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雯丽8

死后

费雯丽逝世的消息使伦敦大为震惊。几天前，报纸还在报导她病情好转的消息。好莱坞导演乔治·顾柯刚刚读完费雯丽逝世前一天打给他的贺电。朋友们和费雯丽艺术天才的崇拜者们从乔治·顾柯那儿得知，费雯丽和米·雷德格雷夫还在加紧排戏。开始出现一些流言蜚语。由于猝然去世所必不可少的调查，出乎意料地被取消了，验尸官也没有到伊顿广场来，这使上述流言蜚语更显得煞有介事了。人们写道：由于费雯丽一直在生病，因此排除了调查的必要性。鉴于家里人拒绝解剖尸体，一家报纸暗示，死亡是由于服用了过量安眠药所致。谣言广泛流传。

甚至一年以后，在题为《明星的光辉》的传记中，格·罗宾斯都不敢驳斥有关自杀的说法。相反，她引用的一些事实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疑问：既然病变已经扩展到第二个肺叶，空洞已有桔子大小，那为什么医生看不到病情的危险？很难相信，为了确诊而做的化验要等六周以后才能取得结果。

死亡的真正原因一时难以断定。关于这位伟大演员自杀的说法，可能使英国艺术界享有盛名的人士蒙受耻辱。最近出版的关于费雯丽生平的一些书的作者，否定了早些时候已经公之于世的事实，使人有时简直闹不清事情的真相。但与此同时，没有人考虑到，自杀是与这位意志坚强的女性的性格不相符的，特别是当时她还在准备演新的角色。如果不是狂郁症复发（一犯病，费雯丽就对自己的言行失去了控制），自杀的说法是荒唐的。

七月八日清晨，劳伦斯·奥立佛爵士从圣福玛医院（当时他手术后正在此休养）匆匆赶到伊顿广场费雯丽的住宅。他的病（前列腺肿瘤）加速了他前妻肺病的恶化。

费雯丽一直忧心忡忡：无论如何，这是恶性肿瘤呀！她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一直往医院里打电话。如果不是非同小可的原因，这位名震英国舞台的“大王”是不会离开自己的病房，并从聚集在费雯丽住宅前面的激动而默默无语的人群前面走过去的。在这里迎接他的是住宅门上那块刻着“奥立佛”字样的旧门牌。奥立佛一直避免同费雯丽见面。可是现在他自己来了。他看到了一些熟人：哈特莱夫人、利·霍尔曼、约翰·梅里维尔。楼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说，人们信任她，承认她的天才。到处是鲜花……墙上围着涂蜡的、带有老式鲜红玫瑰花纹的布，床也用同样的花布帷幔盖着。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名画—奥加斯盖茨·乔恩、本维努托·杰里尼的手笔以及温·丘吉尔画的静物写生。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最熟悉的面孔—劳伦斯·奥立佛爵士的画像。这是一间令人惊异的房间，就象布景一样—这是“朱丽叶、奥菲丽娅、玛格丽特·戈蒂的卧室”。

有谁知道，这位不久前生命垂危的老演员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想起了喀普利岛炎热的夏天，是否想起了一九五三年从美国返回英国时的可怕情景，是否想起了那天夜间他读了“puss”（小猫咪咪，此处指费雯丽）给他写来的绝望的信件（共有二十二页之多！）之后，决定不予回答？不管此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了什么，他现在欲看不能，欲离不忍……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结束了。几分钟后，他开始接受人们对他表示的慰问和同情。一小时后，他悄然离去了。

晚上，整个伦敦都为费雯丽哀悼。“大使”、“老维克”、“老维奇”、“凤凰”和其它许多费雯丽曾经演出过或从未演出过的剧院，都熄灯一小时志哀，而在剧院里边却和往日一样上演着戏：“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费雯丽于逝世前一年立了遗嘱，财产归女儿所有，全部东西（一件不漏）赠给朋友们，她第二个丈夫得到了她收藏的绘画中最珍贵的一幅—德加的《浴女》。遗嘱中有一条使执行人惊讶不已：费雯丽决定献出她的眼睛做角膜移植用。由于死于肺结核，她的这一愿望未得到实现，但是她以自己的行动为别人树立了榜样。

