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 11、创建新中国海军之一

第三章、第一代海军军人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３５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２２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钟山风雨，兴衰存亡，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天下一统。 

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就是后来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我的父亲张爱萍。

１、诞生在小村落中的中国海军

他是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的。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３师。他调任４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２纵，后扩编为四野１４兵团第３９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在这大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愈发使他心急如焚。还是吴法宪了解他，给他弄来了这辆美式吉普。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扮演的角色，毕竟不只是丈夫和父亲，他是个军人，战场呼唤他。他养伤这一走，就是３年。这３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天翻地覆的３年，GCD人从５０多名党员起家，经过２８年的奋斗，今天，他们将执掌国家的政权。当父亲还在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挣扎时，他的战友们已经在大决战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剧目了。

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可以看到，在３年的解放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就是父亲参加指挥的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战史记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指示，１８日战役发起。（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１６页）但据父亲回忆似应更早一些，我查到的资料证实，就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的第３天，国共两党就开打了。８月１８日父亲接到作战任务，电报指示：“集中主力迎击何李两顽，仍采自卫立场，如向南进军，大超出自卫，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均于我不利。……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是有把握的，可相机攻占永城、孙町，以去我心头之患。”

这就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４天前，便于８月１１日下达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去我心头之患！”这是华东局和中央对他的重托。他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场解放战争中的开场大戏。可惜啊！两个月后，他就因车祸负伤，离开了指挥位置。这才仅仅是大决战的序幕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这之后，就有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鲁南战役一下子就消灭了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以后仗就越打越大，莱芜战役，３天之内，干掉国民党精锐师团７万余人。不到３个月，华野部队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蒋介石称之为五大主力的王牌军整编第７４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毙命。陈毅说：“我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紧接着是洛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５６万余人，它的恢弘战绩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上。

与父亲同时期的，也就是大革命后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这批干部，长征前后，由于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在中央红军的，大多是师团级干部；在二、四方面军的大多是军师级干部；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中大多是旅团级干部，新四军中大多是支队或后来的师旅级干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统一整编为四个野战军，外加华北军区，共辖属１６个兵团，这批人基本都是兵团级的干部了。他当年的参谋长张震，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了；他的副师长韦国清，现在是兵团政治委员了。第三野战军４个兵团，人才济济，齐装满员。虽然国民党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毛泽东所说，剩下的只是“追穷寇”了。

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２８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是啊！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他又能怎样呢？虽已时隔久远，但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和无奈。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被时代遗忘是可怕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７、８、９、１０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９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９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zhonggong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长３岁，他们都是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同年入团、同年入党。解放战争一开始，父亲留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宋给陈老总统领的山东野战军当参谋长。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只不过宋比父亲更有城府，更为老辣，父亲见到他，总是叫一声“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他在苏联的疗养院里，像个听话的孩子，遵从医嘱，拼命地划船强身，大口吞食着对他来说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绝望中，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己驾车驶往前线。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闹学潮时，他这个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枪地干；好不容易走出家乡，来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传单、搞游行；要不是因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他还去不了红１４军。本想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吧，却打残了一只手；也是像这次，伤好了，辗转到了苏区，结果又被共青团看上了，一干就是４年；五次反围剿临近失败，急需充实干部，他这才得以重回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别人都去了野战部队，却把他弄去搞统战……

