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被误解的远东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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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的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是苏联对日本的唯一一战,有此一战才使得反法西斯同盟最终是完整的——虽然这个同盟因胜利而很快解体。《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界定的远东战役包括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实施的大兴安岭-奉天战役,远东第1方面军实施的哈尔滨-吉林战役,远东第2方面军(黑龙江内河舰队参与)实施的松花江战役以及南库页岛战役、千岛群岛战役,太平洋舰队实施的清津战役。远东战役作战范围是中国东北及张北地区、朝鲜东北部沿海、南库页岛、千岛群岛。
  远东战役发起于8月9日,恰好介于两次原子弹爆炸之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军方界定的远东战役却是8月9日-9月2日,二战的最后一战不是结束于日本的投降,而是延伸到盟国对日受降签字日。苏军总参谋部将远东战役列为卫国战争51个战略性战役之一,苏联方面有许多远东战役的专著如《远东的胜利》,在全局的“二战史”研究中远东战役也会占很大的分量,如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战士出版社)用了第464-506页的篇幅(全书约1000页码)。
  在一些西方的二战史资料中,关于远东战役仅仅是一句话,例如:
  “8月9日,它向满洲进军,从日本方面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74页,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8月8日,俄国对日本宣战,并在第二天立即向满洲进军,这看来似乎有助于战争的提早结束,然而天皇所起的作用更大”(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450页,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仿佛要将日本人斩尽杀绝,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满洲派出了160万人的装甲部队”(威廉森.默里,阿伦.R.米利特《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第512页,邵文实等译,昆仑出版社2001年);
  “200万苏军迅速插入中国东北,与70万日军进行了一系列激战,把日军往南驱逐”(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2卷第77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以前的几个小时,守在满洲边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此时引来红军的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发动拂晓攻势,象潮水一般冲入日军阵地”(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下册第284-5页,王伟等译,东方出版社1985年)。
  中国学界囿于政治定位对远东战役常有很高的评价,例如“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人民日报》197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远东战役“一举摧毁了霸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关东军和其他日军,在最后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王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第291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但是,流传甚广的关于远东战役一些经典话语其实并不妥当。
  一、远东战役发起、日本请求苏联调停幻想破灭
  德国战败后,日本对苏联在未来战局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展如下内容的对苏外交:以让出日本在远东部分利益为筹码请求苏联维持日苏中立不参战、出面调停日美关系以结束太平洋战争。由于驻苏大使馆的工作少有进展,又于7月12日决定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为天皇特使,请求苏联接受其专访。但苏联方面一直以敷衍态度对待日本的调停请求与“近卫访苏”交涉: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外交部官员称高级领导人已赴德国参加会议不能答复日本,波茨坦会议期间代理外长洛佐夫斯基又称不明了“近卫访苏”的目的,《波茨坦公告》发布后日本外务省再令佐藤尚武大使晋见洛氏、洛氏称因斯大林在柏林无法回答等等。日本却在固执地等待,7月27日上午外相东乡茂德面告天皇的形势判断是:《波茨坦公告》是《开罗宣言》的翻版,应当接受,但目前苏联态度尚不明朗,为了等待请求苏联调解的结果,应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
  似乎需要有中间人出面方能打破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僵局,当时的苏联最具有中间人资格,其不明朗的态度表明苏联也在观望形势走向。美国没有让这出戏继续演下去,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的观望走到尽头,7日斯大林决定加入《波茨坦公告》、启动远东战役。同日15时40分日本外务省最后一次致电佐藤催促苏联对“近卫访苏”表态,次日佐藤应召面见莫洛托夫时还想就此询问苏联政府,结果被告知苏联宣战。苏联的对日宣战同时就是单方中止苏日外交关系、撕毁1941年4月生效而尚未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一小时后即满洲9日零时苏联空军轰炸与地面部队进攻依此展开,11时长崎原子弹爆炸。日本的期盼也走到尽头,10日日本经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一些学者争论日本决定投降的原因是远东战役遭受苏军打击,还是遭受美国原子弹打击?实乃言不及义。事实上,远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军事作战,而在于远东战役发起前一小时莫洛托夫的对日宣战以及单方中止苏日外交关系、撕毁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不仅不能充当美日调停人、自己也参加对日作战了,日本已无任何救命稻草。