使哈特莱夫人大为震惊的是，费雯丽要求将她的遗体火化。七月十一日，灵柩被抬到了一个不大的教堂，出席安魂弥撒的有她最亲近的人：母亲、利·霍尔曼、苏珊娜和她的孩子、塔昆·奥立佛。火化后，梅里维尔和哈特莱夫人遵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在提克利治磨房的小湖上。

七月八日和九日，英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悼念文章。一些文章的作者顽固地坚持达林顿的说法：奥立佛的学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成就，是由于她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她丈夫的帮助。有的人走得更远，说什么这个老式的演员扮演了许多老式的角色，最后死于老式的疾病。如果认为这是对费雯丽独立不羁的言论以及她为圣詹姆斯戏院挑起的一场风波所进行的报复，那显然是太过分了。但是剧作家特伦斯·拉蒂根在《纽约时报》上，约翰·特鲁恩在《戏剧和演员》报上，哈罗德·霍布森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都不得不提到那种顽固地把费雯丽仅仅看做一个绝色美女，而不承认她是一个演员的陈腐论调。最为坦率和勇敢的要算约翰·特鲁恩了。他写道：“费雯丽的逝世使英国舞台失去的不仅仅是它最美丽的演员，而且是一个有智慧、有灵感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理智的人，她不得不终生忍受着对她不公正的评价，因为那些持有陈腐偏见的人总是认为费雯丽的幸运来源于她动人的外貌。她一生的道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多年来，她与一位天才的男演员配戏，尽管他是一个最忠实、最慷慨的男人，她在奥立佛的一班人马中却始终是一个‘小伙伴’而已。不管她演什么，从克莉奥佩特拉到《睡梦中的王子》的女主人公，总会出现那么一个足智多谋的批评家摇头反对。在舞台艺术的历史上有不少男演员把自己的妻子‘带’红，有不少女演员把自己的丈夫‘带’红。请允许我满怀信心地声明，费雯丽没有依靠任何人，是个当之无愧的杰出演员。她在风华正茂、美艳动人、创作鼎盛的时候溘然长逝了。‘美会消逝，美会一去不返，哪怕是举世无双的美……’不！我认为，费雯丽的美、她的外貌和心灵的美永不消失。”

在莫斯科，当时人们正等待着国际电影节的客人费雯丽。《电影节同路人》的编辑弗拉基米洛夫发表了“纪念费雯丽”的文章。艺术是国际性的，因此莫斯科的一个新闻记者能够比费雯丽的许多同胞更为深刻、更为正确地评价英国的一个女演员，这一点丝毫也不奇怪。与此同时，在《星期》周刊上发表了署名梅·斯图鲁阿的文章，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英国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人存心在费雯丽逝世后坚持不承认她是伟大的演员。忠于奥立佛的评论家费·巴克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文章被名气同样很高的评论家艾·登特称为“挑衅性的、挑战性的”东西。的确如此，费·巴克这篇悼念费雯丽的文章竟成了赞扬奥立佛的颂辞。他写道：“事情是这样的：已经成了伟大演员的一个人必须去实现费雯丽的自负心。在拍摄《英格兰大火记》时，费雯丽遇见了奥立佛。这次相遇产生了一段恋爱史，继而是结婚和费雯丽一举成为名演员。同奥立佛离异前，他们共同走过了近二十年丰富多彩的创作道路。这些年来，他以巨大的精力和热忱鼓舞着费雯丽的创作活动。他锤炼着费雯丽那有限的天赋，直到这点天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她以自己的决心和紧张的劳动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恐怕她自己也会第一个承认，奥立佛对她有如匹克梅梁，而她自己正象加拉蒂亚，是他把她提高到了可以扮演麦克佩斯夫人和两个克莉奥佩特拉的高度。”

