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二十、“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

二十、“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
——毛泽东和王立庵
初进第一师范时的毛泽东，在当时的学校当局眼里，是一个好与“坏”都很突出、优与差同样明显的“复杂型”学生——他是个志向远大，品行端正的学生，但有时又是个不服管理，难以约束的“刺头”；他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是个发奋踔厉的“苦读生”，但有些课又懒得去听讲，因而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的后面……他是一名颇有争议的学生。
碰上这种情况，最难办的是任课老师。这不，这样棘手的事，偏偏让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的数学教师王立庵撞着了！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成绩突出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那一手兰亭体小楷和作文，更是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王立庵的同事和邻居、八班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就经常在他面前念叨：毛润之是他任教数十年来仅见的好学生。袁先生特别欣赏毛泽东那种勤学苦练的读书精神，称赞他“大有颜子箪瓢与范公画粥之风，犹如车胤、孙康转世。”袁仲谦是和毛泽东一同从四师转到一师来的，又一直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的话自然很有权威性。王立庵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讲自己的得意门生，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也为自己任教的班级里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高兴。
可是，时间一长，王立庵便对袁先生的话“不敢恭维”了。这个毛泽东真叫他感到有些失望，几次数学测试成绩都很不理想，有一次还不足60分，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王先生原以为，毛泽东是逻辑思维不发达，对有些严密的数学问题弄不懂。他想，做学生的谁不想考好成绩呢？既然确实成绩上不来，只好慢慢给他“吃小灶”，逐步提高罢了。
但是，王立庵后来发现，影响毛泽东数学成绩的，不是智商，而是学习态度——他学数学很不用心，常常把他喜爱的书籍，如《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等带到课堂去看，你讲你的，他看他的。还有几回，他干脆不来课堂听讲，让同学周世钊代为请假，说是“病了”。
一次，王立庵信以为真，特地来到学生寝室去看毛泽东，见他不在。恰好碰上一位值班的教师，一打听得知他到自修室去了。当时，正是1915年的初春，外面飘起了冷飕飕的麻风细雨，王先生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第八班自修室。自修室冷清清、空荡荡的，毛泽东就坐在临窗的那张桌子面前，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什么书，只见他读到精要处，还打开笔记本，认真地摘录起来……
王立庵在一师教师中，是有名的宽厚人，有时甚至厚道得有些婆婆他*的。但他又是公认的有见地的“明白人”，教学生也极负责任，从不马虎和敷衍塞责。此刻，他窥见了毛泽东请病假的“秘密”，不免对毛泽东蒙哄老师的行为有些生气，呼吸也粗重起来。
毛泽东感到背后有喘息声，他转头一看，原来是王立庵先生，只见他面色微红，表情严肃，默默地站在旁边。毛泽东急忙站起来打招呼：“王先生！”“嗯！”王立庵情绪平静了些，他略带笑容地说：“润之，听说你生病，我来看看。”见毛泽东一窘，他紧接着关切地轻声询问：“好些了吗？”“先生……”王立庵好像明白学生要说什么，忙用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坐下吧！”他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没有坐，仍旧恭恭敬敬地站着，似乎是等待着先生的训斥。王立庵只好移过一张凳子，自己先坐下来，然后默默地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身穿青色斜纹布学生装，里面没有棉衣，显得十分单薄，一双手冻得红红的，手背上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看到这里，一股难以抑制的怜爱之情，突然涌上王立庵的心头。“天气这般寒冷，毛泽东仍能独自一人专心在自修室读书，看来他绝非那种懒惰的学生！”王立庵暗自琢磨，“可是，今天称病不上数学课又作何解释呢？”他又自问道。
王立庵那温和善良的目光，又移到自修桌上。
毛泽东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书，一副笔砚，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字还墨迹未干。他问道：“你在看什么书？可以让我看看吗？”毛泽东点点头，连忙把那本书和自己的笔记本一起拿过来，交给了王先生。
王立庵接过来一看，那本书是《读史方舆纪要》，他只看了一下封面便放在一边，倒是十分注意地看那本读书笔记。那是一个九行的直线本，扉页的正中间，用端庄俊逸的“兰亭体”竖写了《讲堂录》三个大字，内容一部分是听国文和修身课的笔记，一部分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叫“随感录”。笔记的范围相当广泛，大都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从这个笔记本看，毛泽东把注意力摆在社会科学方面，而对于自然科学，却不很重视。
看到这里，王立庵轻轻地合上了笔记，又重望着毛泽东，望了好久，以致毛泽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实话，王立庵的思想是矛盾和复杂的，他不得不承认袁仲谦老夫子识人的眼力，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勤勉好学的学生；但他又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恼火，毛泽东这样不重视数学的学习，不要说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章程不相符合，就是以适用的观点来看，这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从事教育职业也是有碍的。对这样的事情，王立庵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他决意要“敲打”对方一下。不过按他的一贯作风来讲，他不愿对学生疾言厉色，而总是循循诱导。他想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说得明白的，必须好好跟学生谈谈。他从大襟里面掏出怀表看了看说：“润之，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讲一堂课。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下星期天我在家里等你，你看行吗？”
