为名利同样是不择手段的人。

在众多人的眼里，曾经是辉煌的象牙塔不仅仅是学术的殿堂，而且是自由、正义与真理的源泉，她甚至让人觉得遥远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因此今天谈起当年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不畏权贵，以微弱的躯体与声音对抗北洋军阀的枪炮，追求学术的自由，除了羡慕与敬昂也就只能当作陈年旧事了。而谈起当年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在贫寒中饿死，也不去拿外人的救济粮，似乎觉得他迂腐的有点不可思议。

相信有许多人都会觉得，权贵的压迫也好，市场经济衍生出的金钱的诱惑也好，充其量是客观外部的令人气恼的趋势。有谁压迫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在自己撰写的“想象的异邦”中竟然可以有十多万字就这样移花植木抄了美国哈维兰的书呢？那是2002年的事情了。但到了今时今日这种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在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绝迹，暴露出的学术丑闻反而是愈来愈多。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出的学生，那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的导师的尊重便荡然无存，哪还有什麽师道尊严可言呢？

同样市场经济催生下的教育改革也没有逼迫清华大学将一系列的课程外包给那些只追求利润的教育代理商。因此去年底在京城弄得满城风雨的清华大学“培训门”事件，不管其中的原委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追求教育产业化与经济效益的目标之下，我们的大学已忘却了自己的最基本义务与社会责任。如果对学术还有最起码的尊重，又怎么可能如此不负责任的将大学变成摇钱树，最终却葬送大学的声名呢？

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的道德底线在哪里？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大学的内部文化已发生了异变：在躁动的情绪下的研究与教学都只剩下追逐名利的单纯目的，并不惜牺牲基本的价值和背叛基本的道德。

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故障。当整部大学的机器被驱动，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世界一流，中国一流，全省一流的目标时，系统看重的是结果的呈现，因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偏差。在一次又一次的学术剽窃与丑闻发生之后，也不能说相关的机构与当局没有严惩，但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系统依旧一味强调目标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实现目标手段的重要性。表面上看来，那些惩罚的利器让那些曝光者失去了空间，实际上被检举、发现、以至遭受惩罚常被看作不幸的意外，因为系统依旧看重的是这些结果给大家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回报，因此从当事人开始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可以从中获益，因而系统的故障便无法驱除。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体现在大学已经成为了官场，当官场的文化盛行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沉下心来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在官场的升迁。因此诚实地、耐心地、孤独地做学问的时代便消失了，愿意在书斋当中默默耕耘的人自然所剩无几。这样的变化无疑使通过曲线与捷径做学问的人大量增加，学问成为门面，而非考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最基本的诚实。其实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其它国家少有的“奇观”，那就是我们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编著类”的书籍出奇的多，因为以编著的名目出现时就很难被人控告是抄袭，因为编著者已事先言明这是半抄半写的了。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有历史的元素。毕竟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造就了今日现代中国大学依旧无法逃脱死记硬背的教与学的模式，因此抄袭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做学问的一种方式。不幸的是现代的网络技术又为这样的文化创造了新的空间，抄袭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个系统的故障还体现在大学已经成了商场。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让象牙塔里的人都无法平静的时候，那最后的清高与尊严也在这过程中消失了。大学成了公司，大学本身以及大学里的名师们便成了品牌，教授的明星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让多少人还能心平气和地搞研究呢？君不见电视画面上的教授们，其声名远比那些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教授们有知名度和有经济效益。更不用说那一大批心甘情愿为那些企业和暴富背书的教授们，从中可以获得的经济回报更是可观，而忘记了学术界的最大责任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现实。

这个系统的故障因此也源于金钱的诱惑。这大学公司化所产生的弊端甚至已走出了校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象中国这样有如此多与大学关系如此紧密的营销人员，这些校内与校外的课程营销人员，依托名校和名师，或以它们和他们的名义搞出了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课程产品。为了快速获利，这些课程，甚至是一流大学里的课程也只能是四处抄袭，却毫无学术的质素与监管。

但我对中国大学的前景并不悲观，这不仅仅因为有好几件让我对未来依旧存有希望的事情发生了。一是，2006年3月全国有109位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发出了公开信，要求严惩那些学术剽窃与学术腐败的人和事，他们也会公开杯葛这些人并对他们进行行业性惩罚，捍卫学界的尊严。二是，2007年底在北大-耶鲁项目执教的斯登斯教授发现他教授的北大学生有一半作弊，他并且对北大的处理不力感到愤怒。但斯登斯的愤怒至少让这些学生明白了作弊行为在国际上是不会这么轻易过关的。

其实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学术剽窃与腐败行为最终伤害的不是被剽窃的人，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因此根除中国大学的学术剽窃与腐败行为必须改变中国大学的官场化与商场化趋势，让大学回归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拾回已经失去的清高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