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参加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

仅以此文参加关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
作者按：近年来，在国内互联网，平面媒体和各种论坛上出现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激烈争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根本性问题。有不同看法是好事，通过平等的、心平气和的争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助于我们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笔者认为，争论的前提，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弄清事物的本来面貌。这里，首先客观地介绍一下国际上围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本文是笔者为《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所写的译者前言：《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
历史上，国外和国内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都有一些不同看法，围绕市场经济存在激烈的争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和政策也不尽相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场新的争论再次鹊起。目前，争论已蔓延到法学界、政治学界和普通民众之中, 甚至演变成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市场经济方面尽管有趋同或近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异。他们的不同看法和做法,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认真研究。
一， 围绕市场经济问题的争论
现代市场经济14世纪初发轫于欧洲，18、19世纪逐步完善并形成市场经济体系，迄今约有600多年。历史上世界各国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围绕市场经济的争论时起时伏。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市场经济时而被大加褒奖，时而遭到贬斥。1980年代是个转折点：此前两个世纪，市场经济不断遭到怀疑和否定；此后，市场经济开始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占了上风。市场经济压倒了计划经济，被普遍承认为是一种调节复杂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形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得到迅速发展，各种经济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世界性流动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在国际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亚当·斯密、冯·哈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再次受到追捧，影响日益扩大。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时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执政和采取各种"劫贫济富"政策，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不仅在美国和英国盛行一时，对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也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们原有的社会主义信念被动摇，许多社会民主党调整了它们的施政纲领，放弃了其中比较激进的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接受了市场调节经济的原则,建立了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到了19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酿成了世界经济的紧张局势，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出现混乱和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滥觞，面对经济衰退、减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社会经济问题，在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界再次引起争论，开始蔓延着一个揭露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谴责新自由主义极端理论的社会运动。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谴责：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石）加剧了地区的差距和不平等，全球化使某些不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调整造成了经济混乱，给许多国家制造了大量失业和新贫困现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环境破坏。人们开始怀疑：经济自由化不一定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经济自由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真正民主的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自由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实行新威权主义和政府严厉干预的国家也可以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有些十分推崇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人曾经预言经济现代化已经进入一个"稳定而光明的国际新秩序"，现在也开始对能否和如何控制和规制国际经济产生了广泛的疑问。在一部分人的眼里，市场经济甚至再次被怀疑成"万恶之源"。他们大力揭露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则极力推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大声呼吁，"要回到亚当·斯密去......"
垄断与市场，到底谁是"万恶之源"？两种观点和立场的对峙和争论似将延续下去。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
要理解当代围绕市场经济的这场大辩论，首先必须弄清互相关联的市场观念、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几个理念，和这些理念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从17世纪开始，欧洲政治思想是以社会契约观念为核心的，社会契约甚至成为社会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当时，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就是思考如何不必借助任何外部保障（尤其是宗教的保障）而建立自主的社会体制。然而，从霍布斯到卢梭，所有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都遇到了许多理论上的困难。首先，社会契约理论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问题，设想在这个社会里实行每个人在安全与和平上都是"赢家"的"多赢游戏"原则。但这些理论无法处理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奉行"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原则。其次，社会契约观念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体制，没有想到要继续对社会进行经济调节和社会调节。第三，社会契约观念只是从政治角度看待国家，没有注意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关系不同，经济关系可以成为一种多赢的搏弈。经济需求与经济利益可以用来影响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8世纪形成的市场观念与这种社会契约观念是对立的。市场不仅仅可以用来自由确立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模式，而且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一种要求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愿望。而这个市民社会本身也要求实行自我调节，也就是说，不仅要调节经济，而且要调节社会。社会的真正调节者不是政治的契约，而是经济的市场。把社会看作市场，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而是靠市场了，把政治完全拒之门外。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苏格兰学派中风靡一时，亚当·斯密是核心人物。