毛泽东知道王立庵住在“李氏芋园”，就在袁仲谦先生的隔壁，而他是常去袁先生家请教学问的。于是，便点头答应说：“好的，届时我一定来。”
自从那天毛泽东称病不上数学课的事发生后，王立庵的心情一直不很平静。他想做做毛泽东的工作，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心里底数不足。他想全面摸一摸毛泽东的学习情况，听听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后再说。
正好，第二天下午，学校举行教务工作会议。散会后，王立庵个别征询了一下英语和美术课两位任课老师对毛泽东的看法。英语老师反映，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还是重视的，只是他地方口音太重，发音不太准确，口语的成绩受到影响，但据说他经常利用早上的时间在练习。美术课老师则说：毛泽东根本就对美术课没兴趣，更谈不上重视这门功课。让他画画，他总是一挥而就，画个椭圆形，说是学“达·芬奇画蛋”；画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个半圆，说是表现“半壁见海日”，往先生那里一交了事……
听了两位任课老师的情况介绍以后，王立庵感到心情沉重起来，看来毛泽东偏科的毛病十分突出，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程度。不然，将来很可能影响他顺利毕业和谋职。作为他的老师，有责任帮他指出缺点，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引引路。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往第八班教室走去——他要再找几位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同学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毛泽东平时的学习情况，摸清他的思想脉搏，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来到八班教室，他让人叫出周世钊，周世钊胆子较小，见王立庵先生找他，以为是昨天帮毛泽东请“病”假的事被先生怪罪，早已急得脸色通红。他对王立庵解释说：“王先生，昨天的事是润之让我那样跟您说的……”“元，昨天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问一问润之平时的学习情况，比如，他平时都干些什么，爱看些什么书，等等。你来跟我说说好吗？”说着，他把周世钊带到他的办公室。
见先生毫无责备他的意思，周世钊感到轻松了些。他平时同毛泽东关系最要好，听老师找自己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便不失时机地为好朋友说话：“王先生，毛泽东绝非那种贪闲偷懒之人，昨天的事确实是出自偶然。若论他平时的学习劲头，那可是我辈望尘莫及的呵！”
“毛泽东最喜欢些什么课程呢？他平时抽出这么多时间，都读些什么书呢？”王立庵问周世钊。
“他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现在又开始研究哲学。他爱读的书很多，主要是古籍，从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和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认真研读过。他读过的书，我这一辈子怕也是看不完的！”
“元，你可知道：毛润之对学习有些课程——比如说数学的基本态度？”王立庵又委婉地问。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周世钊思考一下，接着说：“不过，润之说过，我们学校的课程太多，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学与用脱节，教学方法也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了，常常把人累得疲于奔命，然而对所学的许多课程却是一知半解。因此，他说学校的课程设置像杂货摊。”
“杂货摊？！”王立庵觉得又新鲜又诧异，一个低年级师范生，竟然对学校教育体制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尖刻而又形象的比喻，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事，大概只有这个毛泽东，才能做到这一点。
王立庵陷入了沉思。反差，巨大的反差——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取的不同态度；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褒贬不一的品评；还有自己在昨天看到的那个既称病不上课，而又不畏寒冷躲到自修室认真读书的判若两人的毛泽东……这一切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强烈，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可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可是，什么是形成这些反差的真正原因呢？王立庵冥思苦想着。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个严于律己、敦品力学的学生，以自己数十年教学和做人的经验观之，像他这样的人，每干一件事总是会深思熟虑的。他既然放弃对自然科学的钻研，而专攻文、史、哲，那么总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这个原因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他树立的志向和选择的奋斗目标与现今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旦这种矛盾冲突尖锐化时，有着特殊性格的毛泽东，只能是摒弃一切羁绊，向他认准的目标迈进。
想到这里，王立庵感到自己总算摸着毛泽东的“脉”了。但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谜只有等毛泽东本人来解了。于是，便对周世钊说：“元，时候不早了，你去吧！”“好的。”周世钊起身向先生告辞。
送走了周世钊以后，王立庵伸了伸腰，作了个深呼吸，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
早晨的芋园，显得特别幽静。先生们忙了一个星期的教学，难得有这么个歇息的机会。毛泽东怕打扰了王立庵先生，在花园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才来到王先生家。
王立庵也起得很早，他正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着毛泽东。见他来了，忙把他迎进书房里面。