过去在部队呆过的，都有这个体会，没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么写稿子啦、学习啦、宣传啦、俱乐部啦，就找上你了，时间长了，脱离了军事业务，成了个文化兵，结果影响个人发展，一事无成。我当兵时，就怕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给他好好干，这一招还特灵，到底还是把我留下搞军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没这么多心眼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分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５名干部，他们是：８２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８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１３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４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２０００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４０年后，１９８９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每年的４月２３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像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在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后，当影响政坛的种种因素渐渐淡化，才能被人们认可下来。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这本书，我是在长大一些后才读到的。我喜欢在父亲的书柜里翻腾，父亲并不阻止，只是必须保持原有的摆放。书的纸页已经发黄，扉页上有父亲的签名。书中记述了１９０５年在日本海的对马海峡日、俄两国海军进行的一场海上恶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一举摧毁了俄国沙皇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蒸汽时代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它对之后的世界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近代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作者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是这一战役的幸存者，他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难为人知的战役战术的细节，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军事教科书。还是抗日战争在皖东北时期，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缺吃少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刘少奇来皖东北视察时，特地从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记得小时候，父亲讲到他当年读到这些书的心境：“久旱逢甘露啊！简直是吞食。”后来经历了“文革”，在那个人类文明被扫荡一空的年代，我才体会到父亲所用的“吞食”这个词的真切含义。在父亲吞食的那批东西中，就有《对马》这部书，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一本准海战教科书了，它给了在平定洪泽湖战斗中的我父亲以极大的帮助。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可以找到《平定洪泽湖》这篇文章。文章附有舰艇战斗编组和攻击路线的插页，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对马》书中插图上的舰艇符号，可见此书对父亲影响之深。我至今脑海中还留有书中描绘的战斗场景，呼啸的弹雨，撕裂的铁甲，燃烧的船舱和流淌的鲜血，声声震耳，历历在目，甚至能感到呛人的硝烟扑面而来。巡洋舰顿斯科依号，在日舰的轮番轰击下，载着阵亡的官兵和海军军人的尊严，撞向郁陵岛的石壁，自沉海底……我那颗少年的心在颤抖。

当然，对一个海军司令来说，这本书就太小儿科了。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仍然能感受到这本书曾对他有过的影响。我多次听到过他对海战史和海洋战略的阐述，虽然那时他早已不在海军了。他像讲故事一样告诉我，那是古老的铁甲战列舰称霸海洋的时代；对马海战所采用的“Ｔ”字阵，后来成为了近代海战的基本形式。我也和他侃：大舰巨炮主义的代表是无畏型战列舰和战斗型巡洋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作战集群替代了巨炮铁甲的战列舰，主宰了世界的海洋……

其实我父亲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但他悟性好，一本书，往往能引起他许多思考和感悟。他说，对马一仗，印证了马汉的海权说，战争的结局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直接左右了俄国、日本后来的走向。他问我，学过俄国革命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中，相当一些人，对俄国的这段历史很熟悉。他说，对马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矛盾。一个月后，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起义，喀琅斯塔德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兵暴动，俄国土地革命由此开始。１２年后，参加过对马海战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向冬宫开炮，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仗，同样也给日本带来了利益。《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使日本从此进入了世界霸权的行列，导致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的危机。他说：“所以，中国海军的发展，不能忽略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２、两个跛子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说：“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门的人才。” 

我翻看过当年招募海军人员的通告，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只要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只要本人愿意，都欢迎加入海军。共产党当时若不是被逼上梁山，也不会穷其如此了。

来自国民党海军的一些同志现在还记得，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他们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吗？”

“两个跛子”的笑话，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方针。父亲解释道：“来自解放军陆军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不懂技术，算是缺了一条腿；来自国民党海军的同志，业务熟悉，但需要提高阶级觉悟，也算是少了条腿。两个跛子合起来，象征着新老海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

这个方针的原文共３３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

在这３３个字里，最关键的是一个字，即“原海军人员”的“原”字，凭着这一个字，注定了新中国海军的性质和命运。海军就是国家的海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海军。今天，国民党海军人员，只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仍然可以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

共产党自己是不懂得海军的。但在短短的一年中，新中国海军，在基本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边打仗边建设，从无到有，形成了拥有１５０条舰船的，可以在近海海域与国民党海军相抗衡的一支海上力量，不能不说是这个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父亲说，他为了这一个字思考了好几个昼夜，是“老海军？”“是旧海军？” 都不好，最后定下是“原海军”。几经周折，终于把它写进了海军的文件中，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全党的共识。   