亚当·斯密是全面论述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观念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对他来说，财富构成了国家，国家成为自由交换的场所。商品生产者通过市场建立通过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的真正吸引力。亚当·斯密认为，最关键是要区分社会与政府，整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论证这种区分。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机制可以解决资源的最佳配置，市场是"利益与公正的奇妙协调"。财富是社会的动力，消费是财富的目的，而经济社会则成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场所。亚当·斯密把权利平等、自然平等理解为所有权的平等，认为人只有成为所有者才是自由的。但他并不把所有权看作人与物的简单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制关系。他批判垄断者阻碍了市场的良好运转，指出垄断妨碍了社会资本的自然配置，减少了国民财富，垄断是社会的"万恶之源"。
亚当·斯密用市场观念取代了契约观念，市场观念的含义随之发生了变化。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利用自由定价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而是一种社会组织与一种经济调节相结合的复合机制。他的确把人与人的关系看作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但并不掩饰在商品关系的背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把社会生活全部归结于经济活动，他只是把经济看作社会的基石，把市场看作维持社会秩序的操作者。
应该看到，18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他们来讲，市场还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市场对人们有很大的诱惑力。人们对经济自由或市场经济抱有一种乌托邦幻想。他们以为市场能够免除个人之间正面冲突和排除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中的潜在暴力。因为市场的目标是确认"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权力。从本质上讲，市场是中立的。市场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社会调节模式，即由客观法则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经济的善"和"政治的恶"对立起来，以为可以用利益自然和谐的社会来取代从暴力中产生的政府。他们认为，由于有了市场经济的非人格化和法制化，旧式革命已不再有一席之地。
过去人们常常把乌托邦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人们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等有时也会抱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亚当·斯密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大市场，即"市场社会"，并认为，通过"利益和谐"可以达到政治和道德无法达到的"社会和谐"。这种"市场社会"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幻想。
亚当·斯密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生活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成长的初期，未能看到劳动分工推至极限带来的消极后果。他只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思想家。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亚当·斯密的历史局限性。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许多创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像亚当·斯密设想的那么美好，他关于市场社会的设想更是带有乌托邦性质。
马克思根据亚当·斯密的一些基本看法，发展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强调，合法权利对于一个不平等的劳动来说，只能是不平等的权利。他长期坚持这一点是为了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指出，他们要求的"产品平衡分配"，远未超出完全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范畴。但他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权利在一个过渡时期中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的完善必然先于社会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明确指出，交换价值体系（即市场）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制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谈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他把市场经济看作真正民主的体现。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幻想还有一个通过市场实现社会平衡和得到社会补偿的新"家园"。与此同时，他也曾批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试图呼吁由国家来恢复经济平衡，指出来自外部的国家干预正是伪造"自然和谐"的根源。
三， 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
19世纪标志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胜利。但经济自由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家阶级可以实行自由贸易主义，也可以实行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资本主义要求的唯一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这同自由贸易政策或关税保护主义政策哪个能促进这种自由是无关紧要的。从国际贸易来讲，19世纪是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纪。法国、美国、德国都是闭关自守，只有英国例外。英国之所以实行自由贸易正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强国。英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整个欧洲的车间。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不过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手段。自由竞争的原则阻挡不了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形成，垄断一直统治着市场。19世纪取得胜利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野蛮资本主义。当统治阶级不能利用自由主义"理念"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他们就抛开这种理念。自由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
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文化，有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分。在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往往受到褒奖，因为政治自由主义主张承认人权和市场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经济自由主义则遭到贬斥，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为野蛮资本主义辩解的经济意识形态。政治自由主义有民主的内涵，承认人权，可以称作实证自由主义；建立市场社会，属于乌托邦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分属两种不同的民主观念。实证自由主义认为民主是为了维护和扩大人权；乌托邦自由主义则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状态。经济自由主义的目标则主要是把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则延伸到政治中去，就是把社会设想为市场（即市场社会）带来的政治结果。这是一种遥远的乌托邦。
