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央银行重点关切问题的演变

　　中央银行重点关切问题的演变

　　——周小川在牛津财经论坛上的午餐讲话

　　(2010年9月9日)

　　首先，感谢牛津大学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次会议。在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中央银行重点关切的演变。过去，中央银行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保持低通胀率，主要使用的工具是政策利率。其他的问题，比如维护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以及支付清算系统等，也都是关心的，但关心度的权重相对小一些。危机发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更关心金融稳定，更关心系统性风险，很多观点在危机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有很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IMF也有一篇工作论文，专门讲对于若干主要关注议题，危机前的看法和当前的看法，及其间所发生的转变。

　　总体来说，现在的挑战比以前更多了。过去，中央银行关注的方面比较集中，目标相对比较简单。这是因为多年来在较为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人们主张中央银行的目标和任务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有利于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公众沟通得好，意味着中央银行引导通货膨胀预期越有效；反之，如果目标太复杂，就难以沟通，也加大了实现目标的难度。因此，单一目标成为很多中央银行的选择。但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假设，有时还是比较强的假设，其中一个广为讨论的就是“有效市场假设”，而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并不像假设得那么有效。当然，过去也有对意外情况的描述，但基本上都将之都列为“小概率事件”，而在危机期间，恰恰是这些小概率事件都撞到一起了。所以，对小概率事件也不能忽视。

　　不同的阶段中央银行关注的重点可能会有所转变，但总体而言，这次危机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即便是回到平稳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也需要更加保持谨慎，也需要在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时，中央银行所关注的重点以及使用的工具能够适时切换，从而作出应对。这是危机以来的一个总体认识。

　　中央银行重点关切的演变究竟有哪些呢？我想在大家研究讨论的基础上介绍三点关注。

　　首先是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可以说是关于金融体系健康性的问题。过去对金融稳定的看法是，如果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每一家银行、每一家保险公司，在微观上是健康的，则加总之后宏观上金融体系也是健康的，不会出大问题。但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个体健康的总和不见得就等于整个宏观体系的健康，金融体系的宏观整体还有可能是不健康的。此外，微观健康的标准也是动态改进的。类似于我们做体检，通常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健康，比如胆固醇、血脂、血糖、尿酸等。但实际上有些指标本身可能定得不合适，从而使得一些过去不太了解的、潜在的因素没有得到有效的衡量，掩盖了病态。所以，动态地修改标准、提高标准是必要的。

　　正因为人们发现，微观个体的健康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所以现在就强调了“宏观审慎性管理”的概念和框架。简化地说，宏观审慎性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性，其重点是逆周期性的政策。过去的金融系统里面有许多顺周期的因素，即在经济上升周期，人们易变的更乐观以至推动泡沫的产生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所以，现在要引入逆周期的政策框架。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可以引起系统性的风险，比如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如大家所知的CDO、CDS等；再如支付清算系统，也可能导致风险，现在开始强调中央对手方的交易与支付机制(CCP)；还有营运模式，如发起配售模式、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等可能都会导致顺周期问题，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总之，最近以来，大家比较集中地把这些因素都纳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

　　对于健康性的界定，如果作个比喻，我想健康状态大体可以分为四种。一种是完全健康，没有发现或按现行标准尚未发现有任何毛病。第二种是亚健康，有一些毛病，但总体而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药或者保养，边工作边修理。我把这种修理称为“在线修复”(Online Repair)，当出现亚健康状态时，可以一边保持功能运转的同时一边注意修理和调整。第三种是生大病状态，相应地需要“离线修复”(OfflineRepair)，就是无法正常工作，必须回家养病或者住院做手术。对于银行来讲，就是新的信贷业务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需要停下来修理资产负债表，也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正常的服务了。第四种是重病不治，要关闭破产了，就是要买棺材了；对于金融机构，就是无法运行下去了。

　　第二，中央银行需要关注和研究“在线修复”。针对上述四种健康状态，亚健康状况可能比较普遍，完全健康、重病致死都是少数。对金融机构而言，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边在提供金融服务，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病症，需要整顿、修复。过去，在有关中央银行职能的研究中，对这类问题关注得不够。人们通常认为，中央银行参与制定健康性标准，只要有强有力的监管，确保个体金融机构微观上符合标准，那么金融体系整体就是健康的。另一端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强调危机管理，重视出了危机如何能得到有效的应对。对中间状态，则关心和研究得不够，往往是觉得中间状态可以通过市场作出自我修复，每一个人自己关心自己的健康就可以自我修复，用不着中央银行做什么事，所以中央银行的职责里面没有太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比如涉及到“大而不能倒”问题；涉及到危机处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涉及到救助及其后的成本分摊问题，也就是要对金融机构征税或者对金融交易征税以覆盖成本的问题。医生总是告诫大家，不要等生了重病才去治疗，日常保养和修复是重要的，这就涉及处于中间状态时的金融稳定职能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线修复”的问题。

