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中崛起的中国道路

新世纪的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吹皱一池春水，搅乱了现有文明秩序。全球危机彻底打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思，新自由主义几乎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引发了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危机。而中国道路却在全球危机中大放异彩，成为新文明的报春鸟，新文明的宣言书。
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一个新文明，中华新文明，已经崛起。
每一个共同体的崛起，必然是一种新文明的崛起，四大文明古国如此，英美道路如此，中国道路亦如此。而古希腊罗马文明经过文艺复兴后，穿越千年时空，奇异的与中华文明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催生了一种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新的中华新文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出了证明书。
中华新文明是具有现代性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改革开放熔铸的现代中华文明。它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同，与西方文明不同，也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同；而新文明又兼容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华传统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新文明的核心结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发展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市场经济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是儒教文明的核心。
新文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和儒教文明等文明的和谐共生。新文明结构的各个文明是有层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缔造了中国现代国家秩序，重建了中国上层建筑，完成了中国从农耕文明结构到工业文明结构，从传统文明结构到现代文明结构的转型，因而占领了新文明结构的制高点；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以市场经济为杠杆撬动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新文明结构中的助推器；儒教文明凭借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理论从边缘重返中心，并在新文明形成中起到熔炉和整流器的作用。从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结构儒释道向中国新文明的核心结构转变，完成文明结构的转型，并非是自发实现的，而是经过激烈碰撞、冲突、合作，最终才走向和谐共生。传统中华文明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结构的重建成为历史趋势，如何重建新文明？考验着中华文明的生存能力。晚清以降，一直延伸到当代的启蒙运动，其中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太平天国的全面基督化运动、义和团的全面保守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共和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有“打倒孔家店”、胡适的“全盘西化”、“再造文明”和鲁迅的“拿来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邓小平提出“大胆的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170年文明与文明的碰撞、冲突和合作，继承、创新和发展，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和儒教文明为主体的新文明结构逐渐形成并取代了儒释道的传统文明结构。
新文明结构是一元为主、多元和谐共生的三维立体结构。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古代四大文明中惟一延续到现在的中华文明，虽然屡经磨难，却总能浴火重生。中国例外论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结构具有结构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传统文明的儒佛道三足鼎立，形成稳定的文明结构，佐以法、兵、纵横等文明系统，组成了三维立体文明结构，其结构特征是一元为主、多元和谐共生。这种文明结构和结构特征能够抗击和化解来自不同层面外来文明的压力，包容和融合不同层面的外来文明，消化和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甚至能够构建不同人生阶段的信仰问题，使传统文明结构具有了超稳定性、极大的结构弹性、时空包容性和立体开放性。同样，新文明结构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和儒教文明也形成稳定的文明结构，佐以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体系，构成了新三维立体文明结构，其结构特征是一元为主、多元和谐共生。这种新文明结构和结构特征能够抗击和化解来自不同层面外来文明的压力，包容和融合不同层面的外来文明，消化和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使新文明结构具有了超稳定性、结构弹性、时空包容性、立体开放性和历史继承性。另外，传统中华文明结构中的儒释道兵法纵横等全部都是东方文明，而新文明结构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具有更大的时空包容结构。
二、时乘六龙，云行雨施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学习和掌握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明，还能够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为我所用，实现了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完成了五四“再造文明”的历史使命。
1．中国道路——新文明结构的制高点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为什么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又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逼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偿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积弱积贫的中国急需要一场暴风骤雨来涤荡污秽，脱胎换骨；革命的指针只能指向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中国传统文明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儒学天生是社会改良和治理理论；道教和佛教的革命理论只能是改朝换代，却不能将中国引导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而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却把中国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重构中国现代秩序，重塑中国现代文明。所以，改良主义者、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也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国大革命、大建设需要有大哲学、大思维、大战略的指导，而不能像日本的修修补补。中国需要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可谓风云际会，适逢其时。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与时俱进的，能够随着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只有这种大格局、大气魄、大视野、大境界的大理论，才能指导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中国大革命、大建设、大发展，创造中国大历史。