  2008年3月31日播出的CCTV纪录片《世界历史》第91集称“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尚武,宣布自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苏军发起远东战役”,实有误导受众之嫌,一是隐匿了苏联中止苏日外交关系、撕毁苏日中立条约情节,一是隐匿了苏联对日宣战、开战几乎同时发生的情节。
  二、远东战役时的日本关东军绝大部分是新编部队,并非日本陆军精锐兵团
  苏联关于远东战役的专著《远东的胜利》(弗诺特钦科著,沈军清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页)称“在远东同苏军对垒的敌军集团计8个野战军、2个航空军,共40到42个步兵师团、7个骑兵师团、22个步兵旅团、2个坦克旅团及一些独立联队,总兵力超过120万人”,常为一些引用者误解,如《国外坦克》2005年第8期肖鹏《铁骑千里奔袭横扫日本关东军》的关东军数字当源于此。其错误在于《远东的胜利》所说并非仅指关东军,而是包括“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的伪军以及驻防南库页岛与千岛列岛的日本陆军第5方面军部队。
  远东战役发起时在中国东北范围内有关东军第1方面军之第3、5军,第3方面军之第30、44军,直辖第4军,共辖22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其中有1944年5月后扩编的第107、108、112、119师团,1945年1月16日编组的第79、122、123、124、125、126、127、128师团,7月10日编组的第134、135、136、138、139、148、149师团,以及1945年6、7月间从日军中国派遣军紧急转调的第39、63、117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均为当年就地编组。以上有作战经历的部队只有关内调入的3个师团。7月10日仓促编组的部队大多数师团长从日本国内调任,其上任时间还要迟,独立混成旅团都只辖4个独立步兵大队,而此前的日本陆军独立混成旅团标准编制是5个独立步兵大队或更多。新编部队的实际编成(人员、装备)能达到何种程度肯定大有问题,例如第136、137、138师团基本由在乡军人编成,实际未成军;又如7月底才获准组建三个特别警备队,关东军8月初开始组织实施,其间预定配属第4军的第3特别警备队因该军司令官上村干男反对而搁置。
  1942年10月关东军升格为总军,战争末期关东军指挥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因朝鲜东北沿海是苏军可能的进攻方向,朝鲜北部防务于5月底从第17方面军交割关东军,6月17日从关内调入第34军司令部驻咸兴担任领率,辖2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远东战役发起后关东军依预案将逐步收缩到南满、朝鲜,驻防朝鲜南部的第17方面军奉命归属关东军。第17方面军司令部驻汉城,辖第58军以及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
  朝鲜北部的清津作战实际发生地在雄基、罗津、清津、成津(今金策)等港口,作战规模均不大,与苏军交战的是日军朝鲜军管区部队。第34军司令部驻咸兴,部队分驻咸兴、定平、平壤,离上述战场尚远,咸兴、平壤、元山、海州均为苏军以空降方式占领。
  朝鲜南部第17方面军虽隶属关东军,但这里为美军作战地域。
  在南库页岛苏军作战对象为日军第88师团、在千岛群岛占守岛为第91师团,均直属日军第5方面军(司令部驻北海道札幌), 在张北方向有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
  总之,远东战役全部作战范围日本陆军部队总计26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日本陆军第2、5航空军分驻中国东北与朝鲜,但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极少。
  关东军曾经是日本陆军精锐兵团。1940年日军大本营确定是时关东军序列的12个师团外加第16师团(尚在本土,以后未执行)为“满洲永久驻扎师团”,到1943年6月又先后调入或就地组建3个师团共15个师团。这15个师团是“常设”第1、8、9、10、11、12、14师团,早期三联队制第23、27师团,以四联队师团抽出联队组建的第24、25、28、29、71师团及“新常设”第57师团,均为日本陆军主力师团,在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各部队还得到额外的加强。1944年这15个师团有11个调往南方战场,遂用守备部队就地编组6个师团到年终计有10个师团,无论师团数还是师团战力均为1939年以来之最低状态。1945年初其余4个“满洲永久驻扎师团”亦调出,关东军实为彻底换血。
  4月5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告知苏联决定一年后苏日中立条约到期时不再延长条约(在一些资料中常被误记为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此时仅有12个新编师团驻防满洲,尽管苏联采取如此外交行动日本并没有即刻加强军力,而是迟至6、7月间才从关内调入3个师团、7月10日组建7个师团。
  美国曾经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强大兵力为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重要障碍,对关东军实力的不恰当估计可谓由来已久。日军主力第11、25、57师团同在1945年3月从关东军调回日本本土,至今却仍有西方资料如《The Pacific War Encyclopedia》(James F.Dunnigan and Albert A.Nofi, ,Checkmark Books1998,New York ,329-331)误称第25、57师团驻防满洲直至战争结束。
  三、匆忙组建的关东军远没有百万之多