　　从中国的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很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如果要把国内这些大型金融机构送去住院治病的话，经济恐怕恢复不了。因此只能让他们坚持干活，等到危机过后，会多给一些药，系统性地治病。因此，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期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筹备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对金融系统进行修复。应该说，危机期间病情很严重，银行业平均不良资产比例在40%以上。之后，2003年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予以修复，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最近。

　　从事后来看，在线修复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相应的问题是，如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金融系统进行在线修复的话，还涉及到究竟应该开什么药？这还涉及到诊断的问题。同时，还要关心一点：即他的自我修复能力如何？也许病人自我修复能力有限，还需要央行帮忙才能进行治疗或修复。这又涉及到成本及其回收问题，即治疗成本由谁承担、成本能不能回收的问题。可见，在线修复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次危机令我们思考，中央银行要注意在在线修复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三，中央银行是否需要给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一个激励体系。这次危机表明，金融系统并不像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发地做出有利于复苏的反应和调整，而有可能是相反，比如欧美有不少金融机构都在忙着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够，在解决就业等方面支持不力。过去的理论通常强调，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基准利率这一政策工具实施货币政策，其目标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至于对银行金融体系的导向，中央银行要不要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问题，并不受到重视。银行需要在哪些方面多做一些，哪些方面少做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市场假设决定了会自动实现，用不着中央银行操心。

　　但这次危机提出了挑战。比如，一国总储蓄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如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太低了，中国的储蓄率又太高了，大家都觉得需要调整，那么中央银行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中央银行提供某种激励？又如，放贷的积极性，或者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积极性，是不是需要适当的政策激励？还是就放任不管而只提供流动性就够了？在这次危急中，欧美有很多抱怨，金融体系在经济恢复期间出力不够。对此，中央银行有没有措施、能不能够予以政策激励？再如，在危机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但不同的金融机构自我恢复能力不一，有的可能单靠自己无法有效修复，对此，中央银行要不要设法有所调节？

　　通过这次危机，人们可能倾向于需要调节，而且中央银行也应该多想一些办法，因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可能不足以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如果说需要中央银行介入并调节的话，就涉及到用什么工具来调节的问题。像过去中央银行只注重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变量就不够了，可能要从政策利率单变量转为关注利率向量。

　　从人民银行角度讲，我觉得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类问题。比如说危机初期的时候，很多国家迅速把利率降到了接近零或零的水平。中国也在调低基准利率，下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要不要再往下调的时候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利率太低了，除了过去说的流动性陷阱问题，还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激励问题，如果存款利率是零或接近于零，商业银行就没有成本压力，贷不贷款没有财务压力。要让商业银行积极发放贷款，还得让商业银行负担一定的存款利息成本为好。否则，零利率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问题。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多数商业银行处于“在线修复”期，修复不良资产率，并亟需补充资本。因此，有必要为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利差，从而使之加强自我修复能力，加快健壮起来。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环境、运营环境和法律环境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不能总与发达国家比利差，还要与新兴市场国家作比较，而新兴市场国家利差普遍都较大，多数比中国的利差大得多。总之，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不管利差，只出一个政策性基准利率，其他利率让市场自然形成；另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对利差要有适当的管理，从而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防止出现过多的顺周期情绪，同时也可以增强银行业自我修复的能力。在转轨改革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这种积极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许是中央银行需要予以考虑的。

　　此外，中央银行的激励向量还可能涉及到几个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还不是很有把握，但是凭直觉中央银行也可以再做一些工作。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问题。在亚洲，间接融资比例普遍过高，在此情况下，如果央行的利率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利率，而是一组利率，那么这组利率就有可能鼓励直接融资。比如对大企业发行公司债或企业债，利率是自由的，没有下限，但对银行贷款利率则设有下限，这样就会使大企业更多地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而银行则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二是央行如何创造更好的风险管理条件？新兴市场通常金融市场不健全、工具不足、环境不稳定，对此，中央银行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政策，就可能有利于市场发展出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保险的工具。三是中国还面临着金融业对大中小企业、对城乡的服务差别问题。目前对金融支持偏向大企业、偏向城市，而中小企业、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批评较多。当然，这也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就业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现在全球都比较关心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于这些问题，中央银行的政策体系是否应适当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予以解决？这是我们应当考虑和重视的。

　　最后，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也就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问题。若干年前，在人民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交流时，我们始终强调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而大多数央行采取单一的通胀目标制。在过去，多目标制和单一目标制分歧其实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在经济平稳时期，只要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投资就会相应地增长，公众预期稳定、对未来也比较放心，所以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就能得到实现，多目标的问题也都基本上自动解决了。但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发现，确实还有一些阶段，这些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有时候这些目标相互之间可能是冲突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央银行究竟如何应对？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去体会中央银行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权重去考虑多目标，同时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去改变权重，或进行切换。