一年以后，艾·登特回答了巴克：“我真心诚意地同意巴克先生在其著作（指〈奥立佛夫妇〉一书）中所陈述的观点和他写的悼文中的其它部分。然而说得委婉一点儿，我完全不能同意上述他写的这百来个字，我不能同意这段文字中的任何一句话。我认为她在遇见自己那位‘男人之中的男人’以前，她的意向就已形成。她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远不是有限的）天赋—譬如郝思嘉，更不用说其它角色了。‘锤炼’她天赋的是他们两个人，他们的结合以及近二十年来在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方面的功绩。要不是病魔的困扰，她所具有的‘精力和热忱’至少不会亚于她那伟大的伴侣。费雯丽一定是最后一个，而不会是第一个同意那种用雕塑家及其创作的雕像（这雕像由于他的一吻而获得生命）来比喻奥立佛和她的做法。她既不是他扮演的匹克梅梁的加拉蒂亚，也不是他所扮演的息金斯教授所培养的伊莉莎。这种比喻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在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前，她只愿做她的拉里的费雯。”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在圣马丁教堂（十年前在这个教堂的院子里举行过保卫圣詹姆斯剧院的示威）为费雯丽举行了祭奠仪式。英国艺术界的精华很早都聚集在这里了。来得最早的是奥立佛。在仪式开始前一小时他就进入了教堂。他躲在教堂深处的圆柱后边，看到了前来悼念他第二个妻子的所有客人，听到了圣经片断和亨德尔的咏叹调，以及英国当代最伟大的演员约翰·吉尔古德那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讲话。

这是一篇美好的讲话，它出自一个演员、作家、亡灵的好友、外交家、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之口。吉尔古德非常激动，他很害怕自己会失态，然而又无法不讲：

“一个人在失掉自己亲密朋友的最初时刻，是无力向别人谈及此事的。悲伤—这是私人的、个人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私的：他失去了多少一去不复返的美妙时刻，失去了多少可以向死者表达依恋之情的机会，他对这猝然而至的不幸是多么悲愤，他的忧伤是多么突如其来和难以平息。

“要在人们面前提起不久前刚刚辞别人世的费雯丽，是无法忍受的困难。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和她更加亲近，但是既然她的亲人请我向她致悼词，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在她的创作活动中最为珍贵的，我认为是她那始终不渝的想要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舞台演员的决心，她那献身于活生生的舞台艺术的决心。尽管以她美丽的外貌、精湛的技艺、优雅的仪态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决定她迷人气质的天赋条件，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成为一颗别人望尘莫及的赫赫的电影明星。诚然，她所扮演的郝思嘉、汉密尔顿夫人以及在影片《欲望号街车》中的精彩表演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无论如何也不满足于这些银幕上的角色。她一生忠于舞台，并且把整个身心倾注在舞台工作上，为的是达到她后来的确已经达到了的高度。她在《道德的面具》中所获得的第一个巨大成功吸引了评论界和观众，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她年轻貌美。聪颖而谦逊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以扩大表演各种角色的可能性。

“同劳伦斯·奥立佛的结合鼓舞了她的创作激情。她不仅仅是他忠实的学生，而且是他出色的舞台伙伴。她同奥立佛的同台演出—不但在圣詹姆斯剧院（为挽救这个戏院于毁灭她曾进行过英勇无畏的斗争），而且还在‘老维克’的舞台上，在斯特雷特福，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她都使自己的艺术桂冠上增添了新的瑰宝。

“除了古典戏剧外，在现代戏的演出中她也能使所有的观众为之倾倒。每个现代戏都对她那多方面的表演才能提出了迥然不同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死里逃生》、《睡梦中的王子》、《安提戈涅》以及晚些时候的《复仇天使》。

“她的声音令人难以忘怀并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在电话的听筒里，人们立刻就能猜到是她。她的声音中混合着威严的命令口吻、天真无邪和生气勃勃的温暖，充满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可是为了舞台的需要，她坚决地改变了自己音色。

“在演莎士比亚笔下的克莉奥佩特拉（我认为这是她所表演的古典角色中最为出色的一个）时，她能够在所有的音域中把声音压低、使之有别于在扮演萧伯纳笔下的青年时代的克莉奥佩特拉时所用的天然音色。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演员能够象她那样成功地显示自己的卓越艺术才能。她演的麦克佩斯夫人也同样是以声音的惊人魅力和感情的复杂尖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万分遗憾的是，把她的表演搬上银幕的打算一直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实现是会在全世界获得成功的。

