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一章 名门之后

第一章 名门之后
1、汉高祖的同族血脉
历史上的刘墉，不是贫苦出身的穷小子，更不是一个“罗锅儿”，而是来自一个历代为官的显贵家族。这支刘氏家族要是只出了几个当官的就罢了，关键是这家人与清初几代皇帝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刘墉他们家可以说是大清的忠臣之家，那他们家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清朝为官的呢？这就要从顺治皇帝，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曾祖父算起了。
顺治皇帝于1643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1644年入关，那时的顺治皇帝只有6岁。在他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的操控下，清朝随即迅速实现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是，在清朝的军队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政策不是很对头，所以激起了很多汉族士民的反抗。
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薙发令”了。清军入关后，规定所有汉族男子，一律要按照满洲男子的发式一样剃去前额及两鬓的头发，后面束成大辫，并且换上满洲的服饰。这道严格的“薙发令”激起了广大汉族士民的反抗，其中比较惨烈的抵抗事件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
当然，刘墉的祖先可没有这样反抗，因为他们很早就归顺了清朝，剃发易服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那么早就投靠清朝，还真是有点儿对不住他们的祖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先一下刘墉的先祖情况。
说出来可能会出乎读者们的意料，早在两千多年前，刘墉的先祖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同族，刘墉的先祖原来也是世代居住在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今属安徽省）。所以说，刘墉他们家是真正的名门之后，是很有社会背景的。
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因社会动乱，这个家族迁居到山东日照，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迁居到山东诸城。所以，我们说刘墉是今天山东人是没错的，对于这一点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里没有说错。
虽然刘墉的先祖投靠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对于清朝是忠心耿耿的，用“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家族，一点都不为过。
刘墉的高祖父，也就是他爷爷的爷爷刘通，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便已经考中了秀才。但是，当清军入关的时候，刘家率先归顺了清朝。在清朝急需用人之际，归顺了清朝之后的刘家逐渐受到重用。此后的刘家不但在历次的科举考试中接连得中，而且官运也逐渐亨通起来了。
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朝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结果一举考中。从这一年算起，到1814年为止，前后162年间山东诸城的老刘家一共出了11个进士和35个举人。
刘必显考中进士后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而到了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已官至四川布政使，相当于四川省省长；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员外郎是什么呢，是朝廷的备选官员；江南学政，则是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
上述的荣耀还仅仅是老刘家亨通官运的开端，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开始，刘氏一门相继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和“文恭公”刘镮之，这一家祖孙三公二宰相，成为名至实归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其中，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最受清朝重视，官至内阁大学士、漕运总督、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刑部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等要职，乾隆十九年（1754年）加太子太傅。他死后，乾隆皇帝赐其谥号为“文正”。
在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后都要由在世的大臣根据他一生的品行做出评判，并且根据这个评判给出相应的几个字，一般的大臣都是两个字。武将的第一个字是“武”，如岳飞死后的谥号就是“武穆”；而翰林出身的文臣的第一个字一般来说是“文”，而第二个字，就不尽相同了。其中，“文正”这个谥号是评价最高的谥号。
文正，按谥法的规定——道德博闻曰文（这里有个前提，谥号曰“文”的人必须是翰林出身，也就是必须在翰林院做过官），靖共其位曰正。也就是说，能够被赐予“文正”谥号的官员，生前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整个清朝一共有八位大臣获得这个谥号。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排在汤斌后面。
看到刘统勋这个名字，看过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的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来：这个刘统勋历史上还真有其人啊，而且他竟然还是“刘罗锅”的父亲！
中国有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是这句话不适用于刘墉家，他家从高祖就开始发达，直到刘墉他自己家一门三世三公二宰相（这里指的是相当于宰相地位的官职，要知道，清朝是没有宰相的）。要想知道刘墉他们家当时为什么这么兴隆，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刘墉的爷爷和爸爸，因为他们的成功定了日后刘墉当官的底子，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名望，刘墉才能有惊无险地涉过险恶的宦海，成就一段又一段佳话，给后人留下演绎的余地。
刘墉的祖父刘棨曾官至四川布政使，他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国朝循吏传》，是八卷本的《历代循吏传》中的最后一卷。《历代循吏传》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的著名大臣朱轼和蔡世远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其中最后一卷就是《国朝循吏传》。这里的“国朝”，实际上指的就是清朝。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康熙年间，正式出版于雍正七年（即1729年）。这两个人被雍正皇帝指定为其接班人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的老师。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当太子的时候通过他的老师的介绍，就已经很了解刘墉祖父的为人了。由此可见，刘棨的声望很不错。
提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估计很多没看过清朝史料的读者对他的了解应该很有限，可能都是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面了解到的。在那部电视剧里面，刘统勋是个刚直的清官，这一点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清官中，刘统勋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他曾官至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由于他清廉有为，一直深为雍正、乾隆倚重。
我们看刘统勋当过的这些官：工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建设部及水利部部长；刑部尚书，相当于公检法三个机构的“一把手”，或者说是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吏部尚书，则相当于组织部和人事部的领导。