　　总之，中央银行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许多新的思维方面的冲击，有很多新的挑战。我很希望经济学家和本次牛津论坛能够关注这些问题，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好的启发，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更多的思路。

   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 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升至6%

　　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代表12日就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

　　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2日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一致。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必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根据《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

　　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该规定将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

　　《巴塞尔协议III》是近几十年来针对银行监管领域的最大规模改革。各国央行和监管部门希望这些改革能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确保银行持有足够储备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独自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巴塞尔新规：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须达7%

　　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央行代表9月12日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导下，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该协议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核心内容是提高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至7%，增强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巴塞尔资本新规可能将使全球银行在未来十年内增加资本金数千亿美元，但由于新规为全球银行提供了将近10年的适应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投资者的担忧情绪。13日欧洲和亚太股市普遍走高，银行股成为了股市走高的主要动力。

　　银行将减少高风险业务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为应对潜在亏损划拨的资本总额仍将至少占风险加权资产的8%；不过，各银行应增设“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因此原比例将被从8%提升至10.5%。

　　在各类资产中，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加上2.5%具同等质量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比例将至少达7%。

　　为减轻资本新规对全球各银行和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压力，《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新规将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间分阶段执行。其中，各银行须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执行新的一级资本规定；而资本防护缓冲资金规定则须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间执行。

　　《巴塞尔协议III》是近几十年来全球银行监管领域最大规模的改革，各国央行和监管部门希望借此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同时确保银行储备足够的资本金，能够独自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预计该协议将于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获得批准。

　　全球股市普涨

　　分析人士认为，《巴塞尔协议III》将彻底改变该行业现状，银行的高风险业务将因此而压缩，并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与监管。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顾问朱民13日指出，资本新规还将会使部分银行需要通过市场进行融资。

　　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预计，在其分析的18家美国银行中，至少有3家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会低于7%，而欧洲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尚不及美国同业者，这意味着，在新规的框架体系下，可能将有更多银行需筹集资金。其中，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将难以满足新规的要求。

　　德国银行协会此前也预计，该国十大金融机构将需要1050亿欧元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

　　欧元区监管当局则对《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表示欢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利卡宁13日称，新规将有助于增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并由此扶助经济增长。欧洲央行理事、西班牙央行行长奥多涅兹还称，新规给予各银行足够的时间适应，“这有利于终止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由于新规为全球银行提供了近10年的适应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投资者的担忧情绪。13日欧洲和亚太股市普遍走高。

    巴塞尔Ⅲ呼之欲出 撼动全球银行业

　　9月12日，全球27个国家的监管者在瑞士巴塞尔会晤，对“巴塞尔Ⅲ”银行业新规进行讨论，这是为了防止2008年金融危机再度重演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项新协议的核心争议点便是全球银行的一级资本金比率——当前版本的新规要求全球银行持有的基本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至少为7%——与现在大型美国银行普遍持有4%的资本金比率相比严厉得多。一系列新规也将撼动全球银行业，彻底改变行业现状：银行将不得不减少风险业务、降低盈利、面临更多政府审查。

　　雷曼兄弟倒闭两年后，这项协议姗姗来迟。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多数政府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标准，为国际大型银行巩固基础。

　　提高资本金比率影响深远

　　据《华尔街日报》称，目前讨论的方案要求银行持有7%的一级资本金比率，但其中包含2.5%的缓冲。在巴塞尔新规下，银行可以将这一比率降低到7%以下，进入缓冲，但可能会面临分红、派息以及股权回购等方面的限制。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可能由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

　　换言之，银行每投资或放贷100美元，就需要留出7美元用作储备。而贷款和投资的风险越高，要求的资本也越高。

　　银行业不断警告，过度严厉的准则可能会导致借贷成本更加昂贵，从而潜在遏制经济增长。但监管者则坚持认为，新规则将使得银行体系更加稳健，并有助于重塑金融市场信心。

　　对于银行而言，巴塞尔新规将要求其增加资本、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并放弃那些高风险业务。银行将不得不将更多盈利留作储备，从而为潜在损失提供保护。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新规将会提高储蓄利率，但也增加了贷款成本和减少可获得的贷款总量。

　　美国银行家协会副主席Mary Frances Monroe认为，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各国影响不尽相同

　　组成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机构和央行行长们已经对这项协议讨论数月。上周二委员们在广泛范围内就该协议达成了共识，计划于上周末对具体细节作出决定，为今年11月的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上最终达成协议作准备。但这一时间表也可能拖至这周，因为在银行执行这些规则的时间期限上仍然存在争议。

　　美国与德国正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前者希望落实期间最长为5年，德国则欲施压延长至10年。

      温家宝：我国政策刺激力度前所未有

　　2010夏季达沃斯年会今日下午在天津举行开幕全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幕全会上发表特别致辞。以下为发言实录：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两年来，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9%，为1986年以来最高的增速，今年以来，这一势头得到延续，上半年实际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今年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7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全程运行时间只有30分钟，使两大直辖市形成同城效应。

