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如何领导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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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在美国这个草根民主的政治体系中，也许就最接近贵族院的地方。参议员虽然都是民选出来，都是一样的工资，但大佬们往往可以指挥、教训晚辈。奥巴马当年作为参议院的“新鲜人”，对民主党内的“大老板”也如三孙子一般地恭敬，每每洗耳恭听长辈的指点，生怕初来乍到不摸门径而犯错误。在2006年中期选举后的一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Harry Reid突然给奥巴马打电话：“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奥巴马和助手们面面相嘘：“我们又搞砸了什么？”他们想出不犯了什么错，但谁也不敢怠慢。奥巴马赶紧直奔Harry Reid的办公室。

一进门，Harry Reid就开始了劈头盖脸的教训：“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你在这里也毫无前途….”奥巴马毕恭毕敬地听完，立即心绪烦乱地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助手们早在那里忧心如焚地等候。大家急不可待地问：“我们搞砸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搞砸。”“那他要你去干什么？”“他让我选总统。”

这是2007年时的民主党。那时的“局外人”以为，共和党气数已尽，2008年大选必交权无疑，希拉里.克林顿为她的总统梦经营了十年，民主党又早被克林顿们所控制，第一位女总统马上就要诞生。而黑人入主白宫，则还属于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最近的新书揭示出：当时的民主党主流正在暗暗背叛克林顿、寻找新的核心。奥巴马成了他们的首选。这大概是具有最大政治风险的选择之一。但是，在Harry Reid这等大佬们看来，不冒险所带来的风险更大。民主党的机会可能又会被一次性丑闻给摧毁。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克林顿当年的性丑闻，戈尔在2000年击败布什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总统下半身的不检点葬送了美国八年。如今选民终于尝到了苦果，民主党已经是众望所归。在这么好的局面下如果再赢不了，所有当道的民主党都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飙高的期望值使民主党的领袖们压力倍增。他们甚至一度陷入恐慌：输掉2008年的可能是非常真实的。

【当年网上恶搞克林顿】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看看民主党内部，真正为选总统做好准备的，只有希拉里一人。她在选民中的负面印象太高还在其次。她那个下半身一贯难以管教的丈夫克林顿，仍然是本性难移。克林顿总统卸任后，在纽约安下自己的办公室。民主党的大佬们早就派坐探对之暗中监视。据说，他一直不甘寂寞，经常到办公室附近的咖啡馆中，把一些崇拜他的家庭主妇侃得晕头转向。关于他的性丑闻的传言已经让民主党领导层寝食不安：我们正在秉承天命，难道只能听任希拉里锁定党内总统候选人，然后在大选半途被她丈夫的又一次性丑闻所埋葬？绝望中的民主党终于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了奥巴马身上。

按说，政治属于公共生活，性属于私生活。你可以在公共生活中成为卓越的领袖，同时可以在私生活中当个花花公子。克林顿大概属于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当年他在椭圆办公室中，一边享受着莱温斯基小姐的口交，一边给主要的几个议员们打电话讨论国政。这几个议员后来在电视采访中被问及当时是否觉得总统有什么异样。可是他们在被告知总统那时正在口交途中后，回顾起来依然众口一词：“没有。总统还是象我们熟悉的那样，思路异常地清晰敏捷。”浪漫的法国人，对总统的这等风流韵事怕是不以为意。乃至前总统密特朗的葬礼上，夫人、情妇、私生子如数出席。美国的电视评论员在讨论政治性丑闻时也不时地问：美国的性与政治，能否能象法国那样相安无事吗？

