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的第三种生存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过的是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有，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财智论语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是个有些尴尬的阶层，尽管不乏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的优秀人物，也不乏登堂入室、为尊者师的显赫人物，但就总体而言，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一直是个依附阶层，除了学而优则仕，很难找到其他施展抱负的途径。所以，历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皓首穷经，在传统的文化圈里打转，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放浪形骸，动辄作穷途之哭。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更积极、更有意义的活法呢？也许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财智时代，答案才真正显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新华社自闯一条新路，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把新闻当成事业来干的，当它只能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时，对我就失去了意义。我想实现自我超越，而在传统的结构里又解决不了，只好到体制外去。就像一个孩子已长到了一米八了，他希望管衣服的人发给他一套大号的衣裤，但是管衣服的人说别人中号的都穿得很宽松，就你挑剔，最后你在别人眼里还成了爱捣蛋的坏孩子。那么你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去找裤子。这裤子就在体制外，好比灯笼裤，你长多高大都能穿得下。
我先给大家讲两个故事，看看当时下到海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是我大徒弟的故事，这是我创业之后收的第一个徒弟。那时王志纲工作室还不叫这个名字，叫熊猫事务所。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收到一批信件，其中有一封信字写得很工整，信中说他是个热血青年，很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命运的论文，这篇论文已经给很多高人看过，其中一位新华社的老人看了以后说这个风格很像王志纲，想请我指导一下。信的最后羞羞答答地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能不能给你当徒弟？最后落款是“冒失鬼”，还留了一个传呼机号。我看了觉得他没胆量，连名字都不敢留，随手就把信扔在了纸篓里面。这个时候我夫人在旁边，她把信从纸篓里捡了出来，看了信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很有灵气，既然他留了个传呼机号，就决定把他叫来见一见。
第二天来了一个小个子，就是我的大徒弟。第一个徒弟就这么来的，所以我说他是从废纸堆里捡出来的。后来一说他是贵州人，很聪明，说话的时候眼珠滴溜溜地转，我就很喜欢。我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跟我学习就行，我就让他留下来了。他留下来以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看他整天乐呵呵地在电话前面守着，每次电话一打来，对方问他是谁，他就回答他是王老师的助理。
后来才搞清楚当时正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那时是“三无”人员，无户口、无住所、无单位，当时正跟他的女朋友谈恋爱，女朋友是个硕士，分到了珠海税务局，女方的爹妈成天追着姑娘劝说，不让她跟一个“三无”人员搞对象。她的爹妈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女儿为什么会喜欢他，爱上他！殊不知我这个大徒弟有宏图大志，只是暂时得不到施展。他原来的事业是条断头公路，什么热闹他干什么，煤炭火就倒煤炭，新疆热就到新疆，他跟我以前已经这样闯荡了四年。
他们那群人那时的生存状态是白天在外头混，黄昏的时候找个小饭馆买杯散装的啤酒。他们正好处于坏和不坏之间，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个要当总理，那个要做总统，到晚上十一点饭馆要打烊了，这个时候啤酒也喝完了，到哪里去住？要么投靠亲友，要么在办公室里把衣服裹上，找个位置一歪就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整理好唯一的一套西装，把头发梳两下，又开始继续战斗了。恍然十几年过去，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我那里呆了几年之后，跟他兄弟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小的老板，在上海、北京、太湖边上都买了房子，成了丈母娘一家的骄傲。
另一个故事是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个马仔，原来是个大学老师，很早就到南方炒更去了。他来投奔我的时候，真是叫“衣无领，裤无裆，光着屁股走四方”。尽管开着车来见我，但是在过公路的时候交不起过桥费，到加油站的时候没有加油的钱。特别是1993年到1994年宏观调控以后，的确出现了这么一批老板，光着屁股坐花轿，看起来很有派头，开着奔驰车，但其实连加油的钱都没有。
当时他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呢？他说有一次一个老板请他们做一个策划方案，他请了十几个大学老师一起做了三个月，他去交方案的时候担心那个老板称斤称两，因为他这个方案落实下来只有一个本子厚的内容。他就把他们所做的所有草稿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面。最后见了这个老板，果然，这个老板拿着这个本子掂量了一下，问多少钱啊？当时他战战兢兢地报了个价：三千块钱。没想到老板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砸，就骂开了：“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嘛！三千块在街上可以买多少纸啊？这几张纸三百块都不值！”这个大学老师着急了，把这个老板请到了车的后面，打开后备箱说：“你看到的只是这一点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后面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成本，你看看我的草稿。我是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稿子最后沉淀成了这么一点豆腐脑卖给你，你拿三千块不贵呀！”老板蹦出了一句：“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吗！写字的满街都可以找，你不要来蒙我了！”他最后求爷爷告奶奶拿到了两千块钱。
这就是十五年前中国的现实。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去挣钱的。那个时候有钱的老板们根本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不就是写字的嘛”，让别人做只要几百块就可以了，你还想要两千块、三千块？这是非常真实的故事。
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就低下了高贵的头，下到海里面以后按他们的话说，狗群里面学狼叫就比狼还要野蛮，比流氓还要流氓。今天的中国有很多老板，看起来就像思想家哲学家似的，其实比那些大老粗要龌龊得多，道貌岸然，两面三刀，心口不一。有很多暴发户，包括很多农民，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很真实，他的粗野也很真实，但是蜕变了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当时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发了个誓，一定要在我手里彻底改写有钱人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时代。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唱主角的是过去我们看不起的商人们，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老板。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与狼共舞”。这个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业家、商人，他们是狼。那我是谁呢？我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变成狼，就要被狼给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变成狼，你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过的是一种“与狼共舞”的生活。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有，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这十多年来，我跟无数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坚持建立在独立人格上的第三种生存，就是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当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这些文化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必须获得一种内在价值的认可，赢得对方对知识的尊重，同时兑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十多年走下来，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当然，后来有些人攻击我，说王志纲现在挣到钱了，却说什么同流不合污，什么与狼共舞啊，他就是狼。后来我说当年达尔文成天跟野生动物在一起，看狮虎争斗，看河马*，记录猴子猩猩的故事，他就成了野兽了吗？不在于你有没有进入动物世界，而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由于我刚开始做工作室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这十多年走下来，才最终走通了这条路。
五年前我出过一本书叫《财智时代》。当时的中国很多海归用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在美国刮起的IT旋风吹到了中国，特别在中关村一带，传说知识分子的狂欢节到来了，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知识分子们都成了知本家了，靠知识就能够成为大财主。在一次全国知识经济论坛上我发表了一个宣言叫“财智宣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还不是知本家时代，也不是知识经济时代，顶多是一个财智时代。商人代表财富，知识界代表智慧，找到一个途径达到财智双赢，财智共舞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我认为这个时代还要持续二十年。我提出这个观点是有感而发的，十几年来我跟很多老板打交道，的确经历了一些你们想不到的过程，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主动权，找到了知识的尊严，在帮助老板获得财富和提升的同时，也通过市场为知识定了价，兑现了知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