　　去年12月26日，通车运营的武广高速铁路又成为目前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去年关停的小火电组261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钢产能1691万吨，炼铁产能2113万吨，水泥产能7416万吨。今年9月底前将再淘汰落后炼钢产能825万吨，炼铁产能3000万吨，水泥产能9155万吨。“十一·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5.6%，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09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比全国快1.1和4.5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所有这些都将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温家宝在2010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演讲全文

　　9月13日-15日，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在天津举行。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通过四大议题，探讨推动可持续增长。以下是温家宝总理的致辞：

　　尊敬的克劳斯施瓦布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对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关键时刻，本次论坛以推动可持续增长为主题，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祝愿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过去两年，在极为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我们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的结果，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速一度大幅下滑，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甚至倒闭，不少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由于我们及时实施了“一揽子计划”，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迅速扭转，当年增长9.1%，今年上半年增长11.1%，城镇就业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事非经过不知难，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福祉就是一句空话。实施“一揽子计划”的成效不仅在于保持了当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现代化进程没有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两年来，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9%，为1986年以来最高的增速，今年以来，这一势头得到延续，上半年实际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今年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7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全程运行时间只有30分钟，使两大直辖市形成同城效应。去年12月26日，通车运营的武广高速铁路又成为目前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去年关停的小火电组261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钢产能1691万吨，炼铁产能2113万吨，水泥产能7416万吨。今年9月底前将再淘汰落后炼钢产能825万吨，炼铁产能3000万吨，水泥产能9155万吨。“十一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5.6%，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09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比全国快1.1和4.5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所有这些都将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前所未有，同时又比较好地控制了财政金融风险，这两年，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和20%左右，银行资产质量和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目前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1%和2.8%，都处于安全的范围内。

　　我们清醒地看到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近期风险有所加大，我们已经出台了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有关办法，正在抓紧落实。

　　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采取超常规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难以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关键是要把这些影响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兴利与除弊的关系，总体上看效果是好的。

　　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不仅保持了本国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极大地增强了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总之，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无论从实体经济领域看还是从财政金融领域看，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是造福当代、利于后人、惠及世界的正确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就业持续增加、价格基本稳定的良好局面。二季度后，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回落，主要是基数影响和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将坚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把稳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势头。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并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是：

　　经济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些问题有的是经济发展现阶段很难避免的，有的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我们将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解决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更大、更持久地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我们要坚持内外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中国有世界上引力最大的国内市场，充分挖掘市场的潜力，有效释放国内需求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

　　我们将坚持统筹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因地制宜地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继续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促进中部崛起，着力培育内需增长的新动力，拓展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内需增长新空间。

　　同时，我们要坚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国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我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我们发展对外贸易并不追求贸易顺差，目前中国对美国、欧洲等有顺差，但对日本、韩国有逆差；加工贸易有顺差，但一般贸易有逆差；出口恢复性增长很快，但尽管增长很快，我们不能也不会关起门来搞发展，我们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努力实现内外均衡发展。

　　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约束、适应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的变化，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我们将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有机地统一起来，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和带动能力的现代产业集群，促进我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我们将牢牢把握未来科技进步的新趋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的支柱型产业，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应对气侯变化的能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必须加快构建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我们将大力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增加森林碳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全面增强应对气侯变化的能力，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积极开展应对气侯变化的国际合作。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规和标准，强化目标责任考核，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强对各种自然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加强综合治理，保护与修复生态。

　　我们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让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

　　目前，许多国家都面临失业率高企的共同难题，中国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劳动力人口近八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每年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远远超过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与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

　　我们将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开发就业的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我们将着力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形成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均等化水平。

　　住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稳定房价和提供住房保障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我们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政策，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引导市场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促进形成合理的住房供给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中国的发展进步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我们要推动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全面改革，使整个体制更加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开放是长期的、全面的、互利的，一切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都会坚持下去，中国始终致力于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开放、公平的良好环境，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将保护知识产权提高为国家战略，中国也愿意与世界各国进行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对话。

　　在这里我要重申，所有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他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他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稳定公平的市场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470多家在中国落户。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累计吸收外资1.05万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今年1到7月，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同比增长了20.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总体运营情况良好，取得丰厚的回报，不少企业已经成为其母公司全球业务增长的亮点和利润中心。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政府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努力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提振了外商投资的信心，我们将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外商投资兴业的环境，我们真诚地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希望各类企业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在中国依法经营，共享中国繁荣进步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谢谢大家！

     银监会调研提高拨备覆盖率至250%

　　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暂时停留在问卷调查阶段，并不代表一定会执行

　　【财新网】(记者 冯哲)15日，建设银行(4.61,0.00,0.00%)(601939.SH/0939.HK)高层在该行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银监会正在对银行拨备计提的金额按不良贷款余额的2.5倍进行计提进行调研，建设银行已达到2.4倍，基本达到这一要求。此前银监会对此要求1.5倍。