最后，产生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思想体系；毛泽东成功地将阶级斗争理论转化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人民战争理论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邓小平成功的实行了改革开放，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国策，创造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连续高位增长，恢复了因制度化而僵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缔造了现代中国国家秩序，重建了中国上层建筑，完成了中国从农耕文明结构到工业文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文明结构到现代文明结构的转型，因而占领了新文明结构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是促使中国传统文明结构向新文明结构转型的直接动力和火车头，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
2．中国模式——新文明结构的助推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撬动了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助推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双向约束机制，即市场约束政府，政府约束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双向激励机制，即市场激励政府，政府激励市场。只要掌握了市场和政府的黄金分割点，就能化害为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推向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经济持续的高位增长，打破了所有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的预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续不竭的动力。这不仅全面激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也使始终处于弱势的经济自由主义得以嵌入式复兴。以市场经济为旗帜，中国自由主义恢复了活力。
自由主义肇始于古希腊文明，复兴于文艺复兴之时，由于它于现代性特征相契合，拥有了西方乃至全球最强大的制度权和话语权。但是自由主义却没有对构建中国现代社会秩序起到应有作用，根本原因是：（一）理论主体缺失，即始终没有完成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化命题。鸦片战争后，自由主义最先被引进，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从康、梁的儒学自由主义转型到孙中山的现代自由主义，从君主立宪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上，中国的由主义都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成为推动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北洋军阀以及其后的蒋介石政府基本上是旧军人，虽以革命名义，却都醉心于封建。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更提出“全盘西化”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基本中断。胡适的“全盘西化”理论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英思想结合，坐而论道和文本主义使中国自由主义全面走向式微。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流毒深远。（二）实践主体缺失。孙中山是伟大的自由主义实践者；但中山先生只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却英雄辈出，产生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批世界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经济自由主义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中国对内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参与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成为链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桥梁，成为中国崛起的强力助推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效率问题，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可能在今明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再过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美国。一个世纪的“超英赶美”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这是多么恢弘瑰丽的民族史诗，多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自由主义嵌入式复兴路径的经典案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空前成功，使经济自由主义借着改革开放的拂面春风重新浮出水面，并大放异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师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国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原理，以弥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的不足，并迅速转化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垄断了经济改革的话语权。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以及民主法治意识等，已经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经济自由主义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市场”、“竞争”和“效率”，已经成为我们改革开放的组成部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私有产权”等，有的已经载入宪法，有的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3．和谐社会——新文明结构的熔炉
在西方社会尖锐对立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使其珠联璧合并创造辉煌？在西方社会尖锐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一国两制”的形式能使其熔于一炉，并且在在香港、澳门的实践获得国际社会一致承认的空前成功？为什么亨亭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失灵？因为儒教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融合力、文化和谐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能有效化解文明冲突，促使文明和谐共生。
