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2)

在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改革经验，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物品服务，同时借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私营企业或地方集体来配合。在合作医疗方面，经过30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王绍光2008）。这样的多元参入的公共物品提供，其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人民有购买或参与与否的选择权力。因此，应该不会像控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在卫生、环保和保险等方面，也许可以部分借鉴改革体制中的经过分权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推动，采用半市场化了的机制。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的GDP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汲取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这样的进一步改革。正如有人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见SebastianHeilmann2008a，2008b）。王绍光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王绍光2008）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试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从汲取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
*感谢汪晖、李放春、彭玉生和白凯给我的鼓励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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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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