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人物解读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参加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上了大学，突击入党，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 “有棱有角的石头”，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判处有期徒刑18年。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福建省小学教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他边读边想，泪水潸然而下。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毛泽东当即给李庆霖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送邮局寄走。
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惴惴不安。
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泪流满面。第二天，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将300元存入银行，现如今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会见还有军区李志民政委及龙飞虎少将。对于插“白旗”那段历史公案，李庆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在六万人大会上发言，7月8日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绝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80年代初，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准予减刑，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210元救济      .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3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李庆霖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一帧“位卑未敢忘忧国”。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我们是1964－1968年下乡，1978－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到15年）。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