儒教文明是传统中华文明的主流文明。每个文明共同体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传统的儒、释、道文明结构中，儒教文明居于主导地位。首先，所有文明都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中华传统文明是血缘论，我们从祖先那里来，尊重祖先、祭祀祖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继承了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明传统，“敬天法祖、慎终追远”是我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不能辱没祖宗成为我们的生命动力。毛泽东、周恩来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文明浸润的结晶，深深打上了中华文明的烙印。如毛泽东写过《祭母文》，也写过《祭黄帝文》，父母是近祖，黄帝是远祖。这是中国国情，如何能“全盘西化”？其次，文明是建立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秩序、结构和规则。三纲五常是儒教文明的制度设计，也是社会的根基。中国儒教文明构建的文官制度架构，在今天的东、西方文明中，依然不可替代。所谓的“儒表法里”和“外示儒术、内用黄老”等，全是谬论。法家是儒家的流派，古有孔子为万世立法说，孔子执政即诛杀少正卯，用的正是法家手腕；仁内礼外是儒学核心，仁内是德治，礼外是法治；礼是广义的法，法是狭义的礼；法家最大的实践家李斯和最大的理论家韩非子都是儒家弟子。道教和佛教文明是传统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能构成社会基本秩序。皇帝朝会两边站着文武大臣，如果两边站着和尚、道士，岂不荒唐？再次，文明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儒教文明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社会模式；有“大一统”的国家学说；有“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理论；也有“三纲五常”的基本制度设计和道德诉求；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路径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最后，儒学垄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资源。孔子开创的私塾教育，成为基础教育方式。2500年来，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私塾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输送经世致用人才，是启蒙教育的摇篮，也是国家选拔官吏的基础。
儒教文明占据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制高点。中国已经在87个国家开办了280多所孔子学院。为什么只开办孔子学院呢？世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学院。儒教文明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国外想了解中国，了解我们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就必须了解儒学、了解孔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不到100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也才60年，是中国5000页历史大书中的一个章节。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文明中是火车头，火车头牵动的是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车身。要展示中国，就必须展示车身，这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资源。中国自由主义在新文明中是助推器，而助推的是拥有5000年历史和文明的中国。所以，随着中国的崛起，儒教文明必然会迎来另一个辉煌的时代。
儒教文明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有待深入挖掘的富矿。试想一想，拥有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一脉相承的历史文明，世界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埃及文明才多少年？希腊文明才多少年？罗马文明才多少年？大英帝国的文明才多少年？美国的文明才多少年？曾经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二战后既分崩离析，而曾经积弱积贫的中国，经过60年的建设，就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这是儒家大一统文化的功劳。
如果能将五千年的文明转化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其价值为几何？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儒教文明，已经不是我们曾经猛烈抨击的儒教，不是制度化的、僵化的、腐朽的、反动的、固步自封的儒教，而是经过“打倒孔家店”后重建的新儒教文明，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千锤百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洗礼，已经洗尽铅华，尽显本真的新儒教文明。经过一个世纪的猛烈批判，已经扫除蒙在儒学身上的灰尘，冲掉了它的腐朽堕落成分，发掘出儒学的现代性，显露出它深层的精华和价值。现在，儒教文明浴火重生，将从“回归中国”到“走向世界”。
儒教文明成为新文明结构的熔炉和整流器。首先，儒教文明具有现代性。儒学具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具有人民性。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儒学具有创新性，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学具有和谐性，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地人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把中国传统文明所倡导和向往的和谐社会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并赋予其崭新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第一次成为生动社会实践。其次，儒教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使儒学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避免了各种文明共存时的文明冲突。儒学的包容性来源于儒学本身是关于天地人的大道至德。“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自汉武之后，儒学在此后的2000千多年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靠的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最后，儒教文明具有择善而从的开放性。儒教文明的开放性品质，表现在治学上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儒学提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待人接物上，倡导“近者悦，远者来”，“远者来服”；在教育上首倡“有教无类”，这种来自2500年前的教育公平和开放心态，在今天仍有非凡意义。
三、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结构是一种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新文明结构的形成，标志着一种融东、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已经形成，标志着“五四”启蒙运动中提出的“再造文明”命题，终得以实现。
结构决定特征，结构决定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儒教文明构成的新文明结构，反映出新文明的整体性特征：现代性、中国特色、中国意识和中国价值。
1．现代性。现代性是新文明的基本结构特征。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文明的转型，是从具有五千年传统的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新文明的现代性特征有：
（一）世界观的转型。从传统经验世界观向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科学世界观，科学性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选，这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原因。（二）价值观的转型。从传统君国价值观向人民价值观念转变。（三）社会制度的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民族观的转型。中国现代的民族观念重构了国家结构。（五）人的观念的转型。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2．中国特色。新文明是鲜明的中国思想，使新文明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毛泽东最先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自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命题以来，中国特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什么是中国特色？如果把中国特色命题分解为许多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中必有若干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中国特色的必要条件。中国元素不仅包括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也包括在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例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其中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农村包围城市、根据地建设等却都是中国元素，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孔子是中国的，但儒学却是世界的。新文明的中国特色，是指具有很多中国元素：新文明中的儒教文明是中国元素；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都是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就是消化吸收人类一切人类先进文明的过程。