毛泽东以他自己的行动支持了海军的创意。他在北京召见海军的代表，这是海军建军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诚意，父亲通过当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接见海军起义将领和爱国人士代表。毛泽东欣然赞同。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接受毛泽东接见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有：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曾国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我党地下工作者金声；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算起，我父亲受领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分别已过去１２个年头了。现在留下的，是接见时父亲给毛泽东拍下的几张照片。后来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照片中，挑了一张收集在他的诗词、书法、摄影集《神剑之歌》里。我问他，你这个海军司令，带着部下去晋见开国皇帝，不规规矩矩地，跑来跑去地拍照片，这行吗？父亲说：“有什么不行的？毛泽东说，你们随便照！……主要是薛伯青同志拍的。”薛后来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是我军第一代摄影师。在我家的相册里，至今还保留了他和我父亲当年给毛泽东拍摄的许多相片，有正面的、侧面的、逆光的。毛泽东的头发很密很长，打着手势。不难想见，在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他们看见共产党队伍中，领袖和下属间毫不遮掩的亲密和平等，以及久别重逢后共享胜利的愉悦心情，他们会是何等的惊讶啊。

不管从什么角度说，这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我曾多次要他详细谈谈，但他回答都很简练：“毛泽东赞成我们的做法。”还有呢？“没有了。”怎么可能？“我正计划要出一张报纸，人民海军报，顺便就请他题个字。他问写什么好？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他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再找我好了。”

父亲说：“撇开过去的恩恩怨怨，爱国总是一家吧。国民党起义和流散在大陆的原海军人员中，有众多的英、美、德、日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才生，他们怀着对甲午海战的耻辱，为了民族振兴、报效国家出洋留学。他们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深恶痛绝，只是回天无力罢了。”

他以“雪耻中国海军的历史”为题目，组织了专场报告会。他说，中国近百年的耻辱从哪里来？从海上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哪一次不是从海上侵入，定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军呢！它在哪儿？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人民自己的海军，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再欺负我们，我们这支海军将首先在海上予它以重击。他最后慷慨激昂地呼吁：“让我们这支人民的海军，在保卫祖国的伟大爱国战争中，为了海军的荣誉，为雪耻中国海军的耻辱历史而奋斗！”（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１１１页）

听的人热血澎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年，他３９岁。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今天，我们重温这些，仍然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力。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不同政见、不同信仰、不同政党的炎黄子孙们，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他这一套的。小儿科嘛！哄哄小孩子还可以。

起义将领，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长他５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也就在新中国海军成立的这一天，国民党第二舰队的２５艘舰船在司令官林遵将军率领下，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倒戈。林遵，福州市人，１９２４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任过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林遵将军的声望除了他本身的经历外，还得益于他的先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点，鸦片战争中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第二舰队起义后，父亲派８２师参谋长李进去接管。父亲回忆说：“很困难，林遵不愿和华东海军合作，还多次说，少管我二舰的事。”

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刚停，一片混乱，为防止水兵滋事，二舰规定严控外出人员。这帮国民党水兵，个个骄纵惯了，一下子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家伙关押起来。解放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除严肃纪律外，还讲究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士兵觉悟。李进亲自探访，原来赵还是个流浪儿，那就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啦！李进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可不光是个兵，当了解放军，就是干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军阀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所以解放军叫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都是受苦人，都被人家欺负过，怎么就跟着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呢？用解放军的话说，这叫忘本啊！赵长这么大，靠的就是拳头，哪里有人给他入微入理地讲过这些？点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了泪。李进遂向林遵反映，赵已觉悟并认错悔改了，是否就解除监禁，并以这个典型教育大家。林遵有林遵的做法，军令如山，司令一言九鼎，不就是个兵油子吗？岂能坏了规矩？愣就是不给这个面子。李进也是个认死理的，解放军讲的是三大民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你投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