　　“暂时还在问卷调查阶段，并不代表一定会执行。”银监会内部人士强调，监管部门会结合正拨备率调研情况，在促进银行业务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监管。

　　国信证券研究报告显示，截至年中，全部上市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达212.8%，5家大型商业银行为176.0%，股份制银行为241.2%，城商行为207.5%；大行中，工行189.8%、建行204.7%、农业银行(2.68,-0.01,-0.37%)136.1%、中行188.4%。

　　为了实现拨备和资产规模的硬约束，银监会正在讨论今年年末商业银行按照减值准备对贷款总额2.5%的比例计提拨备(即拨备/总贷款比率)，此前银监会对此并没有硬性要求。

　　接近监管人士透露，该方案还在内部讨论中，仍需要与各家行进行磋商。一旦实施，预计新规对大行影响有限，对中小银行压力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按目前贷款规模简单框算，此政策的推行将使上市银行陆续多计提税后净利润约800亿元，作为一般准备的增加部分，对净利润和股东利益的折损程度较高。

　　8月30日，银监会组织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中，刘明康就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及中国对策作专题辅导。

　　刘明康提出，中国银行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承担更大职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现行的监管模式已经难以应对现代金融发展带来的全新挑战。

    银监会拟推拨备新标 16家上市银行仅农行达标

　　南都记者李鹤鸣

　　大幅下降的拨备支出是今年上市银行中报业绩靓丽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利好在下半年很可能转向利空。

　　南都记者昨日获悉，有消息指银监会正进行调研，拟要求商业银行于2010年末按照贷款总额的2.5%比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如果按此监管要求，目前16家上市银行中仅农行可以达标，预计下半年银行将增加计提拨备从而打压利润，而宁波银行(12.59,-0.36,-2.78%)、深发展、兴业银行(23.57,-0.64,-2.64%)均有较大的计提压力。

　　中金公司分析师毛军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采用拨备/总贷款指标来衡量拨备水平也许并不合理，它或许将抑制银行的放贷意愿。

　　新标准测试仅农行1家达标

　　所谓按贷款总额的2.5%比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指商业银行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所计提的准备金应占到该行当前发放各类贷款总额的2.5%。有消息指出，银监会有意以该指标替代目前广泛采用的拨备覆盖率指标，来衡量银行的拨备水平和资产质量。目前有关方案还处于内部讨论阶段，仍需要广泛征求各家银行的意见。

　　中金公司分析师毛军华称，该标准势必对主要商业银行和上市银行整体构成压力。综合16家上市银行的中报数据，目前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大幅超出150%的监管红线，其中5大国有商业银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商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分别达到176%、241.2%和207.5%。而要以最新的拨备/总贷款指标来衡量，5大国有商业银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商行的平均水平分别只有2.45%、1.74%和1.79%，均未达到2.5%的监管要求，16家上市银行中只有农行1家以3.15%达标，建行(2.49%)、华夏(2.49%)、工行(2.39%)计提压力相对较小；而宁波银行(1.27%)、深发展(1.30%)、兴业银行(1.37%)有较大的计提压力。毛军华预计，若新规3年内实施，将影响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2.6%，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影响分别为1.2%、9.1%和5.3%，其中对中信(14.2%)、兴业(11.1%)和宁波(10.5%)的影响均超过10%。

　　新标准或抑制放贷意愿

　　国信证券银行业研究员邱志承认为，按银监会的指引指标，对于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应计提的比例为1%、2%、25%、50%和100%；而过去两年拨备对后三类覆盖率提高了60多个百分点，对于后四类贷款的覆盖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左右，应该说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有了大幅提高。不过他也指出，“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银行的拨备覆盖水平上升的幅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上市银行目前很低的不良率相当程度上是流动性宽松和‘双降’政策压力下的结果，而拨备对于资产质量中长期可能风险的缓冲能力并没有随着拨备覆盖率的提高而提高，拨备对于全部贷款的覆盖率及拨备充足率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拨备覆盖率指标有一定不足，但是采用拨备/总贷款指标来衡量拨备水平亦不合理。”毛军华表示，在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处于历史低点的环境下，拨备覆盖率普遍较高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的拨备计提水平，因此监管机构开始讨论采用新的监管标准。“这是必要的，但是采用拨备/总贷款指标也存在缺陷。该指标忽视了银行资产质量的差异，导致在相同拨备覆盖率水平的情况下，资产质量越好的银行该比例越低。极端情况下，如果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0%，则拨备覆盖率只需25%，则拨备/总贷款就能达到2.5%。”

　　她同时还认为，新标准的另一大问题是“会严重影响银行的放贷意愿”。根据她的测算，目前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5.31%，而同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为2.25%，存贷差为3.06%。“如果将拨备/总贷款要求提高到2.5%，则意味着每新增100元的贷款，本来3.06元的毛利将有2.5元变成计提准备金，银行实际的毛利率只有0.56%，将严重影响银行的放贷意愿。”