再说这个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我们首先看军机大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官员，而军机处，开始设立于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前后，其全称叫做“办理军机事务处”，设立于紫禁城内接近内廷的隆宗门里，它是整个大清王朝最为关键的政治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出现，与雍正皇帝对西北地区的叛乱分子用兵有关。乾隆中期，西北地区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军机处本来应该予以取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军机处不但没有被取缔，反而是权势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国家最高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个官职。它的特点是：一、人员少、权力大；二、办事效率高；三、最重要的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与皇帝谈话的时候，连皇帝最信任的太监也不得在侧，而是需要左、右都御史在门外站岗。因此，军机大臣这样的职位可是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的显赫职位。
我们再看大学士这个职位。大学士是唐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最初由宰相兼领，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四个馆。起初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陪着皇帝练习书法、欣赏绘画、欣赏音乐、协助编练舞蹈等。明初朱元璋废宰相后，以儒臣为殿阁大学士，大学士成为内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批答奏章，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的大学士是荣誉官职，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为名称，设大学士各一人，这六人均为文臣中的最高官位，汉人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除少数例外）。刘统勋担任的就是三阁大学士中的东阁大学士。
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十年（1636年）改原来的文馆为内三院，即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各置大学士一人。清军入关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三院为内阁，从那时开始，清朝才有殿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5年），设三殿三阁：三殿分别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则分别是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每殿每阁均设大学士一员。清初的大学士官阶为五品，或以重臣兼领，或赐尚书、侍郎职衔。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大学士品级定为正一品，这就使得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品列文官之首。大学士的副职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自乾隆四年（1739年）始有，其品级为从一品。其下又有内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品级为从二品。
翰林院是个官署名称，开始设置于唐朝，供职者称翰林学士。清朝时的翰林院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刘统勋担任的就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掌院学士。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翰林院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党校。
我们可以看到，刘墉的爸爸刘统勋在世时，官职是非常显赫了：他兼“国务院总理”、“建设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数个职务于一身，可谓位高权重。在刘统勋如日中天的时候，相应地，刘墉他们家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也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密切程度。纵观整个大清朝，在汉族官员中能像刘统勋这样受到皇帝尊重的，确实是凤毛麟角。
有的读者可能会纳闷：这刘统勋到底立过什么大功，让乾隆皇帝这么器重呀？而他的经历与他儿子刘墉的仕途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2、刘墉家的渊源
前面我们提到了，刘统勋他们家这个“刘”，跟汉高祖刘邦那个“刘”，可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的！他们是同乡。不过，到了刘统勋这辈，他们早就不算是徐州人了，刘统勋的老祖宗才是刘邦真正的老乡。
那么，刘统勋他们家的老祖宗，世代居住在哪儿呢？大概说来，他们居住在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那个时候叫做彭城郡，再后来叫徐州府。徐州府下面有个县，叫砀山县。但是，现在这个砀山县不归徐州了，已经划归安徽省了。砀山县有个大刘村，刘统勋他们家的祖宗在汉朝的时候就居住在那儿。所以，江苏人和安徽人往往会跟山东人争论，说刘统勋和刘墉是我们那儿的人！不过，我还是认为刘统勋是山东人。为什么呢？因为刘统勋的先祖早就搬家了，而且前后一共搬了三次家呢！
好好的怎么会搬家呢？我们还要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谈起。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初建的大明江山，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有效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这一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上溯到明朝建立前的几百年，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不断及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游牧民族政权采取了重牧轻农政策，使北方很多地区荒无人烟，民生凋敝。
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了97年，虽然盛极一时，但不客气地说，在整个元朝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大多数人“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此后，民众的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从1351年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在颖州起义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帝出亡漠北为止，元末兵乱长达16年之久。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灾和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这一切，都促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地、人相食”。
总之，以上种种原因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南部人口很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189万1千多人，河北人口是139万3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臬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约50年的移民运动的序幕就拉开了。从明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
到了1370年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移民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就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
这里我要说一句，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的记载，应政府号召进行移民的应该是刘思源本人。但是，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百多年以后的追记，是非常不准确的。
他们搬到了哪里呢？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即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只见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看上去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那儿定居下来。后人为那里取名“喜鹊窝”。
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的刘氏众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当然，这在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