历史上，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吸收了亚当·斯密的一些理念。例如，生产者的国际主义、阶级利益的团结纽带、对劳动和工业的颂扬、国家消亡论以及政府的职能应该从管人改为管物，等等。他们曾自诩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继承人。而"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则是保守派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英国的"托利党社会主义"。当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实现统一以后，社会主义者开始要求扩大国家的职能，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福利国家责任，而自由主义者则要求限制国家的权力。19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表明，自由主义者已经转而支持国家干预，并同凯恩斯主义结合在一起。
目前，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继续进行着争论，但同历史上的"自由放任"与"国家主义"之争，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争论相比，内容和对手已经大不相同了。
市场经济确实使人欢乐使人愁，市场经济中的缺欠和问题不单是行情预测和决策失误造成的，也不仅仅是管理机制和调节机制问题。市场似乎肩负着更广阔的使命，从更深层次讲，目前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围绕市场经济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模式之争，是传统的欧洲模式（莱茵模式）和新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谁战谁或取而代之的竞争。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新自由主义尚未形成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对经济表象和经济政策的一种描述。同时应该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美国和欧洲是不一样的，存在的争议也不一样。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结合，新保守主义（或称新权威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还与进步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和伦理等领域。美国进步主义原来的目标是反共和反对越战，后来同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里根政府的政策，在社会和伦理方面是实行新保守主义，在经济领域则实行新自由主义。美国在理论上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实际执行的的是保护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表现与美国有所不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生前曾经说过，传统自由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了。除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以外，欧洲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技术上"的经济调节。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诺贝尔奖金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自由选择》一书中指出，市场对其他所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政治优越性在于，在自由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有能力协调数以百万计人的关系，其中每个人只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情况得到改善。经济秩序是多数人在他们自身利益的驱使下采取的非意识的和非本意的行动结果。这样，市场观念通过将社会关系非人格化，实现了保证个人独立的某种理想。市场成为一种非等级制组织体系的雏形，一种无任何干预决策模式的雏形。逻辑程序和职业逻辑取代了唯意志论的干预。
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左翼共同纲领还强调政府的权威，主张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后已逐渐放弃国有化、计划化。80年代中后期，经济自由主义在欧洲有上升趋势，许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目前，不仅英国，其他各国政府的政策也都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但没有像里根或弗里德曼那样的代表性人物。欧洲各国执政党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不尽一致。有的（如欧盟委员会）主张经济要进一步自由化；有的（如德国社民党政府）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有的（如法国前社会党政府总理若斯潘）则明确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法国前驻华大使与笔者交谈时也大批"市场社会"）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虽然也支持市场经济体制，但他们强调，市场经济的特性和作用在于使决策权分散化，可以进行自动调节。市场调节不是简单的经济调节，而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调节作用。市场不仅可以调节各个企业的经营，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也会通过市场产生互动关系，进行相互调节。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一是通过市场本身，二是通过法律。目前，公众舆论的调节作用也进入了企业。企业的信誉已成为企业经营成本的组成部分。因此，西方有"舆论资本主义"一说。市场与舆论是两种象征，一个代表着经济，另一个代表了政治，两者同等重要。
经济调节也不是仅仅限于市场调节机制，还存在其他独立调节机制。既有经济调节，也有社会调节。例如，法国私人电台和电视台的建立，就不是靠市场，而是根据相应的法律，保护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国家干预或政府管制的地位和作用，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管制已经过时了，应该终结了。政府管制只能限于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和经济危机时期。他们把市场看作万灵药方，主张一切由市场裁决，把不应由市场解决、市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某些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救助等公共物品的生产与管理，也推给了市场。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政府治理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仍不可或缺。但政府治理应该遵从民主程序，纳入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之中。
此外，关于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问题，一般均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证明，行贿、受贿和腐败等现象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但这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带来的必然结果。应该把腐败现象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社会结构是市场经济的载体。不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往往成为腐败产生的土壤。培根曾提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的论点，指出权力垄断是导致腐败的原因。要消除腐败现象，完善市场机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以及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革。市场经济不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腐败只能产生于"市场社会"之中。然而，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又是不可分割的。（摘自《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一书的《译者序  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