【她搞倒了美国】

显然不能。在美国，说性领导了政治也许过于夸张。但是，回顾近十几年的美国政治，性主宰了一些最重要的政治戏剧。布什受克林顿性丑闻之惠当选总统仅是一宗。美国在本世纪最深刻的危机，其实不是反恐战争，不是目前的金融震荡和经济衰退，而是“社会安全”体系的崩溃。所谓“社会安全”，是美国最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每年从职工的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存在“社会安全”账户上，以支付退休人员及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费用。但是，由于人口最多的“婴儿潮”一代很快就退休，年轻一代数量少，从“社会安全”账户中领钱的被扶养人口多，向这一账户支付钱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少，最终会导致严重透支。如今“社会安全”的开支在联邦预算中有将近7000亿美元，超过国防经费位居第一。此项破产可能导致联邦财政的破产。对此，两党都有认识。本来，在1990年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死拼中，克林顿和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金里奇终于达成妥协：克林顿向共和党许诺平衡联邦赤字，金里奇向克林顿保证支持他用财政盈余化解“社会安全”的危机。克林顿如约行事，联邦预算迅速扭亏为盈。但此时突然来了他的性丑闻，共和党全部精力放在弹劾他，哪里还顾及履行对他的政治诺言！结果，“社会安全”的危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联邦赤字又开始逐日攀升。历史难得的机会窗，竟然被几次性行为给摧毁。

美国虽然仍是个年轻国家，但号称是当今世界上存活的最老的民主。奇怪的是，这个民主的长者，居然象个性成熟期的青少年，难以用理性控制感情。何以至此呢？我们不妨看看其历史之深根与浅脉。

说历史之深根，要追溯到中世纪欧洲。那时作为统治集团的王公贵族，性行为极其放荡。有位英王曾到处和女人睡觉，甚至被盛传和一对母女都上了床。他则大声抗议：“我和那位妈妈绝没有干过！”即使是终身不嫁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是绯闻不断。大家对此不以为意，倒不完全是公众缺乏基本的监督权利。王室的最重要功能是提供政治稳定的权力架构。当国王的资格除了血统正宗外，理论上还要为主要的贵族所接受，甚至经过选举。在没有避孕技术的时代，国王性放荡，后代就比较多。这不仅避免了王室断子绝孙所带来的政治混乱，而且较多的后代给贵族们选国王时提供了更大的取舍空间，无意中推进了贵族中的“民主”。进入现代社会后，中产阶级崛起。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极力寻求社会的承认，试图从王公贵族手中夺得“文化霸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宰。他们的基本信念就是：贵族的地位来自于继承，我们的地位来自于个人的德行。进而十九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性道德明显比贵族要严格。

美国美国王公贵族的封建传统，其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基础，是清教徒移民。这些人继承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价值，对个人品行尤为严格。所以，美国虽然是自由之国，在性道德上仍然相当保守。特别是普通老百姓掌握着选举权，不符合他们的价值的政治家，就可能被淘汰。你很难指望一边和一对母女上床，一边又当政治领袖。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草根民主中，政治精英自有自己的圈内事，草根小民很难监督。比如，肯尼迪的绯闻一直不断，但没有影响他的总统职能。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更是赤裸裸。自己在当参议院领袖时，婚外偷情相当公开，而且理直气壮地把性当作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据说当时有位新任女议员不跟着他投票，他立即吩咐手下人：“给她找个好小伙子，晚上好好操她一操，明天她就会跟着我投票。”

但是，六十年代电视的普及，使美国进入了全方位的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政治家和选民每天在卧室的电视屏幕上面对面，距离一下子接近了。这就诞生了所谓“个人化总统”。也就是说，大家投票并不仅仅跟着脑子走，并不仅仅审视总统的政纲，而是成为政治“追星族”，要看政治家的魅力，跟着感觉走。有学者研究，许多选民反对里根的政策，但是投了他的票。就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征服。在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政治中，许多选民投票时会根据一些日常的感觉进行判断：“他象是位能和我一起喝杯啤酒的人吗？”“如果要从他手里买辆二手车，我能信得过他吗？”当然，更进一步的是些嘴上不好说、心里却不停地问的问题：“我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吗？”“我会把女儿托付给他吗？”如此一来，公共生活就变成了私生活，民选政治家再难将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而一般选民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更在乎的是配偶是否忠诚，而非他或她的政见是否和自己一致。性领导着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