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历史发展千古罪人之二——汉武帝刘彻

长乐居士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的彻底结束，还和另一个古代的皇帝有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刘彻。他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当然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有不好的影响，但是，他这样作是可以理解的。从皇家统治的角度来说，总需要一种政治学说来作为自己统治服务，在汉朝初年，独尊黄老之术，和刘彻独尊儒术，如出一辙。
刘彻最大的罪孽在于，他设法使皇家成为唯一的思想文化中心，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之严重，不论怎样说也不为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极大的普及了，诸侯国君，诸侯国的臣下(如信陵君等四公子)，都可能控制或参与文化活动。许多学者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可以到各诸侯国去游学，游说各君主，将自己的知识贩给他们，换来一官半职；也有的投身于某一位君主或有权势的臣子，在他们的庇护和资助下，进行学术活动或著书立说；或是收徒聚众讲学，培养学者或未来的官员。这形成了多个学术文化中心，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这样的局面被秦始皇帝嬴政残酷的战争所破坏，统一后的政策则是不断地摧残文化，这在拙文《秦始皇帝是阻碍中国发展的第一历史罪人》中已经讲过。
到了汉惠帝四年，秦代的禁挟诗书令正式撤消，再经文景之治的几十年光景，生产逐渐恢复，人们对文化重新产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学术自由的气氛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当时的诸侯国中又产生了一些学术中心。按记载至少中有两个王注重学术，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另一个河间献王刘德。他们还重视学者，喜好书籍，本人又有相当的学术修养，于是，这两个封国成为除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外的文化中心。
据记载，刘安是好读书、弹琴，不喜游猎，招四方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这些宾客中有大量的学者，他们集体创作了洋洋数十万言的《淮南子》，此外还写了别的一些别的书。
在汉初，黄老学说很盛，刘彻则比较重视儒家的，在支持黄老学说的窦太皇太后去世后，黄老学说就在皇家那里吃不开了，学者只好流落四方，而淮南王刘安还是信奉这种学说的，于是大量的黄老之徒及道家学者聚集在淮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学术中心。
这个学术中心在刘安造反之后被破坏了。对此，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开始刘安并非造反不可，如果处理得当，刘安未必会真造反；刘安的罪状中还有“循百性，流名誉，招致宾客”，这也成了罪状，真是欲罪其何患无词。
还有是刘彻的处理方式极其残暴，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在刘彻查办时，杀人极多，据记载列侯、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及豪杰数千人，不论轻罪或重罪皆处以死刑。聚集在淮南的学者，象在刘安那里地位很高的、比较有名的伍被，史书上明确记载被处死。刘彻曾派人包围王宫，尽捕王的宾客，还曾在国中搜捕，那些大量名气不那么大的学者，估计也很难逃过这一劫。这不单是彻底毁掉了一个学术中心，而且是处死了一大批从全国聚集到这里来的学者。
这不止对于当时的文化学术的有极坏的影响，且对后世影响也极大。
成为一个文化中心，不止需要有学者，而且还需要有人资助和庇护，这需要有钱有势的人，比如说诸侯或大臣们中，对学术感兴趣，或者只是沽名钓誉的，都可以作这件事。在西方，不论是在中世纪晚期，还是更晚一些时间，大小诸侯们资助科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等都是有过的，是很有面子的事。在战国时期，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在汉初，这样的传统又有点恢复，刘安就是一个。但是刘彻这样处理刘安，使这种传统不会再有了，资助者会得到一顶象刘安那样收罗人才图谋不规的帽子；学者们也不敢轻易依附某一有权有势的人研究什么学术，一旦这位主人惹得皇帝不高兴，就可能不分皂白地将所有的门下文人全杀光。
