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夜：张学良携妻观看梅兰芳京剧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令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

　　此时的蒋介石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正下令中央军三十万进入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中共的战役。受党内分裂问题困扰的蒋介石焦头烂额，顾不得理睬张学良的告急，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之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职外交部长时又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按照这一战略，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帮他摆平华北的“反对派”。

　　东北兵力一调再调，日军的挑衅便再无顾忌了。张学良一再提醒蒋介石说：“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赶紧拿个主意吧。”蒋介石指示张学良说：“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同年6月，东北战场一触即发。张学良把东北的局势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后，蒋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不抵抗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意图，致电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嘱咐：“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对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

战事爆发 张学良夫妇看戏

　　事实上，张学良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北京完成的。1931年春，张学良自南京来平视事后，因嫌北平官邸顺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不甚舒适，故而下榻于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

　　该院特为张腾出一所隔离病房专用，装有外线专用电话，并由内科医生霍尔负责专门治疗。9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张的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故仍在协和医院休养。

　　考虑到张学良年轻气盛而又争强好胜（当时张学良只有三十一岁），担心他事到临头，为报杀父之仇（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于1927年死于日本人之手）而“逞一时之愤”，于是，蒋介石特地于9月12日把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召到石家庄，并向张学良郑重面谕：“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然而，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根基，丧失了政治前途。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敌，“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而也只能痛苦地表示：“我何尝不想奋起抗御？怎奈委员长严令‘不予抵抗’在前，只能服从。中央如有命令抵抗，决与诸君奋战杀敌，义不容辞。”

　　六天后的晚上10时许，日军突然众炮齐放，轰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而当时张学良正在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并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著名京剧家梅兰芳的《宇宙锋》。观剧中途，侍卫副官长谭海来向张学良上报了事变。

　　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学良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

　　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于是，张学良当即在电话里以无可奈何的口吻指示：“遵照委员长（蒋介石）‘铣电训令’，避免冲突，暂作忍辱负重，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

　　尽管张学良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但却依然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