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身后有邓小平？

行动起来，迎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高潮的到来！
杨连旭
2010-2-20
（注：本文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高潮的到来！》本为一体，因字数原因分别成两篇登载）
“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这是当年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中对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寄语的厚望，可又何尝不是他老人家对当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殷殷期盼呢。
马克思强调：“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哥达纲领批判》）我国六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反复对比，已经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开始运动时刻啦！
（一）、充分认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高度意识到复兴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
一说到主义，一谈到理论问题，多数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是空洞无物的大道理，是专业人士和大领导们的事，与己无关。甚至邓小平在身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和总设计师之后，竟然也坚持这种看法。
由此，就不能不说，这是我们这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民族的悲哀了。
正因如此，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严重挫折，很多人习惯归结于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能力、乃至偏好问题。为此，有人抱怨说：“毛泽东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彻底根除掉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把这个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他老人家心太软，太善良了。”
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的简单。否则，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品质、举世无双的智谋和力挽狂澜的魄力，身前早就把某个或某些领导人再给予很好的生活保障条件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理论是现实的集中表现。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能力、乃至偏好，确实在事业的兴衰成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乃至是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绝对没有根本性的作用。
否则，就无法解释事业中怎样会有前赴后继和半途而废，这两种现象的出现；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自苏共1918年执政掌权后，自　1953年9月7日　赫鲁晓夫至1985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直至1991年　8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73年间竟然推行了38年的修正主义，也不能解释中共自1949年执政掌权后，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60年间竟然改革开放了30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产生领袖，领袖来源于人民，人民的思想观念必然在领袖头脑中反映出来。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推行的政策能够实现长期化必定以相应的人民支持为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力是以非均衡性的特点发展的，造成了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社会存在，而先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所占的比例决定了社会的先进和落后状况。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尽管现代化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可小生产方式却占据着主体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975年4月1日　《人民日报》）
不仅如此，“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列宁选集》,第4卷，第86页）“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正是有了这样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不仅必然在人民中产生，而且也必定反映在领袖的头脑中。于是，“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的“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由此，尽管有些领袖们在主观上还是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客观上资产阶级思想在头脑中的反应必然形成修正主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就必定有这样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就必然有推行修正主义的可能。1985年4月，邓小平就再三说明：“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8页）所以，如果不是邓小平，那么也会是其他“一些同志”；如果不“主要是老同志”，那么也会主要是新同志；如果不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也会在以后某年某届某中全会；如果不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那么也会以其它诸如“放开搞活”之类的什么名义。这就如同当今有人评腐败：“腐败已经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的腐败了，平时恨腐败的人，一旦有了权，也会腐败的。”
总之，在我国，只要劳动阶级从总体上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觉悟，那么修正主义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势在必行的。其中，个人品质、能力、乃至偏好并没有根本性的作用。
对此，以毛泽东的伟大，也是鞭长莫及、万般无奈的。相对而言，“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页）
而邓小平，不管怎样，不仅在主观上还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即便有千错万错，可毕竟身处资本主义列强的封锁制裁中，敢于拍案而起、毫不退缩；即便千不该万不该，可却也没有如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柯那样，给身后留下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就使复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要相对容易些了。
故此，毛泽东尽管明知：
第一、“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可还是“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和“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第二、“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可还是“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这个选择，既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圣明睿智的。
正是由于修正主义的产生有着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所以，以毛泽东的伟大尚且如此无奈，那么后来者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第一、复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巩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更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不仅必须开展艰苦卓绝的理论斗争，以我国改革开放演变成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这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和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惊世骇俗的伟大成就的对比，让一切修正主义理论体无完肤、原形毕露，而且要牢记“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3、938页），讲求斗争艺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二、复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虽然是出于包括你我他在内的人民利益，但更是为了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绝不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除了对腐败分子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第五纵队成员之外，“批是要批的”，以汲取教训为主，不搞恶语谩骂的人身攻击，更不能以极左的方式“一棍子打死。
第三、复兴我国社会主义是关系到个人利益、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事业，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所以，必须“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7页）
第四、充分意识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383页）所以，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