“在戏剧领域和个人生活中，她都是无懈可击的：认真、谦虚、细心周到、彬彬有礼。她真诚而心地善良，文雅而又不装腔作势。她的住宅总是那么美好，正如她那雅致而又朴素的服饰一样。甚至在演戏之余她也总是闲不住：收拾房间，为朋友准备礼物，帮助邻居的园艺爱好者，慷慨地接待客人，这一切她都做得无比优美和自然。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她的一个亲密朋友。我第一次看到她是一九三六年，当时她在牛津扮演《理查二世》中的王后。这个角色没有多大意思，虽然她穿着中世纪的服装显得无比动人，并赋予女主人公的语言和动作以一种十分优美的色彩。当时我们彼此还不很熟悉。

“几年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我和她一起演出了《医生的困境》。从那时起，我们相互了解，并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和彼此间的依恋。我感到无限幸福的是，在最后几年我有机会经常见到她，对她极为爱戴。

“是的，她从来不知道休息，不知道爱惜自己。她的坚韧和耐力是惊人的，她时常生病，受着沉重的狂郁精神病的折磨。她并不重视自己的病，很少承认自己在患病，也不愿意和别人谈起自己的病。面对个人生活的悲剧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敢，这是感人至深而又使人深为震惊的。她总是以无限的深情怀念着首先发现她的天才帮助她发展了天赋的那些人。她永无止境地提高着自己，进行着探索。在排戏时，她总是以自己的勤奋、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和灵活性给人们树立榜样，而这一切她是通过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对事业的忠诚获得的。

“流逝的岁月改变了她那不需要浓妆艳抹的俏丽容颜。然而，她并不害怕那些更加年轻貌美的女郎们的竞争。她一向对什么都感兴趣：人、城市、超级摩登服装。在伦敦，在郊外，在美洲，在澳大利亚—处处都有她的朋友。她令人神往地谈到自己的日本朋友（他们常给她发来措辞感人的祝贺信）和俄国朋友（在他们那里，电影《魂断蓝桥》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作品）。她以感人的认真态度回答素昧平生的人们、倾慕者以及新闻记者们的来信。在她工作的剧院里，大家都因为她对经理和剧团的普通成员一视同仁、彬彬有礼而喜欢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幸好她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她做着计划，准备排演新剧，就这样—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她神奇的天赋是无与伦比的。作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影星和个性极强的舞台演员，她的戏路宽广，从萨宾娜的滑稽表演到布兰奇那自然主义的垂死挣扎，她都能演得极为出色。对于麦克佩斯夫人和克莉奥佩特拉等角色的一切要求，她也都能胜任。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出戏中，她只有短短的几场戏，可她创造出了无法仿效的优美细节。谁能忘记，当她用自己的胳膊肘夹着拐杖在沙土上写字时，那使人惊心动魄的优雅姿态？谁能忘记，这暴力的牺牲品身着灰色长衫，在舞台上幽灵般游荡的身影？

“现在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损失使我们黯然神伤。我们了解她并同她一起工作过，为此我们将永远感到满足。为了她以自己特有的慷慨和对生活的热爱所奉献给世界的一切，我们要给她以应有的评价。”吉尔古德以莎士比亚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悼词。于是，在教堂的拱顶下响奇了莎翁献给克莉奥佩特拉的诗句：“死神，你可以夸耀了，一个绝世的佳人已经为你所占有。”

过了不到一个月，在莫斯科“电影”影院举办了一个电影周，上演英国三十年代有费雯丽参加拍摄的影片。有人抬来了费雯丽的巨幅画像，有人在画像前献上了一篮篮洁白的鲜花。观众沉浸在虔敬的静默中。大家都知道费雯丽，都爱戴她。对于来到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电影，也不是一次普通的晚会。在往日人声鼎沸的休息室里是一片肃静。这肃静之中饱含着对艺术的崇敬和理解，正如某个伦敦居民在伊顿广场三十五号住宅的圆柱上所做的题词中饱含的感情一样。那题词是：“心灵永远年轻的，古往今来真正最美好、最伟大的女演员。”

余下需要补充叙述的东西不多了。劳伦斯·奥立佛爵士成了劳伦斯·奥立佛勋爵，然而已不再领导国家剧院了—他已进入暮年。他的助手肯尼思·梯南未能取得庇护者的地位，然而反对既定体制的斗争帮助这位过去的“左派”得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艾伦·登特于一九七九年逝世，他在十年前出版的《费雯丽—回忆的花冠》一书成了珍本。