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是两条带兵的思路，无怪国民党许多将领奇怪，这帮一听枪声就逃跑的家伙，怎么到了共产党那边全都不怕死了？赵孝庵后来在海战中成了战斗英雄，代表华东海军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庆典，接见他的已经不是第二舰队的舰长和司令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这对这个流浪儿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和荣誉啊！你说，共产党能不取得天下吗？   

老爷子还没见到林遵，他的部下就和林遵冲撞起来了。他不得不为这个小兵引起的麻烦，亲自拜会林遵以化解误会了。他回忆说：“接收林遵时，他非常傲慢，认为功劳不小。我是诚恳的，还是讲两个跛子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道理，但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你们是陆军，没有文化，不可能当海军。海军军官要高中毕业，水兵也要是个高小学生。对我这个司令也不买账。”

其实，不仅在共产党内，就是在许多民主人士中，对林遵起义也是颇有微词的。在解放战争将要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战场的情势出现易位，解放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１９４８年８月致马歇尔的报告）蒋介石不是傻子，他当然要考虑后事的。他启用林遵，重组第二舰队，担任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沿江防务。名为海防，实为江防，以期有朝一日，尚能划江而治。４月２１日夜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知大势已去。２２日下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林遵到海军总部见面，令其指挥第二舰队和集结在南京的所有舰艇撤往吴淞，掩护退守台湾，并以海军副司令和青天白日勋章期许。这次是想划海峡而治了。林遵自觉时机已到，遂于４月２３日晨，召开全体舰长会议。他摆了几条：一是走，遵旨强行东撤吴淞，可当面仪征至七圩港已有解放军三道炮火拦阻线，东撤，无异于飞蛾扑火，你我弟兄还不都做了水底冤魂；二是等，但对面江阴要塞的弟兄们昨天反水啦，解放军不战而得，窝都给人家端了，没有补给，往哪儿呆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南京政府已作鸟兽散，弃我等弟兄于不顾。兄弟舰重庆号只一艘，起义后尚受到解放军高规格礼遇，况我等是一个完整的舰队呢！大难临头，何去何从，大家议定。彷徨了半日，赞成起义者１０人，反对者２人，弃权者６人。江山易主，弃暗投明遂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反对派假借林遵的指挥帅旗，于当日傍晚挟持几艘不明情况的舰艇东逃，抵七圩港江面时，果遭解放军炮火拦截，“兴安号”沉，“永绩号”伤，搁浅后被生擒。

我去七圩港是１９９４年，海军成立４５周年。长江的江面上，大炮响过了近半个世纪，风静江平，沙鸥点点。唐朝诗人杜牧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林遵起义，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的浪花一叠。长江仍是长江。

败军之将，还挺狂！我问，那你生气吗？

父亲说：“他们不通，不奇怪，可以等待嘛。我清楚，关键还在自己强！自己不行，人家凭什么尊重你？”

“海军是技术军种，对文化的要求当然不言而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嘛！我急的是先要有人把船开起来。他是在将我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华东海军从林遵手里接受了２５艘船、４５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受了１０艘舰船，这大概就是华东海军的第一批力量吧。但结果怎样呢？仅仅在接受过来的第三天，４月２６日那天，国民党出动空军，在南京的燕子矶炸沉“楚同”号；２８日在关头炸沉了“惠安”号；３０日在采石矶炸沉了“吉安”、“太原”号；随后，“安东”、“永绥”两舰被炸沉于芜湖江面；停泊在造船厂待修的“常州”、“万寿花”两舰连同其他２６艘舰船也被炸沉；同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空袭……（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６２５页）

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得意地说：“共产党别想从我手里得到一条船！”这是在向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下战表了。当然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对方还没有穿上盔甲，抽剑出鞘时，他的三板斧下去，对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战争，这场游戏是不讲规则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南京燕子矶去玩，站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迎面江风阵阵，脚下江水滔滔。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自杀的地方！”