因此，中国特色首先是中国国情。就是以国情为中心，去认识、掌握发展规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其次，中国特色是中国的比较优势，13亿人口是我们的国情，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最后，中国特色是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宝。
3．中国意识。中国意识自古有之。最早的中国意识表现为一种文明的优越和自豪，如“华夷之辨”。其次是儒家的家、国、天下意识。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北朝有“中华”，宋有“中华者，中国也”。元末农民起义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意识表现为救亡图存、民富国强，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表现为寻求民族复兴之路，我们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空前的成功，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意识重新崛起，成为中国道路的最好论述。
中国意识是一种国家共识。这种国家共识是面向未来的深邃眼光，是对现在充分自信、对历史勇于负责的国家心理，是恒久的、积极向上的国家意识，是开放、开拓与开明的科学发展观，是包容、继承与创新的新文明。新文明是中国意识产生的基础，新文明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开拓性、包容性、继承性、创新性特征，是中国意识产生的基础；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等新文明的中国论述是中国意识的直观表达。但是，中国意识不完全是本土产生的，她既来自于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觉醒，又来自于外在的感觉和评价。当前世界超乎异常的关注中国，制造出“中国经济”、“中国发动机”，“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创新”、“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危机”、“中国机遇”、“中国威胁”、“中国崩溃”等，还有“世界工厂”、“世界车间”等，国际传媒这些带有强烈色彩的报道和宣传，无疑加速了中国意识的快速崛起。如，拿破仑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拿破仑看了《孙子兵法》后，深深震撼于中国智慧的深不可测。但是，基于现在的中国发展和综合国力，现在的“中国威胁论”才给国际上以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反馈到国内，必然加速了中国意识的坚持。
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意识，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因为新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开放性、包容性。新文明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自由主义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儒教文明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中国意识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是由新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决定的。新文明具有结构层次性，决定了中国意识的辐射式开放，即新文明构成了中国意识的基础，而新文明中的儒教文明构成了东亚意识和亚洲意识的基础，新文明中的自由主义则构成了亚洲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基础。中国意识中的中国意识、东亚意识、亚洲意识和世界意识由内向外辐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兼容，互为一体。
4．中国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儒教文明构成三维立体的新文明，标志着一种现代的、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具有无限生机和活力的中国价值的崛起。中国价值是建立在新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价值继承和超越了西方价值。首先，我们继承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等；其次，我们不仅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我们还继承了悠久历史文明的儒教文明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包容等核心价值。中国价值是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中国价值不仅包含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儒教文明等新文明的主流价值体系和相关价值体系，而且包含了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意识等价值系统。
四、潜龙在渊、腾必九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而是中国特色、中国意识、中国价值、中国思想的崛起。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建立在深厚的文明和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日本的崛起，由于缺少了多元文明结构的支撑而屡屡受挫。日本开始于军事崛起，以明治维新之后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标志；也受挫于战争，以二战战败为标志；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的崛起始终难以有更宽阔的境界，始终没有完成政治崛起和文化崛起，原因在于日本崛起的文明结构问题。日本的文明结构中吸收了自由主义文明，结合自身独特的岛国文明，这两种文明都具有强烈的扩张性，而日本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无法支撑其扩张。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政治崛起，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完成了政治崛起；其次是军事崛起，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自为反击战和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完成了军事崛起；再次是经济崛起，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经济崛起；可以预言，中国下一步是完成文化崛起。所以，中国虽然崛起的比日本、德国晚，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英美崛起的路径一致，且支撑崛起的文明结构和中国思想成熟合理，所以，中国后来居上是必然的。
新文明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声惊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继英美崛起后人类又一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新文明的崛起是对现有的国际发展模式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是对现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