这是一本真诚、动人心弦的文件，它决不是一本关于悲哀事件的辩护词的集子。正是在这本书里，人们能够看到真正的费雯丽，首先是在登特本人所写的引言里：“为了很好地了解一个人，二十五年时间是足够长了。但是，尽管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认识了她（当时她正在排练詹尼弗·杜贝达这个角色）。此后我有幸成了她的朋友，并在她辞别人世前九天又最后一次见到了她。即使如此，我也不敢说真正了解她。谁也不能真正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朋友、亲人甚至自己。了解费雯丽这样一个人就更加困难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美依然是那样令人惊讶。可是她首先是一位演员，而且永远是一位演员。当她年仅二十七岁的时候，就由于扮演郝思嘉而声名大震，蜚声世界影坛。这一辉煌的成就（在整个电影史上再没有比这更为人所羡慕和追求的角色了）可以很容易地彻底地毁掉她，使她以郝思嘉的眼光，高傲而轻蔑地看待所有的人与事。她又可能做出一些糊涂事来，从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比如，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就曾有过这种倾向，特别是在表演莎士比亚的一些角色时（她第一次扮演波拉·坦克里而取得令人眩晕的成就时，只有三十岁）。

“费雯丽从来不充当逗人笑乐的角色，除非按字面意思讲或者在演考华德和法伊多的滑稽剧时。在她那令人倾倒的美丽外貌下蕴藏着智慧、力量和坚定的目的性。当谈到莎士比亚和其他类似的戏剧大师时，费雯丽总是坦率地表示不仅要演他们的戏，而且要表现他们作品的深度。简言之，她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业，为扮演最难以发挥特长的角色而艰苦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服从于严格的纪律。在前面提到过的帕特里克·坎贝尔死后，人们谈到她时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她使全世界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后来她一脚踢开了‘地球’，地球也就从她的视野中滚出去了。费雯丽从不向‘地球’卖弄风情，虽然不管在电影界还是戏剧界，人们都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最后一次出发到美国巡回演出契诃夫的《伊万诺夫》之前，她在苏塞克斯的花园里一边摘花一边对我谈起了她还未曾尝试过的几个伟大的角色。她扮演易卜生笔下的海达是否显得太老，而扮演契诃夫笔下的朗涅夫斯卡娅是否又不够成熟？我回答说，她有足够的智慧，她的扮相能满足这两个角色的要求。这是事实。唉，在秋天花园里的这番谈话注定是在她事业接近尾声的时候进行的……“一天，我在和费雯丽谈话时，给她读了罗伯特·布朗宁作品中的一段，开始是这样的：‘噢，光辉的爱情，是天使，是飞鸟，而这一切—都是奇迹，疯狂的愿望……’

“就在那一刹那，她以自己特有的冲动激我说：‘为什么您一次都没有想到在您的评论文章里给我带上这样一个由诗句做成的漂亮“胸饰”呢？’我现在这样做了，遗憾的是已经为时过晚，她再也不能佩戴这种装饰品了。我以轻松的心情，并且完全真诚地认为，她没有过错—无论作为一个演员，还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几乎从没有犯过错误……二十五年中我一直认为，她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在银幕上，在舞台上，在生活中）。她容颜绝世，富于魅力而又神秘莫测。我在为她撰写小传的时候，发现她的朋友和同事在回答我的调查询问时，一些人认为她主要是一位电影演员，另外一些人更为重视她在舞台上的成就，而我对她在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成就都给以应有的评价。没有一个戏剧演员在银幕上能象她那样出色，也没有一个电影演员在舞台上能象她那样无懈可击。此外，作为一个演员，她的戏路无限宽广—远远地超过某些批评家所准备承认的程度。重要的是，费雯丽是一个极美好的女性，正如她的艺术一样。直到今天，我仍然拜倒在她的魅力之下。”

随着时光的流逝，怨恨和偏见也会消失。然而时至今日，尽管设立了以费雯丽命名的奖金来奖励年轻的导演，似乎正式承认了费雯丽对英国的卓越贡献，但费雯丽的敌人还一直没有停止对她攻击。更坏的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她的艺术，而是她的疾病。