  据曾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林三郎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研究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第201页所引“1965年公开发表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中(记载)……日军损失67.7万名以上,其中包括战死者约8.4万名”。战后日军战俘解送苏联时以每千人编为一个作业大队,总计作业大队有“满洲430个、北朝鲜65个、库页岛千岛75个”——约合57万战俘。
  据此推算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兵员约51万、在北朝鲜约6万。第5方面军在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约9万。驻远东战役作战地域的日本海军仅有镇海警备府(釜山)下属之旅顺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元山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依正常编制估计约兵员2万。则在远东战役全部作战地域日本陆海军约68万人,其中关东军57万,包括驻在北朝鲜的6万。
  若计入在南朝鲜第17方面军的23万人(由美军负责受降),战争结束时日本关东军总员额约80万。由于关东军指挥范围有过很大的变动,致使一些资料误称与苏军作战的有80-100万关东军。
  四、苏军并未全歼关东军——不可将歼敌与受降混为一谈
  前已指出远东战役作战地域日本陆海军约68万人,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所称“日军损失67.7万”、《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称“苏军……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CCTV纪录片《世界历史》第91集称“远东战役苏军的战绩是打死8.4万,俘敌59.4万”的说法都属拔高苏军战绩的障眼法。按战史研究惯例,战果应指在作战中导致敌方伤亡、俘虏与投降者,而不包括因国家战败而成建制投降者。例如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关内战场日军伤亡约140万,“8.15”后向中国战区投降日军约131万,但从未有资料称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损失271万者。日本本土370万陆海军向美军投降,从未有资料将这370万计入美军歼敌数。
  远东战役作战时间很短,用苏联、日本战史资料参照考查,在中国东北与苏军实际交战的日军只有牡丹江地区第124、126、128、135师团,珲春地区第112师团,富锦地区第134师团,大兴安岭地区第107、119师团,瑷珲地区独立混成第135旅团,海拉尔地区独立混成第80旅团,张北地区独立混成第2旅团,共计为8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约为作战地域日本陆海军的三分之一,即使将日军交战部队全部计为损失也只有约23万。
  战后有关研究对于远东战役日军战死人数一直存有很大争议,前引“日军损失67.7万名以上,其中包括战死者约8.4万名”,论者多认为战死者8.4万中包括伪满洲国军与伪蒙疆自治政府军。即以日军战死8.4万计、并按伤亡2比1的估算法可得日军损失约25万。总之,大体可以说在远东战役作战地域苏军歼灭(伤、亡及作战中俘虏、投降)日军约24万,有44万日军成建制向苏军缴械投降。苏军并非全歼作战地域的68万日军,另有驻南朝鲜的23万关东军则不在苏军作战地域内。
  至8月20日12时(即日军停止战斗行动截止时间)苏军只占领东北部分地区,所谓“苏军解放中国东北”之说亦不符合战史研究惯例。
  五、远东战场未举行日军受降仪式、战俘解送苏联服劳役
  8月14日华盛顿时间19时(东京15日9时莫斯科15日2时)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已经命令盟国的武装部队停止进攻”。由于不存在统一的盟军作战指挥部或统帅(注: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只可以指挥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则是美国指挥太平洋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英国指挥东南亚战区,中国战区自成系统),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把这一训令转交给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苏军也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苏军总参谋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称日本武装部队未真正投降,苏军将继续作战。直至8月20日12时主战场中国东北停战(这就是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命令日军停止战斗行动的截止时间),而苏军界定的整个远东战场作战结束于9月2日。
  盟军《总命令第1号》指定的五大受降国中,美国主持了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其后有9月9日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9月12日蒙巴顿主持东南亚战区新加坡受降典礼、9月9日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主持莫罗泰岛受降典礼,以及由美、中、英、澳众将领主持的日军方面军级、军级的多场正式受降仪式。
  但是苏军负责的远东战场未举行正式受降签字仪式,这可见证于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的回忆录以及《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可以肯定,苏军的另样做法并非是无意的,其原因一是不愿附和美国;二是由于苏联未执行《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条款,将日军战俘(包括作战俘虏、投降者与成建制投降者)解送苏联服劳役,因而不便举行正式受降仪式。
  (刊于《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改于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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