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还是救济 对日索赔：我们还要被骗多久？

2010-01-28    深圳新闻网

　　2009年8月9日，在日本东京塔下的一座公园，象征死难中国劳工的6830双布鞋被整齐地摆在地上。

　　“抗战已经胜利65年了，可我们还在受欺负，我咽不下这口气。”80岁的李良杰对记者说，作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人一直在奔忙着，然而，结果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败诉以及换汤不换药的“和解”。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共强掳了38935名劳工，仅一年多，即有6830人死亡，多人致残。

　　从1995年开始，中国劳工共向日本法庭提起了15件诉讼，目前已审结10案，其中3件“和解”、7件败诉。3件“和解”案分别为：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和安野和解。这3案中，只有大江山案相对合理，其他的两个“和解”案，中国劳工只得到极少补偿，为诱使中国劳工在“和解”上签字，日方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一些媒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初期的鼎力支持，到如今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渐趋认同，甚至当年坚决主张民间索赔的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表示同意“安野和解”。

　　那么，究竟什么是“安野和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改变了立场？“安野和解”真的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吗？

　　为此，记者专访了一直关注对日索赔问题的作家旻子女士和方军先生，以及大江山等案的中方律师康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先生。

　　旻子：“花冈和解”是最坏的解决方案，每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

　　晨报：什么是“花冈和解”？

　　晨报：“和解”的内容如何？

　　旻子：根据“和解”，鹿岛公司没有谢罪，只是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平均每位受害者只得到50万日元(合当时人民币3.5万元)赔偿，实际到手的只有两万元人民币。

背着劳工代表签字

　　晨报：只有这么点“补偿”，为什么劳工们同意“和解”？

　　旻子：劳工代表不懂日语，当初日本律师说每人补偿500万日元，且鹿岛公司正式谢罪，以后又说赔偿要少一点，但会“谢罪”，当时中国劳工的代表耿谆表示，只要谢罪，赔多少无所谓。后来，日方律师又对“谢罪”含糊其辞，耿谆明确表态，如果不谢罪，就不在“和解”上签字。

　　晨报：那为何又签了呢？

　　旻子：中方劳工代表根本没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大家私下在一张白纸上签过字，那是一个类似于书法性质的东西，日方律师拿走这些签字，贴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下面，这居然就产生了法律效力。

我们被日本律师骗了

　　旻子：此前“花冈案”一直是位日本作家在代理，是他请的律师，但这个律师很有头脑，直接找到了耿谆，换言之，他炒掉了那位作家。因为花冈案是名案，不论赢输，他都能借此成名。此外，当时中国劳工们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索赔，日本律师的到来，让劳工们看到希望，所以大家对他很信任。特别是华侨林伯耀的参与，更让劳工们感到放心，林是当地富豪，热心于中国劳工索赔案。中国劳工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的情况，赴日诉讼往返费用高，林伯耀热心赞助，所以劳工们把他看成朋友。

　　晨报：“和解”后，劳工反应如何？

　　旻子：耿谆知道“和解”签字后，当场就气晕了，至今无法下楼，他说：我们被朋友欺骗了。

2.5亿日元干什么用了

　　晨报：“花冈案”中每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多余的钱去哪里了？

　　旻子：由于“花冈案”有的当事人找不到了，所以，5亿日元中，大概有一半左右归林伯耀等人操作，前面已经说了，这钱如何花，别人无权查账。

　　晨报：难道被贪污了？

　　晨报：那么，“安野和解”又是怎么回事？

　　旻子：它完全仿照“花冈和解”的路子，在2009年10月23日也成立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由日本民间组织“自由人权协会”负责运作。

　　晨报：似乎王选律师不认同“花冈和解”，却认同“安野和解”？

　　旻子：“安野和解”与“花冈和解”是一样的，负责两案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自己都承认：“从框架上，‘安野和解'和‘花冈和解'是完全一致的。”两案的核心都是日方回避谢罪问题，用极小的代价解决了战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安野和解”更可怕，因为“花冈和解”还只是个案，有了“安野和解”，以后类似“和解”将成为日本解决劳工索赔问题的固定模式，这是日方所期望的。

