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内部貌合神离，鲁迅犹如八戒希望散伙

历史进入19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全方位分裂的大时代。此时一些自由派和保守派仍对军阀抱有幻想，企望在其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而一些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五四熏陶下左转了，开始投入追寻苏俄的红色革命实践。

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几乎是产生分歧的思想源头，俗话说吃什么奶长什么肉，接受什么教育往往更容易成什么样人。留学日本者往往主张革命居多，留学欧美的更容易成为自由主义者，比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都是从日本回来，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打死了他们也不会革命。《新青年》阵营里留日人士占绝大部分，所以胡适这个不同调者终于出位了。

陈独秀入狱不久，6月胡适接编了《每周评论》，杂志立即有别从前，带着学院派的某些思路进行。胡适一贯想借思想文化解决现实问题，没有想将思想和学术问题直接与政治挂钩。当年胡适刚归国时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自然的现象，于是他“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我的歧路》，原载1922年5月28日《努力周报》4号，《胡适文集》第三册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胡适认为关心政治是可以的，但阵地却应在大学，即以大学的舞台影响政治。

当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也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艺、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政治是“果”，不是“因”。所以《新青年》一开始在理念上刻意不谈政治，说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然而，陈独秀身上有强烈的老革命党气质，《新青年》过于思想化、学术化令他感觉不甚痛快，早已萌生的强烈政治意识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他颇为不满地抱怨道：“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的问题》，《新青年》第五卷1号，1918年7月）并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此时已经传到中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发生激变。李大钊积极地向国人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也很不满意”（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转引自《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1918年11月15日的《新青年》那篇《Bolshevism的胜利》来看，李大钊与胡适诸人的裂痕越来越大。

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文艺思想的革新，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爆发，社会思潮激荡以及学界日益激进，《新青年》再也不能置身事外，局限于大学校园里了。陈独秀主张《新青年》介入时政，将主旨放在“救亡”上；而胡适仍主张免谈政治，将主旨放在“启蒙”上。两人办刊理念不同，预示着分手成为必然。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李大钊公开争辩起来。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了现代中国文化进程的一个纽结。

李大钊却坚决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从而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完全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主旨鲜明地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35号，转引自《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当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产生冲突时，《新青年》同人中亦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既有基于政治理想对待苏俄问题的分歧，也有因是否直接参政的文化策略差异。“问题”与“主义”难说谁是谁非，看事物的目光不同，知识背景有别，精神怎么可能整齐划一呢？

胡适和李大钊输赢还没见分晓，8月31日北洋军阀政府就查封了《每周评论》。但这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了这支团队分解的一个征兆。

这时同人间因为性格问题，日久逐渐亦产生了隔膜。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写到了关于《新青年》同人间微妙的心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二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鲁迅对他们怀有“戒惧”之心，认为陈独秀是口无遮拦，胡适是工于心计，因此几人的交往始终止于较为正式的接触，走不到各自心灵深处。

大多数人认为陈独秀性格暴躁，连他自己也承认：“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格暴躁，其实我性格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氏说话直来直去，比如他第一次见沈尹默时，“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这么直率的表达，一般人是绝对难以接受的。所以，受了刺激的沈尹默从此苦练书法，成了一代书法大家。

相形之下，胡适在大多人印象里却是温和的谦谦君子，个人行为也是循规蹈矩，为一时之模范。所以，日后胡适看到鲁迅这段文字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对周氏兄弟一向佩服，在他印象中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兼具赏鉴力与创造力。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由李大钊护送，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重归上海的《新青年》脱离了同人们的制约，成为一份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1号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这是陈独秀擅自决定的。杂志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立了"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陈独秀南下后，“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为一本兼容并蓄的杂志，《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彻底变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他最主要工作，他需要立即组织一个政党，11月23日他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虽不容于北洋军阀政府，却为南方革命党人重视。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一个同人们素不相识的陈望道，陈望道从第八卷5号起接替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北京同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仅仅在杂志第六卷1号上发过一篇短文。没有经过同人们讨论，就擅自把这么重要的阵地托付予人，难怪北京同人深为不满这种“家长作风”。

对于《新青年》赤化色彩过浓，陈独秀“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在信中陈独秀解释是京中同人来稿太少缘故，以后让陈望道多多约稿就是。

这样近似敷衍的解释肯定不能让人满意，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直言"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如果想有意抹淡，这绝非易事。

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1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根据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答陈独秀（1919年12月间），《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是知道的，高一涵等也见过。他们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鲁迅看到信后，在1921年的1月3日回信致胡适，认为胡适的三个建议都可以，但第二个办法最为顺当。当然他对胡适为保护《新青年》而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不以为然，觉得是何等的天真。

钱玄同认为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其中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三天之后，钱玄同写信给胡适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新青年》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彼此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要办。

“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钱玄同：《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钱玄同言下之意想让大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但是称他们曾共同耕耘的园地为“私产”，确实是无奈的表白。钱氏口口声声说直到今天，他们与陈独秀的感情丝毫没受影响，然而同人们缘分到了尽头，分手却不伤感情几乎是不可能。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的结合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1号至6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5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6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停刊了事。

从1915年到1922年，《新青年》走过了辉煌的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摇篮和滥觞，不但萃思想经典和启蒙时代智慧，而且诞生了世纪预言。它曾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翻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照检查中国的问题，寻求国富民强的兴盛之路。

《新青年》反对关在传统牢笼里的故步自封，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新道德和新文学建设，煽起了思想启蒙的狂飙，唤醒了民族灵魂的觉醒，直接奠定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民主与乌托邦，这几条结晶成五四运动的红线，竟成为后来激进主义的思想来源。

如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全盘西方文化却又水土不服，让后来几代人那么多年来，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海外的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甚至把它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全盘反传统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才会有后来的“文革”。

通过反思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并不是金科玉律，真理中夹杂着谬误。然而终究瑕不掩瑜，谈论中国的现代史，《新青年》就像一标杆矗立在那里，怎么也无法绕过。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角色被反复演绎和叙述，已开创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代。

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碾过，《新青年》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却在岁月的山谷间回荡。曾经的叱咤风云尽管风流云散，但她的精魂仍在当代飞舞。当我们回眸那段壮丽的精神日出时，并非只是某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新青年》点燃了民主与科学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战鼓，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为之继续跋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