毛泽东趁王立庵正在泡茶的机会，打量起书房的布置来，书房里除北面墙挂了一幅山水画外，东西两堵墙壁，被一排落地大书柜遮住了，玻璃橱内，摆满了许多数理化书籍，也有不少厚厚的线装古书，还有些外文书。毛泽东早就听人讲，王先生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不仅对数理化精通，就是对文学和历史也有研究，被一些老师谓之“通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润之，”王立庵给毛泽东倒上一杯茶，打开了话题：“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以我近日观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太偏重于文科了呢，对于其他学科，你钻研得怎么样呀？”
毛泽东抬头望着王先生，只见他穿一件青洋布面料棉长袍，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宽阔的前额上爬满了许多皱纹，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和蔼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切和崇敬的感觉。此刻，他正用敦厚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顿时消除了拘谨，坦率地承认说：“王先生，我是在注意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先改变天下的民心，再才能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
“你说的道理很对!社会科学是得下苦功钻研，但数学、图画等课也很重要呀!你想过没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某个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师，那么，数学、图画这些课还开不开呢？若是开这些课，你不会，岂不误人子弟!若不开这些课，别人又怎么能聘用你呢？”
“是的，先生!师范学校的学生，一出去就要当小学教师，大概是什么都要懂一点。正因为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繁杂，将近30门学科，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的流逝，实在令人心痛啊！”
王立庵听了，心里怔了一下，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学生：“是这样吗？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
王立庵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上，他感叹着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立庵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已经21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王立庵又好气又好笑：“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教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孔子讲‘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提倡世人都要待到老之将至再去学习，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不自弃，尔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的。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王立庵的话掷地有声，余音萦绕在耳，使毛泽东感到心头一震。他思忖：先生说的是极对的，可自己心里的话也得向先生讲一讲，相互沟通沟通，或许能找到契合点。
于是，毛泽东恳切地说：“先生，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21年，还有几个21年呢？不能再白白地浪费青春了。难道说，要待到腰弯背驼时，再来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吗？！”说到此处，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了。
王立庵被强烈震动了!他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肺腑之言，心情实在不能平静。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半晌没有说话。他想：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想到这里，他真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虽是你的先生，看来还没有真正了解你。你应该有你的选择，别人不能苛求于你，只要是认准了的路，你就坚决走下去吧!”
“先生……”毛泽东没想到王立庵这样理解和支持他，而且态度又是这般恳切，心里很是感激。
他怎能不感激呢!？说心里话，他太需要理解与支持了。在第一师范，既有一批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先生，也有一些比较保守，苛求于人的先生。他毛泽东平素听到的不是溢美之言，便是尖酸刻薄之辞，有的夸他是“异材”，有的说他是“怪人”，甚至还有的因他常常有违校规，视之为“害群之马”，“毫无可塑之望”，建议学校开除他!相比之下，像王先生这样既有逆耳忠言，又是真正爱护他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捞薪水、混日子的老师比比皆是，有几多像王先生这样真心诚意地为学生的学业着想，为学生的前途设计的呢？也是他毛泽东三生有幸，求学以来总是遇上这样些好老师、好人!自己如不努力钻研文化知识，力争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有何面目对老师呢？!王立庵手抚毛泽东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在你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就应另当别论。老实说，一师的课程的确太繁杂了；论深浅程度，也只适合于十几岁的少年。你今年21岁了，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你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可以专攻一门了。有些课程对你来说，显然是不重要的。而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探索宇宙之大本大源，却是十分必要的。从现在开始，赶快加紧努力吧，再也不要延误了。有什么难处，我当竭尽所能帮助你!”
