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记者戴晴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3 08:30:28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
张光直(1931—2001年)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於北京出生, 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後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
今年两度见到张光直先生。两次都是在哈佛，都是他坐着轮椅来听我演讲，然后，我和拍《天安门》的卡玛抬上轮椅带他出去吃波士顿著名的“合法海鲜”(legal seafood)——而这正是几年前他一次次带我们去的。
和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样，张先生思路清晰、双眼炯炯有神，只是疾病使得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由行动，没有办法畅快地表达了。
从个人学术成就而言，在考古人类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界，张先生可以算是尚在人世的一代中国人里，成就最高的一位了：23岁获台大学士、29岁获哈佛博士；在以后的15年间，在耶鲁从助教、讲师作到教授，担任人类学系系主任；接着，盛年来到母校哈佛，任讲座教授直到如今。不但几乎年年有新作问世，还历年任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攻中国古代绘画的卡玛本是张先生的学生，我么，因为帮台湾《汉声》杂志作了几年民间文化，算是和张先生的人类学研究搭了点边。他喜欢招呼我们，把我们当作他带出去吃海鲜的小朋友，第一原因，固然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努力用功、肯上进的；第二原因么，就是我们三个人都说北京话，都爱并且熟悉那“粗线条的北国”，“那老年间的胡同韵味儿”——正象张先生在他 书里写的：“硬面……饽饽！”，“萝卜赛梨辣了换！”。
张先生“乡音未改”，终生说“标准京片子”。可有谁知道，他的父亲和当时相当一批北上投奔祖国的“番薯人”（这是数百年前移民到台湾的汉人对自己的戏称），其实是很受大陆人猜忌的，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在北平长到15岁的张先生却酣酣畅畅地吸纳了古都文化精髓。在题为《故乡》的文章里，张先生说：“我感谢它——它孕育了我的北国的特性。”
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台湾的考古工作者”——虽然在美国教书40年，虽然以黄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台湾，他同样有一份难解的乡情，更看到这处于北回归线上、有着东亚边缘最高山脉的岛屿，对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还不要说它万年以上的原住民史，和三国和晚明的汉民族迁徙史。 有意思——或者说让人感到伤感的是——这位从小就特别能念书，一生从没有想进哪个学校进不去的读书种子，却在18岁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叼光国民党对异党和学运的整肃，坐了整整一年牢。本来可能会随着父亲脚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张先生，在经受了种种折磨、见识了种种难友之后，为解心头之疑惑，选了人类学专业：原来，从对他的突击逮捕，到最后保释，他“看到两伙人，两伙都包括着好人的人，代表着不同的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彼此相互斗争。” 他发现他们“为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为何而死？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考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就是想弄清“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怎么回事。
两年前，张光直先生获得了美国亚洲年会颁发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这心头的疑惑，弄清了没有呢？ 就在这前后，张先生向他的同行，包括晚辈学人提出：努力“跻身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主流”。对自己的这一愿望，他说得很清楚：不是出于民族骄傲，而是：如果中国人对自身的研究，得以跻身于主流，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有关世界人类的前途甚至存亡。他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参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没有将他们的唯物史观仅仅建立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之上，说不定本世纪中俄两国历史的面目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这样说来，争取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世界的责任。”
至于如何争取主流地位，温敦谦和的张先生说的是：“敲罗打鼓，游行示威，是没有用的。这个地位是需要别人承认，要用真才实学去挣来的。”
张光直(1931—2001年)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於北京出生, 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後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
今年两度见到张光直先生。两次都是在哈佛，都是他坐着轮椅来听我演讲，然后，我和拍《天安门》的卡玛抬上轮椅带他出去吃波士顿著名的“合法海鲜”(legal seafood)——而这正是几年前他一次次带我们去的。
和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样，张先生思路清晰、双眼炯炯有神，只是疾病使得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由行动，没有办法畅快地表达了。
从个人学术成就而言，在考古人类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界，张先生可以算是尚在人世的一代中国人里，成就最高的一位了：23岁获台大学士、29岁获哈佛博士；在以后的15年间，在耶鲁从助教、讲师作到教授，担任人类学系系主任；接着，盛年来到母校哈佛，任讲座教授直到如今。不但几乎年年有新作问世，还历年任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攻中国古代绘画的卡玛本是张先生的学生，我么，因为帮台湾《汉声》杂志作了几年民间文化，算是和张先生的人类学研究搭了点边。他喜欢招呼我们，把我们当作他带出去吃海鲜的小朋友，第一原因，固然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努力用功、肯上进的；第二原因么，就是我们三个人都说北京话，都爱并且熟悉那“粗线条的北国”，“那老年间的胡同韵味儿”——正象张先生在他 书里写的：“硬面……饽饽！”，“萝卜赛梨辣了换！”。
张先生“乡音未改”，终生说“标准京片子”。可有谁知道，他的父亲和当时相当一批北上投奔祖国的“番薯人”（这是数百年前移民到台湾的汉人对自己的戏称），其实是很受大陆人猜忌的，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在北平长到15岁的张先生却酣酣畅畅地吸纳了古都文化精髓。在题为《故乡》的文章里，张先生说：“我感谢它——它孕育了我的北国的特性。”
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台湾的考古工作者”——虽然在美国教书40年，虽然以黄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台湾，他同样有一份难解的乡情，更看到这处于北回归线上、有着东亚边缘最高山脉的岛屿，对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还不要说它万年以上的原住民史，和三国和晚明的汉民族迁徙史。 有意思——或者说让人感到伤感的是——这位从小就特别能念书，一生从没有想进哪个学校进不去的读书种子，却在18岁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叼光国民党对异党和学运的整肃，坐了整整一年牢。本来可能会随着父亲脚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张先生，在经受了种种折磨、见识了种种难友之后，为解心头之疑惑，选了人类学专业：原来，从对他的突击逮捕，到最后保释，他“看到两伙人，两伙都包括着好人的人，代表着不同的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彼此相互斗争。” 他发现他们“为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为何而死？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考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就是想弄清“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怎么回事。
两年前，张光直先生获得了美国亚洲年会颁发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这心头的疑惑，弄清了没有呢？ 就在这前后，张先生向他的同行，包括晚辈学人提出：努力“跻身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主流”。对自己的这一愿望，他说得很清楚：不是出于民族骄傲，而是：如果中国人对自身的研究，得以跻身于主流，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有关世界人类的前途甚至存亡。他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参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没有将他们的唯物史观仅仅建立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之上，说不定本世纪中俄两国历史的面目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这样说来，争取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世界的责任。”
至于如何争取主流地位，温敦谦和的张先生说的是：“敲罗打鼓，游行示威，是没有用的。这个地位是需要别人承认，要用真才实学去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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