　　下半年银行计提增加几成定局

　　邱志承也认为，拨备支出对于上半年业绩增速近9个百分点的贡献，是造成今年上市银行业绩普遍超出市场预期的关键因素，但这一因素下半年不复存在甚至转为利空。“一方面不良贷款率已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继续改善的速度势必放缓；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风险，未来将逐步显现出来。”

   银监会或提高银行减值拨备 下半年额外计提千亿

　　日前，有消息传言称，为了实现拨备和资产规模的硬约束，银监会正在讨论今年年末商业银行减值准备要按贷款总额2.5%的比例来计提。不过消息指出，该方案还在内部讨论中。在此之前，银监会对此并没有硬性要求。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表示，银行系统性的风险暴露，隐患不容忽视。中国银行(3.30,-0.03,-0.90%)业必须建立以资本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长效机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这让市场对提高拨备的预期再度升温。

　　贷款拨备水平提高是大势所趋

　　记者昨日向多个业内人士打听相关情况，很多人暂不清楚相关方案的讨论情况。“该项监管要求虽然符合监管层近来的政策意图，但预计短期内实行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2-3年内银行资产质量较为可控，以及再融资增厚了银行资产的安全垫，马上提高拨备至贷款总额2.5%的迫切性并不大，更有可能要求银行在3-5年内达到该标准。”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消息仍不明确，但日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公开警示了银行业的风险，刘明康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薄弱环节，粗放式信贷管理模式亟待改变，流动性风险管理较为薄弱，压力测试的基础建设、资源保障、技术手段、结果应用等方面都还有待改进。

　　随着下半年调控力度加码，银行风险显现，这个规定很有可能已经在监管层的酝酿之中，不能排除其出台的可能性。“较为肯定的是，银监会有继续提高对银行贷款整体拨备覆盖水平的意愿，但政策采取的时间和方式有待定夺。”广发证券(32.13,-1.00,-3.02%)银行业分析师表示。

　　不过，分析师指出，考虑到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经济调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未来银行业不良贷款可能有较大反弹，下半年银行拨备的计提力度肯定会有所上升，全年的信贷成本将在0.5%-0.6%之间。由于经济复苏阶段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政策风险需持续关注。

　　针对全部贷款计提有待商榷

　　此外，不少分析师也认为，针对所有贷款计提拨备有点一刀切的味道。“银行信贷风险主要在于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两大块。平台贷款方面，2009年放了很多，有些项目可能太仓促，存在风险隐患。房地产贷款方面，由于房地产调控也造成一定的风险隐患。但风险的程度目前还看不出来，还处于可调控范围内，一刀切可能有点过于谨慎了。”国泰君安银行业分析师邱冠华表示。

     银监会官员称银行存贷款利差将会收窄

　　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9月16日在上海表示，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将会加速，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将会收窄。

　　王华庆在“金融未来论坛”上表示，未来，银行传统的利差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银行的经营要多元化。

　　央行旗下《金融时报》8月底发布对央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的采访全文，盛松成表示，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打破金融行政垄断，可考虑争取国家允许东北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试点。

     银监会：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未变

　　王华庆：《巴塞尔协议III》不会对当前中国银行(3.23,0.00,0.00%)业产生直接冲击，需防范地方债务和房贷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张若斌

　　本报讯 针对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称“银监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设定为多至15%”，银监会昨日表示，目前银监会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未有新的监管要求。

　　《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后，有消息称，中国监管机构正在酝酿新银行业监管规则。新规则拟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高提至15%。受该消息影响，银行板块近日连续下跌。昨日，银行板块满盘皆墨，农业银行(2.59,-0.04,-1.52%)首现破发。工商银行(3.95,-0.02,-0.50%)、建设银行(4.51,-0.01,-0.22%)、中国银行等更是创出年内新低。

　　在昨日举办的英国《金融时报》高端论坛上，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表示，《巴塞尔协议III》不会对当前中国银行业产生直接冲击，但资本压力将是中国银行业长期需要面对的压力。针对当前银行业现状，他特地强调了两个问题——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信贷。王华庆表示，当前地方政府代偿性风险比较突出。银行业6月末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同比增长了一倍。从银监会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但长期来看，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如何完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由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也是银监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虽然中国不会出现美国式的次贷危机，但房地产信贷质量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和风险水平。

　　针对最新公布的《巴塞尔协议III》，王华庆表示，新标准要求银行核心一级资本达到7%，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提出更高资本要求。

　　根据银监会的定量测算，新的资本协议对我国当前银行业的资本补充不会形成直接的冲击。当然，如何引导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机制，将是监管当局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银监会将不断完善内源和外源的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和资本质量，减少资本补充的周期性，提高资本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银监会：资本充足率暂无要求 不排除未来资本补充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 “银监会拟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设为15%”，银监会于昨日下午澄清，目前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未有新的监管要求。