其实，从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搬到山东的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从路程上来说并不遥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域设置看，砀山县大刘村北面就是山东，东面就是江苏，它的西面就是河南，它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它这个地方是四省交界处，所以说老刘家搬到山东路程并不算远。
刘统勋的祖先就这样搬到了日照，其时是1370年。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作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记下了这么一桩刘氏家族的大事：“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我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庄北岭，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
成化（1465～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兴旺的家族和日渐变得狭小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老大刘承源徙居安丘；老宅西移，改称草涧，老二刘思源迁移到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搭盖草棚居住下来；老三刘接源迁居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居莒县。
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一幢石碑证明了这一点。这幢石碑中记载，“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禧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刘福、刘禄二人同迁三庄刘家沟，刘寿迁到刘家庄，刘诗迁到大朱洲，刘书迁到莒县，与他的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后来刘厚的一个后代又迁居沂水卜全庄）。
刘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树底西北侧七米处。古槐树下有了人气，长势更加旺盛，枝繁叶茂。古槐高50余米，粗四搂有余。其中有一年，它竟没生一新枝新叶，村人都以为它枯死了，不料第二年却又生出新枝叶，很快又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村人甚感神奇，尊为神树。如果有人遇到不顺的事，便携老带幼前来老槐树下烧香磕头，祈求老槐树大显神灵，消祸弭灾，保佑平安。
到清咸丰年间，刘墉的后人选址于老槐树东北侧40米处，建起一座刘氏祠堂。遗憾的是，这棵千年古槐于1946年秋被砍掉了。
刘福后来因避匪率三子刘恒迁居诸城逢哥庄，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禧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清嘉庆十九年（1814），刘福九世孙刘墉逝世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14代，其家族已有822人。日照刘氏家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续上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所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于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250余年后始创家谱，并在凡例中说：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后来，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又从日照搬了出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支单提出来说呢？因为，这一支正好是刘墉的祖先。
这次搬家开始的时间，根据日照刘氏族谱记载，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也就是说，刘福是在1465年到1487年间率领日照刘氏中的一支搬离家乡的。至于这次迁移完成的时间，根据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则是在明弘治年间，即1488年到1505年间。
有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搬个家还要如此费事，需要几十年？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考证，刘福率领家人开始搬家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7年，而搬家完成的时间则应该就在1488年——因为1487年正好赶上明宪宗朱见深病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即位，1488年改元弘治。因此，山东日照刘氏族谱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即刘福率领刘氏中的一支于明成化年间搬离家乡，而山东诸城刘氏族谱则记载说刘福于明弘治年间搬到山东诸城。
这样，刘墉祖先的一支就在刘福的率领下搬到了山东诸城逄哥庄（现属山东省高密市）并居住了下来，称为诸城东武刘氏。刘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恒。后来，由于战乱兵灾，刘家族谱被烧毁。从此，刘氏族人对诸城以上刘氏家族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刘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玳，次子叫刘瑁，三子叫刘瑚，刘墉就是刘玳的后代。刘瑁和刘瑚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刘玳也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思智。刘思智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通，次子叫刘远，刘墉就是刘通的后代。
3、刘墉之父刘统勋
弄清了刘墉家的家世后，我们明白了，刘墉他们家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从刘墉的高祖开始，他们家开始走官运了。到了刘墉的爸爸刘统勋这一代，官也做到最大了——在清朝，除了皇上，还有什么能比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大了呢？能当这么大官的人肯定也不简单，那刘统勋有什么本事，能让乾隆皇帝这么看重呢？
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谈起。
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身为皇帝，他成天在想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在乾隆皇帝的内心中，他最想成就的事业就是“三立”。
什么叫“三立”呢？“立德、立言、立功”呗。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的名字“三立”指的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所谓“立言”，就是指皇帝不但要本人文章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不受埋没，能传诵后世，这一点也就是指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功绩，即在皇帝统治时期国家的疆域要广大，政权要巩固，要平定四夷，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天下太平的礼治秩序。
要研究刘统勋的仕途，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效力的朝廷是以满洲贵族为统治者的大清王朝。因此，他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他也必须要依据乾隆皇帝的好恶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因此，刘统勋所能够做到的，无非也就是为乾隆皇帝“立德、立言、立功”添光增彩而已。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下面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作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尽行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注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