毛泽东感到心头一热，他向王立庵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先生!”
光阴似箭，春去夏来。1915年的上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
“布告栏”里贴出一则消息：各班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毛泽东收拾停当之后，去邀家住湘乡的学友萧子升一道回家。萧子升告诉他，已决定不回家了。当毛泽东了解到萧子升留校是为了补习代数、几何、英语等课程的意图后，也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决定留在学校，一方面自修—下哲学，同时也请数学教员王立庵给自己补补数学课。
在校长的准许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及同班同学陈昌，一起留在学校。毛泽东把留校的事和补习数学的想法告诉了王立庵，王先生很是欣喜。他对毛泽东说：“润之，来补习吧!正好我假期闲着呢。”
这以后，毛泽东每天早晚在学校读书，上午和下午便来到“李氏芋园”听王先生讲数学课，中午就在王家吃午饭。
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往返于一师和“李氏芋园”之间，要走很远的路程，很是辛苦，加之天气炎热，既吃不好，又睡不安，就和同事黎锦熙商量，让毛泽东和陈昌一起搬到“李氏芋园”的《公言》杂志社内寄宿。这个暑期，毛泽东在“李氏芋园”住了两个多月，直到新学期快要开学时，才在王先生的安排下，回韶山去看望父母和弟妹。
在这些日子里，王立庵先生每日不辞劳苦，尽心尽意给毛泽东辅导，补上了平时掉下的数学课。王先生还把一个由他亲手抄满数学公式和定律的本子送给毛泽东，帮助他学好这门功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按计划读完了自己选定的哲学书，并且在王先生这里借阅了大量书籍。
这次补课，毛泽东感到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巩固了已学过的旧知识外，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受益。王立庵先生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炽烈热爱，给毛泽东补上了一课，使之真正认识到了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这段时间，王先生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但他并未因此忽略对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熏陶，以及放松对他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检查督促。相反，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王立庵越是要求他一定要设法补上自然科学这—课，以求学以致用。王先生利用补课期间师生过从甚密的机会，反复向毛泽东阐明这样一些观点——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如今已进入20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精密细致了，只靠某一门类的知识，无法掌握全局的，一件大事，要靠众人来做，不能孤军奋战，不能单枪匹马。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只凭一己之意，不设法联合各方势力，结果还是失败了。知识是联系同志，集合群体的纽带，对于某种知识的共同兴趣，可以导致感情的联结、思想的共鸣。隔行如隔山，干大事业的人如果知识单一，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方方面面的朋友。因此，文化知识上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事业的牢固基础——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
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也说不上是个有很深素养的人。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还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譬如，在1921年“新民学会”成员举行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就曾订下过“三十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1941年，他在给赴苏留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964年，他在多年来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钻研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鉴于这一杰出贡献，1977年——毛泽东辞世已近一年之际，在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但它充分表示了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一个政治家的深刻见解及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早已作古的王立庵先生，在他当年为毛泽东补习自然科学的时候，是否可知他的学生将来会获此殊荣呢？
当年，王立庵先生曾给予“偏科”的毛泽东以深深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感激不尽。
毛泽东忘不了王先生对他的教育之恩。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与著名作家、当年的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时，还激动地谈到他在一师曾和萧三的二哥萧子升暑假留校自学及到王立庵先生家补习数学的事，并以他特有的习惯语言，称王先生“是个明白人”、“好人”，“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
解放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先生的消息。当得知老师已经仙逝以后，为之深深惋惜。1950年5月，王立庵的儿媳、无锡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吴启瑞，给毛泽东写下一封书信，一方面向毛泽东致意，一方面告知家庭生活困难情形。毛泽东收信后，于7月19日给吴启瑞写了亲笔回信，对她家生活困难的情况给予关怀、并帮她解决小孩入学的实际问题。
此后不久，吴启瑞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关心，并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看到老师的后代生活有了保障，毛泽东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