　　《每日经济新闻》询问对于将来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监会相关人士没有明确表述。不过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昨日在英国《金融时报》高端论坛上表示，随着信贷增长及严格的监管，不排除今后一段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的压力会比较大。

　　目前未有新监管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牵动着市场的神经，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或将提高至15%的传闻正是因它而起。

　　9月15日，有报道称，近期监管部门召集商业银行讨论在新的资本监管框架下，如何改善和提高银行监管，即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之下，监管层对国内商业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和超额资本充足率均有明确要求。

　　该报道称，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即资产规模在5000亿以上的银行，监管层最新规定拟将普通股比例、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设定为6%、8%和10%，相比《巴塞尔协议Ⅲ》平均提高了2%左右。由于超额资本0~4%尚未确定，假设以《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2.5%为准，2012年底，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大多数上市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须到13.5%；而以4%最高限为准，上述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须达到15%。

　　对于报道中称“银监会拟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设为15%”，银监会于昨日下午称，目前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未有新的监管要求。

　　在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加息传闻之下，股票市场近期出现恐慌情绪，上证指数连续出现下跌。昨日沪深两市双双低开，股指逐波震荡走低，盘中上市2个月的农业银行跌破发行价。

　　不排除今后资本补充压力大

　　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在英国《金融时报》高端论坛上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将近占资本的80%，主要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的核心一级资本，总体情况是好的。银监会进行的定量测算也表明，新的资本协议对我国当前银行业的资本补充不会形成直接的冲击，但随着信贷增长及严格的监管，不排除今后一段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的压力会比较大。而如何引导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机制，则是监管当局的一项重大挑战。

　　有银行业分析师则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巴塞尔协议Ⅲ》的各种指标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是长期的，随着时间推移，我国银行业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所带来的更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券商更是不遗余力地测算新监管要求下上市银行的资本缺口。国信证券研报分别以超额资本0、2%和4%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在超额资本要求为0的情况下，16家上市银行2013年资本缺口才出现较大上升，达350亿元，在2016年缺口为2467亿元。以2%的超额资本要求计算，上市银行2012年就会有接近2900亿元的资本金缺口，而在2016年这一缺口将达到1万亿元以上。

     五大行拨备率超过2.5% 今年五成净利润或被吞噬

　　部分股份制银行拨备计提“缺口”较大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全部超过2.5%。如果按此要求，部分股份制银行未来存在较大拨备计提压力。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日前表示，目前商业银行拨备率大概在2.4%左右，“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拨备率还是比较好的。”

　　消息人士透露，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虽然监管部门有意在2011年将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提高至2.5%，但还需和财政部及银行进行沟通，在充分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后，再确定拨备率这一监管指标的具体数值。

　　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的拨备占总贷款比率分别为2.39%、3.15%、2.26%、2.49%、1.97%，仅农行高于2.5%。中小型上市银行中，除华夏银行和南京银行该比例为2.49%、2.15%外，其他银行均低于2%，兴业银行仅为1.37%。

　　经过两个多月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将拨备率提高至2.5%以上。分析师表示，对股份制银行来说，如果要求在年底前将拨备率提高至2.5%及以上，那么今年净利润的五成可能就此被吞噬掉。所以，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要看实行该指标的过渡期到底多长。

　　有业内人士建议，监管机构应该实行差异化监管，目前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较低，虽然整体拨备覆盖率较高，但拨备整体计提规模并不大，如果拨备率指标采取“一刀切”，可能会加重部分信贷质量控制好的银行的计提负担，对资产质量好的银行有失公允。

　　监管机构打算推行拨备率指标，自然有其考虑。消息人士透露，根据国际经验，贷款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反映出商业银行良好的信贷质量和风险把控能力。现在我国银行业贷款不良率为1.3%，部分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更是在1%以下。但接近监管机构的人士指出，银行对贷款五级分类存在一定主观判断，即将贷款划分为五级中的哪一级，商业银行存在调节空间，监管机构担心商业银行极低的不良率存在“水分”。

　　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环比激增近500亿元，如果贷款从关注类向下迁徙，那么将计入不良贷款，商业银行拨备整体规模将大大提高。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监管机构要求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150%，但拨备是按照贷款的不同归类来分类计提，如果银行内部调节贷款分类，可能会导致拨备不能完全覆盖贷款的风险暴露。监管机构设计拨备率这一指标，就是要求银行根据贷款余额的绝对变化来提足拨备，“如果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较快，银行就必须计提足够的拨备来作必要的风险缓释。”

周小川回应货币政策超调质疑：吃药肯定有副作用

　　■ 称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 要考虑可操作性

　　周小川总结的新世纪(9.70,-0.02,-0.21%)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