很难理解王选的转向

　　晨报：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安野和解”。她认为如果不“和解”，劳工将无法得到赔偿，与其得不到，不如争取一点算一点。

　　旻子：我不知道王选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说法根本不正确。不“和解”，劳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追讨工资，暂时先不谈“谢罪”问题，这种劳动纠纷的官司赢面很大，因为当年日方企业没付工资，这么多年利息加上日元贬值等因素，劳工所得肯定大大高于两万元人民币。二是日本法院不受理，可到中国法院提起“劳动纠纷”诉讼，同样有效。如果签署了“和解”，以后就再也无法解决了。

　　2009年11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宾馆四楼会议室，由神户“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组织召开的关于日本西松公司“安野和解”的中日民间座谈会上，出现了令人心痛的场面。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老人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之后，“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老人站起来，对李良杰说：“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也要到钱啊！”李良杰顿时大怒，高声喊道：“你们不要脸！你们是叛徒！背叛了中国劳工！”

作家、日本问题专家方军：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细节，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我只想强调一点：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日本人肯定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他们只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不会真正帮我们。包括一些所谓的“华侨”，他们的产业在日本，在日本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劳工呢？

　　我有一个比喻：日本是船上的社会，船上资源少，风险大，所以日本人团队精神特别强，他们非常重视信息处理，总在窥视着别人，65年过去了，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依然那么强，一旦遇到问题，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日本利益。

　　抗战时，日本人就善于搞这一套，翻开历史，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就经常到中国军营，和中国军官吃吃喝喝，结果人家把中国军队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一开战，29军10万人打不过人家1万人。

　　为什么“二战”中参与犯罪的企业至今不肯谢罪？因为他们从心里看不起你。现在国内有的“专家”，拿了点好处，马上就帮日本人说话，一点骨气都没有。

　　也有什么“协会”找过我，说要“赞助”我，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缺钱。

“大江山”等案中方律师康健：中国法庭有执行权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核心是：第一，侵害的损害赔偿责任转换为道义上的救济；第二，象征性地给付每位受害者一点点“和解金”，且这些“和解金”中还包括所谓的祭奠、交流、调查等项目费用。

　　将重大人权侵害的赔偿责任转换为人道救济，令人很难看出日方忏悔与和解的诚意。尤为滑稽的是，“西松安野友好基金”附属于“自由人权协会”这一日本民间机构，对中国受害者的补偿金，怎么让日本民间机构来掌管？

　　保持友好交往，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每一位善良人的愿望。但在“花冈案”、“安野案”中，日方拒不承担历史责任，回避事实，这样的“友好”用什么来支撑？这种表面的“友好”是没有根基的一时示好。

　　目前为止，中国劳工通过法律共达成了三个和解，其中“大江山和解”最具合理性，但由于宣传较少，人们了解不多。

　　“花冈和解”案中，中国劳工索赔是2万美元，这与美国、加拿大对“二战”日本侨民赔偿额一样。这个数字不算高，日本对韩国劳工的赔偿也是每人500万日元，但最终劳工们获得的只是50万日元(合3.5万元人民币)，还没全部拿到手。

　　在三个“和解”中，“大江山和解”鲜为人知，但成果最大。2004年达成“和解”后，被告坚持不承担法律责任，亦不谢罪，但表述了加害事实，每位受害者获得了167728.30元人民币的赔偿，也没有衍生出个什么“运营委员会”来。“大江山和解”的原告得到的金额，是“花冈和解”的8.3倍，是“安野和解”的3.6倍，受害者的利益被最大化。但不知为什么，对于“大江山和解”方案，日方律师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有一种“救世主”情结，总盼望着“大救星”，所以在劳工案的解决中，我们盲目信任了一些日本律师。但事实证明，日方律师参与中国劳工案，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正如田中宏教授所说：“我也是‘国家主义者'，我是‘右翼'！我是为了日本的名誉而做的。”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参与“花冈案”、“安野案”的内田雅敏律师特别表示：“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