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口述留学苏德经历：在德国两次被捕

2010-04-01    深圳新闻网
阅读提示：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
去欧洲一路见闻
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到法国上了岸。
我从幼年一直到革命时期，总觉得外国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种关系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却不如想像的那样好……一路最显著的是看到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更明显。在那些热带地方，大洋房子、花园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马路的旁边，却伸出小破棚子，那里面的人，都是衣不蔽体，那样子在中国也还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种压迫打骂的现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
在南洋一带有很多广东人、土人、安南、印度人，这些亡国灭种的现象，给人印象很深，过去，是没有这么确实的亲眼看见过的亡国奴的惨痛。
对于外国的轮船交通是感到便利。
同时感到海上的宽阔，一望无边……因为自己是陆地上长大的人，对于浩渺的海，实在是特别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
经印度洋之后，中国人就少见了，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着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围个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了。看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欧化了，是另外一个环境了。
刚刚是欧战①以后，各处打得残破不堪，帝国主义的元气都是还没有恢复，一般的创痕很深……在马赛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没看出什么帝国主义兴旺的气象。只是颓丧，虽然机器已经在运转，而那还是带着一种修补欧战创伤的形式。法国也就是这样。
战争的恐怖还笼罩着一般人。

1923年，在德国
充斥着……孤儿寡妇的车站上，贴着身讨钱的乞丐非常之多。
另外一方面，远看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是很高的。我们上去一望，虽然巴黎是打得残缺破烂，旧的观瞻轮廓还是存在着。那时因为自己要做一个进步的共产党员，总是拿唯物史观的方法看世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是透开窗子的看法，帝国主义的表面好看，真看透它的内部，那就坏得很。是应该多着眼于穷人来看好一些。就在那时，法国还是满街上遛着悠然的绅士，晚上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衣服，每天都似过节一样。
这时期，在我思想行动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起初几个月里，物质条件、交通这些看来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着变化。不过在国内，一般过着军队的生活，说来那是进步的生活，同国外的生活差不远，而且在从前当农民的时候，就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就爬起来。后来在军队里，也是这样，到国外去过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
沿路上没有学会外国语，英、德、法文都不会，很吃亏。事事得靠翻译，而那翻译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没有怎样学得好，结果还是靠自己。以过去的军事经验看地图，凭记忆记着这个路那个路。那时反正是非旅行不可，还是大胆地去了。
到哪里就先花角把子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面的去走。
在路上也学了几句英文，数数目还是可以的。孙炳文会一点英文，也说不成。因为这样摸索，沿途对于地理了解倒是一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在船上、车上，可是经过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兴趣，特别注意……
到巴黎那里，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和同船的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到柏林去了。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注：①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5年朱德在德国柏林
留学德国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1924年，朱德在德国哥廷根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附：
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季子、莘农①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②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③，再入赤军④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⑤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⑥出党。今岁法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⑨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
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⑩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
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 顿首
三月七号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注：
①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②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③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
④赤军指苏联红军。
⑤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
⑥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
⑦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
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⑨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⑩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11）民党即国民党。
（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留学苏联
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犯，被驱逐的人们，特别被约去各处讲演，宣传了帝国主义罪状，到处被欢迎着，还参观了很多地方。
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在巴黎、柏林那里，那么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钱，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宁格勤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有很多人，对于苏联是带着浓厚的幻想。我对于苏联是认识比较透彻些。我把这样的意思，坚决地同那些到列宁格勒马上失望的人做了辩论，纠正了这样的现象。
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在德国，每星期我们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的多是这些理论问题。
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有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个月。
在那一年中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到街上去过。一天都老是学习，关在小屋子里研究。指导我们的教员也好，都是特别请来的专家。另外就忙着参观，参观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校、工厂，还做了军事学的实验，如毒气爆炸。
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观来建立科学的教育，的确是进步的。可以根据数目字、画、表，一滴一点是有证据的，有计划的，推进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处处看到那样广大的运动，自己也投身在这广大的运动之中。那些大公无私献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坚决而且处处是实际行动。我在柏林那儿，就曾经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也说服过很多反动派的反对。在莫斯科，一些调皮的同志，更很容易地说服了。一般，我在那时还具有着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劝告他的话后，给人的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那时，我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系统、各种组织，这对组织观点可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亲密爱护，都有着影响。
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没什么奇怪。我对于那深深的乡村、广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热烈地进行着的大规模的耕种，很喜欢，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优秀的地方总想去看看。在苏联的确跑了不少，我顶高兴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看那些动物园、展览会，还没有爬哈尔茨高峰那样有兴趣。我对巴黎那样大的戏园都引不起很大兴味，这一点也许是残存的农民意识吧。
 
在中国，正是革命高涨的时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在苏联这一时期是精神顶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身体也很好。脖颈上长的癣在莫斯科经过电烤也好了。那时我还想学习，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大革命起来，便被催起程了。
从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去。在西伯利亚沿途望见整片森林，是苏联很大的一笔财产。铁路修得很伟大、宽敞，很了不起。车窗外的旷野是那样广大辽阔，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还没有人烟，是很好开发的。
到了海参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离海参崴十九里路的过去王公别墅去避暑。那是海边上，时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个月。那会儿海参崴市内已修起电车。不久，我就搭船经过日本门司，一直到上海来了。（摘自：朱德《朱德自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