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香港中评社日前编发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在《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参观上海世博会与思考“中国模式”——一个游子的感受与盛世诤言》。文章作者诤言说：“如果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普遍受到尊敬的大国，必先有能为世界尊敬的国民。起码要能与国际水准相接。这次上海世博会强调‘文明’是对的。这里的‘文明’即是指须与国际水准接轨。但这只是短暂的。至多也局限于一个地区而已。中国传统，国家(指政府)有教导百姓的职责。希望国内从学校开始，能就类似以上各节多加注意，并灌输正确的指导。”
　　以下仅摘取熊玠教授文章的中国模式讨论部分：
　　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带来全球金融海啸以及经济低迷以来，中国经济却发出一枝独秀的异彩。除了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以外，其GDP每年仍以百分之八、九的增长率成长。很多国外经济学家，开始注意中国这种奇异的表现，惊为观止。既无以形容，乃称之为“中国模式”。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鲜有人能道其详。国内学者对于究竟应说是中国模式或是中国道路，似乎也没有共识。
　　据知，有关“中国模式”，国内专家都能同意的是，这个模式的特征，可用三句话表达：（1）国家主导加市场作用；（2）公有制加多种所有制；（3）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可是，究竟如何做法，似乎很难看到有人提出详细具体例证来说明。另外，尽管“宏观调控”大家都说极为重要，但到底如何调控法？除了有人提出两个例子以外，别无所知。这两个例子，第一是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扮演调控货币的三大手段；第二，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监控。但，我知道宏观调控绝对不止于此。可是究竟是什么？对我仍是个悬念。
　　在一般讨论30年来中国经济强势挺进，对主要因素的共识，包括六项：
　　（一）有统一的改革开放政策，先从农业着手（譬如放弃公社制、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二）因此而释放出来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68亿人），有助于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三）中国起步晚、后发展的优势；（四）居民的高储蓄率(50%)；（五）稳定的国际环境（至少在1979中美建交以后）；（六）国家战略的转移（譬如韬光养晦、重点发展经济）；（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如果仅看中国一例，这些因素均言之成理。但，如果我们采取与别的国家对比的方式来看的话，这些因素中有很多（尤以第二、第三、第五点为然），都是其他开发中的国家也具备的。譬如印度就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下于中国。储蓄率，新加坡就比中国高。至于第五点（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不是中国所能垄断专享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别的国家在经济开发速度上，无法与中国竞争？
　　世界银行对181个国家（地区）曾作一个“营商环境”的调查。中国在这181个国家（地区）名单的排名，是第83位。连肯尼亚都排在中国前面。 2007-2008年之间，中国对外来投资者保护指数，在这181个经济体中仅排名第88。可是，同时有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额占世界第二位。能使用的外资金额接近1,000亿美元。试问，为什么在中国营商环境排第83名以及投资保护率排第88名的状况下，还有那么多外来投资？这也是无法解答的问题。
　　另外一项共识，认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所作的调整与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俾益。但问题是，世贸组织有一百多个成员。所有的成员，均同样受到因是该组织成员而来的优惠与约束。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成员，都无法像中国一样得到因加入世贸组织而得到突飞猛进之功呢？
　　小结：诸如这些疑问，都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关键问题。可是我们说不出来的答案（不管它是什么），也许正是“中国模式”之所在以及它所能发挥的功能。我们说不出这些答案，并不表示“中国模式”不存在。正好相反地，可能旁证了它的存在。
　　中国模式不是什么﹖
　　如上所述，“中国模式”，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具体地解释出来就认定它不存在。只是无法为它做出一个确切定义，介定它有什么内涵与如何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地迅速成长。下面，我想换一个方式、用分析它不是什么来了解它。就是要问“中国模式”不是什么？
　　第一，“中国模式”不是盲目遵循市场万能的信念。所以大大有别于西方所熟悉的放任性资本主义（laissezfairecapitalism)，中国模式虽然有很大市场成份，但并非纯由亚当斯密所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
　　第二，尽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中国模式”并不是没有目标。其目标，乃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只是要达到让13亿人口温饱以及国家强盛的手段。
　　第三，“中国模式”不是没有严密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部门就包括：（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会）；（2）财政部；（3）人民银行；（4）商务部；（5）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6）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等。
　　第四，“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央完全集权。中央对地方循一个选择性放权原则。所以，在改革以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一级官员，而赋予省级政府任免辖区内厅级与地市的人事权。中央和地方形成一个相互问责制。
　　第五，“中国模式”中，政治集权并不是个负债，而是个资产。这是由于它的背后有一个组织理论的基础。按照这个理论方针，以党领政、再以政领经济，对中国模式可起的积极作用有二：
　　（1）党负责全面策划，负起了最终运筹帷幄的功能。但因不像政府职工直接参预每日第一线作业，故可以驾凌于日常眼花缭乱的细节之上。可避免见树不见林之弊端。
　　（2）因为党驾凌于实际操作之上，故能避免与利益集团挂钩或纠葛之陷阱。更能阻止利益集团之形成与扩张。严格来说，“党企分家”或“党政分家”的想法，均是违背这个党领政的理想的。而党的领导人员如太深地陷入实际日常行政作业，也同样是违背这个方针的。
　　在经济分权的同时，如无政治集权，按照邓公小平的看法，很可能走向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崩溃的不归路。可是，“中国模式”的集权也不是没有财政分权。譬如1994年的税制改革，就是要设立分税制。其中目的之一，即要划清省的独立财政权。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激励。因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这是那只看得见的手和另只看不见的手共同起了相得益彰作用的一个实例。
　　当然，以上所列之中国模式“不是什么”的名单，并不能概括全部。当然，如真要深一层了解“中国模式”何以能使中国经济如此持续性急速增长而不衰，还另有一组隐而不显的因素，也应该考虑进去。譬如，中国人的控制消耗浪费、1949年以后新生代的比赶打拼精神(这在奥运会中已显示无余)、低工资、低利润等等，俱是重要成因。
　　什么是“模式”﹖
　　国内学者不愿意接受“中国模式”一词，是因为对“模式”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模式”是有剧本可循的模范。社会科学家只须要寻找到一个缩影。也就是一个缩小的模型，能够解释真实情况运作之一般，特别是其中相互因素彼此相连的复杂关系，这就是“模式”。如用这个定义的“模式”来看，相信用“中国模式”比用“中国道路”更能传神。更能解释中国持续快速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