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个性经济如何成为可能

　　价值中国：“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的时代吗？或者是“现代的一部分”？您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似乎更多的是批判，它的建设性在哪里呢？

　　 姜奇平：我认为，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具有范式转移关系，也就是质变关系。如果仅是作为现代的一部分，那是量变，不发生范式转移。现代的基本范式，源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形而上，派生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大规模同质化与个性化异质性的对立等等；后现代的基本范式是心物一元、形而下，派生出一系列与现代相反的特征。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扬弃，扬弃的意思是一半批判、一半发扬。认为后现代更多的是批判，这只是对批判性后现代主义是对的，而对后现代这只大象来说，只看到了否定的一面。这是后现代主义早期思想留给人们的误解。实际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倾向是很正面的。

　　 举例来说，碎片化常被认为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但个性化是很正面的，而二者其实是一回事。都可以在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如云计算）中找到先进生产力基础。个性化的建设性就表现在，它“解构”了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让拼成本拼到一点附加值都没有的“中国制造”，走上高附加值的道路。碎片化的反义是同质化大规模制造，

　　 胡锦涛说：“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工具和环境”。我希望现在年纪青青的人，不要比老人思想还保守。

　　 价值中国：网络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吗？它们是在什么维度上统一，又在什么维度上分离的？

　　 姜奇平：网络文化从大的方向说，将走向后现代文化。网络文化的草根性，与后现代的碎片化是对应的。都注重分布式地存在于各个节点上的价值，而非集中式地存在于控制中心的价值；注重原生态的价值，而非被精英“代表”后的价值。如果网络文化被现代性地利用，它与后现代文化将是分离的。例如，有组织地操纵网络，僭越地代表网民表达，就是分离的。

　　 价值中国：从马歇尔回到边沁这个命题，要解决什么问题？网络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马歇尔对边沁的质疑：即反映快乐或痛苦的效用如何衡量的问题？

　　姜奇平：从马歇尔回到边沁这个命题，在现实中要解决的是3000美元人均收入后有钱不快乐的问题。马歇尔对边沁的质疑由测度引起，但不是测度层面的，而是价值观不同。如果说到衡量快乐或痛苦的技术方法，包括国民幸福总值测度，已有数十种技术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卡尼曼的“日重现法”是其中最好的。 价值中国：我记得您在谈后现代福利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有人想用一笔钱雇佣失业工人中的一个，甲最穷，乙刚刚从小康生活坠入贫困，丙患有慢性病，最应该雇佣谁，这里面临着福利分配理性选择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您觉得主要问题在于福利总量不足还是福利分配的选择困境？

　　姜奇平：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福利总量不足与福利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同时存在。就工业化没完成而言，是物质财富意义的福利总量不足。从市场化进程引起的基尼系数变化看，是福利分配不公平。但这两者都是第二次浪潮的典型问题，不是我举阿玛蒂亚.森的那个例子要说明的问题。阿玛蒂亚.森福利理论的后现代性特色在于，在不考虑效用总量和分配（即二者既定）的前提下，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今年已经越过3000美元人均收入线，总量问题已不是宏观层面的绝对问题，分配不公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从后现代福利角度讲，还有一类新的福利问题，就是“放下碗筷”（喻总量及分配无关）后，“骂不骂娘”的问题。举例来说，富士康只从物的角度关心员工福利（总量），只从劳动力市场均衡角度考虑工资水平（分配），而没有从公民和心理角度，考虑员工幸福不幸福、自由不自由。这才是阿玛蒂亚.森想要表达的东西。换句话说，富士康员工面对的福利问题是，有（一点点）钱，但不自由，员工不能选择让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这既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分配问题，是自主选择问题。

       价值中国：个性化是起源于网络时代吗？或者有更早的渊源？网络是如何塑造个性化文化的。

　　姜奇平：个性化起源于原始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一是个性化，二是定制，三是SOHO。比如，农民蒸的每个馒头都没法象麦当劳那样标准化，都是个性化的、定制的。我们一般把个性化经济称为小农经济。

　　网络是更高阶段的个性化。是实现社会化、标准化之后的个性化。例如大规模定制，它用模块化的方式解决了工业化中的社会化、标准化，然后在增值上采用定制的方式（小农经济不区分标准模块与增值），既取了工业化优点，又取了农业化优点，把二者的缺点（工业化中的非个性化和农业化中的非标准化）克服了。

　　

　　价值中国：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是理性的异化，而理性的异化是工业化的本质造成的，信息化将解决理性异化的问题。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个问题，知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姜奇平：历史地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面对的问题，每个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理性主要是人类在工业化时代为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而独尊出来的价值，它要解决的实质问题，一是将事物抽象化、二是将事物普遍化，二是将事物社会化。这些都是工业化时期的事。

　　 但放在人类历史全程看，抽象化、普遍化和社会化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感性化、特殊化（差异化）、个性化这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

　　 理性异化是指，事情走了极端，只顾抽象化、普遍化和社会化，不顾感性化、差异化、个性化。虽然理性异化不好，但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地指责工业化不对，因为解决好这些事，当时的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就算进步了。也不能在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主次颠倒先把解决感性化、差异化、个性化任务，摆到工业化任务之前，那样就倒退回农业社会了。

　　 如果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可以从产值比重和人均收入观察），再看社会就又不完美了。因为没有以人为本，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才是提出理性异化问题的适当的历史时机。

　　 信息化是实现信息社会的过程，站在未来社会角度看，理性异化的致命问题在于，由于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人类有可能为了手段（工具）而忘记目的，为了工具理性而失去目标价值。

　　 理性异化的根本表现，一是委托代理关系，二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化要求理性从异化走向复归，就是要从根本上（不是马上，而是从长远观点看）消除委托代理，复归草根人的本原性（不再需求希特勒式、华尔街式的“超人”代表）；消除信息不对称，代之以信息透明。

　　知识依其形态，也有理性、原生性之分，知识从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新工具”，也要发展到具有感性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更高形态，网络智慧就属于这种更高形态的知识。知识的感性化不是指感性知识（仍是工具理性知识的一个阶段），而是指默会知识；知识的差异化，也不是指差异化知识，而是指具体知识、本地知识；知识的个性化不在于个性化的知识内容，而在于个人知识（波兰尼所说知识的反义词“识知”）。

　   只有复归后的知识（俗称智慧），才具有克服工具理性知识局限，进而克服理性异化的作用。在众包形态中，在开放源代码运动中，这种知识形态已经具有很高的生命力、甚至竞争力。中医也是一种典型的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身（心物一元）而且非工具理性型的智慧性知识，但它有原始性，需要用工具理性来改造其中非实证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