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蒙大使：亲历见证林彪坠机现场

林彪坠机现场　

1954年，作者与父亲许文益在驻东德使馆。

1971年8月20日，我的父亲许文益受命赴乌兰巴托履新。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革”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父亲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父亲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使馆突然接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父亲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父亲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8时20分，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他首先对父亲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紧接着，他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父亲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是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父亲说: “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父亲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 “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父亲回答：“可以这样理解。”父亲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父亲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蒙古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父亲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上。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率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不知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父亲。表面冷静的父亲，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父亲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便可解决燃眉之急。

　　这部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停用，但也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接线员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要冒风险的。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父亲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启专线。办公室贾长禹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很久没用，谁也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能一把一把地试。大家急得头上冒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蒙古使馆的同志，急得他们抓耳挠腮，徒唤奈何，北京总台却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父亲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父亲他们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正在开会。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启用封停多年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