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给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总之，他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乾隆皇帝点头，很是认可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有一次，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服巡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刘统勋发现有人和孩子相对而泣，便惊奇地询问是怎么回事。那群人中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钱拿不出，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费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然后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便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代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
到了收料场，刘统勋拜见了该官员。这个官员见他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无疑，于是加倍索取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出，并将其牛车扣留。刘统勋一见某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忙赶回驻地。他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治河工程的很多官员长跪为其请罪。过了好久，刘才命令将其押回，以大杖打了他数十下板子，然后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要弄明白这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的含义——土司制度。明清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并且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其首领，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吏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取得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由于土司可以世袭，因此往往形成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进行统治。1726年，雍正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政策。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在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也没有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管理。
早在1747年的时候，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过清朝政府的同意，就趁机兼并了小金川。结果，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1758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即位后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大、小金川，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然在1773年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果然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的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还是该“撤兵”。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朝廷今后应该怎么办？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后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成为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一个。
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圣主，作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尤其懂得思想统治与文化事业的重要。
在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的治国效劳。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了典章制度的史籍《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1770年，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下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才有可能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但总纂一职却似乎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召进宫来，廷议由谁担任总纂一职。乾隆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
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但纪晓岚在1768年因为“泄盐”案件事发，被充军发配到新疆已经三年了——关于纪晓岚被发配新疆一事我们将在后面讲到。这时，刘统勋觉得正是自己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便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才，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奏来？”
刘统勋看皇上急切地催促，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向皇上笑着说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
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
乾隆听刘统勋说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道：“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
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泄盐’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泄盐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工夫，内廷没有纪晓岚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便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
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乾隆也在想着，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顺水推舟，于是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1770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刘统勋来说，最大的贡献倒是不在于他担任正总裁，而在于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总纂修官。因为刘统勋不久就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1773年12月，刘统勋黎明入朝，至东华门外，轿子微侧，刘死在轿内，享年75岁。乾隆皇帝亲自前去吊唁，因为刘府大门矮小，他的轿子去掉顶盖后才得以进入。乾隆皇帝十分感动，回到皇宫乾清门，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因而死后特赠谥“文正”。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想起了刘统勋一家三代（刘必显、刘棨、刘统勋）120多年来对于大清朝的贡献，终于想起了刘家的第四代——刘统勋的儿子刘墉，于是正式决定，一旦刘墉三年守孝期满，立即将长期外放为官的他调至北京，到自己的身边为官。
综上所述，刘墉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汉族官员的家庭里面，自然就与乾隆皇帝形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因此，正是从上述角度来讲，应该说，乾隆皇帝自小就与刘墉他们家所有的人都很熟悉。也就是说，乾隆与刘墉双方，在君臣礼节方面，存在着不很严格的可能；存在着双方开玩笑的可能性。这么看，电视剧里的诙谐之事不一定完全没有，至少这样的情节反映了乾隆皇帝和刘统勋刘墉父子的密切关系。
有读者又要问了：既然我们前面总是说乾隆皇帝如何如何重视刘统勋，那为什么刘墉却长期以来一直在外为官呢？乾隆皇帝和刘墉他自己分别是怎么想的呢？刘墉回京以后，到底是不是一直跟和珅斗呢？我们下一章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