　　● 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 中国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第一保持低通货膨胀，第二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 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之所以“在线恢复”，因为“中国这么大经济，金融服务又不足，你让他停下来，经济发展会受影响，既要带病干活，同时一边干活还要自己修理”。

　　● 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 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

　　● 中国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运行首先一个基点就是做好这个流动性对冲。

　　● 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包括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对资本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很多工具。

　　● 配合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形成。

　　● 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 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未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近3天连续两次对国内货币政策思路作出详细阐释。

　　11月17日，周小川在2012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称“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他同时称，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的思路，要前瞻性谋划和设计调控的策略和方法，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1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首届金融街(5.70,-0.04,-0.70%)论坛上，周小川再次对货币政策前瞻性作出详细阐述。他表示，国务院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去一直是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的描述，要防止调控的时候出现超调。

　　“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会有很多争论。”周小川说，“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震荡。”

　　上述表态被认为是周小川对一些市场质疑的公开回应。

　　过去10年来，市场不停质疑国内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于上半年已开始显现，国内企业利润出现下滑趋势，但央行上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被广泛认为加剧了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急掉头，开始“保增长”，央行从9月份开始连续5次降息216个基点，并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这被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给近两年国内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在货币政策争议声中，2011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提出，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影响。

　　现年64岁的周小川于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任央行行长一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作为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他今年未出现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周小川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内退休，由某一名中央委员接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吃药肯定有副作用”

　　周小川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了2008年备受社会争议的国内货币政策。周小川认为是外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昨天的论坛上，周小川说，“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讲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

　　在此前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周小川说：“2008年9、10月份危机深化，有人用的词叫自由落体，金融市场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应该表现出果断，出台要及时，不能拖拖拉拉，如果拖拖拉拉的话，你起不到抑制的效果。同时信心是传染病式地下滑，你就不能够巩固信心。”

　　“在2008年11月上旬，我当时还记得，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开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我们手里准备一个稿子，要宣传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还没有公布，就在开会的最后一天公布了，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是怎么考虑的。”周小川说，“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我们按照数学的描述是符合当时的决策。”周小川说，“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是相当强劲，但是在复苏后期有通货膨胀抬头、CPI增长的这种反应。但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回调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

　　周小川并不讳言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滞后性。

　　周小川说，“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人民银行具体来讲，针对这个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微调是2009年第三季度。争论还不断，但是有一些调整已经做出来。2010年秋天，就是我们说的在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手段，所以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过程中一个特点。”

　　“目标不同，策略不同”

　　周小川昨天还从反馈控制理论对过去多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作出解释。

　　反馈就是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按照此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监管根据经济状况作出的前瞻策略，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会同时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的反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形成的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

　　周小川表示，在面临多变量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观察的系统状态变量既有经济增长率，又有通货膨胀率，又有就业，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央行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有利率、市场准备金率、央票、回购等这些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复杂，计算也可能变得复杂。要做的努力是尽量把这种复杂的系统简化，使得沟通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简单。

　　在阐述宏观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同时，周小川还提出，在评价宏观调控结果的有效性时，评价指标也非常重要。

　　在周小川看来，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稳定性。比如，如果中国希望GDP稳定在8%高一点，这是一种衡量。还有就是资源最节省的调控方式，浪费最小、成本最低。“实际上本次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的调控策略可能存在这种考虑，因为有些国家财政状态不好，不可能有能力，所以它追求政府使用比较小的力气或者最小的成本来实现经济的复苏。”

　　他表示：“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函数以后，就会有不同的调节的宏观调控的策略。比如说本次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描述。我们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差距就是有的国家是使用反应很快的办法，但是另外一些国家是使用非常缓慢的办法，你不要着急。”

　　“这两个办法相互之间，反应快的说你看你的动作这么慢，没解决问题。动作慢的人说，你那个看着非出副作用不可。你那么快的话，也没有看准，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系统特性当中必然有优点也有缺点，相互之间可能也有批评。”周小川说，“我认为每个单位，不管你站在哪个层次上，都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从调控上来讲，不仅在概念描述上要清楚，同时还要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新世纪来货币政策回顾

　　周小川还在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周小川对自己的工作总结。

　　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另外，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这些目标包括保持低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另外，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这是周小川总结的第四个特征。他说：“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说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但是价格和数量型如果用得好，都是属于市场化的调节手段。”

　　周小川也提到了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

　　“我们采取汇率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改革秩序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究竟先搞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先搞汇率改革，还是先搞农村金融改革，应该说中国还是比较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微观基础，所以当时选择先从金融机构改革开始。”

　　周小川将中国货币政策第六个特征归纳为：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很多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如何做好流动性对冲的问题。”

　　对于第七个特点，周小川认为是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国经济特点有关的指标和调控工具，总的精神是和宏观审慎调控是一样的。”

　　周小川对自己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作总结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最后一点，周小川提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他说：“我们部分价格存在着扭曲，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还存在总供给总需求结构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来衡量产出缺口，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