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全堂：中南海“黑旗事件”

中南海“黑旗事件”
容全堂
50年前的1957年至1958年，全国掀起了整风反右运动，处在核心领导层的办事机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无一例外地也开展了整风反右。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围绕该室负责人何载同志是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了激烈争论，起初，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新的“八司马事件”，这就是“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人受到诬陷或株连，中办秘书室的人马几乎被全部解散。
戚本禹罗列罪名批判何载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何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责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戚本禹和林克（毛泽东的英语导读)都在中秘室。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民众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人，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载、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人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
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
从6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人分别接替何载担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要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证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戚本禹：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
据说，刘少奇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即戚本禹等人)成员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事，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
绝大多数人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戚本禹私下向江青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
戚本禹引火烧身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58年3月，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中办主任兼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等多数人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岚、李鉴、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
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人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人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毛泽东一边倒的态度，大长了戚本禹等人志气，导致了杨尚昆等多数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毛泽东挺戚本禹 中办秘书室八成人受处理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主要是5月3日召见双方人员的谈话)。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书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种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随后，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人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人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
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中办秘书室几乎到了解散的程度。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人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