一九七七年夏季出版的关于费雯丽的最后一本书，已经成了畅销书。它的作者美国女作家安妮·爱德华兹广泛地收集了资料，研究了费·巴克、格·罗宾斯和艾·登特德著作。然而她研究的结果使一些严肃的批评家大失所望。“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位美丽而又富于悲剧性的女演员的事业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但是在这本书中却很难看到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费雯丽，”—美国《影评》杂志的评论家这样写道。伦敦《泰晤士报》评论员谢里丹·莫里写道：“可以设想，某个人把丽小姐的记事簿、日记、照片以及她的病历和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材料一股脑儿摆在纽约市精神病学家的非常勤奋的秘书面前，并请她从所有这些材料中领悟出，某种涵义……费雯丽可能是患了狂郁精神病，正常人很难与她相处，然而与此同时，费雯丽又是在我国产生的最伟大的一位好莱坞式演员。在这层意义上讲，她显然配得上由她最亲密的人之一，或者是某个旁观者从客观的立场来为她树碑立传，以提供这位女演员的批评性画像。爱德华兹小姐似乎不具有这两种可能性之中的任何一种。”

讲到“好莱坞式”这一点，我们留给谢里丹·莫里凭良心去做出回答，在其它方面他都是正确的，尽管安·爱德华兹的书有五个月之久在美国书市上一直是主要的畅销书之一，而且前她又着手为马·密切尔的《飘》写“续书”了。

费雯丽最后一部传略的作者似乎是找到了“生财之道”。她的畅销书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导演艾伦·卡尔搬上银幕，这部影片后来默默无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卡尔对于费雯丽的艺术和她本人的理解，不可能超过安·爱德华兹。这很可能是一部关于这位女演员的“私”生活、婚姻、离异以及有关她精神病发作时可怕细节的耸人听闻的影片。

然而，费雯丽的艺术，她的个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是清白的，高尚的。任何利用她的疾病进行投机的做法和丑化这位女性的形象，歪曲她为英国艺术而进行的斗争的企图都是卑鄙无耻的，而对费雯丽在发病时的言谈举止表示虚伪的惊讶更是无知的表现。由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安排，狂郁精神病患者的头脑有时会失去理智，病有时会使人干出无法理解的行为。纯洁而高尚的人在发病时也会说出粗野和残忍的话，然而这是疾病所致，发作过后人又会恢复正常，与健康人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如果“健康”的庸人在“正常”的情况下竟能允许自己做出下流无耻的勾当，去嘲弄病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文人墨客、评论家、和新闻记者还给他们做出这类榜样，那么这已不是一个伟大女演员的悲剧，而是任人凌辱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文化成就的国家的悲剧了。

曾多次陪同费雯丽去接受电休克治疗的美国女演员凯瑟琳·赫本，曾对自己的女友所受的折磨感到如此震惊，以至当她听到费雯丽逝世的消息时竟然做出了几乎是亵渎的反应：“谢天谢地！”与她不同，费雯丽多数的朋友在自己的记忆中保存下来的不是费雯丽的病，而是一个曾经美化过他们的生活并教会他们热爱生活的人。费雯丽从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度过自己的生命，那么有两件事我是确信不移的：在青年时代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演员，而晚些时候我一定会嫁给劳伦斯·奥立佛。必要的话，我自己会向他求婚。我愿意把这一切都重复一遍，只是与拉里相处的那最后几个月除外。”

评论爱德华兹著作的批评家们强调，费雯丽为自己的成就和爱情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然而只能如此。早在十七世纪，女演员南希·奥尔德菲尔德就说过：“我必须使你们坚信，艺术要求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它！”

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中，艺术总结着人类的经验，揭示着这经验中的真、善、美。每一个时代都以自己的理解评价历史，重新展示真、善、美。几千年来，艺术家们帮助人类保存和丰富精神文明的成果，但只有最优秀的艺术家才能将这接力赛进行到底。对艺术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费雯丽勇敢而无愧地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没有“从跑道上下来”休息，虽然她也有这个权利。她在自己的一生中为人们树立了坚毅、忘我和乐观的榜样。她实际上做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以上就是我们对她最高的赞美