真的是自杀的地方！过去很多对生活绝望的人常会选择这块悬崖，站在高高的峭壁上，眼望蓝天，面对大江，纵身一跳，生命就融化在这无际的水天之中了。９月２４日，接收过来的国民党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打开海底舱门，自沉于南京燕子矶江底。据当时目睹这一现场的老同志回忆，所有在场的海军军人都脱下帽子，“ 我们都哭了。”是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时的华东海军还在襁褓中，他们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用眼泪送别慢慢消失的战舰。

有过一个电影，名字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的内容与海军毫无关系，但它的名字寓意深长。难道战争就相信眼泪吗？大海就相信眼泪吗？张爱萍呢？

父亲当时在苏联谈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不愉快，他用四川话说“很恼火！”他说：“长江沿线支流很多，水域纵深大，港湾湖汊遍布，只要伪装、疏散的好是有办法的。不要因为损失了些舰船就惊慌失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单独囚禁了５年，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涯中，他带话出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一天听到我死的消息，那不是病死了，就是被他们害死了。相信我，一定！”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以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长征时刘帅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父亲接受过他的指挥。父亲每次提到这位兄长般的上级，都会流露出敬仰、钦佩的神情，对他的为人和后来的政治境遇，常唏嘘不止。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当时和刘帅的谈话：“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   

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这段对话，在《张爱萍传》中也有记载。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注：《张爱萍军事文选》６２４页）

古今中外，一个胜利者对他高傲的不服气的对手，有用这样谦和的口气说话的吗？何况是一个开国的元首啊！人格的魅力是内在的，真的不在外表和做派。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很多老同志都说：“你爸现在脾气可好多了，年轻时，可厉害了！”他的秘书丁慎勉对我说：“我刚调到你爸爸那儿时，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首长，我就是有点紧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人家都说你厉害。他跟着就追问，人家是谁？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３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徐世辅开始也为难。我到他家里说服他，我指着电灯开关说，我要求很简单，不要我的战士懂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只要教会他们怎样做，电灯才会亮。徐说，那我能帮你做到。”

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

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建中去了，他在尝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使来自解放军陆军的他的同志们掌握操船、枪械的技能。父亲亲自为他举办了婚礼，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个海军司令为招聘来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主办这样纯私人性的活动，反响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与徐时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否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的友谊的确是真诚的。徐的夫人告诉我们，徐老晚年退休在家，时常面对挂在墙上父亲给他的题字，久久地发呆，有时竟泪流满面。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徐时辅不幸病逝，父亲在悲痛中，为他写下五言诗《创业贵得人》，他写道：“倏忽五十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林遵后来当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兼任海军学院副院长。父亲说：“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４０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２６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zhonggong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１２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３、带回来一架手风琴

１９４９年９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GCD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zhonggong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GCD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８月１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４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Ｃ－４７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３天，９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６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４所，轰炸航校２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３５０～４００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１１０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１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２个歼击团、１个轰炸团）。１年后，６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２个，轰炸师１个（均３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１８初级教练机各１５架，雅克－１１（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１５架，乌拉－９、乌拉－２高级教练机各１５架，６所航校共配教练机２７０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９战斗机３０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２（图－２）轰炸机２０架。作战飞机１６０架（歼击机１２０架、轰炸机４０架），运输机４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４３４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８０架、轰炸机２０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８７８名。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３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

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盛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观光名胜和航空设施。老大哥是慷慨的，盛在篮子里的礼物是丰盛的。

刘亚楼司令和代表团的同志对此感触颇深，他们说，苏方一直待我如上宾，这既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  

是吗？结论下得早点了吧！也许和坐火车的经历相仿吧，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２０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

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两个中国的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对这个刚刚走上国际大舞台的GCD的领导集团来说，的确需要一个拭目以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