中国历代皇族、封王封侯的以及其它有钱有势的人，喜爱学术的，也有钱能招请大量宾客的，但是，再也没过象战国时期，或象汉初的刘安那样，在府中聚集大量讲究学术、甚至倡导新学说的文人学士了。当然谈风花雪月的少量清客当然是会有的。
后来的古代中国仍有不少大型典藉是由大量的文人集体编撰的，不过多是由皇家主持的，是由皇帝指定人组织的。南北朝时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招集文人名士编撰《昭明文选》。萧统是皇太子，他的行为一定也是得到皇帝同意的，也可以看作皇朝文化中心活动的一部分。
从事学术研究是需要专心致志的，所以，要求大量的文化人能在学术上作出大贡献，又能自己糊口谋生，有着说得过去的生活水准，对多数学者而言,是不切实际的。自从刘彻这样凶残地处理了刘安的门客之后，在文化人门前的道路就变得很窄了，只能去为皇家服务，吃皇家的饭，在文化贡献上也就必然会受到皇家观念的限制。这样，中国的文化就出现了一种以皇家文化为唯一正统文化的不正常局面，或可称为文化中的大一统，至少在大一统盛世时是这样。在古代，百家争鸣不再会有了，学术黄金时代不可再现。国土的统一是必要的，是好的，但是，文化上的大一统则只能使之窒息。
不是说没有生活清苦的大学者，创立异端邪说。如东汉的王充，明末的李贽。但这只能是凤毛麟角，不可能是普遍现象。
如果，没有刘彻对文人学士宾客们的那样严酷的屠杀，多个文化中心仍存在，即使是大一统盛世，皇帝还独尊儒术，但在其它文化中心仍可能仍活跃着别的学派，新的百家争鸣时代就不一定绝不可能再现。
刘彻不但用以儒家为外衣的法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以行政方式确立了其权威性，又以最残酷的方式、相当彻底地破坏了除皇家以外的、其它思想文化中心存在的可能性，只允许唯一的一个文化思想中心存在，这就是他最大罪孽所在。
刘彻消灭其它思想文化中心的另一例子，和河间献王刘德有关。刘德是刘彻的同父异母弟，极喜欢书，凡民间得到好书献给他时，要赏赐金银，所以他有大量的藏书，而且多是稀有的古书。刘德这位王爷本人的文化修养很高，喜欢招揽文士，这样，刘德的王国就形成了另一个文化中心。
刘安和刘德的两个中心有相当大的不同：刘安喜黄老之术；刘德喜儒术，当时有大量的儒家学者去依附他。刘德所为本是符合刘彻的独尊儒术的政策的，但实际上，除了刘彻让自己的皇朝成为中心外，他是不允许另外的思想文化中心存在的。
在武帝元光五年十月，刘德来朝见皇帝，献上《雅乐》，并在言行中表现出了对礼乐方面具很高的修养。刘彻不高兴了，对刘德说：商汤曾有七十里土地，周文王有百里土地，你好好干吧。这在暗示河间王刘德重视礼乐这些皇朝礼仪，是有野心的，是在学商汤和周文王这些开国君主。刘德所受压力极大，回去后一味纵酒作乐，第二年春天就死了。这个史实在宋朝王益之著《西汉纪年》中有记述，引自现在已经亡佚的《汉名臣奏》。
刘彻对于文化统治是很重视的，在他的思想中，除了皇朝的文化中心之外，不应该再有任何文化、学术、思想中心。这种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政策对于文化的发展是极为有害。嬴政是以残暴手段消灭了各个文化中心，刘彻则以一种可能被后世认可的手段消灭皇朝以外的文化中心。
这样，刘彻和嬴政对文化的摧残不但可以看作是并驾齐驱，各有千秋；而且从长远角度讲，刘彻作用更坏些。嬴政对待文化的态度，千百年一直是受批判的，而刘彻这样摧残文化却得到后代很多学者的首肯。此外，嬴政在处置吕不韦时，对于吕不韦门下的几千门客，包括为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的那些学者，好象是网开一面，未见有嬴政杀那些学者的记载。
从长远的观点看，刘彻的作用要恶劣的多。刘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后世大有作为的、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们也确实是在学他，不允许多个思想文化中心存在，必要时就以极残酷的手段加以摧残，所以刘彻所作所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有着极大的罪孽。
顺便说一下，有人把刘彻对文化的破坏归罪于倡议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这是没有很大道理的。虽然董仲舒将儒学神学化，把法家的糟粕移植到儒学中来，将孔子学说的精华加以阉割，但他终久只是个学者，向刘彻建议独尊儒术，也是在为本学派争地位，这是很正常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刘彻。如果刘彻不是独尊儒术,而尊另一种什么术,如法家,其后果同样坏,而且很可能比独尊儒术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